第一部分：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重要意义一、毛主席一生为中华民族开辟了两条道路二、公社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制度要分开来研究三、研究人民公社要有多层视角
(一)不同视角考察的人民公社十个一般特征
(二)人民公社的三大战略发展目标
(三)人民公社的五大经济社会功能
(四)人民公社产生的思想渊源
第二部分：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公社化运动的兴起和演进过程
二、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三、毛主席纠正了公社化运动中的哪些问题
四、毛主席当时还没有完全解决的理论问题
五、公社化运动应吸取的教训
第三部分：关于人民公社制度和体制
一、人民公社三级体制的优越性和局限性
二、人民公社需要经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一)人民公社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二)人民公社要经历哪几个发展阶段
(三)人民公社不同发展阶段转换的前提条件
(四)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对社队企业的不同看法
三、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公社的发展趋势和内在机制(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途径
(二)公社工业化进程的实现途径
(三)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实现途径
(四)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实现途径
四、公社工业化发展对三级体制的改革要求
五、南街村的发展告诉我们什么
第四部分：后公社体制时期三农问题的演变
一、废除人民公社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二、残存的农村集体经济的演变趋势
三、关于农民工夹角陷阱
四、解构村社是农村彻底私有化的目标
五、人民公社能够被颠覆的原因分析
六、人民公社制度对当下乡村振兴的启示
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五八年提出的“三面红旗”。
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毛主席希望发展的比苏联要好一些、更快一些，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已的路子。56年他讲十大关系，就是从理论上探讨这些问题，不想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希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发展速度更快一点。当他吃了卫士从家乡带来的又黑又硬的窝头时，伤心的睡不好觉，想尽快让老百姓都吃上白馍。到58年初，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同时，周总理则根据谭振林等人提出的农业发展要跃进的口号，提出和部署了大跃进，并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什么是跃进无非是在发展速度上打破常规而已。D不是也讲“二次飞跃”嘛难道飞跃就不是跃进
1958年上半年，毛主席并没有搞人民公社的想法，只是看到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有小型合作社合并大社的需要。对这种合并中的很多问题事先没有预料到，更没有想到后来会刮起共产风、浮夸风这样的事情。在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要不要发展商品生产等问题上，一开始也都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
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毛主席讲不断革命论，工作方法六十条和开展技术革命、工具改革，反对反冒进，主张大跃进，希望在经济建设上比苏联发展的快一点。
1958年3月20日成都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中提出合并的四个条件：
(1)在发展生产上有需要，
(2)绝大多数社员确实赞成，
(3)地理条件适合大社的经营，
(4)合作社的干部有能力办好大社。
最初并社的动因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需要和未来农业机械化的需要。成都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机械化题的意见》，要求落实毛主席关于农具改革的指示。
此后各地在大搞水利建设中出现了并社的热潮，并社后的叫法也不统一，有叫卫星农业社的、跃进农业社的，也有叫联合社的、还有叫集体农庄的等等。比较早的是河南省遂平县的卫星人民公社，即有名的嵖岈山人民公社，是27个农业合作社在1958年4月为进行水利工程建设而合并起来的，共9369户。
1958年4月下旬，毛主席在广州时，曾和刘少奇、陆定一等人议论过未来中国农村的组织形式。说几十年后，乡村中应该是共产主义的公社，有农业，有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个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
结果，毛主席的这些想法，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会上(5月5——23日)，被一些代表在发言中传播出来。于是，到6月中旬，在一些地区就有人开始把合并的合作社叫人民公社了。(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
1958年7月1日，陈伯达在北大庆祝党成立三十七周年大会的演讲中，说毛主席讲过：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陈伯达称这种思想来自于《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后的十项措施的最后两条，即“将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差别状态逐渐消灭”，“将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
8月初，6—8日，毛主席初察了河南七里营，看到了人民公社这个名字，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他说：“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
在河南省8月22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讲了人民公社的八大基本特征：
1.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结合，是我国社会主义最好的基层组织形式。2.社的规模由小变大，并且有一个小城镇作为公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3.乡社合一，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合一。4.生产资料由集体所有制变成全民所有制，进一步彻底消灭了私有制的残余(社员自留地、牲口、少量大件生产工具，主要家庭副业如猪、羊、小片林木等归社)。5.由于规模大，事业广，劳力多，有利于专业化分工。6.生活集体化，家庭劳动社会化。7.实行工资制，部分实行粮食供给制。8.更能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生活生动活泼。
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河南的一些干部急于实行全民所有制和供给制的倾向很明显。
北戴河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1958年8月17—29日召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其中讲到成立人民公社的主要理由有：有利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利于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有利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村工业的发展等。
在后来11月份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毛主席说：北戴河会议有点急躁就是那个少则三四年——这个东西恐怕办不到，那个时侯就搞全民所有制吗这是毛主席对北戴河会议决议最初的疑问。
在1958年10月2日，毛主席和一个六国代表团的谈话中，谈到大跃进问题时说：“那时我们辩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这个问题。我那时候怀疑这个口号，我说是不是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他们都不赞成。他们提出一些材料，拿出一些图表给我证明。从那一次会议上我才去掉了这些怀疑，是否完全去掉了呢还没有。之后，来了一个夏季丰收，我这个怀疑就减少了。到了八月份我们召开了北戴河会议，这个时候，今年的年成大体可以定了。这次确定了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农村面貌，我的怀疑去掉了百分之九十九，还有百分之一的怀疑。为什么因为粮食还没有到手。”
这时所说的“他们”，当然是在一线的领导同志。“那时”是什么时候呢是3月下旬的成都会议。3月20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的第三次讲话，讲了四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是：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就全国来说，我们的口号还是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争取实现“四、五、八”。大家抢先，搞的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只要总路线正确，晚一年、二年、三年乃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沒有面子，不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
又说：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要有具体措施。
一是注意到所有制问题。如10月21日对河北刘子厚说，徐水“实际上是集体所有制”。但也没要求公开改，先马虎下去好了。
10月26日，毛主席更加感觉到不对了。他叫吴冷西、田家英到河南去调查人民公社，让他们带两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在11月2日凌晨听吴、田的汇报。讲河南修武县的一县一社太大了。说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说延安时期的供给制是战时共产主义，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在田、吴汇报有的公社搞集体宿舍时，毛主席很生气，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污蔑我们帮了忙吗凡是这样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
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问题。在北戴河会议的决议中，毛主席虽然加了一大段话，讲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的五个条件，但当时大家都没有认真对待，都把这个问题看的简单了。刘少奇、彭真这些人都是主张穷过渡的，认为富了就更不好过渡了。毛主席开始也并未对这些问题引起充分注意，对文件中提出的在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提法也未明确加以反对。但现实中出现的问题，使他警觉起来，使他开始怀疑和思考。
三是关于商品生产问题。毛主席感到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很不现实的，也是很危险的。他开始不放心，感觉到问题很大。10月31日，他又开始带着问题外出调查，然后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11月2——10日)。会上他提出人民公社究竟是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还搬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想说服大家不要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收效不大。
毛主席本来想在这次会议上解决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性质问题，结果讨论了人民公社决议的“新四十条”。毛主席的目的没有达到。所以，会议最后一天，即11月10日下午最后一次会议上，毛主席还说：我睡不着，还想说一点。他又反复强调商品生产的重要性，说“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会议结束后，11月12日，还是不放心，又给在京的邓小平写信，要他先不要发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四十条)的文件，等到武昌会议听取更多人意见后再定。
在从郑州去武昌的专列上听汇报时，有人说长风公社亩产万斤稻谷，毛主席说：我不相信。有人说是某位农村工作部部长亲自验收的，毛主席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
11月21——27曰，武昌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继续提出几个问题：
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说现在吹的太大了，——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又说，北戴河会议有点急躁就是那个少则三、四年——这个东西恐怕办不到，那个时候就搞全民所有制吗毛主席说这个话时，彭真插话说：农村公社化了，工业化了，转慢了，等农民都富了以后再转也不利。刘少奇插话说，农民穷一点好转。他主张达到150——200元就发工资，达到一批转一批。彭真主张两年转完。毛主席说，就是这个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恐怕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了。刘少奇又插话说，如果这个时候不搞，等他什么东西都搞起来了，再发工资，那就很难包了。毛主席说：“照刘少奇和彭真两位的意见，是趁这个穷来过渡，不然他不想过渡了”
21日晚，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要他们在宣传上压缩空气。
武昌会议后期转为八届六中全会(11月28——12月10日)。会议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毛主席继续纠正“左”的倾向。批评了过早否定集体所有制，取消按劳分配和取消商品交换的错误，批评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跳入共产主义的空想。重审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指出人民公社还要坚持按劳分配，承认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
武昌会议以后，本来以为问题已基本解决了，但是，回到此京不久，1959年2月15日，毛主席又发现了更严重的问题，令他更加不安起来，让他产生了“等不及了”的迫切感。
一是他于2月15日批转了一个重要文件，是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1月27日关于广东雷南县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是解决瞒产私分问题的。毛主席要求“即刻印发，或用电报发出去，越快越好。”到22日又发出一封指示信，指出农民瞒产私分粮食是政策原因造成的，是农民怕公社拿走生产队的粮食。各地必须像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的有关政策，不能随便拿走生产队、生产大队的粮食。
二是再次马上离京调研。2月23日到天津与刘子厚谈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即后来的体制问题。指出公社所有只是一小部分，生产队所有是一大部分，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并强调，社与社、社与队、队与队、社与国家，都是买卖关系——要利用价值法则进行商品交换。
2月26日到郑州，同吴芝圃等人谈，农民拼命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不是责任问题，是所有制问题。
三是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
1959年2月27日——3月5日。毛主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先后做了五次讲话，三次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信，担心解决晚了要影响当年的春耕生产。毛主席提出解决一平二调共产风和公社应实行三级体制问题，主张接劳分配，等价交换，明确表示支持农民瞒产私分。
他在讲话中继续批评一些人的错误认识：他们误认为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
在第五次讲活时说：人家都没有饭吃，你天天搞共产主义，向富队去共产，这怎么行这是抢产主义。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什么瞒产私分，完全必要，这是我们的政策造成的结果。——我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
从这样的语气中，可见当时党内具有的这种极左倾向是多么严重，而主持这几次会议的都是刘、邓等第一线的领导人。
会议最后概括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利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接劳分配，承认差别。
至此，到1959年3月下旬，各省才基本上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上来。
到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还是不放心，只好直接向生产队长喊话，发出了那封著名的《党内通讯》，即致全国生产队长以上干部的一封信。
在包产问题上，信中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
在密植问题上说：即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
对粮食问题，说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
在讲真话问题上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
最后说：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
前期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期是八届八中全会。会议本来是继续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左”的错误的。但后期发生了与彭德怀的矛盾，结果干扰了毛主席纠正左倾错误的斗争。后来的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范围又扩大到基层，产生了不好的负面影响，造成1960年左倾错误回潮。
这期间，毛主席号召大家读政治经济学。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自己也开始组织一些人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思考并提出了很多重大的理问题。如社会主义的阶段划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等等。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六十条，并宣布三十年不变。至此，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才终于稳定下来。
从事物发展过程的现象层面看，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以下一些左倾冒进方面的问题：
2.一平二调共产风。背后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不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不清。想搞穷过渡，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结果导致平调农民和合作社的资产。
3.高指标、浮夸风，行政命令、瞎指挥，剥夺公社和生产队的自主经营权。什么往地里灌狗肉汤能高产，什么某大人站到麦子堆上拍照，这些东西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查查那时的人民日报都能找到。
4.供给制吃食堂，吃饭不要钱。开始是刘少奇学苏联的，毛主席不同意，说不要急于吃饭不要钱，可以先搞一个试点点看看。结果刘少奇鼓动一些省委书记，很快在全国推开了，后来到公社化高潮时毛主席也没有阻止住。
那么，总结一下，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先不要把一些人的动机往坏处想，只是从思想认识上找找原因，大体上是这样几个：混淆了三个重大的原则界限，放弃了一个不应该放弃的政策，过早地支持了一个发展趋势。
那三个重大原则界限呢
一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则界限。以为取得政权以后很快就可以建设共产主义，不懂得还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导致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发生。在北戴河会议的文件上，毛主席虽然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加了很长一段话，讲了过渡的五个条件，但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
二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很多同志误认为人民公社可以马上实行全民所有制，像鞍钢那样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一样，可以随便调拨财力、物力。甚至认为在还没有富裕起来的情况下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会阻力更小些。所以要趁穷过渡。
三是人民公社内部公社、大队、生产队之间的界限。误认为可以随便调拨大队、生产队的劳动力和财力，不尊重生产大队、生产队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的自主权。导致强迫命令等问题的发生，甚至引发农民的瞒产私分。
哪个不应该放弃政策的却放弃了呢是发展商品生产和等价交换的政策。
哪个不能马上支持的趋势却支持了呢是公社工业化进程。当时吃饭的粮食问题还没有解决，劳动力过早转移到企业，到六一、六二年又不得不退下来。
最初，包括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只是一个方向性的指引，并没有一个成熟的顶层设计，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施工图就干起来了。对于公社的规模、性质、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一开始都是不清晰的，有的甚至是盲目的、混乱的。其中，有三个全局性的问题最初都没有预料到，是毛主席在运动实践中不断提出并加以解决的。
1.不可能一步进入共产主义阶段，提出要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后来又提出不发达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阶段划分。运动开始时，大家都没想到有几个界限需要严格区分，都是毛主席提出问题并加以解决的。
2.不可能一开始就搞全民所有制，要区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讲徐水县的全民所有制不能像鞍山钢铁公司那样可以调拨，只是个大集体罢了。
3、人民公社内部还要分为三级体制，三级独立核算，并且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三级相互也是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不能上级共下级的产，只能下一级共上一级的产。
4、人民公社还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和货币交换，还要利用价值规律，也是毛主席不断提出问题并加以解决的。
就像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时一样，学习十月革命，大家搞起了城市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结果搞城市起义都失败了，只有毛泽东上了井岗山，开创农村根据地，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1.毛主席在读苏联教科书时曾提出不发达社会主义和发达社会主义的阶段划分问题，但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没有及时展开。这为后来D的初级阶段论留下了修正的空间。这个重大理论问题到现在还争论不休，并且被初级阶段的提法代替了。初级阶段论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有什么区别呢是经济结构即经济成份上的区别，是所有制结构上的区别。D的初级阶段是恢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结构，理论上留下一个谁占主体的问题。即便还是公有制占主体，也是个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所以，曾有人提出过用“新新民主主义”取代特色社会主义的想法。而如果公有制不再占主体，就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了。所以，毛主席晚年与外宾谈话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与旧社会的区别，只是所有制变更了。
2.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也没有展开。这里涉及到恩格斯的消灭商品生产的条件、斯大林的特殊的商品生产等问题。毛主席和斯大林的特殊的商品经济是没有资本家的商品经济，是不同的公有制经济主体之间的商品生产和交换，顶多有一些个体经济作为补充。很显然，这也是劳动力没有商品化的商品经济。而所谓的初级阶段则是恢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劳动力也已经商品化了的商品经济。后来D把这个理论演变为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市场决定论。
3.对公社工业化的必然性、起步发展的条件和未来发展的趋势等未来得及展开研究和论述。这是一个我国工业化道路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关乎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全局性重大问题，毛主席在世时没有来得及展开研究，后来的领导人中也有多人写过“农村工业化”的有关论文，但都没有达到全局性的战略高度，没有在党和国家决策层形成农村要经历产业革命的共识，而是仅仅停留在农业农村经济层面就事论事。后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反倒成了D加快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的资本。
1.理论准备不成熟
2.政策措施急躁冒进
3.没有经过试点总结提高
4.没有系统培训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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