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来考量“三农”问题，应知其不是微观问题，更不是简单的微观经济问题。“三农”一直就是关乎国家战略的宏观问题。就像梁漱溟先生2020年代提出的，“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1］21世纪之初中央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也已经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是中国自改革以来很有历史意义的观点。而2012年生态文明战略确立，则是引领国际潮流高度的战略转折。为此，人们就需要从当前资本过剩危机与生态文明的视角出发，形成对“三农”问题的新理解。
一、资本过剩危机与“三农”问题
从新中国1949年建立到2009年，已经发生过八次周期性波动。不过，对于经济周期波动一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早已分析过。问题在于，中国是如何从众多危机中幸免于难、实现危机软着陆，为此需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宏观问题研究。历史经验表明，只要能够向“三农”直接转嫁代价，城市资本危机就会“软着陆”；反之，凡是不能向“三农”直接转嫁的危机，就在城市“硬着陆”，也就导致了国家的财税制度乃至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2］不论何种体制条件下的现代化，实质都是资本向城市不断集中的过程。资本集中产生收益被资本所有者占有；但每一份资本的集中，都必然同步带来一份等量的风险在城市积聚。问题在于，城市资本的持有者占有风险收益却不承担风险，于是风险不断在城市累积，积聚到一定程度就转化成危机在城市爆发。这是客观规律。中国多次“转危为机”，在于可以依托其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来分散转移各种经济和社会成本。
（一）资本过剩危机的触发逻辑与国际案例
当前的全球化竞争，实质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全球金融资本的竞争，既非企业，更非个人。金融资本，在全世界纸币体系告别黄金本位之后，主要以主权国家的军事力量为根本后盾，实现全资源要素、商品和资本在全球或区域内的动员、定价、分配及再分配，使当前的国家间竞争直接表现为金融垄断权力之间的竞争，竞争结果决定着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金融全球化竞争体系中的成败。［3］
（二）资本过剩危机的转嫁与“三农”问题
中国工业化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到现在，始终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如果我们把城市叫作“资本池”（capitalpool），那么乡村就可以称作“劳动力池”（laborpool）。当乡村依然有能力吸纳城市在危机情况下所排斥的劳动力时，意味着“劳动力池”发生作用，危机就不是颠覆性结果而会“软着陆”；如果中国也像拉美国家那样城市化率过高，经济危机爆发排斥出来的劳动力就不可能被乡土社会吸纳。由此可知，“去乡村化”的结果当然就是“硬着陆”。而遭遇“硬着陆”打击的国家是很难再爬起来的。
二、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城乡互助与社会农业
21世纪的国家战略调整是必然的、正在实施之中的。这些年对于“三农”最大的调整就是国家向农业和农村大规模地做倾斜性的投入。比如2017年，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人均补助标准提高到450元，其中中央财政对新增部分按照西部地区80%、中部地区60%的比例进行补助，对东部地区各省份分别按一定比例补助。21世纪以来，用于“三农”的财政支出中40%左右用于农村低保、社保、教育、医疗开支，60%左右用于农村基础建设。现在绝大多数村实现“五通”，也因此出现各种各样的投资商开始下乡。最近，由于城市地产已经泡沫化、金融饱和，所以有地产商下乡抢占农村有绿色资源开发潜力的乡村地产。
（一）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社会改良
一是生态建筑实践。如果把生态文明视作一个理念，那么建筑本身就是这种生态理念的文化体验。而且，针对农村中比较严重的厕所问题，我们建造了粪便与尿液完全分离的、适用于干旱农村的生态厕所。还有生态化养殖，所有的排泄物都可以经管道通向沼气池，回收变成有机肥，不污染环境。生态化建筑的建造方式是农民协力造屋，而不是习惯于使用钢筋水泥等高污染建材的建筑公司。
二是生态农业。这是新时代爱农业的新领域。开展乡村建设实践，发动群众深入乡村去办小经济，包括小型循环经济农场。发展生态化发酵床养猪维持有畜农业，实现一个“六位一体”的循环经济体系——大棚里面的微生物发酵床养猪和大棚里的沼气池连成一体，外面挖鱼池，鱼池旁边的弃土堆成小丘，小丘上是小型果园，大棚和鱼池旁边是露地菜园，再把菜园旁边做成粪尿分离的干式厕所。厕所虽然简陋，却是中国第一个粪尿分离的干式厕所，真正的生态厕所。这一套叫作“六位一体”循环农业，完全符合“两型”农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的绿色生产方式。随之，这套体系搞到2005年基本完成，可以做自我维持可持续的发展试验。
三是市民参与式社会农业。市民向农场租地种菜，直接参与到生态农业的生产中，也有些市民通过订菜、农场配送的方式参与。但市民需要先预付定金，这形成的是市民和农民共同分担农业风险。现在正在推广的是社区中的有机餐饮业。我们从2008年、2009年进一步以会议的形式推动市民参与式农业。用教育、文化的方式把参与式农业、社会化农业结合起来。
生态文明意味着教育、文化也应该转向生态文明内涵的多样性，所以我们从2008年开始举办社会化农业的会议，即社会支持农业的会议（也称为“CSA大会”）。其实恰恰是要让农业从一般的经济脱嵌社会，再回嵌到乡土社会，使农业本身具有的自然多样性的属性，跟农村社会文化的多样性的属性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社会化农业”，即需要社会广泛参与的农业。从2008年办第一届到现在十年，全国已经遍地开花几千家。每年的CSA大会都非常热闹，把中央强调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集成一个万众创新，CSA、社会化农业其实就是万众创新。
（二）中国当前经济、社会结构中的双金字塔结构
上述试验达成的结果，就是使中国成为21世纪发展的双稳态结构
中国的社会“金字塔”结构上面有很少的富裕阶层，约占人口10%；接着是一个4.21亿左右的中等收入群体，约占人口30%左右；最下面是以小土地所有者农民及派生的“非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工为主的庞大小资产阶级群体构成的塔基，约占总人口的60%。因此，中国的一般社会底层不是赤贫，所谓贫困群体他们主要只是资源不足或现金收入能力差，这就是让海内外试图促推中国激进改革的政治家尴尬的所谓超稳态社会的基础。
相应地，中国在经济上也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稳态结构。不同于西方倒金字塔形的经济结构，中国连续多年大规模投资形成的实体资产构成了中国经济金字塔的底层，约有500万亿实体资产，包括向农村投入公路铁路和电网都是实体资产。虽然国家投资到农村了却收不回来、大量地压在银行的账上造成资金流动性差和银行低效率，但这种大规模基本建设投入改变了农村的土地价值，城乡土地资产随基建投资增加升值到约为200万亿；实体资产增加带动对应的货币增发，现在只有约180万亿，还有增发空间；位于金字塔最顶层的债务约为60万亿。实体资产大而货币总量小，经济就是相对稳定的。并且，实体资产增加就可以继续带动货币增发，作为分母货币总量增大，政府债务作为分子的债务率就被缩小。［7］
中国经济社会总体上形成的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双稳态的结构，但现在形成新的挑战因素，主要是中产阶级崛起后带来的治理压力。一方面，中产阶级崛起但尚未形成有组织的社会表达；另一方面，政界、学界并没有适应性的应对策略，甚至没有对舆论失控、治理劣化的根源产生足够的重视。以农业为例，在以往推行农业产业化、追求数量型增长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科研指导思想和政策路线都没有考虑现在最具有引领消费能力的就是中产阶级。实际上，中国中产阶级消费与世界中产阶级消费有共性，即追求安全。因此，中产阶级的崛起必然带来从绿色农业到生态农业的转型，以及社会化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所以我们才说，要看到这个世界正在起变化，农业面对的最大变化的就是中产阶级消费不再是大众化的，而是这个市场由中产阶级引领。进一步看中产阶级消费，一定是个性化、定制化的趋势。我们有四亿多中产阶级人口，大致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三倍、欧洲中产阶级的两倍；由此，中国会逐渐从消费主义的大潮中醒悟过来，转变成莱茵模式的绿色消费。这将极大改变对农业的供给侧改革的要求。
三、从农业1.0到农业4.0：在历史变迁中理解“一懂两爱”
从世界农业的历史及其转型角度看，在生态文明时代的农业与过去的农业有本质性区别。农业1.0主要是把农业当成第一产业，它是伴随殖民化而产生的。把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的主要目的是让殖民地的农业提供剩余来使欧洲占有剩余、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这种发展的结果就是殖民地的大规模农场。
（一）农业1.0：农业一产化的规模经济
农业1.0也可以叫作农业一产化的规模经济，以殖民化来推行大农场为主的生产方式。因此，这种集约化大生产模式在非殖民地条件下很难形成。在亚洲，除了被殖民化统治了400年的菲律宾之外，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原住民国家无论现代化与否，也无论认同何种意识形态，都没有条件搞大农场。与全球化有关，且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是：也只有规模化大农业，才能与美国“粮食金融化”的全球化战略直接结合。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与黄金脱钩，石油和粮食成为美元长期占据世界储备和结算货币地位的两个锚。规模化大农业集中度高却长期亏损，需要政府大量补贴才能维持运营；跨国公司通过控制此类低收益甚至负收益的粮食生产大农场，就成为农业类跨国公司在世界农产品期货市场上做多空投资的基础，即跨国公司在占有较大农业市场份额的条件下足以左右国际价格。每当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释放出大量流动性的时候，都会流向粮食市场造成价格暴涨，由此直接导致发展中国家进口粮食意味着进口通货膨胀，演化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因此，西方在进入金融资本全球化时代之后，农业1.0主要服务于金融资本阶段霸权国家的全球战略。［8］
（二）农业2.0：工业改造农业及发展困境
农业2.0是什么农业2.0意味着用工业的生产方式改造农业，也叫作设施化农业、工厂化农业。当农业剩余来支持工业资本积累，到已经发展成为大生产（massproduction）的时候，工业大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规律性地出现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福特主义大生产造成1929—1933年大危机，在城市产业资本全面遭受生产过剩的情况之下，美国开始把过剩的生产力转向农业，接着就出现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过剩。1998年遭受工业过剩之后，把过剩的工业生产力转向农业，产生了所谓“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战略。［9］大约从2005年，中国就开始出现农业相对过剩。由于很多人不接受10年前的情况，继续促进数量型增长，就演变为农业的全面过剩。现在仅稻米一项的国家库存，十年都消化不完。之前长期追求的数量型增长，靠财政补贴产生的稻米，国家还必须以保护价收进库，但这并不是适销的优质米，而大部分可能是籼米或者其他低质粮，产量高但是口感不好，市场没有销路，于是造成高库存，再不消化库存就变成陈化粮。
这就是我们举世瞩目的粮食“三高”困境——多年坚持数量型增长的补贴政策，最终实现了十多年连续高产量，但同时面临高库存、高进口的问题。背后还有财政赤字、银行占压、行业亏损、无竞争力等一系列影响。用工业大生产方式改革农业，导致连粮食都过剩了，那其他农产品呢？大宗经济作物全面过剩。需知，中国只占世界人口19%，但蔬菜产量占全世界的67%，蔬菜至少一半以上是浪费的。我们还生产了全球70%的淡水产品和全球51%的肉类等。客观看，用大量化肥农药激素和重金属等去大量生产，催出来的是全面过剩。不仅是农业严重过剩，还造成多重严重的后果，例如污染、破坏环境。农业污染已经是中国最大面源污染，所以，要真的爱农村，就得让中国保持绿水青山，改变农业旧生产方式。现在的生产方式造成严重的食品污染、严重的食品不安全。用化学方式催出来的家禽、肉类，对健康不利。越是大城市，越是大量出现体重超标的孩子，身心发育不健康。对于农业2.0来说，有三个基本规律造成了农业困境：
第一，全面深化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是不按产业划分的，全面市场化造成农业的要素不再按照农业的投入产出率定价，而是按照农业外部的市场定价。当要素都被外部定价的时候，农业就必然衰败了。原因在于，符合农村外部资本要求的土地规范流转占比很低，导致能够用于支付农业资本化的成本所必需的绝对地租总量并没有明显增加；同期，加快城市化造成农业生产力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诸要素更多被城市市场重新定价，在这种“外部定价”作用下的农业二产化所能增加的收益有限，根本不可能支付已经过高，且仍在城市三产带动下攀高的要素价格，于是农村的资金和劳动力等基本要素必然大幅度净流出，劳动力老龄化表明农业竞争力丧失殆尽。诚然，这说明中国并不例外于东亚各国农业现代化都遭遇到的普遍困境。
第二，资本深化规律。现在推行的农业产业化、集中连片、大规模农业产业园区一定是重资产的，而重资产受资本深化规律约束。没有后续追加资本投资，产业化就无法持续，而越是增加资本投资，越是成本推高。所以我们在90年代推动产业化，农业成本平均每年10%以上地增长，收益却不可能同比增长。因此，越是产业单一的农业受资本深化规律影响越大。这些年的情况是，综合性三产化企业还可以维持；而很多专业化生产型龙头企业实际上亏损严重，不靠财政补贴就难以维持！
第三，“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双失灵。农业规模化企业的“市场失灵”主要是指外部性问题——放大农业污染的外部性趋势：追求资本收益的农业经营都会造成“双重负外部性”——不仅带来水土资源污染和环境破坏，在最难治理的面源污染中农业的贡献度早已超过工业和城市成为第一大污染源；也带来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在处理市场失灵时应该由政府作为公共产品供给者出面干预，但农业环保问题严峻并且环保制度缺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恰在于“政府失灵”：面对中国2亿多小农户，任何相对于农村的外来主体，与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之间都存在“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政府也不例外。正如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创始人诺斯教授所言：当面对的交易对象大到一定量的时候，这个交易就难以进行，即“政府失灵”。正因“双重失灵”，愈益显著的双重负外部性已经不断演化为严峻的社会安全成本。破解困境需进一步认真学习十九大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学习乡村振兴战略。
（三）农业3.0：“一二三产融合”
农业3.0就是现在的农业“三产化”，也就是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一二三产融合”。如东亚的一些国家模式中，出现了农民的平均收入长期高于城市的现象。因为政府把优惠农户生产的各项政策都直接整合到了农村综合组织，这就相当于用优惠政策作为撬动组织化的有力杠杆，带动绝大多数农户成为农协成员。在有些国家的综合农协模式下，所有农村金融、保险、商贸、房地产都垄断，只有农协一家掌控，绝对不许任何企业进入农村经济与农协搞竞争，维护农协的单独垄断100多年，所有的一产、二产、三产乃至于教育、文化、政治，所有的农村业务都是农协一家垄断。由于政府把所有的财政优惠给农协，还免税，才能由农协带动99%的农业人口加入并且从中获得收益分配。这样的高度组织化，就使农村成了最稳定、最安全的地方。在这种模式下，即使遭遇经济危机，尽管GDP零增长，但是国民生产总值并不低。
农业3.0首先是发展和各地自然、社会等资源条件高度结合的多元化农业。其一，农业绿色化，要包括景观休闲旅游和教育文化等。其二，要制度创新，使得依托在地化自然资源生存的老百姓获益，自主地构建能够共享长期收益的综合性合作社制度。其三，要政府协调才能实现共享，纳入金融、保险、房地产、餐饮等非农业务，其收益通过合作社返还给本地老百姓。换言之，农业3.0主要是以在地化的景观农业为基础实现休闲旅游和养生农业作为绿色经济的主题，通过自然资源的三产化重新定价获得高于一产农业和二产农业的收益。
此外，农业3.0还应该发动农民开发本地化知识和乡土文艺演出，以及传统的制陶、木工等技艺学习，使文化多样性资源得以复兴。带动本地化知识发掘及其文化传承，演化为本地化的乡土教育和文化，要靠广泛发动本地群众和外来者的共同参与。农业3.0同时也是打造未来农业4.0的绿色发展的序曲，接着就是要进一步借助互联网工具，实现农业4.0的社会化+生态化。
（四）农业4.0：生态农业的社会化
简单的农业产业化模式、追求数量的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生产方式要求实现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实现立体循环农业才能零排放。在小农经济和村社制度的基础上实现这种多功能农业，才配叫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这也是多功能农业。
农业4.0是在自然资源的多样性基础上形成的。主要面向海内外的城市中产阶级客户群体的多元化需求，那就要分散的兼业化小农直接与互联网密切结合，把题材农业与景观农业有机地整合起来，附之以本地化标志与本地化知识发掘相结合；据此，再把蕴含在农业之中的文化体验与休闲旅游整合起来等。为此，必须把“互联网+”引进农业4.0来，发动返乡创业青年和上网频率高的城市中产阶级下乡结合，有社会化参与式，才能推进农业4.0。
符合“一二三产融合”的“绿色创新+互联网”，主要是把三产化的农业3.0版使用“互联网+”这个工具，在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农业”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农业多功能性所内含的教育文化、历史传承等非经济功能，也要同时把乡村四季景观和乡土文化，以及有机题材、本地化标志等纳入休闲旅游养生等多元开发。这是个复杂系统，需要搭建包容社会广泛参与的扁平化治理结构。
发展社会化的生态农业，一定要从农民和市民的需要出发，政府应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推进乡村建设志愿者们长期不懈地踏实工作，促进市民与农民的互助合作，搭建城乡良性互动的桥梁。因此，农业4.0实质上是更大程度地利用互联网实现市民广泛参与的“社会化生态农业”，而社会化生态农业本身又是中华文明传统之载体。
总之，只有把“三农”问题放在资本过剩与危机转嫁的视角中考察，才会明白问题的根源何在。那么，在全球遭遇资本过剩，而且中国的三大资本也已经世界第一的时候，面对过去的发展方式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严重弊端，我们已经不能再因循旧轨！21世纪的中国必须以生态文明作为方向来推进“一懂两爱”的人才培养。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刘亚慧，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振，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