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之前，我在我婆家所在地寨子村当小学老师，当了13年。1998年从一次偶然的技术培训开始做合作社，一直到现在。从1998年到2008年十年间，我们进行了从技术培训、妇女活动、环境卫生到合作社的初步探索。
当时我爱人在卖农资。我们看到老百姓买农资的盲目性，好像觉得多投资一定是多产出。尽管农作物所需要的农资不一样，但别人用啥我用啥。我当时觉得老百姓还是缺少科学的技术，于是就想到了技术培训。
我想，我们的生活可不可以像城里人一样潇洒起来。我组织大家跳舞，大家抵触很大，她们觉得我们怎么敢和城里人比跳舞，那时候跳舞好像和我们很遥远。她们给的反馈也很真实，“我们不敢、我们不会”，还是自信心不足。
我说，不会，我们请老师。不敢？凭什么我们做好事都不敢。
2001年，我们找到妇联说，想跳舞。妇联很支持，说全国妇联希望妇女跳健身秧歌，我们给你请老师。回到村里后，我组织我们村选了六个小组长，一个人带三个人，24个妇女在我家院子里学跳健身秧歌。
当时我们坚持了一个月，对我的触动挺大，这个村80%的妇女都参加了进来，说风凉话的也不说了。还有一些男的对我们的看法也在转变，之前觉得这一堆女的是神经病，那后来觉得跟着冰姐跳舞好。为什么好？他说，我老婆跳舞之后不再骂我了。
尽管这是他无意的说法，但我想，农村的老婆从一而终，为什么会骂你？明显是她生活不快乐，有很多情绪发泄，只能找最爱的老公骂。而跳舞其实带来的是一种生活，夫妻关系的转化，尽管有很多过程大家不理解，但这些鼓励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后来，我们光是快乐还不够，光跳舞没文化也不行，应该提高我们这些妇女的素质，于是我们就组织大家学习。结果一通知大家学习，只来了一个人，很明显大家对学习有排斥心理。我就想用什么办法把大家组织起来。
我就看有多少妇女是初中毕业，数了一下有28个。然后，就一个个找这28个人，我跟她们说，“你学历在村里算高的，初中毕业了，我们成立学习小组，你能不能站起来做个小组组长，把左邻右舍的妇女组织起来，成立3到5人的学习小组？”
后来，在一个星期六我们组织大家学习，那天来了有五六十个人，28个组长都来了，每个组长带来了一两个人，有的带了三四个人。那一刻，我看到了大家的自我价值，她们觉得自己是组长，我也很受鼓励。
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学习内容，唧唧喳喳的，那个过程也很有趣。恰好那一年电视上有大学生辩论赛的节目，我们就想能不能也搞个辩论赛。第一次辩论，我毛遂自荐当主席，4个人正方，4个人反方，辩题就是婆媳关系到底是婆婆的责任还是媳妇的责任。
结果双方吵得不可开交，我就说，只能一辩、二辩、三辩、四辩依次发言，像大学生一样举手才能说话，这其实是一个重建规矩的过程，慢慢的，我们觉得辩论赛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
后来我们的辩题还涉及“生男孩好还是生女孩好”、“盖楼房好还是盖平房好”、“穿高跟鞋好还是穿平底鞋好”。我们把大家生活中的一些话题作为辩论的题目，因此大家参与性很高，开始成立自己的辩论小组，参加比赛。我还发现，有些人跳舞好，但是在辩论中不一定伶牙俐齿。大家各有各的特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其实农村妇女一旦把自己的激情、热情打开，是很厉害的。原先，我几乎不怎么和村里人有过多交流，只在学校和孩子、学生家长有交流。我没有想到农村妇女其实有这么丰富的生活故事，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逐渐锻炼出一大批妇女骨干。
重拾自信，找回农民主体性
在我们组织这些妇女活动之后，有一个《中国妇女报》的编辑谢丽华过来参观，当时她指出我们村口乱倒垃圾的情况，对我们的触动很大。我们觉得，从北京来的老师笑话我们村里脏。我们就想，能不能把垃圾清理一下，结果大家说，我们又不是村干部，干嘛干这些事？但是这些垃圾又不是村干部倒的，为什么要让村干部做？讨论之后，我们决定不妨一试。
我们就用大红纸上写上参加义务劳动的198户的名单，贴在村里的墙上，他们都很有自豪感。之后我们又想，还能干点什么。有的人就说，咱们村的路不太好，能不能也修修路。这些新想法就这样慢慢开始了。
2005年，我们接触到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老师，他给我们进行农村合作社的培训。培训后我们很激动，回来就成立了七个合作社。当中有手工艺合作社、还有涂料厂，我们还把村里175户的土地，大概800多亩地合在一起，成立了千亩生态园，但后来遇到了一些问题。
举个例子，我们有12户参加蒸馍作坊，但是如果蒸馍没蒸好，大家就吵，推卸责任，然后说“不干了”。当时就面临这样的难题，还有市场销售和市场对接的管理问题。
我们感觉到管理上的力不从心，一碰到困难就说不干了，因为觉得自己那么用心，甚至比在自己家里都用心，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还要被批评。所以就觉得团队里不能没有年轻人，光抓经济不行，没有严格的计划不行。
我们一定要明白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是失败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就在那个时候，我们提出了“生活质量第一，经济提升在次位”的说法。
这个说法并不是排斥赚钱，关键在于“赚什么钱”和“怎么赚”。丧失良心的钱是不可以赚的。比如说我们老人纺线，纺一机线30块钱，如果单纯为了经济而让她们加班加点，那我们宁可不纺线。我们算了一下一年运转需要的成本，一年大概需要3万，那一年大概赚3.5万就回本了，然后我们还有很好的生活。我们每一年攒一点，就在自负盈亏的基础上稍有盈利就够了，不把盈利作为首要目的。
在跳舞活动中，我看到了农民身上原有的自信。随着外面的世界变好，我们的生活却越来越不好，这种自信就越来越弱。发现这一点后，我就想，怎么重建自信。妇女活动是一种生活快乐的自信，这种自信其实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比如农村市场到底应该消费什么，不应该消费什么。
我们从一瓶醋开始做农村日用品团购，当时一户统计一瓶醋，第一次统计了700多户，之后统一去产醋最好的地方订做米醋。厂家一看我们要700斤，很高兴地给我们最好的质量和最好的价格。
从2008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摸索。合作社实际上是围绕一个小农户的家庭生活和生产生活，以生活为基础的服务性合作组织。在2012年，我们成立了联合社，联合了五个专业合作社，服务于我们周边两个乡镇的43个村的3800多户农户。联合社为社员提供大概九项业务，我们统称为以小农户为单位的综合服务，包括生活方面的，有老人的服务、儿童的服务、妇女社工的服务，以及日用品的统购；生产方面的有技术培训、土壤改良、生产资料的统购、农产品的销售；还有一项是资金互助。
2006年，我们看到新农村建设的20字方针，觉得那20个字写得太好了，写出了新农村的目标。现在振兴乡村也是20个字，首先是产业兴旺。那么农村的产业是什么？
我们的种植产业可以演化成生态多元的多个种植产业，同时我们用小农户的发酵床养殖，种养结合也是产业。比如种棉花可以做成一个小手工坊，同时需要轧棉花、弹棉花，衍生出来的小作坊就是小加工作坊，另外还有榨棉籽油。
接下来，我们会把联合社里的小作坊转化为多个综合性的作坊，芝麻可以转化成香油，红薯可以做成粉条，柿子可以做柿子醋，黄豆可以做豆腐、豆皮，其实有多个作坊可以衍生出加工作坊，当然我们的加工一定是“小而美的加工作坊”，不是大的工厂。
与此同时，我们更希望城市里的孩子和本地小学的孩子能参与进来，他们的参与让我们看到一个新产业——文化产业，也可以叫“农耕体验的教育产业”。我们正着手把小作坊手工体验的环节和田间农作物的农耕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儿童教育。
大家可能觉得和农民打交道难，其实我们一路走来，感觉农民是最好打交道的。我们对刚加入团队的年轻人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就是必须学会和农民打交道，因为每人要包一个村，一年中要走访很多遍。
我们梳理出来的结论是，需要真诚，因为农民也很精明，他们的精明程度有时候超乎我们的想象，如果他对你不信任，就不跟你说真话，而你还判断不出来。不管面对什么性格的农民，我们要真诚，在真诚的基础上，一次两次三次，我们就会和农民成为朋友。也有一些小方法，比如，如果农民在家里干活，我们就陪着他一起干，立马就能建立信任；如果农民在田间干活，我们就去田间走访。这些看似很细小很难的事情，梳理出来就变得很简单，所以新进来的团队成员三个月不到，都头头是道。
社区主体性与政府支持相辅相成
起初政府对我们也有一些困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在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但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事，是我们自己村里的事，如果自己家门口的卫生还要政府来做，我们也觉得说不过去。所以我比较明确的一点是，公众服务需要由社会组织来做，政府扮演的是制定政策和监管的角色，而不是取而代之自己去做。
我们做的方式和政府也有区别，我们不是随便花钱做。比如说环境卫生，我们做需要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动员大家义务劳动，第二个阶段我们动员每一户出两块钱，但目的不是钱，而是通过出钱，让每一户都参与进来，让大家明白环境卫生不是理所应当政府来出钱的，自己门口的卫生一定要自己负责。主体也不单单是合作社工作的几个人，合作社的社员对身边的事一定要负起责任来，这个主体才能显现。
这些年，我们接触到很多基层政府领导，感受到他们的难和累，有时我们自己苦、累，不被理解的时候，看到这些基层领导，我们也有一种心痛的感觉。在过去20年，政府给了我们很大的包容和指导，如果没有这些包容和指导，我们肯定不能走到现在。10年前，我们做计划的时候，其中有一项是我们和政府的关系，是以我们的主体性为本，但我们的主体性一定是在政府的指导和监管下进行发挥的。
森林社区的畅想
我觉得振兴乡村，首先是居住在乡村的人积极向上，人只要积极向上，自然会打理自己的生活和生产。如果没有了人的积极向上，我觉得振兴乡村将是一条漫长的路。
现在快要走过20年了，我们曾经也讨论过未来30年的愿景，在我们的想象里，未来服务的区域将是一个森林社区的感觉，那什么是森林社区的感觉呢？森林里面全是宝，所有元素都可以自循环。我们43个村的几千户上万人的生活和生存，是一种乐在其中的自循环。另外，这样的一个幸福的森林社区，可以和来自城市的人以及外出工作的人形成一种新的关系，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郑冰系山西永济市蒲韩种植专业合作联合社理事长，范丽雅系澎湃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