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2010：134-137）指出，伴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国民收入上升而推动的居民食品需求转型，正在中国农业生产领域引发一场“隐性革命”，其主要表现为面向国内外市场的、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型的菜果和肉鱼生产等“新农业”生产的扩张。本文研究的“菜心”也正是这样一种“新农业”农作。
菜心原产于华南地区，是当地食用习惯极广的大路蔬菜。20世纪90年代以前，菜心的生产和销售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进入21世纪，伴随着日本、欧美、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的开拓，菜心市场需求量大增，华南地区的生产难以满足需求。再加上菜心本身也是一种喜温和气候的作物，所以一些广东商人开始北上，寻求利用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进行跨区域生产，以填补市场空白。随着大量广东商人北上种菜，菜心开始逐步发展成全国性的产业体系。现今，菜心生产遍布全国大部分省市，主要产区包括南方的广东省、云南省和湖南省，以及北方的河南省、河北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菜心的销售市场则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和海外市场。跨气候带的生产区分布，使得蔬菜公司摆脱了季节性限制，实现了菜心一年四季的无缝供应。每年5月中旬至10月中旬的菜心主要由北方菜区供应，10月中旬至来年5月中旬的菜心则由南方菜区供应。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北方产区远离华南和海外市场，所以其运输上高度依赖于便捷的高速交通和冷链保鲜技术。
本文的研究地点是宁夏南部的黄高县。②相较于北部的银川、吴忠等地市，黄高县种植菜心开始较晚。2014年，广东商人王峰和刘良进入当地包地种菜，才拉开了当地菜心产业发展的序幕。广东商人之所以愿意到黄高县包地种菜，一方面是看中当地较好的气候条件。“到宁夏这边种，是这边气候好……夏天的时候，菜心只能在宁夏这边生产”（王峰，L菜场老板，2019年8月17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地政府对蔬菜产业发展的重视。蔬菜规模种植需要较好的水土条件和完备的生产基础设施。早在2011年，黄高县政府就已经开始推动土地流转工作，为连片规模经营解决了土地问题。而且，通过统合农业产业化、农业综合开发等各类涉农项目资金，当地政府完成了包括土地平整、灌溉机井、喷灌设备、沟渠路网和电力设施等在内的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此外，对于进入项目区、连片经营规模超过200亩的菜场，地方政府给予每年400元／亩的资金补贴和各种优惠待遇。
基于自身多年的种植经验、有保障的资金和销售渠道，再加上地方政府提供的各种便利，王峰和刘良在黄高县种植菜心的第一年就获得了成功。广东商人的成功，让原先种植本地蔬菜的菜场也纷纷改种菜心，并与广东商人展开合作。2015年，C镇副镇长林华个人流转的1500多亩地和煤炭商人孙磊流转的3000亩地全部种上了菜心。同时，王峰也不遗余力地给予他们生产和销售上的扶持。“我五六年前不进来的话，这边可能还没有发展。很多品种都是我引进归来，给他们分过去的……他（林镇长）那边就跟我做这个品种。我都毫无保留地给他，我有什么品种，就给他什么品种。包括他去年的总管、工人也都是我请过去的……林华、孙磊那边的货都是在我的档口（出售）”（王峰，L菜场老板，2019年8月17日）。
三、市场导向：高度商品化的菜心产业
2018年，F公司在1200亩土地上共种植了4茬菜心③，全年共收菜心4402590斤，折合亩均产量3668.8斤，一茬亩均产量917斤。表2是对F公司一茬菜心亩均成本的大略估算。一茬菜心的亩均成本约为2635.3元，折算下来F菜场一年的成本投入就高达1264.9万元。菜心的成本投入大体可分为农资、人工、包装、运销和其他几类。因为土地是不间断耕种的，所以为了防止地力衰竭、菜心产量下降，生产者在使用高价良种的同时，还要投入大量的农药和肥料。表2显示，每一茬菜心的农资投入亩均成本为563元，占总生产成本的21.4%。相较于农资投入，人工投入则更大。数据显示，仅一茬菜心的亩均人工投入就达到1006.8元，占总生产成本的38.2%。F菜场的例子揭示，高度商品化的菜心生产天生就是一个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的农作产业。
四、舍近求远：以外地劳工为主的用工体制
众所周知，中国的资本化农业嵌入乡土社会之中。那么，无论是基于成本考虑，还是为了防止被乡土社会排斥（徐宗阳，2016），菜场理所当然的做法就是雇佣当地村庄的劳动力来满足自身的用工需求。但吊诡的是，黄高县菜场雇佣的大都是外地劳工，本地劳工寥寥无几。甚至有菜场经营者直言，“我们就不喜欢用本地人”（曾进，F菜场经理，2018年8月1日）。对于外地劳工，菜场经营者则青睐有加。“贵州、四川的工人，你别看个头小小的，但是干活就可以……干那些需要耐心的活，他们干得很好”（林华，R菜场老板，2018年8月16日）。那么，菜场为何舍近求远雇佣外地劳工，而不雇佣本地劳工呢？
（一）为何不用本地劳工？
事实上，2014年王峰刚来黄高县包地种菜时雇佣了大量本地劳工。但是，菜场第一年“效益还算可以，但效率不行”。究其原因，王峰认为主要是“用工不当”。“第一年效率不行……那些本地人真的是拿那个蛇皮袋往菜地里一放就睡觉了……本地工人也不习惯，也不会做”（王峰，L菜场老板，2019年8月17日）。那么，对菜场来说，本地劳工为何会“不当”呢？从调研来看，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首先，本地劳工数量不足。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黄高县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也是大量外出务工。例如，J菜场附近的村子，全村1589人中共有劳动力550人，但常年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就有400多人。前面提到，为了规避市场风险，菜场需要一支数量稳定的劳工队伍来确保每天的出菜量。但在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的情况下，留在村庄的劳动力数量并不能满足菜场密集的用工需求。“本地人总共才几个，这么大一片场子……那几个人不够。这边1000亩地，咱们村庄总共二三十个人，7个组才来30个人，你说30个人怎么搞？”（别建军，J菜场本地合伙人，2019年8月7日）
（二）外地劳工的招募与管理
在本地劳工无法满足要求的情况下，菜场转而寻求引进外地劳工。那么，菜场是如何招募与管理外地劳工的呢？
1.包工制：外地劳工的招募
费舍尔（Fisher，1953：7）研究指出，农业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特征是劳动力在包工头（laborcontractor）等第三方人员的带领下寻找工作。在菜心产业中，外地劳工的招募采取的也是类似的“包工制”，扮演包工头角色的就是“总管”。每年10月份北方菜场快要收场之际，总管和菜场老板就会开始接触。如果双方彼此满意，就一拍即合，菜场后续的工人招募工作就全部交由总管负责。那么，总管如何招募工人？
从调研来看，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凭借自己的社会关系来联系和招募工人。“自己找工人……过年回家，最主要就是去招人的”（白俊，J菜场总管，2019年8月13日），“过年要回家的，不回家的话就招不到工人嘛”（杨天，F菜场总管，2019年8月12日）。第二种方式则是将招募工作发包给他人，由他人来完成。而代为招工的人之后就会在菜场担任师傅、片长等职位。“我们都是白总联系的。他来当总管，这边有多少亩地，要几个师傅、几个片长、多少工人，他有计划了，就来找我们。联系好了，我们就过来”（杨义，J菜场师傅，2019年8月7日）。相较而言，前一种方式依靠的是总管自己的社会关系，其优点是工人对总管的忠诚度高，但缺点是组建队伍的过程很长，一般要经过好几年的努力；后一种方式依靠的是他人的关系，其优点是能迅速招募起一支劳工队伍，但不足之处是工人忠诚的对象是师傅或片长，而非总管。有鉴于此，总管会兼用两种方式来组建自己的劳工队伍。但不管是哪种方式，总管、师傅和片长都主要依靠亲戚、朋友、邻里、乡亲等先赋性社会关系来招募工人。
这种招工方式同样存在于城市建筑业和制造业领域（沈原，2007：220），但菜心产业的特殊之处在于劳动力的招募并非以个人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在调研过程中，时常可以看到父母带着未婚子女，或者已婚子女带着父母、孩子，“拖家带口”在菜场务工，单个的工人反而不多见。为何如此呢？
综上所述，黄高县的菜场主要是以总管为中间人，以包工制的方式来招募外地劳工。这种招工模式非常类似于城市建筑业和制造业中农民工的招募和组织方式。但不同的是，基于自身要求，菜场会选择性地雇佣已婚女性劳动力来从事最为重要的采收工作，并且顺带雇佣其家庭成员来从事菜场的其他工作。由此，在黄高县菜场中形成了一种通过包工制，以家庭为单位来招募外地劳工的用工体制。
2.以场为家：外地劳工的管理
还需要说明的是工资制度。根据工作类别，菜场一般实行了计件、固定和“固定+提成”三种工资制度。具体而言，采收工是计件工资制，其报酬以采收的菜心重量来计算，行业定价是0.6元／斤，平时的田间管理则没有报酬，每月平均工资约为5000元左右。洒水工、打药工以及司机等都是固定工资，每月3000元—3200元。检验组和打包组则是“固定+提成”的工资制，即每月在得到固定工资的同时，还能根据检验或打包的菜心件数获得提成，每月平均工资约为3300元。按照菜场的规定，当月工资会在下月15日发放。也就是说，菜场会扣下工人15天的工资，而菜场经营者对此的解释是为了防止工人擅自离职，损害菜场利益。
由于是通过包工制招募而来，所以菜场既不与外地劳工签订劳动合同，也不直接参与其管理。因此，凡是涉及外地劳工的事宜都由总管负责。但现实是，总管一个人不可能直接管理几百名工人。作为一个应对措施，原先的招工模式中就会产生出一个层级管理体系：总管-师傅-片长／组长-工人。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层级管理体系中的中低层管理人员都由男性担任。一般来说，一个片长／组长负责管理20个左右的工人，每2—3个片区安排一个师傅来协助总管进行管理。一个基本原则是，谁带来的工人就由谁负责管理。借助这个层级管理体系，管理劳工的事务就被层层细分下去。例如，工人采收的菜心重量每天都会由检验组发送给对应的片长，再由片长交由采收工人对账，防止因错漏产生纠纷。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工资的发放方式。菜场并不会直接将工资发放给工人，而是会先发放给各劳动小组的组长、片长，再由他们转发给一线工人。在这个层级管理体系的日常运转中，总管、师傅、片长与工人之间的先赋性社会关系就会被带入进来以促进管理的顺畅和有效。
总之，黄高县菜场采用的以外地劳工为主的用工体制是农业高度商品化的一个结果。无限市场的需求导向、作物自身的劳动密集需求、土地的商品化利用，导致了菜场对劳动力的高度需求，而本地劳工无论是在数量、质量还是管理上都无法满足这一需求。相反，看似复杂费钱的以外地劳工为主的用工体制则较好地满足了菜场的要求：一方面，以家庭为单位招募的外地劳工在数量和质量上满足了菜场的用工需求；另一方面，借助包工头和“宿舍劳动体制”，菜场不仅降低了管理成本，还可实现对活劳动最大限度的占取。显然，这一用工体制对于黄高县菜场的运作来说极为关键。更进一步，这一用工体制也揭示出，伴随着农业商品化进程的加深，资本化农业的劳动组织必然要脱嵌于当地的社会基础。而且，在像菜心这类资金劳动双密集型的高度市场化的“新农业”中，掌控市场的工商资本会不断以市场需求导向来协同生产资本排斥小规模家庭经营，占据农业生产环节。结果是，资本对农业领域的收编和改造将更为全面和深入。
五、维系与冲击：劳动过程中的博弈
借助以外地劳工为主的用工体制，资本化菜场的生产与劳动很好地契合了市场的需求。但是，资本化菜场能否实现积累的关键还在于其能否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对劳动力最大限度的占有。而这也将本文的讨论导向了劳动过程的问题。在劳动过程中，菜场会采取各种手段将来自市场的压力转嫁给劳工，而劳工会基于自己的境遇采取应对措施。正是在这一博弈过程中，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的具体运行过程及其存在的限度也将得以揭示。
（一）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
1.土地分包与计件工资
前文提到，确保每天稳定、充足的出菜量对菜场来说至关重要。虽然足够数量的劳工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劳工的劳动效率。如果劳工“磨洋工”，“出工不出力”，那么再多的劳工也无济于事。所以，为了激发劳工的积极性，菜场在最为重要的采收环节实行了土地分包制度和计件工资制度。
每年开场之初，菜场会将土地划分成几个片区，每个片区土地约200亩左右。不同于主粮作物，因为用工问题，菜心种植不会大面积同时展开，而是分小块轮流展开。所以，这200亩土地会被进一步划分成六七小片，每小片土地约30亩左右，它们会被轮流使用，直到生产季结束。这30亩的小片土地内部还会被继续细分，它们将被进一步整理成20条左右的菜畦。这20条菜畦会按采收工人的数量平均分包，基本上是一人一条。为公平起见，工人会采取抓阄的方式来决定每条菜畦的归属。在分到一条菜畦后，工人就开始负责自己菜畦上的间苗、除草及至最后收菜的所有工作。等工人完成第一小片中自己分包菜畦的采收工作之后，就会转到第二小片中的分包菜畦上去继续采收，以此类推直到生产季结束。研究显示，计件工资制在采收工作中被长期使用（Ortiz&Aparicio，2006）。为了确保出菜量，黄高县的菜场也采取了计件工资制。前文已述，采收工的报酬以其采收的、符合标准的菜心重量来计算，行业定价是0.6元／斤，平时的田间管理则没有报酬。
2.双管齐下的质量监督
需要指出的是，从表面上看来，返工制度是作为一种规章制度发挥了质量监督的功能。但从实际的运行来看，返工制度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实则是因为参与这套制度运行的人及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前文指出，菜场里的所有工人之间原本就有先赋性社会关系，此后这些社会关系也被带入劳动场所。所以，检验组长和采收工人之间或多或少也会存在各种社会关系，有时甚至都是“自己人”。那么，既然是熟人关系，检验组长和采收工人会不会采取合谋的方式来使返工制度无效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菜场老板会直接监督检验组长。“我这里放松一点，老板那里就找我”（余天，J菜场检验组长，2019年8月10日）。事实上，检验组长不仅不会与工人合谋，相反还会借助熟人关系劝说后者按菜场要求采收菜心。“我也跟他／她们（采收工人）说，这些东西，我巴不得你们一筐都不用返，我轻松点不好吗？问题是上面要求的，我们也没办法……你割这么长，如果老板拿去能卖掉也行，但是卖不掉呢？卖不掉，（我们的）工资呢？”（余天，J菜场检验组长，2019年8月10日）因此，正是因为先赋性社会关系在制度运行过程中发挥了润滑剂的作用，返工制度才真正发挥了质量监督的功能。
3.人情关系的柔性控制
上述规章制度尽管发挥了作用，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多少总会引发工人的不满情绪。为了缓解工人的不满情绪，菜场依靠人情和关系建立了一个柔性控制机制。这一机制的具体运作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总管、师傅、片长等中下层管理人员的运作，另一个层面则是菜场老板的运作。
总之，为了实现对劳动力最大限度的占有，菜场采取了多种方式来加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一方面，菜场采用土地分包、计件工资和返工制度，意在确保劳工生产的菜心能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则利用温情脉脉的人情关系，力图在稳定劳工队伍的同时，处理好劳动监督的难题。上述控制方式呈现的是菜场维系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的企图，而这一劳动体制的平稳运行正是其实现自身资本积累的关键所在。在一定程度上，近些年黄高县菜心产业的平稳发展也说明了在菜场的努力下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得到了平稳的运行。
（二）农业劳工的结构性力量及其抵抗
尽管菜场想方设法要维系劳动体制的稳定，但现实是各种力量正不断对其造成冲击。而这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农业劳工的结构性力量以及他们自发的抵抗。本小节将通过对上述两点讨论来揭示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存在的限度。
1.农业劳工的结构性力量
美国学者赖特（Wright，2000：962）指出，劳工在经济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会给予他们一种“结构性力量”（structuralpower）；这种力量主要源于供不应求的劳动力市场（tightlabormarket）状况和劳工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关键位置（strategiclocation）。这点同样体现于菜心产业。
除了供不应求的劳动力市场，菜场劳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关键位置也赋予了其结构性力量。前文提到，市场对菜心的高品质需求使得菜场必须拥有一支高技能、高素质的劳工队伍。因此，工人在凭借自身技能生产出高品质菜心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随时中断生产的能力。各个生产环节的工人或多或少都拥有这种能力，尤以采收环节的工人最强。这一方面是因为采收是菜心生产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生产环节，另一方面则是基于采收所需的技能。对于菜场来说，一些生产环节上低技能的劳工具有高替代性，采收环节上技能型劳工的替代性则较低。事实上，菜场经营者所言的劳动力缺乏问题，主要指的就是采收工人的缺乏。因为相对于其他工种来说，采收工人不仅需要技能，而且这种技能并非一朝一夕就可获得。正是基于采收环节的重要性和劳工的技能要求，菜场不仅给予了采收工人较高的工资，而且近年还在不断提升其工资水平。调查得知，宁夏北部地区菜场的菜心采收价格已经从0.6元／斤上涨到0.7元／斤。菜场经营者坦言，这一涨价风潮马上就会波及黄高县。
如果说劳动力市场状况是从外部环境上增强了劳工结构性力量，那么关键位置则是从生产过程内部赋予了劳工结构性力量。事实上，这也确实在客观上增强了农业劳工相对于菜场的谈判力量，进而使得菜场想要维持劳动体制就必须付出更高的成本。如果说前些年还存在菜场开除工人的情况，那么现在菜场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以更好的条件留住工人。“前几年，这种菜场不多。那时候如果在哪个菜场、公司里做，你乱七八糟做，人家都不要你的……现在工人是不能得罪的”（杨龙，F菜场片长，2019年8月16日）。“现在不好叫，叫工人像求老祖宗一样的……一个（菜）场的条件比一个场的条件好”（杨江，F菜场总管，2019年8月12日）。
2.农业劳工的抵抗
同时，农业劳工并非一个任人揉捏的群体，面对劳动过程中的种种控制和不公，他们也会主动地做出一些抵抗。事实上，相较于上述客观状况赋予劳工的结构性力量，劳工自身的主动抵抗对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的冲击或许更为强烈。在黄高县，农业劳工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式进行抵抗：
其次，宣泄式吵架。在菜场的日常中，经常会发生一些吵架事件，主要发生在工人与检验组长之间。前文提到，工人采收的菜心最终都要经过检验组长的检验，一旦检验不合格就得返工。对返工制度极度厌恶的工人会将心中的不满转移到检验组长身上，并通过吵架的方式爆发出来。“特别是那些不懂道理的工人，就瞎跟你吵，跟你叫……上次这个工号的（工人）跟我吵，他／她没好好返工，稍微改了下……还跟我吵，准备跟我干架”（余天，J菜场检验组长，2019年8月10日）。工人与检验组长之间的吵架在黄高县的菜场或多或少每天都会发生，这种频繁的吵架实际上是工人对菜场返工制度的一种抵抗。通过频繁的吵架，工人向菜场管理层释放出对返工制度不满的信号。有时候，这种宣泄式吵架也确实可以发挥作用。例如，F菜场可以说是黄高县菜心采收标准最为宽松的一个菜场，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工人“吵”出来的。“不是说咱们收菜放宽松，本来想着也要高，但有时有些东西也不是你想象着把它控制住，就能把它控制住的。工人赚不到钱，就要吵。我一直在想办法，但是不好解决”（曾进，F菜场经理，2019年8月12日）。
显然，作为能动的主体，劳工会主动采取相应的方式来抵抗菜场的控制。面对层层下压的产量要求，劳工会采取钻空子“偷菜”的方式来进行规避；面对严格的质量监管制度，劳工会通过与检验组长吵架来宣泄心中的不满；当收入过低时，即便有温情脉脉的人情关系，劳工也会毫不迟疑地群体性离职。从日常的“偷菜”、吵架，及至最后的群体性离职，劳工抵抗的激烈程度不断加深，从而逐步加大了对菜场劳动体制的冲击。
综上所述，农业劳工的结构性力量和主动抵抗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对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构成了冲击。伴随着市场对“新农业”产品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劳工结构性力量必然也会越来越强，而菜场等生产资本加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并试图将市场压力传导给劳工的做法，自然也会激起劳工的自主抵抗。也就是说，农业劳工主客观的两股冲击实际上是菜心这类高度商品化的“新农业”本身所内含的，这种状况是菜场等生产资本所无法规避的。在这个意义上，劳工的结构性力量和主动抵抗也就构成了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的一个先天限度。
六、总结与讨论
以黄高县的菜心产业为例，本文从两个方面考察了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问题。首先，通过阐述资本化农业用工体制的形成，本文力图说明当下资本对农业领域的收编和改造的全面性和深入性。研究发现，在黄高县流转土地之后，农业资本并没有就地雇佣本地劳工，反而“舍近求远”，形成了一种以外地劳工为主的用工体制。这种用工体制很好地契合了菜场的用工需求，因而成为菜场正常运行的关键所在。而这一用工体制形成的深层次根源潜藏于菜心这类“新农业”高度商品化的特征。在这类高度商品化的农业中，经由产业链传导的市场需求会深刻影响农场的生产与劳动，使得后者为满足市场需求，不仅需要有一支满足一定条件的劳工队伍，还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也就是说，像菜心这类资金劳动双密集型的、高度市场化的“新农业”，不仅会形成一种脱嵌于当地社会基础的劳动组织，而且控制市场需求的工商资本还会不断以市场需求导向来协同生产资本排斥小规模家庭经营，占据农业生产环节。结果是，资本对农业领域的收编和改造将更为全面和深入。
其次，本文力图通过对劳动过程的阐明来呈现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的维系及其遭遇的冲击。基于自身资本积累的目的，菜场力图维系劳动体制的平稳运行。通过土地分包、计件工资以及返工制度，菜场最大限度地支配和使用劳动力，同时，借助温情脉脉的人情关系，菜场在稳定劳动队伍的同时，处理好了劳动监督的难题。正是在上述努力之下，菜场的劳动体制实现了平稳的运行，进而使得黄高县的菜心产业得以发展壮大。尽管如此，菜场劳动体制依然不断遭遇冲击。冲击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基于供不应求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和劳工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关键位置，农业劳工获得了一种结构性力量。这种结构性力量在客观上增强了农业劳工面对菜场时的谈判力量，进而使得菜场想要维持劳动体制就必须付出更高的成本。另一方面，则是农业劳工基于自身主体性的主动抵抗。从日常的“偷菜”、宣泄式的吵架及至最后的群体性离职，劳工抵抗的激烈程度不断加深，从主观上对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构成了冲击。
伴随着资本收编和改造农业领域，农业会越来越趋向于工业化。事实上，“生产粮食、纤维作物的气候和土壤的独特性已经不能掩盖资本化农业中商品生产的一般特征”（Friedland，etal.，1981：6）。伯恩斯坦（2011：134）也明确指出，现代资本化农业发展的一个典型倾向就是“尽可能使农业吻合工业生产，即尽可能地加快自然生产过程，使之更加简单化和标准化”。如果大卫·古德曼等人（Goodman，etal.，1987）的研究是从农业技术层面强调了工业资本对农业领域的渗透和改造，那么本文则是从劳动体制层面阐述了这种工业化的改造。事实上，无论是以“包工制”来招募劳工，还是将农业生产过程进行工厂流水线式的拆分，抑或对劳工采用的层级管理体制和“宿舍劳动体制”，以及劳动过程中劳资双方的博弈，无一不体现着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与工厂劳动体制的类似之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化菜场劳动体制可被视为是一个工厂式的劳动体制。因此，本文借鉴了麦克威廉斯（McWilliams，1971）的开创性研究，将资本化农场称为是“田野里的工厂”（factoriesinthefield）。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乡土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9XJC840001）的阶段性成果。在此，感谢匿名评审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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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布拉塞洛计划，是指美国与墨西哥签订的双边劳务协议。该计划从1942年持续到1964年。其间，墨西哥向美国输入了大量的临时劳动力，帮助美国摆脱了农业劳力短缺问题。
②按学术惯例，文中涉及调研的地名和人名都已做匿名处理。
③需要说明的是，不同于一年一茬的果蔬、粮食作物，菜心的特性是一年多茬。一茬菜心的生长周期约为50天，所以在黄高县每年有7个月（4月初到11月中旬）的生产季，一般可种植4茬菜心。菜心包含不同的品种，如圆叶菜心、尖叶菜心和迟菜心等。为了便于讨论，本文选取了最为普遍的圆叶菜心。
④将菜心按大小、上下两层整齐排列在小手臂上，称为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