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仙女般的保姆”为何亲手杀死了自己照顾的两个孩子？
“小姑娘倒还活着......她的喉咙口全是血。肺部被刺穿，脑袋曾经遭到激烈的撞击，就撞在蓝色的衣柜上。”
日前，《温柔之歌》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亮相。小说译者、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袁筱一与作家李洱、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专员DelphineHalgand一起，以“温柔尖锐的女性之声”为题，解答了读者心中的疑惑：保姆路易丝为何要杀人？这一故事蕴含了怎样的深意？从写作上来看，《温柔之歌》为何是一本优秀的法语小说？
小说一开篇，蕾拉·斯利玛尼就为读者展示了惨烈一幕：婴儿亚当已经死去、女孩米拉奄奄一息、保姆路易丝在一旁昏迷，母亲米莉亚姆“疯子一般、泣不成声”。这意味着故事已成定局，如何书写路易丝杀人的前因后果，就成了斯利玛尼的任务。
女主人米莉亚姆在生育两个孩子后，无法忍受平庸而琐碎的家庭主妇生活，和丈夫保罗商量雇佣路易丝来照顾小孩，自己投身职场。后来，路易丝与雇主的矛盾不断升级，生活处境也变得更为艰难——死去的丈夫留下了难以偿还的巨债、拖欠房租多月、即将因照顾的小孩长大而被解雇......困境中的路易丝竟然产生了一个大胆而荒唐的想法：杀死两个小孩，米莉亚姆和保罗就会再生一个孩子让自己照顾，她也就不会失业了。
在袁筱一看来，凶杀案事出有因。袁筱一在《温柔之歌》的译后记里提到了路易丝与这一家人的希腊之行，这也正是悲剧的开端。她解释说，从希腊度假回来后，路易丝将附着于这个家庭当成了实现自己价值的方式和改变命运的“救命稻草”，开始暗自期待保罗夫妇会求助于她。然而矛盾在于，保罗和米莉亚姆察觉到了路易丝的想法，并明显地表示了拒绝，因为他们并不想路易丝在他们的生活中涉入太深。在几个回合的试探下，路易丝发觉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价值即将消失。当留下来的愿望落空，杀人的念头开始在保姆心底滋生。
在对谈活动上，袁筱一补充说，路易丝杀人的念头也与她的心理问题有关。从路易丝用指甲近乎疯狂地擦玻璃、和小孩捉迷藏等事情来看，袁筱一认为路易丝是有心理问题的，这与路易丝艰难逼仄的生活环境不无干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可能发疯，路易丝只是作为一个典型被书写出来。“社会的空间很大，但是留给她的空间很小。”袁筱一说。
《温柔之歌》小说的最后一幕，终结在路易丝准备杀人之时。但作者对于故事之外社会问题的探讨，远未结束。
袁筱一说，“这部小说也就十多万字，但容纳了当代社会所有的矛盾，”小说涉及到了女性的生存处境、社会阶层以及种族问题。
作者斯利玛尼借女主人米莉亚姆的两难境地显示出了已婚女性的艰难。袁筱一指出，在生育两个孩子后，米莉亚姆想重回职场，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但却屡次遭到丈夫和其他家人的反对。即使在雇用保姆路易丝后，米莉亚姆也仍处于在工作和家庭间游走的尴尬境地，带有一种对孩子、对家庭的负罪感。在她看来，这种负罪感是“父权社会的遗产”，笼罩着米莉亚姆这类在家庭与工作间挣扎的女性，也让人从另一个角度反思了上世纪60、70年代的女权运动带来的影响——“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可能是加剧了，而不是减少了。”
袁筱一在译后记里强调了米莉亚姆身上的反抗精神。她直言米莉亚姆是个很丰富的现代女性形象：受过教育、改变出身、突破（家庭）传统。她一路都在抗争，尤其是“用职业与性别上的不平等抗争，用加班工作与不能照顾孩子的罪恶感抗争”。即使如此，米莉亚姆依然没有从孤独与羞愧中走出。“难道说女性争取到了所有的这一切（家庭、工作等），她的困境就解决了吗？我觉得这本书恰恰告诉我们：并没有。”
男主人保罗则始终没有负罪感，甚至当米莉亚姆表达想要出去工作的时候，他直言她的行为过于冒失，是对家庭不负责的做法。然而事实却是，因为缺少对孩子教育等问题的关心，包括保罗在内的许多男性才是真正不负责任的一方。
这本书也“更突出、更尖锐”地直指社会阶级和种族问题。袁筱一认为法国大革命看似成功地普及了“自由”、“平等”等概念，但到了21世纪以后，这个平等社会距离人们的想象越来越远，阶级斗争也更加复杂。在小说里，保罗一家看似是中产阶级，实际并非如此：他们住在大楼里的“最小的一个户型”；米莉亚姆的工资和保姆的工资相差无几。但即使这样，在他们与路易丝代表的底层之间，也存在着无法沟通的矛盾。“世界已经分裂成了更细的单位，人与人之间似乎已经不存在真正的阶级差异了，但是他们却还是完全没有办法沟通，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社会问题。”
小说中的两位女性种族不同，女主人米莉亚姆是非裔，而保姆路易丝是白人——这样的设定，将现实中的雇主与保姆的种族身份进行了倒置——法国的保姆族群基本都不是白人。对谈嘉宾李洱认为，斯利玛尼是想借此反映全球化时代中的身份问题：当完成了现代性进程的法国完全进入被资本控制的时代，民族意识不断被刷新时，种族身份问题在文学里又将如何表现？而斯利玛尼的这一写法“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思考的空间”。
近五年来，袁筱一没有翻译过除《温柔之歌》外的任何小说。这本小说给她的第一印象是“非常好读”，除了故事中保姆杀人的悬念吸引着她读下去，斯利玛尼克制的文笔也让她觉得非常惊喜：用简单的写法描述画面感，谨慎使用形容词。“这种写法非常可贵，也显示了斯利玛尼与一般年轻的女作家的不同。”袁筱一认为。DelphineHalgand形容斯利玛尼的文字“犀利如刀”，在理性与节制中带有细腻的社会分析。
《温柔之歌》有着明显的女性作家的写作特点和痕迹，李洱以其中一个桥段举例：在希腊的海边，路易丝第一次和保罗游泳，保罗无意戳了她一下，路易丝第一次感觉到了屁股的存在。李洱认为这是女性作家才能写出的细节，也折射出身为女性作家的斯利玛尼的写作特点：把所有人放到日常生活中去描述，然后让读者身临其境般去感受。“同样的故事、同样的人物关系、同样的情节，完全一样的情况下，男作家写的会跟她不一样。”
斯利玛尼写下了很多男性作家不会注意或写到的细节，即使是在书写种族、阶层、阶级等宏大主题时，斯利玛尼也没有做过多戏剧化处理，而是努力在日常生活中驾驭这些内容。袁筱一在称赞《温柔之歌》的写作时说：“尽管她的叙事那么简单，但是在温柔之中，文笔还是很有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