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对手机行业从业者而言，是个不怎么友好的年份。
今年以来，国内手机市场连续四个月出货量同比下降，数据一个月比一个月惨淡，#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换手机#的话题一度冲上热搜。
尽管在刚过去的618促销里，各平台都给出了手机销售量同比增长的消息，但这种增长是否可以持续、线下实体店会否因此提振消费、未来如何，仍像在迷雾中探路，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整体手机销量增长放缓的影响从手机厂商的出货量，传导到渠道商、代理，又传导到最下游的手机零售商身上。
贺简正是其中一员，他在厦门拥有一家开了9年的夫妻店，今年5月，因手机销量大幅降低，他决定关店。
多年的经营，让他见证了中国手机行业由盛转衰的过程：iPhone和国产品牌流行的轮番上场、互联网对线下实体店在手机售卖、维修方面的多维冲击，以及疫情成了压倒销量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未来，谁也不知道会怎样。
一、一家开了九年的手机店，“看不到曙光”
2013年，贺简在厦门的手机市场里开了一个小夫妻店。
说是店，其实只有一个一米见长的柜台，柜面里放上几部手机，柜子下面是一些维修手机的工具和配件，除此之外再无其它。这也是厦门手机市场的常态——小本经营，就近从香港、深圳拿货（当日/次日可到），从来不用压货。
桌上是新到货的手机配件，桌下是一排排的手机，一个放满的柜台，价值能到千万（图源受访人）
在今年，贺简的手机月销售呈现出鲜明的曲线变化：
刚过完年的3、4月份，和整体手机销量滑坡不同的是，贺简店里的销量反而迎来一波小高潮。
要知道，在手机市场卖手机，天然会比商场中便宜，卖给熟人通常一台新机也就赚100多块。老机型单台涨价七八十，对贺简而言，已然算得上利润尚可。更不要说公司通常采购数量大，这两个月，他每月的工作机出货量能达到150～200台。
同时，手机配件的价格水涨船高，维修的收入也有所提升，因此贺简小赚了一笔。
贺简收来的二手手机（图源受访者）
但过了4月，情况便急转直下。工作机的小高峰一过去，销量马上跌回20～30台（新机+旧机）。
同时，受手机连锁维修品牌的影响，贺简店里的手机维修单量也在明显减少，通常一个月只有零星几人来维修，而如今每次维修，他只能挣30～50块。
新机、二手机的售卖，以及维修的收入，是支撑起他这家小小夫妻店的三根“支柱”，而现在，当这些都不挣钱之后，他的店便再也开不下去。
贺简算了一笔账：
“你看，我们每个月的成本是一万多一点，卖新机利润是150～300元之间，卖二手机是100多一点，维修只有几十块，现在每个月只能卖20～30台机子，维修一个月就几次，收入只有6000～7000元左右，打不平的。”
贺简目前小店单店收入成本模型，成本远超收入
而现在，大家换手机的频次从一年就换，变成坏了才换；因为居家的原因，即使手机坏了，也多会找连锁品牌上门维修。厦门的手机市场萧条了，他店里的人也越来越少。
5月，贺简关掉了这家经营9年的夫妻小店，在朋友的帮助下前往商场店铺里工作。商场的人流更大、店面装修更好，也让手机销售具备了提升利润的可能性。在手机市场时，他的利润通常是100多元，但在商场，单机利润可以达到300左右。
他希望再撑一下，想撑到市场重新回暖。但整体而言，他对未来依然感到不乐观，“看不到曙光”。
二、从月盈利20万到月入6000元
贺简是80年代末生人，初中辍学后，和漳州的同乡一起到厦门打工。那时正值厦门发展的黄金年代，贺简什么都做，在2013年时拿着第一笔攒下的钱，包了一个手机柜台。
那时厦门的手机市场异常繁荣。
2010年，iPhone4横空出世，带来了整个智能手机产业的革新，此后，购买智能手机、维修智能手机，成为一门火热的生意。
厦门有其地理优势：毗邻香港、深圳这些大渠道商的位置，拿货、拿配件非常方便。这带来好几个好处：
在快递业务尚不发达的年代，只有厦门这种就近香港、深圳的城市购机能当日或次日达；货品充足、周转快，从业者没有仓储压力，包一个柜台就能进入；同时，因为本地市场手机和配件的繁荣，延伸出在那时颇有竞争门槛的维修行业，利润极高。
“那真是一个黄金年代。”贺简这样说。
那时互联网不发达，智能手机又是个新鲜玩意儿，稍有磕碰、关机，或出现不明问题，大家都会来店里维修。
那时贺简店里每天光来维修手机的，就有十几个人，再加看机、订货的人，贺简忙得连轴转。更不要说那时苹果手机是个紧俏货，很多人加价购买，那是个有新闻报道有个别年轻人为了一部苹果手机去卖肾的年代。
在当时，贺简这样一个小柜台，月盈利都在15～20万之间。
四处摆放的手机（图源受访者）
手机柜台也因此水涨船高，尽管月租金只在2000～10000之间，但转租费却普遍在10万左右，且要跑一定的关系，才能租得到。
整个2013～2016年，贺简都处于一种忙碌、兴奋、看着钱生钱的氛围里。他给老家的父母修了房，从位置较偏的柜台搬去了位置更好的柜台，甚至还盘算着，要不要多包几个柜台，请人来做，把盘子铺大。
但最终，这个做大蛋糕的想法未能成功。
2017年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这一年，中国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开始走下坡路，大量工厂、人员迁到厦门岛外。岛内人员减少，消费自然也少，贺简当年年末一算钱，整个收益锐减30%。
但此前的繁荣给了贺简一种错觉，他总觉得手机市场以后可以变得更好。
也是在这一年，国产品牌开始进军高端市场，小米、OPPO、vivo打出高品质兼具性价比的牌，它们的价格低于苹果，又逢国货复兴潮流，琳琅满目的机型挤入消费者的眼帘里，各式各样的机型都有人前来咨询和问单，整个市场看上去依旧繁荣不减。
到了次年，因为美国制裁华为的举动，爱国热情加上各方面表现都较好的华为，一跃成为贺简店里销量堪与苹果比肩的品牌，并在此后数年一直形成销量两极之势。
市场的繁荣景象给了贺简希望，更重要的是，贺简有之前的老客积累，不愁客源；那时大家对手机消费的理念也尚未大变，虽然频次略有下降，但也不过是从一年一换，变成两年一换，他觉得自己可以撑下去，等待一个手机爆品带来的市场繁荣。
毕竟，层出不穷的品牌与机型，总能有一个爆品，是吧？
谁能想到，直到现在，苹果6s也不愁卖-受访人供图
但所有的构想，都在疫情后发生了改变。
“疫情这三年带来的改变太多了。”贺简这样总结，这些改变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这些所有的变化，都让贺简的生意变得再难支撑。
“疫情后，我们这些小零售商，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三、逼近天花板的手机行业
贺简的故事，其实是整个手机行业在过去十几年间发展的一个缩影。
2010年iPhone4横空出世后，在年轻群体中掀起了智能手机的风潮。而后国内厂商纷纷追赶，涌现出魅族、小米、OV、华为、中兴、酷派、联想等多个国产手机品牌，它们彼此从价格战打到配置战，从传播打到用户经营，策略层出，打得不亦乐乎。而后玩家过滤，逐渐形成了苹果、华为、小米、OV的整体格局。
在这个过程中，整个智能手机市场欣欣向荣，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也一路走高，常年维持在10亿台以上。同时，基于社交、拍照、存储等需求，当时年轻人换机频次也很快，根据德勤的调查报告，2015年，在14个发达国家中，大约70%的智能手机用户一年半就换一次手机。
2016年智能手机出货量达到顶峰后，2020年开始逐步下跌（图源IDC前瞻产业研究院）
但到了2017年，随着大众智能手机拥有数量逐渐饱和，消费者换机的频次逐渐降了下来。
而持续反复的疫情，也让工作和收入充满不确定，面对持续走高的手机价格，很多年轻人选择不买，或选择更便宜的品牌或型号。
这些多重因素的叠加，使得今年手机行业从业者面临比以前更艰难的现状。
但市场存在起伏也很正常，抛开目前的低谷，我们要问的是：未来手机行业会变好吗？
贺简感到并不乐观。
尽管很多人期待折叠屏手机，认为这将是刺激整个行业的鲶鱼，但就贺简接触到的消费者而言，大部分人手机消费的心理价位在5000元左右。折叠屏手机动辄上万，他认为走货量不大。
另一方面，单机利润较高的华为，因为美国芯片管制的原因，制造成本被整体抬高，这使得售价也进一步水涨船高。尽管贺简本人对华为充满期待，但较高的价格，也使得他怀疑华为的出货量能否上去。
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消费者的需求在“消失”，手机从高峰时期的一个快消品，变成了当下的耐用品。加上互联网的冲击，新机、二手机、维修的收益都越来越低，零售的利润少得可怜，且以后恐怕也很难有利润高幅回暖的时候了。
同样的，手机卖不出去，代理商、经销商的日子也不好过，他所知道的唯一过得稍微舒坦一点的，是一些渠道商——他们早早开辟了海外业务，利用价格差走海外市场，反倒有一线生机。
做电商也是一条路子，因为面向全国消费者，虽然单机利润薄，但走量更多，整体利润也比线下零售店丰厚。但贺简没赶上好时候。2016年，朋友曾劝贺简做电商，但那时贺简认为线上的电商挤压了他们线下小店的销售空间，对电商心有排斥。
如今想做，入局却难了。“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也没有别的技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四、和一个时代说再见
离开厦门手机市场时，贺简看到市场里有1/3的店都处于关门状态，人员稀少，到处都显得空荡荡的。这和曾经手机市场人流摩肩擦踵、匆忙繁华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那一刻，过去和现在，好像变成了一组电影镜头：人潮逐渐散去，繁华终究落幕，像极了手机行业从繁荣走到现在的一个注脚。
这是一个严重依赖科技、创意、创新的行业，当年iPhone4石破天惊的创新带来一整个时代的繁荣，但科技的流动、行业整体的进步，又注定前一代的创新必然会有失落的那一日。
未来会如何？
这些位于中下游的零售商、经销商、渠道商，改变不了手机创新的进度，只能基于他们自己的能力与资源尝试更好地走下去，如贺简关掉市场内的小店走向商场、如有些代理商走向电商，也如一些渠道商选择海外市场。
当某个时代繁华的浪潮逐渐退去，他们能做的或许只有沉潜在水流里，等待下一波浪潮与机会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