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1923年给薇拉写了第一首诗，那是在见到她的几小时之后，1976年，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婚姻之后，将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献给薇拉”。1951年，他首次将作品献给她，他的自传，其最后一章直接转向一位未明确说明身份的“你”：“岁月流逝，亲爱的，眼下没有人会知道你和我所知道的。”他在一封给薇拉的信中期待这种感情，那时他们有恋爱关系还不足一年：“你我如此特别；这些奇妙之处，除了我们，无人知晓，也无人像我们这样相爱。”
纳博科夫后来将他的婚姻形容为“晴朗”。他甚至在给伊琳娜·瓜达尼尼的信中也这么说，他1937年与她坠入情网。那年是纳博科夫婚姻生活中最困难和最痛苦的一年，也是一个例外，下文的书信就是佐证。虽然初恋的阳光照耀或在许多早期书信中闪光，但他们的通信中也有许多其他的困扰：薇拉的健康和他母亲的状况；他们长期的经济拮据；他们对德国的反感，以及他为了寻求家人在法国、英国或美国的避难而殚思极虑，此时，希特勒的上台威胁到俄国侨民社区中每个人的生存，他虽忍饥挨饿，但声名鹊起。
薇拉·斯洛尼姆最初见到作为“弗拉基米尔·西林”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那是他1921年给自己取的笔名，以区别他自己与他父亲的署名，他父亲也署名为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老纳博科夫是柏林一份俄语日报《舵》的主编和创办者，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成为1917年俄国革命后俄国侨民的中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自1916年——他还有两年才高中毕业——以来，年轻的纳博科夫出版书籍，并继续向彼得格勒的杂志投稿，到1920年，他一家移居国外的第二年，他的诗歌已获得年长的作家，如泰菲和莎夏·乔尔尼的赏识。
《致薇拉》的大部分书信展现了弗拉基米尔和薇拉鲜为人知的侧面。为人所知的形象开始于纳博科夫1950年他第一次将书“献给薇拉”，这正处于他们爱情故事的中途。当1958年《洛丽塔》在美国出版，及之后的岁月中，源源不断的作品，包括他以前的俄语作品的翻译，还有他的英语新作——小说、诗歌、剧本、学术著作和访谈——出版时大多献给薇拉。这位作家出名后，他和妻子一起出现在许多访谈的照片中，她为他编辑、打字、开车、授课、通信及商谈的故事成为纳博科夫传奇的一部分。然而，他们共同生活的下半个阶段，从1950年到1977年，只占据全部书信的百分之五，而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信件反映了比这个享有世界声誉的生活阶段更紧张的岁月。
斯洛尼姆一家（父亲埃弗塞、母亲斯拉娃，女儿埃琳娜、薇拉和索菲亚）逃离彼得格勒，在东欧颠沛流离，1921年初才定居柏林。薇拉曾告诉我，她在见到他之前就“很清楚”他的才华，“尽管生活在并非文学家的圈子里，尤其是在旧政府的官员中间”。（也许是一种奇特的选择，因为她是一个年轻的犹太裔俄国女孩，而白军中普遍存在反犹倾向。但薇拉自身的勇气，当她和她的姐妹们逃离俄国时，将一个怀有敌意的白军士兵从威胁者变为她们的保护者；她对我再三说，在柏林，有许多正派的前白军官员。）她最早从报纸和杂志上剪下他发表的诗歌是1921年11月和12月，那时她才十九岁，而他二十二岁。一年后，年轻的西林作为一个诗人、短篇小说家、散文作家、书评家和翻译家，已在侨民办的各种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在柏林的侨民文学界以多产著称：1922年11月，他翻译了罗曼·罗兰1919年的小说《科拉·布勒伊农》；1922年12月，六十页的诗歌近作《物以类聚》；1923年1月，一百八十页的近几年的诗歌集《苍天路径》；1923年3月，翻译了《艾丽丝漫游奇境记》。
对一个有着文学热情，引人注目并意志坚强的年轻女子来说，更大的兴趣是西林诗歌近作中一种浪漫的裂痕。随着1922年3月28日他父亲被杀，纳博科夫经性格活泼的美少女斯维特兰娜·西维尔特的父母同意，与她订婚，尽管她比他年轻得多，她十七岁，他二十三岁。他们认识的第一年里，他为西维尔特写的诗占了他最新的诗集《物以类聚》中的大部分。但1923年1月9日，他被告知，婚约取消了：她太年轻，而他作为一个诗人，前途莫测。
如果认识斯维特兰娜使他诗兴大发，那与她分手的情况亦是如此。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一些反映这位诗人失恋的诗歌开始出现在侨民出版物上：3月是《珍珠》这首诗（“如同潜水采珠人，下海了解充满激情的折磨的深度，我来到海底——在将珍珠带回水面之前，我听见你的船在我上方，离我远去”）；《什么样的天堂》这首诗也发表在3月（“你俘虏了我的灵魂，一代又一代，刚才又是这样，但你再次一闪而过，我只剩下永久的痛苦，因你那不可捉摸之美”）；表现最明显的是5月6日的这首诗《我小心翼翼地怀着》（“我小心翼翼地，为你怀着这颗心，但有人用肘撞了一下，心跌得粉碎”）。
另一首诗，《统治者：我统治着一个看不见的印度》与那首《我小心翼翼地怀着》写于同一天，发表于4月8日，标志了一个新的开始：诗人是一位想象中的帝王，他发誓他能够显现奇迹，追求一位新的公主，尽管她，无论会是谁，依然尚未现身。这位公主，虽有可能见到了这首诗，也可能读到了纳博科夫写于同一天的另一首诗中的罗曼史的结局。因为1923年5月8日，《小心翼翼地怀着》这首诗发表于《舵》两天后，薇拉·斯洛尼姆出现在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面前，出于矜持，她戴了一个花斑黑色面具。纳博科夫日后会想起在侨民举办的一次慈善舞会上与薇拉的相遇。《舵》对柏林侨民活动有详尽的记录，但只记载1923年5月9日有一场慈善舞会，然而，纳博科夫夫妇仍然将5月8日作为他们初次见面的纪念日。当我对薇拉说到她丈夫对他们相遇的描述，他日记中把5月8日作为他们相遇的纪念日，而《舵》只记载5月9日有场舞会，她回答说：“难道你认为我们不记得我们相遇的日子？”
但薇拉是矢口否认的行家。无论“除了我们，无人知晓”之说究竟如何，在这次侨民举办的慈善舞会上，薇拉脸上戴着一个面具，选中了弗拉基米尔·西林。纳博科夫喜欢的妹妹埃琳娜·西科尔斯基认为，薇拉戴那个面具是因为，她引人注目，但并非无与伦比的面貌就不会让他走神而忽略了她独特的价值：她对西林的诗歌有一种奇特的感应（她能在几次朗读会上背诵诗歌），她对这些诗的理解有惊人的悟性。他们一起出门走进夜色中，漫步在柏林的大街上，对黑夜中灯光与树叶的交织摇曳感到惊奇。一两天后，纳博科夫按计划去法国南方的一个农场打工，这个农场是他父亲1918—1919年在克里米亚临时政府任职时的同事管理的，纳博科夫希望生活的改变有助于缓和他因父亲之死及他自己与斯维特兰娜分手引起的悲伤。
5月25日，从邻近索利埃斯蓬，离土伦不远，位于博利厄田庄的农场，纳博科夫给斯维特兰娜写了最后一封告别信，表达了充满感情的遗憾，“仿佛已获许可，距离分开了他们”。一周后，纳博科夫写诗表达了生活中新的可能性：
《相遇》
被这奇特的接近吸引……
渴望、神秘、欢乐……
仿佛来自那摇曳的夜色
化装舞会上脚步慢移
你出现在朦胧的桥上。
夜在流，寂静
漂浮在绸缎般的水上
还有狼形轮廓的黑色面具
及你温柔的双唇。
栗树下，运河边
你牵引着我的目光。
我的心对你有了何种感应，
你为何如此打动了我？
你那顷刻间的温柔
或你曼妙轻摇的双肩，
让我依稀想起曾体验过的
那些——难以忘怀的——相遇？
也许浪漫的怜爱
会让你明白
此刻那枝刺穿我诗篇的箭
正传递着怎样的颤动？
我茫然无知。奇怪的是
诗在振动，诗中有一支箭……
也许仍然不知姓名的你
真的是那位被等待的人？
然而，忧伤还没有喊叫
烦扰我们的夜半时分。
黑夜中双眼尚未闪亮
你的眼神依然迷茫。
多久？永远？我向
远方徘徊，时刻聆听
我们相遇时夜空中星辰的运动
莫非你就是我的命运……
渴望、神秘、欢乐，
犹如一个遥远的祈求……
我的心必定长途漫游。
但如果你就是我的命运……
年轻的诗人知道，这位和他交往的年轻女子奇特而又勤勉地呼应着他的诗歌。他将这首新的诗交给《舵》，发表于6月24日。16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纳博科夫给薇拉写信的开始，在一个公开的文本中，对一个读者表达一种私密的呼吁，这个读者能够明白此诗告别过去，迎接未来。
如果薇拉读了这首诗之后几乎马上就给弗拉基米尔写信，那弗拉基米尔对她第一封信的回复就又是一首诗，《闷热》，写于7月7日。他在诗中暗示由南方暑热引起的欲望。他没有把诗寄给她，但收到她至少两三封信之后，他7月26日又写了一首诗，《你呼唤——小石榴树上的小猫头鹰》。他随后给她写了第一封信，就在他按计划去农场之前，随信附了这两首“给你的诗”。他在信的开头就写得很直率，没有客套（“我不想掩饰：我是如此不习惯——哦，也许不习惯彼此相知——对此颇不习惯，我们刚见面，我就想：这是一个玩笑，一个伪装的骗局……但随之……有些事情很难谈论——你仅仅一个字眼就让那些神奇的花粉相形失色……他们从家里给我写信说到神秘的花卉——你很可爱……你所有的来信也很可爱，犹如白夜”），并以同样肯定的语气说（“是的，我需要你，我的童话一般的姑娘。因为你是我唯一能够与之谈论云的阴影，谈论一个想法的人”），在将诗献给她之前，他这样写信的结尾：“所以，我会在10号或11号到柏林……要是你不在那儿，我会去找你，找到你。”
从此，即从弗拉基米尔给薇拉的第一封信起，我们就可以逐年通过他们的书信来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爱情和他们生活的世界，随之探讨他们之间的通信有何特别的意义以及这些书信如何有助于理解作为一个人和一个作家的纳博科夫。
1923年夏末，他在柏林遇到戴着面具、大方随和的薇拉。如同其他没有自己的空间的年轻恋人一样，他们通常见面后便在黄昏的大街上溜达。这个时期的信，自1923年11月开始，从居住在西柏林俄国侨民区的弗拉基米尔寄往另一个地区的薇拉，反映他们恋爱初期彼此之间的理解和误解。
1923年12月末，弗拉基米尔和他母亲及弟妹埃琳娜、奥尔加和基里尔去布拉格旅行，他母亲，作为一位俄国学者和政治家的遗孀，在那儿获得了一份抚恤金。在他们分开的头几个星期，弗拉基米尔写信给薇拉，信的主要内容是他的第一部长篇作品、五幕诗剧《摩恩先生的悲剧》，他对布拉格的印象，（从结冰的莫尔道河看过去，“河面上白皑皑一片，沿着这片白色，人的剪影似的小黑点从这边河岸走到另一边河岸……一个男孩的身影在他身后拖着一个升D调似的雪橇。”）也感叹几乎一个月没见到她了。
1924年1月底回到柏林，他们很快就考虑订婚，8月弗拉基米尔旅行两周，去靠近布拉格的多布里丘维瑟的河畔小镇看他母亲，他的第一封给薇拉的回信开头便说：“我的欢乐，我的爱，我的生命，我难以理解：你怎么能不跟我在一起？我与你难分难舍，以致此刻我感到失落和空虚：没有了你，我就没了魂。你让我的生命变得轻盈、奇妙和五彩缤纷——你使得每样事物都呈现出幸福的光彩。”在柏林的几封便函，有着同样的情调，反映了1925年4月15日他们结婚之前的欣喜之情。（比如：“我爱你。无限和难以形容的爱。我半夜醒来，就给你写信。我的爱，我的幸福。”）
一年后，1926年夏天的书信则反映出更为复杂的心情。薇拉由她母亲陪同被送往黑森林山区的一家疗养院，她因焦虑和抑郁而身体消瘦，弗拉基米尔则留在柏林做家教。薇拉让丈夫保证每天写信，告诉她他每天吃什么、穿什么及做什么，弗拉基米尔信守了这样的约定。
柏林成了逃离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初一批俄国流亡者的中心。1920年和1923年之间，这个城市居住着约四十万俄国人，有许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但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结束，德国马克重建之后，德国的生活很快变得昂贵起来。到1924年底，大部分侨民移居巴黎，他们在那儿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时候。
为确保在一个他熟悉本地语言的城市生活而他的俄语不被削弱，纳博科夫继续留在柏林。到1926年，他已经成了本地侨民圈里一个公认的文学明星，这在俄国文化日的庆祝活动中他受到热烈欢迎便可见一斑，他在写给薇拉的娓娓道来的文字中叙述过这种情况。纳博科夫作为一个作家进步神速——虽然《舵》（他的大部分作品仍然发表于此）在巴黎少有人读——他和薇拉在柏林的生活相对来说是无忧无虑的，这有赖于他们简陋的生活方式和有一份微薄但亦可观的收入，包括他的课时费，他头两部小说的德语翻译费，以及薇拉做兼职秘书的收入。
1932年4月，他再次离开薇拉去布拉格看他的家人。他喜欢上了他的小外甥，奥尔加的儿子罗斯季斯拉夫，并为这孩子受到父母的忽视而吃惊。唯有重读福楼拜，以悠然的态度重新发现他早年的诗歌，并获准参观国家博物馆的蝴蝶藏品，这才缓解了他在这座室内有臭虫的阴郁的城市感到的郁闷。
也许这种内心的忧郁也能解释1932年他的书信中为何缺少了亲昵的情调，而我们只是通过薇拉·纳博科夫于1984年12月和1985年1月面对录音机进行复述后才了解到这些书信。在我写纳博科夫传记的过程中，我多年坚持向薇拉要求得到这些信件。她不让我亲自阅读这些信件，最后则是同意她尽可能把信读出来，我用录音机录下来。自那以后（显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1932年的信的原件不知为何消失了。既然许多明显含有激情和若干事件的信件在薇拉读信时被排除掉了，那1932年的信就有了损失，尤其是1932年4月旅行中的信件。
1932年10月和11月的信件也取决于薇拉读信的意愿，但损失较小，因为这次旅行中的信件大多记录他的可喜的成果，而这是她乐观其成也愿意怀念的。10月，弗拉基米尔和薇拉去靠近斯特拉斯堡的科尔布桑旅行，和纳博科夫的堂弟尼古拉斯及这位作曲家的妻子娜塔莉团聚。当薇拉回柏林后，他在科尔布桑多待了几天，之后去巴黎待了一个月。在巴黎侨民圈里，西林的成就使他成了侨民作家（布宁、弗拉季斯拉夫·霍达谢维奇、马克·阿尔达诺夫、鲍里斯·扎伊采夫、贝贝洛娃、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安德烈·莱温松、亚历山大·库普林等）和编辑（尤其是《当代年鉴》的伊利亚·丰达明斯基和弗拉基米尔·津济诺夫）中广受赞誉的人，那些人他大多不认识或很陌生。他成了许多活动的核心人物，通过公开朗读尽可能赚钱，同法国出版社（格拉塞、法亚尔、伽利玛）、作家（朱尔斯·苏佩维埃尔、加布里埃尔·马赛尔、让·波朗）和翻译家（丹尼斯·罗什、杜西娅·埃尔加兹）进行接触。纳博科夫1932年秋天的书信充满了对俄国和法国文学人物的传神的特写，以及对他们的慷慨大度感到受宠若惊，尤其是“非常可爱和圣洁”的丰达明斯基，《当代年鉴》的编辑，也是主要的资助者。
1932年，仍然在柏林，纳博科夫夫妇搬进薇拉的表姐安娜·费金的安静——对他们来说也更便宜——的套房。他们的儿子德米特里出生于1934年5月。随着希特勒巩固权力，薇拉不再能够挣钱，现在又要喂养德米特里，他们短期需要弄到额外的钱，而从长期考虑，也需要在别处寻求一个更安全的去处。为了长远的目标，纳博科夫自己将《绝望》译成英语，也写了他的第一篇法语小说，自传性的《O小姐》，1936年1月旅行去了布鲁塞尔、安特卫普，之后是巴黎，面对俄国和法国听众进行了一系列文学朗读，并同法国文学界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他很快同比利时最优秀的作家弗朗茨·海伦斯成了朋友。在巴黎，和丰达明斯基及津济诺夫相处，他发现自己踏入了高度社交化的侨民文学圈，涉足之深常常超出了他的意愿——他对被布宁拉去赴宴的描述就是社交不适的一个显例——在他和霍达谢维奇合作的一次公开朗读中则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对其他作家的印象及他作为一个非常渴望进行沟通的人所具有的能力和坚持成了这些信的主要内容。
他3月初回到巴黎，再陷情网。和薇拉的通信越来越显得忧心忡忡，因为他力图劝说她离开德国，去法国南方与他团聚，那儿的俄国朋友邀请他们去居住。他要薇拉绕开巴黎，但薇拉对绯闻有所耳闻，除了法国，可以在任何地方见面：比利时、意大利，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可以让埃琳娜·纳博科夫见到她的孙子。当她将流言蜚语告诉他时，他加以否认。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表现在进一步的指责和否认，也表现在团聚计划方面你来我往的较量——用史黛西·希夫的话来说，“一种痛苦的无调二重唱”。使他们的生活及通信变得更复杂的是办理签证遇到的种种困难。薇拉和德米特里要离开德国，弗拉基米尔要离开巴黎，去布拉格，薇拉对他的法国计划的坚决反对意味着他们最终——弗拉基米尔途径瑞士和奥地利以避开德国——在5月22日团聚。
期望在法国之外找到一个避难所，纳博科夫1939年初用英语写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4月，他去伦敦，听说里兹大学俄语系有个空缺，如果里兹大学选择了伦敦大学或谢菲尔德大学的某个申请人，那两个大学就会空出一个位置。他在巴黎给薇拉的回信记录了他1936年和1937年数次旅行中令人身心疲惫的各种请托现在更是紧锣密鼓地进行，但尽管有来自俄侨和英国学术及文学界的大人物的支持，他除了收获友谊，成果甚微，希望很快破灭。6月初，他打道回府，这个时期他写的一些信表达了前途渺茫的心情。
1958年，《洛丽塔》飓风横扫北美和欧洲大部。到1959年，纳博科夫可以提前从康奈尔大学退休，偕薇拉去欧洲旅行，既去看望妹妹埃琳娜，她现在住在日内瓦，又可去探视德米特里，他现在米兰接受歌剧男低音训练。虽然并无计划留在那儿，但纳博科夫夫妇不久觉得欧洲是一个足以避开美国名声之累的好地方。在欧洲生活的这些年里，他们很少分开。这个时期只有不多的几封信，那是弗拉基米尔急于捕捉早春的蝴蝶，于1970年4月初去西西里的陶尔米纳度假。之后，“通信”日渐稀少并简短，最短的是只有几个字的便条：“四十五个春天！”附在结婚周年的花束上。虽只有几个字，但却与俄语“年”及“夏”构成双关：当俄语中表示“年（god）”的词需要复数形式时，通常采用“夏”的复数“let”；纳博科夫进一步的替代是要说明，他们婚后的岁月就是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