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排斥机器。我也离不开机器。我们必须把机器和艺术的关系放在一个历史的脉络中来理解。在不同的时代，它们存在着不同的关系，而且，艺术和机器的概念也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洗衣机——为什么洗衣机能够被机器代替而做饭却不能？洗衣服是手的劳作。不过，洗衣服几乎从未被看做是一门手艺。人们很少会说，她热爱洗衣服，擅长于洗衣服。从来不会出现一个洗衣大师这样的标杆性人物。如果手的行为并不带有艺术意味的话，它大概就能被机器所取代。也可以说，机器能够在艺术匮乏的地方大行其道。
冰箱——人们从冰箱中拿出来一块肉，需要把它融化，让它重新恢复到肉的柔软状态，但是，人们很少想到它的前世今生。仿佛这块肉的基本形态是石头，仿佛它的最初的发源地是冰箱，仿佛是冰箱创造了这块肉。人们不会对这块曾经是尸体的肉产生惊恐。冰箱掩盖了它曾经的死亡。
在技术发展越来越快的今天，人们越来越依赖机器带给生活的便利，也越来越难以摆脱机器对自己的操控。汪民安作为一个对机器“一窍不通”的文化研究学者，最近出版了一本奇妙的书，《论家用电器》。他以文化研究的视角、“非学院”的语言，以及本人对家用电器的使用经验，为他最熟悉的每一件电器写了个小“传记”，思考“物”的生与死。在这个时代，机器对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无法逃脱马克思和卢卡奇所论述的“机器对人的异化和物化”？
同时，河南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了一套由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汪民安主编的人文科学译丛，继续了汪民安自九十年代起对欧陆当代思想的译介工作。这套丛书更多地跟进了目前在西方正活跃的理论家——阿甘本、巴迪欧、朱迪斯·巴特勒、梅亚苏等。
就此，书评周刊专访了汪民安教授，请他谈谈技术发展的“进步主义”，以及当代欧陆思想与中国的隔膜。
技术发展没有带来空闲
新京报：你在《论家用电器》中写道，“生活中的机器越来越多，但是人们并非越来越闲暇，机器并非减少了劳动，而是加剧了劳动。”对物的研究说到底是对“消费社会”和对“进步主义”的反思？
新京报：媒体和网络让人们私密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其中机器扮演了怎样的作用？比如手机、电脑等是否重新定义了私密空间？
汪民安：在几十年前，我们既没有私密空间也没有公共空间。或者说，我们的私密空间就是公共空间。人们暴露了一切。连内心的秘密都要坦露和交代，更不用说实际性的空间秘密了——城市中的一家好几口人都睡在一个十几米的房间内，哪有什么私密空间？正是因为和别人共享空间，我的一个朋友和他的妻子吵架的时候，愤怒不是大声地爆发宣泄，而是将嘴巴放到对方的耳朵旁压低声音去狠狠地诅咒对方。但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住房扩大了，人们都享有自己的某个房间，也就是伍尔夫当年所要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人们拼命地扩大自己的住房面积，就是对于私密空间渴求的表现。但是，私密空间在今天还以另外的方式出现。这就是你所说的手机空间或者电脑空间。对于许多孩子来说，需要的不再是一间自己的屋子了，而是一台自己的电脑或者手机。就此，私密空间有它的双重性，人们试图获得双重私人空间。但这两个私人空间性质完全不同。电脑中的私人空间可以存放各种观念、思想和情感，而住宅中的私人空间可以存放各种物品和身体。它们有着明确的分工，但是也相互配合、补充。
新京报：你写到“机器能够在艺术匮乏的地方大行其道”，以及“机器有着反抒情的本质”。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论述了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的“光晕”消失了，但同时却伴随着艺术民主化的到来。当今时代的艺术大部分已经很大程度依赖于电脑、电子化的生产了，本雅明的论述在当下有着怎样的意义？
汪民安：我并不排斥机器。我也离不开机器。我只是指出了一个历史事实。就手机和书信的差异而言，没有手机的时候，缓慢，不便，不确定，等待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它的抒情性。但是，反过来，也有它的困扰、焦虑和不安。
空间生产与生活观念
新京报：你在书中写道，“传统的以血缘和夫妻关系缔造的家庭伦理已经被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空间生产吞噬了，空间锻造人们的习性，生产了主体。”那么未来的家庭伦理是否会随着对空间住房观念的变化而改变？比如空间观念的变化对独身者等会有怎样的影响？
空间的变化甚至不限于家庭结构内部的伦理关系。它甚至会改变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态度。农民一旦住进了高楼，他就不是农民了。不仅仅是身份上的变化，他的习惯也变了。他进门要脱鞋，要注意卫生，不能随便扔垃圾。他逐渐地被楼房规训了。我觉得中国这十几年的空间生产，全面地改造了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它比一切说教，一切制度，乃至一切惩罚都有效得多。
新京报：做饭为何在大多数时刻把女性限制在家庭的厨房空间内，而把男性限制在餐馆的厨房空间内？这是否也是一种社会空间的性别之战？
新京报：《论家用电器》是从自己的个人经验出发来展开的论述。在学术研究领域，可否具体谈谈个体经验的价值？
汪民安：真正的学术研究都是从自己的个人经验出发来展开论述的。对一个人文学者来说，客观地去分析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没有人比尼采论述得更有力了。尼采说强大的思考都是一种力的释放和投射，是铁锤般的敲打，是身体的竞技。而这一切，都是个体化的，是偶然的，是以个人经验和身体作为基础的。拉图尔甚至说，所谓的“科学”知识都是从个人经验着手而偶然获取的。我相信，人文科学领域，没有个人经验的研究是死的研究。一个人如果没有敏锐的感受能力，他如何有独特的洞见呢？我们看到了不计其数的充满着强烈八股味的论文，发表在各种学术期刊和大学学报上。那里面没有个人经验，只有大而化之的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但不幸的是，我们这个庞大而僵化的学术机器需要这些东西来填充而得以运转。
《论家用电器》
汪民安主要研究方向为批评理论、文化研究、现代艺术和文学。
手机——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人们丢失了手机，就像身体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器官，就像一台机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配件一样。
收音机——收音机也使得耳朵从整个人的社会形象中解脱出来。耳朵，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狡猾的表演道具……声音，通常来自人体的外部，是作为他者强行地闯入你的耳朵中。但是，收音机的声音，你可以控制住它，在这个意义上，你是这声音的起源。耳朵第一次成为声音的主人，它独立于声音，并从声音那里获得了自由。
电视机——观看电视，仿佛同时置身于两个时空地带：家中的此时此刻，电视事件的此时此刻。电视事件的具体性和观众的具体性发生了错位。电视，将一个人陷入了两种分裂的时空状态中：在家中又不在家中；在事件现场又不在事件现场。
我们和西方理论不同步
新京报：多年来你主持和组织翻译了许多西方文化理论的著作，由你主编的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文科学译丛，选入了大量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学者，如阿甘本、巴迪欧、朱迪斯·巴特勒、齐泽克等西方左翼学者，你选则译介的标准是什么？
新京报：这些当代的欧陆著作对中国有何影响？他们能够对中国做出解释吗？中国学者如何发展出自己的思想和哲学框架？
汪民安：每一本书都有它的命运，都会产生其特有的效果。本雅明说过，一本书一旦被翻译，它原有的生命就死掉了。它在一个新的语境中获得新生。这些理论著作到底在中国学界获得怎样的新生命？我真的无从判断，因为我看不出来产生了什么明显的影响。我知道有一些年轻人感兴趣。但大体上来说，哲学界和理论界都没有表示出明显的热情。中国现在是一个经济大国，其必然结果是人们越来越自信了。学术界也越来越自信了，仿佛经济起来了学术就自然起来了。大家都关起门来自己琢磨，都以为自己在发现重要的中国问题，在寻找重要的中国答案，都要搞各种中国学派。这绝对是一个幻觉——至少，在当代哲学和理论领域，我没有看到太多有意思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的理论著作翻译过来了，但是，我们并不认真对待它们，许多狂妄自大的人还抱有轻蔑之意。
那么，这些翻译过来的著作是否真的有价值呢？如果说，我们总是抱着解释中国问题的实用态度去对待这些著作的话，它们中可能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不太有用，它们以它们的传统为根基。但是，哲学和理论本身充满着魅力，这种魅力甚至是跨文化的。你看，福柯的尖锐，德勒兹的奇诡，德里达的踌躇，它们本身就构成伟大的艺术杰作。我相信敏感的心灵都能对此有所领会。我的朋友吴琼写了一本了不起的关于拉康的著作，拉康完全是超越地域性的。哲学的魅力远远超出了它的实用性和地域性，要不然，柏拉图或者老庄怎么还能打动我们呢——他们在今天的中国真的没有实用性，他们解释不了中国。
至于中国学者如何发展自己的思想和哲学框架，我真的不知道。一种成熟思想的兴起，需要各种机缘。它是历史的巧合。
西方左翼思想的困境
新京报：切格瓦拉已经成为左翼符号被大肆消费，齐泽克这类学术明星也已经成品牌了。博得里亚说，消费社会可以把一切不和谐的东西吸纳进商业循环里。能谈谈西方左翼思想在今天的困境吗？
汪民安：今天，资本的力量太强大了。它好像无往而不胜。越是激烈地对抗它，也越是为它所乐见。齐泽克是反资本主义的旗手，但是，他自己也承认，他从资本主义那里所获甚多。他甚至开玩笑地说，那些猛烈批判资本主义的学院左派，内心深处并不希望资本主义垮台，如果真的垮台了，这些知识分子就没有靶子可以攻击了，就面临无事可干乃至失业的局面。资本主义的商业逻辑会赋予反对它的旗手一个品牌，齐泽克也有意地打造这样一个品牌。他像是在和资本主义上演双簧戏。不过，更有意思的是，齐泽克自己挑明了这一点。他自曝其丑。但正是这一点，使得他好像又脱离了资本主义的逻辑，要知道，其他的知识分子都在拼命地掩盖这一点，都装出和资本主义势不两立的样子。这是他和以前所有知识分子不一样的地方。他以自曝其丑的方式再次嘲笑了资产阶级虚伪的伦理面孔。
至于说到西方的左翼思想在政治上的努力，影响最大的当属巴迪欧和齐泽克提出了“共产主义假说”，他们试图重新将共产主义纳入到他们的目标视野中来。他们的学术声望和勇气使这个一度完全被人遗忘的话题重新变得热闹起来。但是，路径在哪里呢？
新京报：这样说来，反抗有用吗？你对待资本是什么态度？你能否谈谈自己的政治取向。
汪民安：金钱来衡量的人生太没有意思了，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经验，许多人都清楚这一点。但是，资本主义的真正罪恶就在于它只推崇这种价值观，而且让所有的人都驯服于这种价值观，罕见例外。如果说在今天还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的话，那就是超越这种价值观去生活的人，是有意将自己变成一个失败者，一个穷人的人。无数的成功励志的故事都是发财梦的实现，但我特别想听到一个自愿失败的人的故事，一个因为自己失败、潦倒和穷困而感到自豪的人的故事。但我没有听到这样的故事。许多人在批判资本——就像我现在在做的那样——但是，它们也不拒绝资本。资本主义会将批判的声音驯化，削弱它们的锋芒，扭转它们的方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批判无用。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也无论是否被资本所吞噬，批判总是比沉默要好，哪怕是虚伪的批判。它们总归是一种意见，会传播开来，会动摇资本主义的那个反动而无趣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