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镇化水平的不同情景模拟分析
关键词：农村人口乡村振兴城镇化城乡融合社会主义现代化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人口的数量和结构特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抑制人口迁移流动的制度性壁垒逐步瓦解，中国农村人口在增长规模大幅降低的同时经历着和平时期规模空前的空间移动。1978－2020年中国农村人口从7.9亿减少至5.1亿，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82.1%降至36.1%。与此同时，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进一步凸显（李玉红和王皓，2020）。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测算，2020年“乡－城”迁移流动人口规模达2.5亿，约占全部流动人口的2/3。正如小田切德美（2009）所记录的那样，人口在“人”“地”“村”依次“空心化”的过程中起到先导性作用，即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空心化”最早出现，随之带来土地抛荒和宅基地闲置等问题，最终导致农村可持续发展陷入困境。因此，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人口对农村可持续发展而言无疑是一个具有长期性和全局性影响的变量。
由于静态人口调查有时不能完全反映动态的人口变化事实，故而对中国农村人口发展态势的研究不能满足于仅对历史人口资料加以分析，还需要对未来人口趋势做出提前预判，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前瞻性的认知基础和参考。而只有统筹考虑人口迁移流动和城镇化的影响，才能更加科学地预判中国农村人口发展态势，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鉴于此，本文首先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围绕中国农村人口预测的可行性及难点展开理论探讨，据此提出本文的人口建模与分析策略，其次对本文使用的人口预测模型、基础数据和控制参数加以说明，进而估算不同城镇化水平下的农村人口迁移流动参数，以此来分析和比较未来中国农村人口发展的可能态势，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时期（2020－2050年）为研究区间，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第二，辩证考察城镇化对农村人口发展态势的影响，进一步深化对城乡融合发展意义的认识；第三，为前瞻性应对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的农村人口问题提供科学预判。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策略
（一）文献综述
此外，农村人口问题研究还包括对历史人口资料的分析。比如，有学者基于官方的人口统计数据分析了1979－2003年农村人口“乡－城”迁移规模的变化趋势，发现农村人口流出规模随着制度约束的减弱而逐年增加，“乡－城”人口迁移已构成中国城镇化的主要方式（卢向虎等，2006）。还有学者利用社会调查资料来探索农村劳动力资源禀赋特点：张永丽和金虎玲（2013）研究发现，2007－2012年农村人口的平均人力资本存量呈增加趋势，但相比外出务工人口，农村留守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仍然偏低；吴方卫和康姣姣（2020）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劳动力存在城乡之间往返流动的现象，经济因素是农村人口流出的主要动机，回流则主要出于照料老人和子女的需要。也有学者讨论“城归”人口补位乡村振兴主体的积极意义，但同时承认“逆城镇化”尚不构成现阶段人口迁移流动趋势，且农村外流人口的回流规模有限，难以成为农村劳动力主体（何阳和娄成武，2021；李芳华和姬晨阳，2022）。
从现有文献来看，中国农村人口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迁移流动参数估计存在一定偏误。之所以出现这一问题，除受研究策略和预测技术的影响以外，还与基础数据资料的准确性和人口外部环境的稳定性有关。而历史人口资料分析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前和过去中国农村人口的迁移流动情况，但不足以预判未来农村人口的发展态势。
（二）研究策略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以2035年和2050年的全国人口规模与城镇化水平作为中国农村人口预测的基础参数。这种操作方式不仅有利于更加科学合理地预测未来中国农村人口状况，而且能够比较不同城镇化水平下的中国农村人口发展态势。
三、预测模型与控制参数
（一）预测模型
本文以队列要素法（cohortcomponentmethod）作为人口预测的基础模型。队列要素法是历史最为悠久、应用最为广泛的人口预测方法之一，其基本思想是基于人口平衡方程，利用队列移算方法不断迭代基期人口数据来计算预测年份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特征。本文对农村女性人口预测模型设定如下：
（二）基础数据
（三）起始人口与控制参数
1.起始人口规模结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反映的是普查标准时点（2020年11月1日零时）的人口情况，在进行人口预测之前需要将基准人口推移至2021年1月1日零时。本文采取的人口推移方法是以普查时点的农村分年龄别和分性别人口数为基准，已知2020年末的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假定人口平滑运动，以此进行人口推移。简单起见，起始人口最高年龄设置为80岁及以上。推移结果显示，2020年末，中国农村人口规模为50992万。其中，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为19.3%，高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17.7%），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63.0%，老年抚养比高达28.1%。这表明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处于中度老龄化阶段，同时少儿人口体量较大，劳动力储备相对充足。总体来看，农村男性人口偏多，农村人口性别比为107.9。但是，农村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的性别比仅为72.7，说明农村高龄人口中女性偏多。2020年末中国农村人口金字塔如图1所示。
由于中国死亡数据存在婴幼儿和高龄人口漏报以及年龄堆积问题，故而关于死亡模式的参数设定，可以选取模型生命表来修匀质量欠佳的死亡数据。国内学者一般采用寇尔－德曼（Coale-Demeny）区域模型生命表的“西区模式”，本文同样采取这一做法。
生育模式可通过预测期内年龄别生育率分布特征和估算的总和生育率联合估计得到。参考联合国的估算方法（盛亦男和顾大男，2020；UNDESA，2019），对经过Logit变换后的生育模式进行插补，得到预测期内各年的生育模式，将其与假定不变的生育模式数值进行加权平均，以此作为最终估算的生育模式结果。2020－2050年中国农村人口生育模式估算结果如图3所示。通过比对历史水平，可以发现，联合国的估算方法对中国农村人口生育模式估算具有较好的适用性。总体来看，未来中国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模式趋向稳定。
4.出生性别比。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2020年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从119.9下降至111.3。假定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具有趋同的下降趋势，可以估算2020年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大约为112，且未来还将进一步下降。UNDESA（2019）的预测显示，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将在2035年前后降至107，直至21世纪末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Chaoetal.（2021）的预测表明，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将在2045－2050年降至106左右。考虑到学界一般将中国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假定为106（例如Zengetal.，1993；姜全保等，2019），且中国社会文化氛围正在由有性别偏好向无性别偏好转变（侯佳伟等，2018），本文假定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将在2035年降至107，到2050年进一步下降到106。
四、农村人口迁移流动参数估计
（一）2011－2020年农村净迁移人口估算
（二）2021－2050年农村人口迁移流动的情景设定
1.2021－2050年农村人口迁移流动水平。笔者先对2035年和2050年两个时点的全国人口规模和农村常住人口比例加以估算，以此推导预测期内农村人口的迁移流动水平。在全国人口规模方面，笔者结合先行研究结论和自身研究经验，设定2035年和2050年全国人口规模分别达到13.5亿和12.5亿。而问题在于，农村人口占比水平多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从城镇化角度加以考量并参考国际经验。图4所示的1960－2020年全球部分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可以为预判中国未来城镇化水平提供一定的参考。
对中国来说，2050年城镇化水平大概率要超过70%。2022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就已达到65.2%，且仍然保持较快发展势头。基于以上信息，本文设定以下两种情景。
方案一：设定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将于2035年和2050年分别达到75%和80%。根据UNDESA（2018）预测，2050年前后中国城镇化水平达到80%，并在2035年前后达到75%。国内多数学者也持中国城镇化水平将于21世纪中叶达到80%的判断（例如李善同等，2017；乔文怡等，2018；陈鹏和魏来，2020）。方案二：设定中国城镇化水平将于2035年和2050年分别达到70%和75%。顾朝林等（2017）的预测结果支持了方案二的思路。
根据以上参数设定，计算得到：在方案一情景下，2021－2035年和2036－2050年农村人口年均净迁出水平分别为834万和229万；在方案二情景下，相应的年均净迁出水平分别为415万和291万。
2.2021－2050年农村人口迁移流动模式。笔者先估算2011－2020年分性别农村人口的年龄别的迁移流动率，再以此推算预测期内不同性别农村人口的迁移流动模式。具体来说：
第一，基于2011－2020年中国农村人口参数条件，利用队列要素法估算封闭人口假定下2020年分性别、年龄的农村人口规模，并与实际人口情况比对，估算得到2011－2020年农村人口的年均净迁移量为-1777万。这与基于历史修正数据估算的年均净迁移量-1720万十分接近，估算偏误较小，可以认为模型的拟合和预测效果较好。二者之间误差按平滑拟合方式进行修正。根据分性别、年龄的净迁移流动规模来计算2011－2020年的农村人口迁移流动模式如图5所示。与王金营（2004）测算的1990－2000年、孟向京和姜凯迪（2018）测算的2000－2010年分性别“乡－城”人口迁移流动模式对比可以发现，1990－2020年农村人口迁移流动模式总体稳定。
第二，对于2021－2035年农村人口迁移流动模式的推算，也是先估算封闭人口条件下2035年分性别、年龄的农村人口规模，再以2011－2020年农村人口迁移流动模式为基础，估算各年龄组人口的净迁移流动规模，并与方案一、方案二估算的2035年农村人口规模比较，完成“打靶”推算，以确定预测期内的迁移流动模式。2036－2050年迁移流动模式估算原理相同。2021—2050年中国农村人口迁移流动模式估算结果如图6所示。
五、中国农村人口发展态势
（一）不同情景预测结果
1.人口规模及其变化趋势。2020－2050年农村人口规模及其变化趋势如表4所示。在方案一情景下，中国农村人口将于2030年跌破4亿，并在2040年后跌破3亿，至21世纪中叶降至2.5亿左右，届时农村人口将不足2020年的一半。在方案二情景下，农村人口规模缩减进度约比方案一延后10年，大约在2050年后跌破3亿。方案一和方案二唯一的人口参数区别为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差异。从表4可看出，城镇化水平更高、速度更快的经济社会环境，对农村人口缩减的规模和速度影响更大。
2.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变化趋势。2020－2050年中国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如图7所示。就0～14岁少儿人口变化趋势而言，方案一、方案二的估算结果显示，0～14岁少儿人口占比均遵循先下降、后回升的发展态势，所占比重基本维持在10%～15%的水平。未来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身上。
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7%，仍然低于0～14岁少儿人口占比，同时远低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人口老龄化的持续加深，2025年中国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就将达到20%，正式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根据本文预测，中国农村老年人口占比迟则2040年、早则2035年就将达到1/3，届时农村人口大约每3个人中就有1个是老年人。
城镇化对未来农村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论2035年中国城镇化水平是75%抑或是70%，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都不会超过60%；不论205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是80%抑或是75%，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都不会超过55%。
总体而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2020－2040年，2040年以后农村人口年龄结构趋于稳定，并在21世纪中叶形成“50－35－15”（50%的劳动年龄人口、35%的老年人口、15%的少儿人口）的基本格局。
3.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其结构。2020－2050年中国农村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其变化趋势如表5所示。一方面，2020年中国农村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超过3.2亿。如果遵循方案一设定的城镇化水平及其速度，那么，2035年农村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跌破2亿，2050年将进一步降至约1.2亿，30年间农村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将超过60%。即使遵循方案二的城镇化水平设定，2050年75%的城镇化水平也仅对应约1.7亿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另一方面，对比表4和表5的人口变化速度不难看出，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速度明显高于农村人口规模的缩减速度，说明农村净迁出人口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这也可以从图6所示的农村人口迁移流动模式得到印证。
2020－2050年中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如图8所示。如果以15～29岁、30～44岁和45～64岁分别定义劳动年龄人口的低龄组、中龄组和高龄组，那么，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20年的“二三五”结构快速转变为2035年的“三二五”结构再到2050年的“二四四”结构。这说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的年龄结构并不是线性思维预判的“加速老化”。这意味着：在21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问题突出表现为规模问题而不是结构问题。
2020－2050年中国农村总抚养比变化趋势如图9所示。总抚养比可以用来衡量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程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社会的活力状况。由于设定2020－2025年农村人口的生育水平低于2025－2050年的这一指标，故而这一阶段农村总抚养比略微下降。但总体来看，未来中国农村总抚养比将不断攀升，说明“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总抚养比的影响十分显著。在方案一情景下，2035年和2050年中国农村总抚养比分别达到73%和100%，比方案二分别高出约6个和14个百分点。这表明，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水平也呈上升趋势。
4.老年人口规模和老龄化趋势。2020－2050年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及其变化趋势如表6所示。在方案一情景下，未来中国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将经历一个先增后降的过程，到21世纪中叶其规模约为9000万，与2020年的规模相当。考虑到未来农村总人口规模将步入下行通道，因此，尽管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可能不会经历“爆炸式”增长，但在农村总人口中的占比将不断上升，估计到2050年这一占比将达到约36%。方案二情景揭示了类似的规律，农村老年人口约在21世纪中叶达到1亿左右的规模，占比约32%。这说明，城镇化进程不会改变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的基本走势，但确实会使农村人口老龄化在某个时期（2020－2035年）加速。不论何种情景，农村老年人口规模都将在2040年达到峰值。但在此之后，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将出现下降、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届时农村人口老龄化态势将趋于平缓。这也表明，应客观和辩证地看待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
2020－2050年中国农村人口高龄化态势如图10所示。与表6所示的农村老年人口先增后降的趋势不同，未来中国农村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规模将经历“爆炸式”增长过程。相比2020年的1668万，2050年农村高龄人口规模在方案一和方案二情景下将分别达到3718万和3943万，相当于30年间翻了一番以上。因此，虽然未来中国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增长幅度趋缓，但内部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令人担忧。大约在21世纪中叶农村每100个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就有40个是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这说明，未来农村人口的高龄化趋势可能带来比人口老龄化更为严峻的经济社会问题。此外，从图10还可以看出，城镇化的推进不是农村人口高龄化加剧的主要因素。尽管较低方案的城镇化率（方案二）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人口高龄化水平的上升，但仍无法逆转农村老年人口高龄化的态势。
（二）“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人口发展态势的影响
比较封闭人口和开放人口两种情景下的农村人口发展态势，可以进一步分析迁移流动因素对农村人口发展的净影响，亦即考察在剔除人口自然增长因素之后迁移流动对农村人口规模及其结构变化的解释力。由表7可知：第一，在封闭人口情景下，2050年中国农村人口规模为4.3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老年人口规模分别为2.5亿和1.1亿，老年人口占比和总抚养比分别达到26.5%和72.3%。这说明，即使不考虑“乡－城”人口迁移因素，未来中国农村也将面临人口规模缩减、人口结构老化和人口负担加剧等问题。第二，尽管自然变动因素对农村人口的整体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大多数情况下迁移流动才是人口变动的主导因素。即使按2035年70%、2050年75%的城镇化水平测算，迁移流动因素对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农村的总人口规模、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总抚养比变化的贡献比例也要超过50%。第三，就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及其占比的走势而言，迁移流动因素发挥的作用相对复杂。“乡－城”人口迁移有利于缓解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的绝对增长，但也会加剧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的相对增长。这是由“乡－城”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不平衡（流动人口年龄结构偏年轻）导致的。
六、进一步分析
笔者通过调整控制参数的水平来进一步讨论预测结果的稳健性，参数设置如下。首先，生育变动情景：以如表3所示的2021－2050年农村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变动为一般情景，参考联合国WorldPopulationProspect的习惯做法，分别设置±0.25个单位的差异，作为较高和较低生育水平情景下的总和生育率参数值，即生育变动情景1和情景2。其次，预期寿命变动情景：假定2050年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分别比如图2所示的水平高出1.5岁和1岁，其余年份进行相应修正。再次，死亡模式变动情景：参考赵梦晗和杨凡（2013）对2010年中国人口死亡模式的评价结果，以寇尔－德曼区域模型生命表的“北区模式”作为死亡模式。最后，总人口变动情景：其一，设定2035年和2050年中国人口规模分别为13亿和12亿；其二，设定2035年和2050年中国人口规模分别为14亿和13亿，即总人口变动情景1和情景2。
如表8所示的2020－2050年不同情景方案下的农村人口发展态势的估计结果表明：第一，本文的预测结果是稳健的；第二，未来真正影响中国农村人口系统反馈回路的参数是如表7所示的人口迁移流动因素和城镇化水平，生育参数、死亡参数和全国人口规模的变动难以根本扭转中国农村人口发展的系统性趋势。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基于不同城镇化情景设定，本文利用队列要素法预测2020－2050年中国农村人口发展态势，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对未来中国农村人口发展态势具有重要影响：第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人口规模缩减和劳动年龄人口流失加剧。即使在2050年75%的城镇化水平预设情景下，21世纪中叶农村人口规模也将降至3.0亿～3.2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仅有1.6亿～1.8亿。而在当前学界普遍预设的80%的城镇化水平下，2050年中国农村人口规模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仅分别为2.4亿～2.6亿和1.1亿～1.3亿。这比封闭人口情景下估计的相应规模分别下降40%和50%左右。第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加剧。以80%的城镇化水平预设情景为例，2050年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达到36%～40%，总抚养比将升至100%左右。届时农村劳动年龄人口负担水平将大大提高。第三，2050年之前，“乡－城”人口迁移对中国农村人口规模、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劳动年龄人口负担水平变动的贡献比例始终超过50%，说明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农村人口变动将持续处于以迁移流动为主导的发展期。这也意味着，国家对于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宏观调控与政策引导将对未来中国农村人口发展态势具有较强的能动作用。
另一方面，不论未来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如何调整，农村人口变动的一些态势是可以基本确定的：第一，即使不考虑“乡－城”人口迁移因素，未来中国农村人口规模也将处于快速的下行通道，即自然负增长将成为未来农村人口发展的基本面。第二，尽管城镇化会加速农村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但由于老年人口不是农村迁移流动的主体人口，故而未来中国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的基本走势仍由人口自然变动过程决定。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将经历一个先增后降的过程，并在2040年达到峰值（1.1亿～1.2亿），此后于2050年回落至与2020年规模相当的水平（0.9亿～1亿）。需要特别注意的是，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规模将持续增长，至2050年人口规模逼近4000万，约占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40%，将对农村养老资源和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提出重大挑战。
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工市民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万广华等，2022），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本文的研究结论同样证实城乡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人口张力。考虑到人口是一个长周期、强惯性变量，未来中国农村极可能在人口负增长、劳动力外流、抚养比陡升以及高龄化浪潮的约束下推进乡村振兴。而能否把上述约束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将取决于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适应农村人口发展态势。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和对人口建模具有重要影响的参数变量，笔者提出以下三条应对思路：
第二，适应人口发展轨迹的思路，即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更好地与农村人口发展态势相适应。其一是有序推进合村并镇，严控“空心村”形式主义的盲目建设，以动态适应农村人口规模缩减过程；其二是盘活农村土地的“沉睡资产”，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转型，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其三是以人为核心，逐步推动公共服务资源下沉，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农村互助养老道路，以缓解农村养老资源供需不平衡的巨大压力。
第三，创新性地认识人口系统结构及其功能的思路。其一，有序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在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要破除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人口持续缩减和老龄化程度加深的负面影响，就必须加快打造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新格局，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以县城为联结城乡的关键节点，发挥县城连接城市、服务乡村作用，从而为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其二，重新认识老年人的经济社会价值，积极完善农村老年人健康支撑体系，保障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并积极发挥老年人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解安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清华大学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研究中心副主任；林进龙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村观察》20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