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11日讯，蔡丰利工作的最高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生效的判决结果。作为房山法院执行一庭的执行法官，蔡丰利秉持这一标准，工作了27年。27年，蔡丰利从未离开过执行岗位，他和一波波年轻的执行法官一道，参与了万余起执行案件。27年，执行手段和法律越来越完备，但执行案件也越来越多，执行工作也越来越难做。
蔡丰利
现在的蔡丰利已经难见当年从警校毕业那会的意气风发。今年52的他，身材微微发福，脸上时常挂着笑容，但又难掩工作的倦意。
“咱们谈一个小时够不够？”蔡丰利见到记者就问。早上8点半，蔡丰利刚要上班，就已经有当事人要来法院找他了。
1988年，蔡丰利从警校毕业，分配到房山法院张坊法庭，一年之后，他被调回了法院本部，成为执行局的一名执行法官。“刚工作会，脾气急，力气足，分到我手里的案子我就一定能给办利索了。”
凭着自己的韧劲，蔡丰利在执行岗位上一干就是27年，期间从未换过岗位。蔡丰利不仅成为房山法院干执行工作最久的法官，这一纪录，在北京法院系统也非常少见。
说起这近三十年执行工作的变化，蔡丰利最大、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案件的数量增加。
蔡丰利刚来到执行局那会，房山法院的执行法官不到十个人，如今这一队伍已有50人。人员增加的背后，是案件数量的突飞猛进。
蔡丰利说，90年代，每年平均一个执行法官手里大概有100件左右的案子。2000年以后，这一数量快速增加。以去年为例，执行一庭12个法官承办了3700多件案子，平均每人300多件，加上未执结的，每人手里的案件已达四五百件。
“今年前6个月，我们的收案量已达2000多件，现在执行法官法官的压力不小，精力不够。”蔡丰利揉了揉眼睛，又使劲瞪了瞪眼。
当然，工作压力的变化只是蔡丰利这些年的感受这一，执行标的的变化也让蔡丰利颇有感触。蔡丰利说，执行工作的对象绝大部分都是财产，但是，不同年代，被执行财产的内容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上午去被执行人家中，发现门锁着，我们就隔着玻璃看到他屋里有彩电、冰箱和洗衣机。”蔡丰利回忆说，上世纪90年初期，很多被执行人住着单位的公房，家中最值钱的财产就是这“新三大件”。
既然家中没人，蔡丰利就在被执行人门上留了一张传票。下午时，蔡丰利一转念，又和同事来到被执行人家中。被执行人倒是回来了，但是“三大件”不见了。
“被执行人否认自己家中有家电。但是，我和同事凑近一瞧，那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留在家具和地板上的印子还在呢。”蔡丰利笑着说。
而90年代中期的另一起执行案，更带有时代的烙印。房山一家棉纺织厂给四川成都一家制呢厂提供原料，但当时很多国企经营举步维艰，成都制呢厂就欠了房山棉纺织厂几十万元。
“当我们赶到成都后发现，这家厂子已经破产，我们找到当地工业局，发现青海一家制呢厂与这家企业有合营关系，我们又奔赴青海，但这家企业也没钱，只有货。”蔡丰利说，一开始房山这边的棉纺织厂还不愿意要，没想到几个月后到了年底，因为经营困难，职工年底的奖金成了问题。怎么办呢？
蔡丰利和同事再赴青海，发了几车皮毛线回来。“每个职工发了8斤毛线，算是年终奖吧。”
说到执行财产，就不能不提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查询手段。一般“四查”是指查存款、查房产、查公司、查车辆。这些内容目前都已网络系统化，动动鼠标，便可知道被执行人名下有无存款，但十年前，这还需要“土办法”。
2005年，蔡丰利和同事承办了一起吉林籍的当事人的执行申请案。申请人是吉林一家物流公司的员工，2006年乘坐其企业的物流货车来北京，途径房山时，发生交通事故，该男子重伤。
后法院判决该男子所属企业赔偿其40余万元，但被告企业一直拒不履行判决结果。于是，蔡丰利决定和同事北上吉林。
“到了吉林，我们连物流企业的大门都没进，先进了银行的门。”蔡丰利说，他和同事沿着企业的四周，见银行就进，一家一家地查这家企业的存款情况，当查到第五家银行时，蔡丰利和同事查到了5万元。
“肯定不止这点钱。”于是，蔡丰利等人继续查，果不其然，在另外一家银行，查到了该企业的3万元存款，但银行却不让蔡丰利冻结这笔钱。
原来，这笔钱是这家企业给银行的贷款利息。“既然有贷款，那么这企业肯定有项目。”蔡丰利到工商部门查询到，这家企业竞拍了一块土地，“不执行法院判决，就得查封这块地。”
最终，在蔡丰利“土办法”的帮助下，申请人顺利拿到了案款。
2014年，房山法院成立执行指挥中心，这一中心能通过被执行人信息系统，迅速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查控，甚至在有的银行，可以直接冻结被执行人的存款，不需要再跑银行了。
除了查询手段的升级，执行工作的硬件设施也不断加强，比如执行现场能够实现远程视频指挥调度和监控、远程电子签章，房山法院甚至还在执行现场使用了航拍机，接近那些难以靠近的目标。
与执行软硬手段同步升级的，还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完善。
从对抗拒执行的被执行人司法拘留到以拒执罪施以刑罚，从限制老赖高消费、贷款到可以拍卖唯一房产，法律在一步步挤压老赖的生存空间。
张某之所以主动还钱，是因为他申请贷款被拒，原因就是他有不履行法院判决的记录。
“但目前我的感受是，和二十几年前比，执行越来越难。”蔡丰利分析道，一方面与案多人少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有些人更“精明”了，懂得钻法律的空子。
蔡丰利举例说，“被执行人财产倒是不少，但他可以转移财产，转给孩子，转给老人，甚至不惜和妻子离婚，将财产都分给妻子；就算查到被执行人名下有财产，有的当事人滥用诉权，像对房产拍卖时，就经常发生案外人提异议、甚至提诉的情况，即便这种诉求不合理，拍卖程序也得停止。”
还有一个让法官头疼的问题，就是如何拿捏强制执行中“强制”的度。要人性执法，也要执行效果，有时会让执行法官畏手畏脚。
说了这么多执行工作近三十的变化，有不变的地方吗？
蔡丰利想了想说，不管哪个年代都有老赖，都有逃避责任的人。这算是人性中软弱的一面吗？
执行工作27年，蔡丰利见过太多被执行人逃避责任的窘态、丑态。有大冬天为了躲执行法官，躲到柴火垛就是不出来的大老爷们，也见过为污蔑法官非礼而故意撕扯自己衣服的家庭妇女，还有倒地装病的老人，认识法院领导的“熟人”……
危险也是家常便饭。菜刀、狼狗、砖头，还有“群情激愤”的围观群众，以及他们上传到网上的，经过挑选的照片和视频。
有很多案件，因为被执行人的一拖再拖，久而久之，成了陈年积案，连申请人都会忘记。“今年我们执结了一起91年的案件，当初的欠款是6000元，到现在，利息都已经是2万多了。”
老赖的逃避造成的损失可不仅仅是利息能计算清楚的，对于那些身体伤残而急需用钱治疗的申请人来说，老赖的逃避，就等于痛苦的加倍和继续。
“所以，我又想到了一点是这些年一直不变也不能变的，那就是执行工作的最高标准，不可动摇的已经生效的法院判决。”蔡丰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