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怀念带领科龙走上巅峰的潘宁，但是他退休之后就再没有公开露面。
作者：陈光
他曾经的老对手和老朋友们，有的成了富豪榜常客，有的是国际企业峰会上的众星拱月的明星。
而他已经没了身影，只留下一个企业兴衰的故事。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巡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南巡期间，总设计师留下了两个贯彻至今的理念，一是“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不动摇”，二是“发展才是硬道理”。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关于发展的重要谈话，打破了中国当时经济进程中，因某些“姓资还是姓社”的现实问题所造就的僵局，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列下了行为纲领。
因为邓小平的南巡，1992年成了中国经济的“春天”，北京的新增公司以每个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而“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就此脍炙人口，并至今深入人心。
总设计师的这句话最初是对潘宁说的。潘宁是一家乡镇企业——珠江冰箱厂的创始人，其生产的“容声冰箱”，是当时国内的龙头。
1992年1月29日的下午，身着杏色便装的总设计师走进珠江冰箱厂，整个厂区沸腾了。“当时只知道有位领导要来，万没想到居然是邓小平。”一位接待人员回忆说。
作为主要接待人，厂长潘宁有些局促。潘宁的普通话很糟糕，邓公也带有浓重的四川口音，接待期间，他几乎没太听懂总设计做了哪些指示，后来看报道才知晓。“除了激动，什么也没有了。”
邓小平也有点“激动”，他在珠江冰箱厂现代化的大楼前驻足许久，随后回身问到：“这是什么类型的企业？”
“如果按行政级别算，只是个股级；如果按经济效益和规模算，恐怕也是个兵团级了。”随行的广东省官员答道。
邓小平接着参观了冰箱厂的生产线，期间，他连续问了3遍同样的问题：“这是乡镇企业吗？”在得到同样的回答后，总设计师脱口而出那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
说这句话的时候，潘宁就站在邓小平的身边。他和邓小平的合照，很快伴随着“发展就是硬道理”传向了中国各地。
在此之前，他的品牌已经名扬天下。1991年，珠江冰箱厂卖出了48万台容声牌冰箱，居全国首位。当时业内有两大“势力”，南边是容声，北边是海尔，前者的名头还要更大些。
容声的强不仅体现在声誉和销量。邓小平到访时，这家乡镇企业已经有总长6公里的生产线，全部由欧美、日本最先进的配套设备组装而成，当时的《经济日报》称这样的规模和实力令“国营企业望尘莫及”。
而这家工厂的产品，最初是由锤子敲出来的。
1984年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元年。是年，深圳改革开放的示范效应开始发酵，无数胸怀野心的年轻人争相“下海”。
这一年，柳传志创立了联想，史玉柱编出了一套软件，段永平离开了北京电子管厂，万润南成立了四通，李东生在仓库里做起了录音磁带……而潘宁，则成了珠江冰箱厂的厂长。
▲图：柳传志旧照
或许是更靠近深圳的缘故，潘宁跑得比其他人更早些。作为容奇镇（现佛山市顺德区容桂镇）的工业与交通办公室副主任，潘宁经常到全国各地开会，改革开放浪潮涌动后，他出差时便留了个心思，专门看看有什么生意可做。
期间，潘宁发现群众对于现代化家用电器非常渴求，而“冰箱是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家电产品”，于是回到容奇后，他便组织了几十个人做冰箱。
潘宁读到小学4年级，他见过冰箱，但是对于其原理和构造一窍不通。“研发团队”几十个人，最有知识的是一个中专毕业生。一帮人聚一起，潘宁给一些不知道“冰箱”的人进行科普，接着便拍板了做冰箱的大方向：“冰箱要技术，我们没有，出去学”。
如今看来，这像是一个天方夜谭的开头。但对于刚走出“大锅饭”年代的人而言，没有什么比刚解禁的“做生意”三个字更有吸引力。
潘宁跑全国各地的冰箱厂“拜师学艺”。那时候接待论级别，潘宁是镇部门副主任，级别不够，国营厂经常不予接待，有时候连正规住宿地方都没有。
吃了多次闭门羹后，潘宁在北京雪花冰箱厂见到了负责人，他便死死攥住这条线，把“团队”几个人都叫到了北京。
夜里，他们在澡堂子里睡觉，白天跑到厂里偷师学艺，偷偷将车间的流水线、操作流程记下来，运气好碰上技术人员心情不错，还能给他们讲上一阵子。“北上”的一位老成员回忆说，那是一段相当快乐的时光。
了解流程后，潘宁又派人去西安交大学习制冷技术，并且到市场上搜集冰箱的替代设备、工艺和材料。那之后，他和团队回到镇上，开始了十几个月的攻关。他们用零件替代模具，用汽水瓶当试验品，用锤子、矬子等当工具，用简易万能表当测试仪器……
1983年9月，这支杂牌军在作坊里试验、生产出了中国第一台双开门冰箱。当地报纸称“那是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潘宁一个人冲到雨里嚎啕大哭”。
潘宁是个时代的幸运儿。他如果换个镇当干部，恐怕不会有那台冰箱。
改革开放初期的顺德，是镇干部创业的沃土。当时有这么个说法：全国看广东，广东看顺德。在“全县一盘棋，一心抓经济”理念的指引下，顺德政府最大限度对企业进行帮扶，探索出了著名的顺德模式，催生了一批家电业翘楚。
最鼎盛时期，广东占据全国1/3的家电产量，顺德占了广东的一半。这里走出了美的、格兰仕，第一批评选全国十大乡镇企业时，顺德有5家上榜。
珠江冰箱厂是当时顺德群星中最耀眼的一颗，它的诞生，也脱胎于顺德模式。
作坊里敲制冰箱时，镇政府为潘宁团队拨了9万元的试制费，这笔钱决定了工厂的股权100%归属镇政府所有。以今天的市场观念看，除这笔“天使投资”外，股权分配中还应包括创始团队的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但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计较这笔账，或者说没有人敢计较这笔账。
企业家掌控企业的决策和发展，但是除工资外，体制不承认其人力资本的合法权利，这样的问题在那个时代普遍存在，但在潘宁和珠江冰箱厂身上却爆发得尤为明显。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潘宁将这家厂做得太大了，大到没有人舍得放弃其中的利益。
试制团队一共“敲”出了三台冰箱，他们将冰箱送审，一台送到香港，一台在国内。香港的那台很快被鉴定技术合格，而国内的许可证则等了大半年。
1984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将社团企业改称乡镇企业，指出乡镇企业是广大农民群众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重要途径，并出台了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的有关措施。
这条政令为潘宁的冰箱找到了出路。这年10月，珠江冰箱厂正式成立，潘宁将品牌名称定为“容声”。
1980年代中期是中国冰箱企业崛起的年份，几年间，国内先后引进了79条冰箱生产线，引发了一场冰箱大战。在一众冰箱工厂中，珠江冰箱厂是“出身”最低微的一个。这样的身份，迫使潘宁从其他领域找优势。
生产线多了，瑕疵品数量也大大增加。1985年发生了一件脍炙人口的事：海尔的张瑞敏在突击检查仓库后，召集全体员工，让他们亲手砸掉了76台有缺陷的冰箱，有人一边哭一边砸。这一砸，就“砸”出日后全球白电第一品牌。
靠着这道工序，潘宁真的发现了“问题”。冰箱厂的喷涂车间率先使用了一种新的材料漆，潘宁在检验库里发现这种材料生产的冰箱门上有小水泡。这类外观上的缺陷，很多消费者都看不到，即便看到也不会在意。但是潘宁为此开了紧急会议，宣布停产两个月，并且迅速召回了已经进入市场的1000台冰箱。
这是国内所有产业里第一起“产品召回”案例。但出于“成王败寇”的缘故，这段往事，如今知者甚少。
那个年代的家电产品多有瑕疵，小水泡很正常，大水泡和变色也不新鲜。
潘宁要召回冰箱，这件事在厂里炸开了锅。一位老员工称当时人人反对，车间主任还拉着潘宁看其他厂家的冰箱：哪家没有这个问题？消费者根本不知道。潘宁回了句“我知道”，这件事就此定论。
做出这样的决定，并非完全出于潘宁是个完美主义者，而是“形势所逼”。如前所述，那个年代讲级别，镇干部出去遭白眼，乡镇企业同样受歧视。
潘宁当时到北京最著名的西单商场推销冰箱，一位科员翘着腿问他：容声是咋回事呀，是啥级别的？潘宁说我们是乡镇企业，对方随即摆手下了逐客令。
后来，潘宁将容声做成行业第一、各经销商抢着到容奇镇进货时，他经常对外讲起这件事。其事业的艰辛和成就，似乎都溶缩在了这件小事里。
乡镇企业之上的竞争是另一番光景。当时国内正处于短缺经济时期，国营厂的冰箱产多少就能销多少，有时候甚至要凭票排队购买。那时候的家电企业拼的是规模，谁员工多、生产线多，谁就掌握话语权。
乡镇企业不受待见、生产规模不占优势，思前想后，潘宁认为只有打出品牌，才能实现逆转。而在当时，保质量是打品牌的不二法门。
回到容奇后，潘宁开始全面探索质量管理，他在厂里定期举办“质量运动会”、“百日质量竞赛”等活动，号召员工们将质量视为生命。
那个年代的事业有局限，也有优势。有些企业管理者的盈利压力不大，有“认死理”的空间。潘宁将质量看做“死理”，就在这条路上猛进。
容声冰箱有了最初的利润，潘宁便率先投资500多万元，建设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全性能检测中心。这是中国最早的标准计量中心，它后来成了全球检测功能最全、技术指标最高的质检中心之一。
哪怕有一点瑕疵，容声的冰箱也不能出厂。这样的要求贯彻久了，品牌效应自然产生。
谁家的产品好，消费者心理有本明白账。家电是个时髦物件，就像现在的苹果手机一样，大家聚一起经常聊。这位说我家的电视机总出问题，那位说我家的电冰箱可了不得，一来二去，大家都知道了容声的冰箱品质过硬。
没多久，这款产品就在珠三角地区卖脱销了，民间还有了种说法：容声就是质量的保证。
珠江冰箱厂诞生时，容奇镇还发生件大事。这年11月，全长1347米的容奇大桥竣工通车。这座桥连接顺德区政府和容奇镇，也连接广州和珠海，是中国最繁忙的国家公路之一。
潘宁有高屋建瓴的想法和手段，容声在珠三角一飞冲天后，他随即在小镇上运筹起了全国的生意。
曾经“偷偷学艺”的乡镇企业成为了业界公认的“老师”，上世纪90年代初，为了避免技术暴露，科龙还专门开设了一条指定的参观路线。
在潘宁带领下，容声的风头一时无两。邓小平前来考察后，北京有关机构公布了全国家用电器产销排行榜，珠江冰箱厂荣登冰箱销量第一的宝座。直至潘宁离开后，这个荣誉才旁落他人。
乡镇企业为顺德带来了繁华，也种下了危机。上世纪90年代初，一次对全市乡镇企业的调查显示：全市978家企业中，有259家达到破产边缘，欠银行贷款21亿元已成坏账，“如此包袱触目惊心”。
政企不分、新大锅饭等长期困扰集体制企业的问题开始在乡镇企业身上显现，这迫使政府重新思考政企关系。
邓小平南巡时提到“股份制社会主义也可以搞”，随后的中共十四大又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策的支持下，顺德人开始为了出路进行产权改革。
不过，席卷全市的改革和潘宁关系不大。1992年8月，珠江冰箱厂在政策的指引下改制成为珠江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占股20%，镇政府仍然把持80%的股份。
创业团队没有任何股权优势，这样的局面令潘宁很尴尬。他曾多次或明或暗地提出，希望镇政府在这方面予以考虑，但是得到的答复始终含糊其辞。
另一方面，容声冰箱畅销全国后，由于其品牌所有权归属镇政府，一些裙带企业便利用品牌影响力生产其他小家电，这一现象严重影响了容声的品牌声誉，但潘宁对此毫无办法。
冰箱厂的产权改制上，潘宁也完全被牵着走。1993年，容奇镇干部、珠江电器厂法人代表徐铁峰邀请香港人李国明担任财务总监。“这个留着小胡子、看上去高深莫测”的人在香港做了一次成功的募捐，为珠江电器厂引进了三家境外投资人，募集了近4亿元的资金，公司性质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
潘宁想抓住这次变革的机会，1994年，他将电器厂更名为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启用科龙作为全新的商标。
将企业变为科龙电器，潘宁试图将科龙的品牌归为企业所有，逐步淡化其“国字号”的成色。他的这一举动，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也为其“失权”埋下了伏笔。
拿下全国市场后，潘宁想将产品卖向全世界，他很清楚当时的集体制对于发展的束缚。一次采访中，老员工称“潘宁的思路是不断给自己加压，因为他不想企业永远只是一个乡镇企业，永远只是一个做冰箱的。”
那是潘宁最好的时代，也是容奇镇最好的时代。
集团的所有员工，一年最少能领到16个月的工资。每到传统佳节，整个科龙会分成几大组集体抽奖，每个人都能得到奖品，摩托车、彩电、洗衣机应有尽有。
据说每次抽奖时，潘宁都会躲在某块玻璃窗后“偷看”，脸上带着无声的笑容。
“那时你去容奇镇每一家高档酒楼、推开每一家KTV的包间，都能够发现科龙的人。”一位老科龙人如此缅怀“潘宁时代”的盛景。
1996年6月，带着6.6亿元净利润的成绩，科龙电器在香港上市，成为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乡镇企业，并成功募集资金7.07亿人民币。其股份就此一分为三：镇政府持内资股41.96%，内部员工持内资股10.49%，H股流通占比47.55%。
这样的股权分配，依旧和潘宁这个企业缔造者没什么关系。
上市之初的科龙依旧是一片繁华盛景。1997年，其股价一度冲破11港元，是发行价的3倍多。科龙的主营业务囊括了几乎全系冰箱产销，其中容声的市场份额超过20%，是公认的龙头品牌。期间，科龙被香港《亚洲货币》杂志评为中国最佳管理公司和中国最佳投资者关系公司，俨然是中国家电业的未来领军者。
彼时，中国的家电企业依靠价格战在本土击败了一批跨国企业，形势一片大好。但潘宁却出来唱反调，他指明中国的家电企业只是装配工厂，核心部件都是国外进口。
公司的一次会议上，他激动地说：“如果不能在有生之年装出一台百分之百的中国冰箱，我们这代冰箱人愧对后人。”
上市之后，雄心万丈的潘宁四处攻城略地，他宣布投资10亿人民币在日本神户建立科龙技术中心，又在辽宁营口和四川成都建立了两大生产基地，大大降低了物流运输的成本。
那时的潘宁雄姿英发，极度渴望和国际巨头一较高下。1996年，美国GE（通用电气）派专机到中国，一行几十辆奔驰车跨过容奇大桥，直奔科龙，试图参与科龙的改制，但是这件事遭到了潘宁的强烈反对，合作之事就此不了了之。
不合作，攻出去。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科龙冰箱的出口量当时也是行业第一；一份欧洲的报告称科龙在冰箱业是“亚洲第一，全球第二”，“这家企业在冰箱和空调领域都有角逐世界的竞争力。”
但是短短几年后，崛起于容奇镇的科龙，在容奇轰然倒下。
科龙倒了，因为潘宁到了退休的年纪。
1998年12月，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科龙集团突然宣布潘宁辞去公司总裁职务，4个月后，他卸任董事长，其所有职务由其副手王国端接任。
报道称潘宁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此前，他一直奔跑于全国各地物色新厂址，看似踌躇满志得要大干一场。
没有争论、没有发声，潘宁就此告别科龙，甚至消失。
因为当事人的沉默，外界对此众说纷纭。最早的说法是潘宁当过兵、是党员，曾经的经历让他“没有什么私心杂念”。他对于退休十分坦然，甚至多次主动提及，但均被政府盛情挽留。
此后又有说法称潘宁退位是“国家干部”到了年龄就得退，而且“上面”也一直给他压力。
结合前后的事件看，后一种“传闻”更具合理性。即便没有私心，以潘宁的雄心，又怎么甘心完全退出，就此将一手带出的顶尖企业拱手相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任院长周其仁教授曾与潘宁有过数面之缘。他第一次见潘宁是在1998年，科龙正收购西南的一家军工厂改建成生产线。当时中国出现通缩，经济不景气，周其仁问潘宁为什么这时候大展拳脚，潘宁说“热的时候就晚了”。
▲图：周其仁
当时周其仁和舆论都很纳闷一件事：作为科龙从头至尾的唯一核心人物，潘宁为什么不能参与股权改制？
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当时的顺德正掀起一股国退民进的浪潮，这里是中国乡镇企业的发源地，也是集体企业转制的先头兵。
早在1993年，国有顺德糖厂资不抵债，逼得员工出资持股“租赁”经营，企业转制就此诞生。是年底，顺德市30%的企业完成了转制，民营企业家开始当家做主。
时至上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市场经济推进，部分国有企业疲态尽显，国家和政府将国有资本从一些竞争性领域中退出，经营者得以利用各种方式来购买企业的资产。
期间，与科龙同处容桂镇（原容奇镇）的美的、格兰仕都通过改制、团队持股迎来了大发展，而科龙仍然实行年薪制。
▲图：美的总部
“科龙可以卖四五十亿元，还掉六七亿的贷款，还剩下不少。我这当书记的三五年可以不干活，日子好过得很。但是以后怎么办？”
他绝没有想到，几年后的科龙只卖了5亿。
90年代中至新世纪初的中国经济是一片巨大的试验场。
僵化的计划经济瓦解，盎然的市场经济来临，大量企业面临改制。众目睽睽之下，一群小人物将大企业“玩转”得风生水起。
改制的机遇中，有大人物站出来将企业做得更大，而没能等来强者的企业，则变得支离破碎。
佛山的西北角上，三水区的健力宝“辞别”李经纬，就此告别辉煌；佛山的东南角上，科龙被撕扯下了双翼，再不知飞翔的滋味。
作为体制内的企业家，潘宁很不善于处理“应酬”，这被认为是他“合理退休”的原因之一。“后潘宁时代”的科龙是一个局，局外人至今无法窥得全貌。
作为一家政企不分的企业，科龙是地方的政绩依仗，其间不断出现牺牲企业经济利益换取政府税收增长的现象，甚至存在直接挪用科龙现金和资产的行为。这个现象在潘宁时代就有，在其后彻底爆发。
继任者王国端希望改变某些局面，他在科龙拉开了一场疾风骤雨的改革，人事大换血使得一大批创业元老离职，成本控制则主导科龙收缩生产线。
他的改革没能取得明面上的成效。2000年中，因为业绩大滑坡、体系改造惹得怨声载道等问题，王国端在重压下请辞。“每件事情都有得失，改革总是会遇到困难的，这个我并不是没有考虑过。改革的力度、速度是否有过错也需要留待后人评价。”王国端在数年后说。
潘宁和王国端都是创业时的领导班子，他们的离开促使科龙进入新的管理阶段，期间恰好面临行政区域调整，于是，科龙的管理权变得更加复杂化。
2000年，容奇镇与桂洲镇合并成立容桂镇，新镇委书记是来自北滘镇的邓伟根，镇长则由原容奇副镇长、原珠江电器厂法人徐铁峰担任。
▲图：徐铁峰
前文有述，徐铁峰是当年拉来香港人李国民、为科龙成功私募的关键人之一，他在科龙一向具有实权。当时的报道称，徐铁峰曾希望就任容桂镇书记，但最终落败，加之与邓伟根不和，遂生去意。
2000年6月，徐铁峰向上级政府汇报称已经获得香港机构投资者的支持，随即辞去镇长一职，出任科龙总裁，后又接任董事长。
科龙名义上的大股东是容桂镇政府，领导是“外乡人”，实际掌控者则是容奇镇派系，这样的“矛盾”直接将科龙一分为二。
这次人事变更后，容桂镇政府要求容声集团与科龙电器分开，政府通过控制集团财权来控制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则对集团的财务运作知之甚少。
徐铁峰上任后科龙打了1年的价格战，损失惨重。期间，集团还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质量事故，回收冰箱逾万台，更令公司雪上加霜。
2000年，科龙拿出了一份令外界震惊的年报：巨亏6.78亿。
科龙H股价大跌，镇政府宣布接手，他们起先想在现有的体制内改造科龙，发现很难，便决定卖出。
虽然内在盘根错节，但科龙加容声的名头实在太大，很多实力买家纷纷介入，其中不乏国际战略投资者和债权银行。徐铁峰等科龙高管也曾提出MBO计划，但先后被拒。
科龙最终被卖给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顾雏军，他因此一战成名，也因此锒铛入狱。
顾雏军是一个神秘的风云人物，他靠神秘的制冷剂“或是”借贷炒股发家，其格林柯尔系与治下科龙是另一个复杂的故事，在此不展开陈述。
2001年10月末，顾雏军走过容奇大桥，宣布出价5.6亿元接管科龙。一代“国家级”企业就此贱卖，外界错愕不已。
政府在和格林柯尔接洽转让产权时，科龙董事会和股东们并不知情。徐铁峰得知后，曾到镇政府拍过桌子，还带了公司班子去顺德市政府闹。但政府领导拿出厚厚一打举报信，让他靠边站。
时任镇长称“格林柯尔的技术优势、全球化的营销网络，国际化的经营管理理念，以及完美的产业对接能力都是打动容桂镇的原因。”而知情人则透露称顾雏军和政府谈判的重要筹码，是科龙电器与容声集团之间藏于账面以下的大量关联交易。“顾雏军知道科龙的真实资产情况，他向政府表示，如果让他收购，容声集团欠科龙的钱就可以不用还了。”
事实几何，不得而知，顾雏军就此出名。他以科龙为起点打造了一个庞大的格林柯尔系，被尊为中国“资本控制50强”第一人。
第一代创业者起早摸黑、用锤子敲出了一个国际大企业，第二代“资本家”四两拨千斤，给实业家们上了生动而痛苦的一课。
顾雏军治下的2002-2003年，科龙一度扭亏为盈，但2004年，这家企业的突报亏损，2005年的亏损直接升至天文数字般的36.93亿。
巨亏之前，顾雏军一直和郎咸平“打嘴仗”。郎咸平在2004年炮轰海尔“曲线MBO”、质疑TCL产权改革、称格林柯尔侵吞国有资产……这些言论令他万众瞩目。
面对言论，张瑞敏和李东生表示“郎咸平是谁？”只有顾雏军反应极为强烈，称要在香港起诉之。
科龙的年报引发了证监会的立案调查，顾雏军随后案发，并因虚假注册、挪用资金等罪一审获判有期徒刑十年，后于2012年9月6日出狱。
受惩者不止顾雏军，王国端、徐铁峰等几届科龙董事会成员均受处罚，被处以3万元到20万元不等的罚款。
顾雏军被拘押时，一则信息在老科龙人手机间相互传递发送，内容是“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个中的明争暗斗至今持续。出狱后，顾雏军称“郎咸平当年收了400万港币，当了别人的棋子，他公开批评格林柯尔收购行为，是没有经济常识的。他当我的学生都不配。”又起诉海信、科龙等8家公司，索赔489亿元。
易主再易主，科龙“满地狼藉”。这家企业从“局”变成了“水”。
顺德政府曾协调希望美的买下科龙，但是何亨健没敢入这趟浑水。
几个月后，一群山东人走过容奇大桥，宣布入主科龙。“海信是用跳下悬崖的方式来探测这个悬崖有多深。”一位海信的管理人员说。
很多人怀念潘宁，但是他再没有公开露面。
离开的时候，他带着六大计划（学打高尔夫、学摄影、学开车、学打太极拳、读点近代史、陪太太出国旅游）宣布退休，带着太太去加拿大安度晚年。
为了表“诚意”，他与科龙约法三章：不保留办公室，不拿科龙一分钱退休金，不要科龙一股股份。
移民前，潘宁对媒体说了最后一段话：“现在退下来，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好多知名的企业家，有的升了官，有的没有后继力，还有的犯了错误，极个别的上了刑场。像我这样干到65岁的企业家，屈指可数。我光荣退休，确实好荣幸。”
但面对旧部时，他却没这么说。离别科龙之际，潘宁作诗一首留念：服务乡企数十年，纵横家电愤争先。闯破禁区成骏业，寄语同仁掌霸鞭。
有人说“愤争先”的“愤”字写错了，应该是“奋”，潘宁说没写错，就是这个“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