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噪音我们从感觉刺耳到习焉不察，在无奈中麻痹，与之共存，而其中的社会问题、个人素养等等非常值得探讨。
徐秋石·2021/07/2909:00
文|徐秋石（《读书》2021年8期新刊）
“噪音就像是神话中托尔的对手，它看上去轻微，甚至乍看之下很虚弱，一旦你想动一动它，你会发现自己正在举起整个世界。”这是加列特·基泽尔在《噪音书》中所描绘的，“你可能对噪音不感兴趣，但噪音对你兴趣正浓。”比起世界上每时每刻正在发生的灾难，噪音总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是可忽视的。我做声音研究，常常不被理解。声音？它听起来既不比文学、哲学、历史更深刻，也不比政治、经济、文化更重要。然而，声音就蕴藏在文学、哲学、历史之中，正体现着政治、经济、文化。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中心主义的时代，声音被认为是不重要的，作为声音一部分的噪音也是不重要的。当你这么想的时候，或许你正在饱受着睡眠问题的摧残，而你却不知道这是由于你所处环境中的噪音造成的，它正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展开攻势，你的身体和精神为之付出代价，而你却对它一无所知。即使你认为噪音是个轻问题，这也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轻”。
噪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定义是有争议的。有的人认为噪音是不想要的声音（unwantedsound），有的人认为噪音就是污染物。在我看来这并不冲突，我认为噪音可以有两种阐释方式：客观的噪音，主观的噪音。
主观的噪音有两种阐释：一种是不想要的声音，另一种是不合时宜的声音。这两者依据不同的声音语境和个体的主观感受而定。
不想要的声音，亦即在某一声音语境中不希望它存在的声音。比如，弹钢琴时脚踩踏板的声音，在不同声音工程师的手中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认为这是钢琴演奏的一部分，踏板的声音能够更好地展现钢琴家对于某首作品的理解；有的则认为这不是钢琴音乐的一部分，而是一种不想要的声音并予以消除。
不合时宜的声音，顾名思义，声音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场合。比如，当我非常喜爱的音乐在半夜两点钟以高分贝出现时，也是一种噪音；再比如，电影院、音乐会、讲座进行中的对话声、铃声、咳嗽声等，都属于不合时宜的声音；换一个语境，这些声音不一定是噪音，而在某些特定的声音语境中这些声音成为干扰。在这些情况下，声音本身并没有变化，变的是声音出现的语境。
在基泽尔看来，遭受噪音影响的一是弱者，一是弱事。弱者，是社会中通常被忽视、被边缘化的群体。“这里的弱者，指的并不是个人能力和身体的强弱，而是指个体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的高低。”受到噪音侵害的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又因为噪音一直以来是一个不被重视的“弱”问题，因此受害者往往无计可施。书中举例，她长期遭受邻居家噪音的侵扰，但她所在地区规定八十分贝以上的噪音违法，而邻居家的噪音“只有”七十六分贝，法律无法管束，只得与邻居洽谈，但对方非常强势，以暴力威胁，于是除了忍受或搬家她别无他法。这种情况此时此刻正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发生。多数案例中，对现状无能为力的受害者、受害家庭往往在习得性无助中消沉，而某些不堪侵扰者会选择以暴力的方式在解决冲突的同时，也解决了对方的生命。噪音还总伴随着暴力。
至于弱事，基泽尔所指的是“任何既不能产生新闻效应也产生不了金钱效益的活动”。听鸟鸣欢唱要让步给高楼大厦的蓬勃兴建，安稳的睡眠要让步给公路飞机的高速运转，大自然的静谧和生活在其中的所有动物——包括人——的安适在现代化、工业化、国际化的大旗下变得微不足道。
在现代化都市中，噪音与资本结盟，基本上，资本出现的地方，噪音就伴随出现。工地、工厂、飞机、火车、高速公路、商场，甚至是海洋——人类进行海洋勘测工程所产生的噪音对诸多以听为生的海洋生物造成了破坏性伤害，致使它们身体紊乱、无法辨别方向、无法猎食。人类丧失的不仅是对地球的敬畏，高度现代化的噪音已经在宇宙中唱响，海陆空三维已没有人类噪音还未涉足的空间。
当谈到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最常被提到的是垃圾，准确来说，是可视化垃圾。然而，资本所制造的噪音垃圾是不可见的，只有遭受噪音足够强或足够长时，其负面效应才有可能被感知。在这个视觉中心主义的时代，一切可见的被认为是重要的，凡不可见的皆可被忽视。
噪音问题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因为生产噪音的通常是强者，是权力结构的上端。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看，大自然是权力结构的下端，是可以被剥削的；从资本的视角看，欠发达地区是权力结构的下端，是应该被改造的。在这种权力结构中，每一层级还可以再分为上端和下端。穷人遭受噪音的概率要远高于富人，比如，富人乘飞机买位置靠前的，噪音低；比如，穷人的居住环境更差，飞机场周边的房价更低。在这场权力游戏中，资本创造了现代化的宁静，而这是以巨大的噪音问题为代价的。现代化的宁静是可以购买的。有钱人可以花钱去湖畔享受拥有三百六十度湖景视野房间的宁静，而这背后隐藏着一个长长的噪音污染链条——在湖畔建造现代化民宿、该民宿的一系列供给、前往该地的交通工具等都在发出噪音以支撑这高昂的现代化宁静。
噪音问题之所以复杂，还在于它不仅涉及弱者，还涉及他者。不同种族族群之间的歧视和文化差异导致了对何为噪音的不同理解。例如，不少美国白人视爵士乐为噪音的主要原因是爵士乐是黑人音乐；相似地，一些中国传统音乐传到美国后也被视为噪音。噪音中的他者问题是一种全球视野下的文化霸权。
噪音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的，人们对噪音的理解也是随着人类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可以想象，在远古至采集狩猎时代，能够被人类认为是不舒服的声音的很有可能是大型动物的嘶吼声、打雷、地震山崩的自然声，以及人类由于受伤或生病带来的痛苦呻吟等；这些声音要么预示着危险，要么反映着不适的身体体验。进入农耕时代后，由于技术的发展，让人们感到不适的声音发生了变化，从前被认为带来不舒服体验的声音很可能还存在，但增加了譬如砍树产生的声音、马车经过发出的声音、杀鸡宰猪发出的声音等，人们开始用“噪音”一词形容这些不想要的声音。至此，被认为不舒服的、不想要的或干脆称之为噪音的声音谱系，大致是线性增长的。但是，当技术发展至工业时代后，噪音被彻底改变，并且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不仅是由于噪音的量成倍增长，更是因为噪音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电音化的世界。自爱迪生发明白炽灯以来，白炽灯的杂音就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在全球各个角落响动。一个现代都市的家中，基本标配是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等等，这些电器设备的背后是一条条电路、一张张电网，这些电器无时无刻不在发出低分贝的杂音，除非断电。我们的生活在不断地被各种由电支撑的高新技术所丰富，加湿器、除湿器、空气净化器、洗碗机、消毒柜等等，日常家庭已逐步走向智能化，而智能化的背后是庞大的电网及其杂音在支撑。
的确，新技术的不断革新在减弱着旧技术的噪声，比如飞机、高铁和汽车。但是，噪音整体却在呈量级增加。基泽尔在书中举例，一架今天的飞机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第一代喷气客机安静得多，但是，今天成千上万架“安静”的飞机共同形成的噪音景观一点也不比那时候弱。技术进步的同时，量在成倍递增。技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更多力度更强、更为致命的问题。所有更新、更高级的技术发明都产生了新的噪音。每一项新技术所产生的新噪音可能会远远低于从前，但是，技术的增长总量和增长速度则远远大于从前。
于是，我们的身体在不断地自我调节，以适应无处不在的越发嘈杂的各种声音，如同很多动物因为受到噪音的影响而改变行为模式，人体也在以不自知的方式做着调整；如同很多动物的防御能力因为噪音伤害而大大降低，人体的某些功能也在不断退化；技术在不断拓展着人类身体的极限。
《噪音书》称，我们身处在一个“耳鸣的时代”。如今，噪音的产生已经不再需要声源了，因为你的耳朵就是噪音的声源。耳鸣已成为现代病之一，少有人没有体会过耳鸣，不乏严重者需要靠药物治疗。在工业化时代，我们听得太多，多到没有听不见的权利了。
噪音的对立面不是静默，但是噪音总在剥夺寂静的权利。
如果说，按照现代化、工业化、全球化所吹嘘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让人类更加幸福和自由，那么我想问：
以对称性原则来看，与这个问题相对应的另一个问题是：制造噪音是个体的自由吗？
在公共空间小点儿声，是个体对自己制造噪音的权利的一种限制，这是一种道德，也是一种素养。这种道德基于对他人听音自由的尊重，这种素养基于对隐私空间和公共空间两者间关系的把握。在一个四处充斥着资本噪音的时代，管好自己所发分贝或许是个体唯一能做的坚守。
哲学家思考的一个终极命题是：何为良好生活？苏格拉底言：未经反思的生活不值一过。古往今来诸多哲学家对人类生活进行了反思，然而从声音维度来思考的并不多见。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发问，究竟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是看鸟飞花开更重要，还是看手机看电视更重要？噪音问题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考维度：是听鸟鸣树摆更重要，还是听装修听车跑更重要？是享受安静的睡眠和散步更重要，还是听商场、餐厅高分贝的背景音乐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