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数字经济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二,特征:
1、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股东中,外方合营者包括外国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中方合营者则为中国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不包括中国公民个人;
2、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作为股东的中外合营各方以投资额为限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3、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中,外方合营者的出资比例一般不得低于25%;
关键词:新媒体艺术;文化创意产业;体验经济;美学经济
一、引言
新媒体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传播形态、状态,二是增强了信息传送的互动性和即时性,三是实现了高科技、多技术、多媒介的融合。
而新媒体艺术以信息科学和数字技术为载体,以现代艺术为内容,以大众传播科学理论为纲领,将信息通过媒介的传播技术将科学与艺术的高度融合,应用到文化、艺术、商业、教育和管理领域,并且,以此对文化艺术本身和文化产业产生重大影响。
二、文化创意产业中的新媒体艺术元素
(一)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界定
文化创意产业这一概念的生成主要来自以英国为首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文件,因此带上了浓重的地方色彩,各自的概念界定往往与其国家本身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和认知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具有全球普遍认同意义的概念目前还未产生。我国近年来的官方文件,包括《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文化部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中,仍未采纳“文化创意产业”这一说法,而是保留了过去的称谓“文化产业”。
而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领域领军人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元浦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在当今全球化条件下,以新媒体传播方式为主导,以艺术文化消费时代人们的精神需求为基础,以高新技术传播为支撑,以文化经济全面结合为自身特征的,国家、行业、技术领域交叉或创建的新型产业集群[2]。以上二位国内外著名学者对文化创意产业区别文化产业的认识中,都强调了新媒体技术和网络等新传播方式这类要素的创意地位。
(二)新媒体艺术的概念
将当代新媒体艺术与传统艺术相比较,其发展有着独特的时代背景。它已不再仅仅依赖个体艺术家的才华和灵感,而是依赖整个艺术创作体系、艺术传播过程及方式、艺术媒介手法与参与方式等的全面创新。图像时代、消费时代以及“数字化生存”是新媒体艺术发展的现实语境。
首先,图像成为人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和资源,对许多人来讲,甚至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科技时代的图像主要集中于用声、光、电为载体的多媒体种,而不再集中于平面中的图像、文字等这类静态印刷物中。“当代艺术及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听觉的感官艺术文化,而不再是平面的印刷文化,这已经是不容小觑的事实。”[3]
其次,当今世界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商品的价值已不只是其使用价值,人们消费商品,也可能是为了满足内心需要的符号消费、仪式消费等,消费也成为艺术活动的基本方式。艺术经纪人出现后,处于艺术家和群众之间,他们了解并熟悉艺术家,懂得艺术欣赏,自身又赋有很强的营销能力,清楚明白市场需求,最重要的是他们富有经验,可以通过消费的方式把艺术推向大众。
再次,MIT著名教授尼葛洛庞帝笔下的“数字化生存”时代已经日渐成熟,科技的发展引起传媒形式的变化,艺术的多媒体化以数量越来越多、类型越来越新颖的大众文化产品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标志。通过媒介,文化艺术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效率更高。而且,媒介融入了艺术的创作的整个过程,真正可以成为艺术中的一部分。艺术传播与媒介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带来的语境的分离和重构,也让人们从根本上重新认识了艺术创作对生活的传统观念的反应。
(三)新媒体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现象
首先,分解文化创意产业,可以看到新媒体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文化创意产业可以分解为三组概念,即文化、创意和产业。第一,文化(包括艺术)传播借新技术革命下的新形态媒介,提高了传播效率,又增加了受众的审美感受,并通过“点击”、“复制”等形式,扩大了传播的接受范围和接受频次,增加了受众的“被卷入感”,从而,产生了新媒体艺术的最重要传播特点――交互性。第二,新媒体的使用使创作者的“创意”能够更大限度地发挥,因而,提高了作品“创意”的表现力。第三,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带来了受众的数量激增,创造了更多的文化消费需求,使文化具备成为一个产业,并保持盈利性的必要条件。
三、新媒体艺术之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复兴文化产业,保护文化遗产,提高文化商品的附加值
首先,与传统的文化产业相比,诞生于知识经济时代的文化创意产业更加强调创意的重要性,创意是其核心,并表现出多样性而非同质化、分众消费等诸多特点。新媒体艺术开放、自由、复制成本低的特点,能够充分考虑到受众个体喜好以及内心需要的相异,在提高其自主选择权的同时,有利规避了文化产业过去成本高、风险大这一缺点,并通过技术含量和知识产权的技术保护,保障了文化商品的使用价值。
其次,文化遗产作为地区人群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中国的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27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数量丰富。我国目前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非物质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共4项,另外,我国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1175项。物质文化遗产易被破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易保留的特点决定了这两者都需要借助科学技术,而在继续承担文化艺术传播功能的过程中,同时使自身被保护和保留。新媒体艺术的虚拟现实功能以及数字化保存方式可以在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和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贡献巨大力量,从而促进了文化的流传。
再次,新媒体艺术本身就是一种高附加值的文化商品,它将过去一味依赖创作者才华和名气或者物品历史的文化商品的价值,转嫁到技术带来的高附加值中,以可感互动的体验增加艺术文化产品的附加值,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意含金量,可以更加有力推动文化经济的发展。新媒体是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载体,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技术手段,是提高创意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砝码。因此,融合新媒体技术与文化艺术要素的新媒体艺术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内容。
(二)实现文化创意产业推广体验经济与美学经济的载体
首先,新媒体艺术是文化创意产业实现一种叫“体验经济”的重要载体。“体验经济”即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所谓体验,就是企业以服务为平台、以商品为道具,以消费者为中心,从而创造出值得消费者回忆的行为。众所周知,商品是客观存在即有形的,服务是无形的,而创造出的体验是会给人留下记忆的。与以往不同的是,商品、服务对消费者来说都是外在的,但体验是主观存在,即内在的,存在于个人心中,是个人在身体、感情、意识上参与所获得的。没有两个人的体验感受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体验是来自每个人的感受与商品之间的互动所得的感情[5]。在这里,大致总结了5种体验,娱乐体验、教育体验、情绪体验、审美体验和情感体验等。新媒体艺术交互、虚拟的特点增加了受众的被卷入感,例如在四维影院中我们亲身体验到虚拟现实技术借助声音、音乐、光线、电子影像、机械互动装置、遥控器等多种媒体相结合,打造出幻真的虚拟世界。新媒体艺术带来的体验是借助数字技术,通过虚拟现实,使消费者得到沉浸感、交互性和构想性。
其次,新媒体艺术的低门槛对于美学经济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美学经济指“立足于美学价值,通过向潜在消费群体提供审美服务产品(或将审美要素大量渗透到商品中),以提升商品的文化附加价值,使消费者获得审美愉悦为目的而获得利润的经济形态”[6]。美学经济的题中之义是强调艺术生活化,通过将美附着在能够更多接触到人们生活中的实用物品或商业服务,来推广美的体验,实现审美教育和审美享受的普及,从而达到文化艺术的“平民主义”,即平民美学。新媒体艺术使艺术生活化,艺术生活化是文化成为产业的基础。文化创意产业以商业形态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更公平、更包容的文化语境的构建契机,就是在这样一种转向中将高雅,高端文化推向边缘、消解它的光环的同时,也将它们的泛化促使形成更加公平的艺术文化共享空间,以便大众容易接受、理解这些艺术文化层面的享受,这无疑可以使社会文化更快更好地整体进步。
四、结语
新媒体艺术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多种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文化传播与文化创意产业是中国可以尽快步入世界前列的产业类型[7]。我国在推动文化传播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对新媒体艺术予以了多方面的支持和重视。2005年国务院出台《推进试点单位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的若干意见(试行)》,有力地推动了电视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的规定,我国每个电视台每天必须播出超过10分钟的动画片(省台要求30分钟以上),其中60%必须是国产片。国家火炬计划批复的全国唯一的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主的专业集聚区,成立于2005年12月31日,这是北京市首批认定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该基地还在2006年的首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光荣地被评为“最具投资价值的创意基地”。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在未来的发展中,还需要加强对新媒体艺术的研究投入以及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寻找实现新媒体艺术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更多可能模式。
参考文献:
[1]金元浦.当代世界创意产业的概念及其特征[J].电影艺术,2006(3).
[3]肖永亮.数字媒体在创意产业发展中的地位[J].现代传播,2005(5).
[4]田忠利,付琳,龚小凡.关于数字新媒体艺术发展的思考[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7(10).
[6]金元浦.文化创意产业的高端融合[J].中关村,2010(11).
[7]金元浦.新技术革命与文化产业[N].膝望新闻周刊,2004-05-24.
关键词:数字包装技术;信息化;意义;认识
前言
信息技术与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于包装行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数字包装贯穿整个包装流程,由于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从包装设计、制造甚至防伪而言,都实现了数字化包装。数字包装从根本而言就是计算机技术渗透下的对包装行业的深度应用。所以要理解数字包装技术的概念,首先需要明确包装的一般性流程,其次还需明确数字化带来的深远意义,最后才能通过对现状的分析,得出对数字包装技术发展前景的较为科学的判断。
1数字包装技术分析
2推动数字包装的意义分析
3对数字包装技术的发展前景认识
4结语
数字包装技术的发展前景无疑是光明的,但是推动数字包装技术向前发展充满着挑战,企业应该加强技术创新和国际间交流,不断提升数字包装技术,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用户体验。
[1]王翠竹.博世包装:做安全包装一站式解决方案提供者—访博世包装技术成都总经理CarstenvonGlinowiecki[J].食品安全导刊,2016(25).
[2]秦燕妮.浅论智能化包装技术及发展[J].西部皮革,2016(16).
据国际咨询机构研究,全球大企业用于大数据业务投资与市场开拓的投入逐年增长。大数据运用的核心是预测。用大数据技术“预测未来”,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美国预测分析专家埃里克西格尔在他的《大数据预测》一书中说,数据会如野火般蔓延,“爆炸式的数据增长、功能更加强大的计算机、更加广泛深入的理解以及科学的发展”,将会推动预测技术的不断发展,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机构,都要做出数以百万计的运营决策来实施服务,而预测技术则能引领这些决策。
大数据“开启重大时代转型”,随着人们对大数据改变生活、生存方式的认识理解逐渐深入,大数据产业被顺理成章提升到政府决策层面。从经济成长角度,麦肯锡公司对大数据概念的解释,是最有诱惑力、影响也是最广泛的。麦肯锡公司的报告称,“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人们对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新一波生产率增长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来。”
可以肯定,在新兴产业家族中,基于数据搜集与分析、以开发数字生产力为核心的生产方式是大势所趋。大数据的运用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但人类在互联网、物联网运用上的智慧,已经印证了基于信息共享机制的“地球村”预言,大数据正在推动人类的“数字化生存”。
其实数字世界早已深刻改变了现实生活,人们对生存或存在方式的选择多了起来,吃喝玩乐、油盐酱醋、工作交流都不再拘泥于传统实现途径。但显然,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正在发生巨大改变,我们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生产方式也在不断被创新,这是拜“大数据”所赐。这些改变与创新中,所蕴藏的经济潜能与商业价值,正在被人们挖掘、整合。
在大数据概念流行之前,曾有“数字地球”、“数字城市”的说法,不少地方也提出过“数字城市”建设构想和规划。比如贵州在10年前就有“数字贵州”建设总体规划,当时媒体称之在“西部欠发达省区中具有先行示范作用”。目前看,“数字贵州”战略大大提升了贵州信息化水平,这对贵州大数据战略规划非常重要。因为大数据战略或产业构建,需要具备相当的信息化基础。
1.知识经济对会计实务的影响
首先,知识经济改变了传统会计计量理论,计量对象从有形资产转变为无形资产,加大了计量难度和准确度。知识经济时代,产业主体具有很强的虚拟性、创造性、潜在性和后延性,尤其是高新技术类型企业,传统的有形资产计量已经完全不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其次,知识经济使会计工作重心有原来的重复复杂的日常会计实务转变为参与预测、决策和经营分析方面,传统复杂的手工会计逐渐转变为智能会计。再次,财务报告在知识经济环境下也发生很大变化,比如未来财务信息预测、公允价值运用、无形资产等都发生很大变化。
2.知识经济对会计管理的影响
本质上讲,会计管理是一种价值管理,知识经济改变了市场价值形式,相应也影响了会计管理。知识经济改变了会计管理的环境,人才成为企业最大的资产,由于会计管理的主体变化为虚拟知识形式的无形资产,这使得会计管理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更加倾向于科技、人才、创造力的管理。另外会计职能也由原来的核算、监督职能增加了决策职能,会计工具也更加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
二、我国财务会计改革的主要障碍
首先,随着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力度日益增大,网络经济、高新技术行业应运而生,这就使得原来的制度建设与改革开放的进程不相适应,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全面性;其次,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无形资产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会计操作的手段和工具也更加复杂,在实际会计操作中,越来越多的出现一些会计信息失真状况,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再次,目前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并未与国际接轨,不符合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要求;最后,知识经济与数字信息技术给会计发展带来一个飞跃,这就要求相应会计人员具备知识经济时代会计综合素质,会计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知识经济环境下财务会计改革分析
1.会计理论改革创新
认识知识经济的本质,重视知识经济对会计环境的影响与改变,加强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环境下会计基础理论的研究。将会计目标转型,转变为以计量企业资源和权益的变动、收益过程的企业主体性会计目标模式。对于会计假设也要相应改变,包括假设主体、非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假设、货币计量假设等。对于会计基本概念和范畴的界定,从会计利润角度看,明确现行的资本制度下的利润含义,对现行的资产含义进行扩张,进一步丰富资产内容,引入无形资产和知识资产概念。
2.会计实务改革创新
知识经济环境下,会计实务的改革创新应集中在会计职能改变、弹性会计工作管理制度、信息技术应用三个方面。具体方面,针对知识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出现,并且以逐渐成为主要的会计计量对象,因此应研究引入新的计量手段和方法。比如以历史成本为主、多重计量属性并存,多元记账等。知识经济对人才的依赖使得人力资源会计成为主角,应将人力资源会计纳入财务会计系统。财务报告进行改革,比如会计披露范围进行创新,扩大披露范围,将无形资产、非财务信息等引入披露范围,披露方式借助数字计算机以及网络技术,增加纰漏方式,使其灵活多样。
3.会计管理改革创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的兴起,纽约、伦敦、巴黎、法兰克福这些原本就富有文化活力的城市率先体会到文化创意产业的魅力,成为全球最著名的“创意之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国家政策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国家,英国在1997年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大力推进英国创意产业的发展。英国建立的许多创意园区,以“集群效应”为主,通过组合各种文化创意企业,形成相互聚合、渗透激活的“引爆效果”,使本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得到很大发展。到2000年,创意产业已成为英国产值居第二位的行业,占GDP的7.9%,仅次于金融服务业。
在亚洲,新加坡政府也在2000年推出自己的跨世纪文化发展战略,开始加大对文化领域投入,2002年又公布了《创意产业发展战略》,以推动文化产业为主体的创意产业发展。新加坡政府希望到2012年创意产业的增加值能提高到6%,并树立起“新亚洲创意中心”的声誉。
近年来,韩国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发掘各种类型的文化内容,如动画、漫画、移动内容、音像等,从这些内容的策划到制作、流通、吸引投资及出口,提供全面服务。韩国还在文化产业振兴院孵化本部大楼的七、八、九楼安排了企业孵化器,通过风险资金间接安置了80余家小企业进行孵化。
从全球范围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各式各样的模式,具有市场与政府、公共力量相结合的特点。
“创意产业”还是舶来品
说到创意,不能不让我们想到深圳创维集团。创维集团成立于1988年,经过近20年奋斗,创维已成长为蜚声国际的中国家电巨子,2006年集团年销售额达125.6亿港元,出口额持续9年居全国领先行列,成功挺进世界彩电十大品牌之列,成为中国电子百强名列第16位的优秀企业。作为连续六年深圳市纳税大户,截至2006年度,已累计向国家缴纳各项税金超过30亿余元,累计向社会各界捐助8000多万元,扶持500多家配套企业,解决约10万人就业。曾几何时,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宏生说:“我给自己的企业取了个响亮的名字叫‘创维’,意思是‘创造新思维’。”
时至今日,创造新思维的提法并没有过时,而且越发显得具体和深刻。科技创新已行走很多年了,当下的自主创新更是我们要牢记的,必须矢志不渝。如今的科技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环境的问题如影随形,全世界也不断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国家经济再次腾飞。于是,实现科技的多元化战略,把科技“双刃剑”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寻求新的科技产业增长点便成为必须。
创意产业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98年出台的《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中,文件明确提出,“所谓创意产业,是指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创意产业具有三大特色:第一,文化创意产业活动会在生产过程中运用某种形式的“创意”;第二,文化创意产业活动被视为与象征意义的产生与沟通有关;第三,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至少有可能是某种形式的“智能财产权”。据此可以知道,所谓文化创意产业,就是要将抽象的文化直接转化为具有高度经济价值的“精致产业”。换言之,这就是要将知识的原创性与变化性融入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中,使之与经济结合起来,发挥出产业功能。显然,这是一种使知识与智能创造产值的过程。
文化创意产业(Cultural-and-Creative-Industries)与创意产业(Cultur-Industry),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极为相近。国际上比较通行的提法是创意产业。英国最早提出创意产业,这一概念影响了欧洲、美洲、亚洲等许多有意发展创意产业的国家,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地被全球接受,略作调整后采用。上海也接受了这一提法,出台了“十一五”期间《上海创意产业发展重点指南》。而采用文化创意产业的地区除了北京外,目前还只有台湾和香港。香港最初使用的是创意产业,在2005年将其改称为文化创意创业。
“文化”与“创意”不分家
实质上,文化产业的概念是创意产业的前身。
与文化创意产业相比,我国文化产业内涵界定的角度不同。我国文化产业主要从产出的角度、从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的精神文化性质着眼,只要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产业,都是文化产业。而文化创意产业,除了服务于个人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外,还服务于生产领域提升产品附加值、经济发展中提升产业结构的要求,明显突出“生产业”的性质。
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又郑重提出了文化产业(Culture-Industry)的概念。
几年后,英国首相布莱尔又提出Creativ-Industry的新概念。直译为创造型产业,新加坡开始译成创意产业,甚为确切。英国的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给“创意产业”(CreativeIndustry)做出了如下定义:创意产业就是源于个人创意、技巧和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而形成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
文化产业更为广泛;文化创意产业又高于传统文化产业。创意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依靠创意人才的智慧、灵感和想象力,借助于高科技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创造、再提高,它是文化产业中真正创造巨额价值的部分。
文化产业是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产业,被公认为“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朝阳产业”或“黄金产业”。
一直以来,文化产业作为我国的薄弱产业,一方面受制于文化本身的特征;另一方面我国传统的观点认为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领域,它不与经济直接挂钩。有文化界名人一直称道,文化不能被称之为产业化,就像教育不能产业化一样,文化要远离市场经济的影响。否则,文化会带上商业化的特征,迷失在荒原。前些年周汝昌先生提出了一种说法:《红楼梦》的研究是不能被普及的,这项研究不是任何人都适合,有些人却因此而成名。其义在说明学术研究可能走失了方向。在此,我们不去深入探讨。而随着我国多年来的积极进取和默默追寻,我国的文化产业的现状是:出现了勃勃生机,也越发和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先进国家接轨。
数字内容产业是创意产业的新内涵
创意产业发展到今天,已具有了新特征,数字内容产业赋予了创意产业新的内涵。
在欧盟“INFO2000计划”中,把内容产业(ContentIndustry)的主体定义为“那些制造、开发、包装和销售信息产品及其服务的产业”。内容产业的范围包括各种媒介上所传播的印刷品内容(报纸、书籍、杂志等),音响电子出版物内容(联机数据库、音响制品服务、电子游戏等)、音像传播内容(电视、录像、广播和影院)、用以消费的各种软件等。这与1997年颁布的“北美产业分类标准(NA-ICS)”中信息产业的范围基本吻合。
文化产品的核心价值是其产品具有的精神内涵,即内容。形式各异、内涵多样的文化产品因其内容而有价值,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内容产品。近年来,信息技术在内容产品生产、传播和消费上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内容产品的生产能力,形成了数字内容产业,引领着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趋势。这种内容产业以创意为动力,将各种“文化资源”与最新数字技术相结合,融会重铸,建立了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产生了新的产业群落,培育出新的消费人群,并以高端技术带动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更新换代,创造出了惊人的经济社会价值,已逐步成为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主流产业,赋予了文化创意产业时代内涵,而此时的文化创意概念才真正走向大融合。
创意产业是知识经济的优化模式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参考文献]
arsenault,ameliah.&manualcastells.(2008).“thestructureanddynamicsofglobalmulti-mediabusinessnetwork.”internationaljournalofcommunication2:707-748.
baldwin,thomasf.,d.stevensmcvoy,charlessteinfield.(1996).convergence:integratingmedia,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housandoaks,calif.:sagepublications.
benkler,yochai.(1998).“communicationsinfrastructureregulationandthedistributionofcontrolovercontent.”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2(3):183-196.
blackman,colinr.(1998).“convergencebetweentelecommunicationsandothermedia:howshouldregulationadapt”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2(3):163-170.
boyd-barrett,oliver.(2006).“cyberspace,globalizationandempire.”globalmediaandcommunication,2(1):21-41.
casta?eda,mari.(may2007).“thecomplicatedtransitiontobroadcastdigitaltelevisionintheunitedstates.”television&newmedia,8:91-106.
chon,bumsooetal.(2003).“astructuralanalysisofmediaconvergence:cross-industry
mergersandacquisitionsintheinformationindustries.”journalofmediaeconomics,16(3):141.
jenkins,henry.(2006).“introduction:worshipatthealtarofconvergence:anewparadigmforunderstandingmediachang.”inconvergenceculture:whereoldandnewmediacollide,1-24.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
jussawalla,meheroo.(april/may1999).“theimpactofictconvergenceondevelopmentofasianregion.”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3(3/4):217-238.
lankshear,c.andm.knobel.(2003).“do-it-yourselfbroadcasting:weblogsinaknowledgesociety.”retrievedjuly4,2009,from/c.lankshear/blog2003.html
lehr,w.andl.w.mcknight.(june2003).“wirelessinternetaccess:3gvs.wifi,”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7(5-6):351-370.
mizuko,ito,“intimateconnections:contextualizingjapaneseyouthandmobilemessaging.”inrichardharper,leysiapalen,andalextayloreds.,theinsidetext:social,culturalanddesignperspectivesonsms,127-143.norwell,ma:springer.
msimang,mandla.“regulationintheeraofconvergence,”intermedia29,issue1(january2001):4-7.
mueller,milton.(1999).“digitalconvergenceanditsconsequences.”javnost-thepublic,6(3):11-28.
bryanmurley.(2009).“weblogs:democratizingmediaproduction.”inauguste.grantandjeffreys.wilkinson(eds.),understandingmediaconvergence:thestateofthefield,234-248.oxforduniversitypress.
murray,simone.(spring2003).“mediaconvergence’sthirdwave,”convergence:thejournalofresearchintonewmediatechnologies,9(1):8-11.
pool,ithieldesola.(1983).technologiesoffreedom.cambridge,mass.:belknappress.
schiller,dan.(2007).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
shin,dong-hee.(2006).“convergenceoftelecommunications,mediaandinformationtechnology,andimplicationsforregulation.”info:thejournalofpolicy,regulationandstrategyfortelecommunications,8(1):42-56.
simpson,seamus.(1999).“regulatingictconvergence:howusefulisthetelecommunicationspolicymodel”javnost,6(3):49-66.
spinello,r.(2002).“intellectualpropertywarsandknowledgemonopolies.”inregulatingcyberspace:thepoliciesandtechonologiesofcontrol,143-174,westport,ct:quorumbooks.
spurgeon,christina.(2008).advertisingandnewmedia.london;newyork:routledge.
tarantino,quentin.(2003).“starwars:digitalcinema,mediaconvergenceandparticipatoryculture.”indavidthorburnandhenryjenkins(eds.),rethinkingmediachange,281-314.cambridge:mitpress.
thurman,neil.(february01,2008).“forumsforcitizenjournalistsadoptionofusergeneratedcontentinitiativesbyonlinenewsmedia.”newmediaandsociety,10:139-157.
wilkinson,etal.(2009).“receiver-sendersandcontentcreators.”inauguste.grantandjeffreys.wilkinson(eds.),understandingmediaconvergence:thestateofthefield64-83.oxforduniversitypress.
witz,b.w.(2001).“reconfigurationofvaluechainsinconvergingmediaandcommunicationsmarkets.”longrangeplanning,34(4):489-506.
wu,irenes.(2009).fromironfisttoinvisiblehand:theunevenpathoftelecommunicationsreforminchin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
zeitlyn,david,janebex,matthewdavid.(1998).“accessdenied:thepoliticsofnewcommunicationsmedia.”telematicsandinformatics,15:219-230.
关键词:税务变革;中国经济;发展
一、有利于中央和地方之间事权相匹配
二、发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
三、财税体制的创新,有利于促进科技的发展和进步
关键词:知识网络CKM平台内涵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知识成为了加强企业竞争力的有力武器和保证企业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但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分工变得越来越细,一个企业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都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组织就必须能够充分的整合和吸收外部的丰富的知识资源,并通过自身具备的构成核心能力的知识与其他的外源知识进行有效的整合来加强自身的竞争优势。尤其是目前,在多种协同平台环境同时存在的有利条件下,企业更加应该重视协同平台的应用,积极完善和创新企业知识体系,建立有利于企业快速发展的知识网络。
1CKM平台系统结构
CKM平台是在知识管理理论基础上建立的,以数字知识档案管理为核心的一种协同平台,在此基础上可以根据需要建立功能不同的子系统。
1.1企业信息资源利用平台
通过CKM平台,企业可以有效的利用现有的知识,并能够大幅度的提高企业的办事效率。CKM的信息资源利用平台提供数字知识档案中心和企业间协同工作平台的搜索功能,而且可以通过管理中心提供的权限限制来确保知识文档利用时的安全性。在使用者有权限的前提下,不仅可以从数字知识档案中心中获取相应的信息知识,还可以从企业协同工作平台中获取知识信息。除此之外,可以从数字知识档案中心获得相应的信息,最后将得到的知识信息提供给企业间协同平台。
1.2企业间协同工作平台
1.3数字知识档案管理中心
数字知识档案管理中心既可以负责用户权限的管理,又可以提供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管理。通过数字知识档案管理中心不仅能够为企业的资源信息利用提供大量的知识资源,也可以对现有的知识信息资源进行适当的规划和整理。其中包括一些设计文档、经验总结、业务文档、工作报告、知识库、知识地图等。
1.4数字知识文档收集平台
企业中常用的CKM平台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数字知识文档的收集。一般主要的收集途径包括:(1)通过网络或是企业之间的相互收集;(2)通过书籍、光盘等物件收集;这两种方式主要是收集显性的知识(3)从员工的工作报告、经验总结中收集,而这种方式则主要是针对隐形知识的收集。因此,企业数字知识文档收集平台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无地域限制、数据采集,以及能同时收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2构建知识网络的必要性
2.1知识具有的特征决定了构建知识网络的必要性
知识共享不仅能够有效促进知识的创新和传播,同时还可以不断的扩充知识储备量,而且可以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中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但是,由于知识的外部性和知识交易信息的不对称等特性,使得知识要想在企业之间实现共享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为了企业的快速发展,创造某种机制来实现知识的共享是十分必要的。
2.2企业知识创新的两难悖论决定了构建知识网络的必要性
通过两难悖论显示,知识创新越是接近世界领先水平,企业组织内外部的知识、技术创新和市场之间的联动就会相应的减少,反之亦然。因此,如何通过一个有效的组织模式来实现知识创新与产品开发以及快速创新之间的同步化,实现内外部联动成为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
3知识网络的概念和内涵
3.1知识网络的概念
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概念:首先可以将知识网络定义为一个可以使企业发挥其潜在的认知协同优势的一种手段,但是这需要知识之间的关系作为坚实的基础;其次知识网络是一个具有模块化结构的组织系统,其作用是共享企业之间的可用的无形资产;再次知识网络是实体之间的关系,实体可以是组织、个体或是团队。
3.2知识网络的特点以及相应的组织结构
知识网络具有的特点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一是社会性(由知识的社会特性决定);二是开放性(由知识的跨越性决定);三是动态性(由知识网络的开放性决定);四是整体性;五是创新性;六是目的性(基于知识资源获取和共享的需要形成的)。
知识网络具有四种组织结构:作层次型组织结构(经常发生在领导企业与其下属企业或供应企业中)、多引力中心型组织结构(多发生在一些合资企业中)、集中引力中心型组织结构(经常出现在新型的虚拟企业中)、无引力中心型组织结构(由于网络本身缺少中心型的管理,而使其自身变得灵活多变)。
3.3知识网络的内涵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更加深入的了解知识网络的内涵:首先,多条知识链共同组成了网状结构;知识网络中每一个组织和其他的组织均可以发生知识流动,而知识就是在这种不断的流动中不断的自我更新和增殖。就是说,知识网络之间的组织联系越紧密,知识流动的越快,知识网络的效率就越高。其次,组织之间的流动是形成知识网络的重要基础;知识之间的不断流动不但能够实现组织之间知识优势互补,而且可以直接影响到整个知识网络的运行效率。再次,构建知识网络的主要目的是实现知识共享,进而实现知识创造,最终形成整个知识网络的创新优势。在知识网络的所有组成成员中,可以在知识共享的基础上,共同合作创造出新知识。同时,有效的知识流动和知识共享可以最大限度的促进知识网络的创新。最后,在知识网络内部各个成员之间其实质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知识网络之间的成员通过某种形式的合作或是竞争来实现创新收益的共享,并可以共同承担创新风险。
参考文献
[1]刘向,马费成,王晓光.知识网络的结构及过程模型[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3,33(7).
[2]沈慧敏,柯青,刘高勇.知识协同社区分析模型的构建――基于实证研究方法[J].情报杂志,2013,33(2).
[关键词]IPTV社会形成论媒介技术
一、技术社会形成论与媒介技术
技术社会形成论(TheSocialShapingofTechnology,简称SST)是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兴起并逐渐形成的一种强劲的技术的社会研究的思路和方法,20世纪80年代中期首先在西欧兴起,然后在国际范围内迅速扩展,其核心是探讨技术如何在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得以形成和发展。
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对于分析很多技术系统都具有解释力,目前国外学者以雷蒙德威廉斯(RomandWilliams)为代表运用SST理论对电视媒体进行了全面分析,正如其著作的名字一样――《电视:作为文化和技术的媒介》,取得了很多具说服力的结论。目前国内学者包括大众传播学者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研究范式对媒介研究的启发意义,没有出现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不可谓媒介研究的缺憾。笔者试图结合SST理论并以IPTV为个案进行探索性研究,希望拓宽媒介研究的范式。
二、好孩子。坏名字――IPTV的社会评价
业内人士对于IPTV的概念认知是比较清晰的,我们都知道IPTV并不是指单纯的通过网络看电视,实际上它包含了电视、视频、音频、文本、图片、数据等在内的多媒体业务,而且具有很强的交互性。但社会公众对于这个概念却存在很大的隔阂和误解。正如信息产业部专家李极冰指出:IPTV这个词起坏了,孩子是好孩子,但是名字起坏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对老百姓来讲,是坏在IP上,'IV他们懂,但一听IPTV就有巨大的心理距离感。对企业用户来讲,不是错在IP上,而是错在TV上,因为TV是娱乐终端,是家里看电视的东西,跟企业,跟专网,跟很多行业去用,又错了。最终结果就是“折腾来折腾去,两个都错了,对上对下都没讲通这件事情,没讲好。”
公众对IPTV概念的认知实质上属于技术的社会评价。社会对于某一项技术的评价对技术发展起着重要影响,肯定性的评价能引导人们去积极推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否定性的评价则对技术发展造成阻力。目前我们的广电业、电信业和IT业都是需求推动型的行业。非常注重用户的体验和认可,如果普通消费者不能了解你产品所提供的核心价值。那么很显然这个产品和业务注定是要失败的。目前IPTV的发展就面临一个比较模糊的社会评价。公众虽然没有发出批评和质疑的声音,但也没有表示出对这种新技术的渴求,这样的状况是最尴尬的。如果要继续发展IPTV产业,那么就必须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积极的评价。让公众和IPTV企业的评价达到一致,这样这个行业才有出路。
目前很多运营商都在试图通过各种推广活动来提升用户对IPTV的使用体验,但是对于大量的潜在用户如何进行教育,概念的重塑是非常有必要的,应该考虑一个跟数字电视或互联网概念更加具有兼容性的概念,因为目前数字电视和互联网这些概念经过媒体、企业和政府的大力宣传已经深入人心。目前我们看到很多电视厂商和手机企
业提出了“智能电视”、“电视2.0”等概念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三、运营主体和运营模式的选择――IPTV的社会调节
技术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计划的,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什么等等,都是可以进行选择的。最初技术是自发的。但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就需要进行自觉程度较高的规划。
IPTV的发展历程也是一样,最初IPTV由电信企业自我研制和推广。但是发展到后来发现单靠一个产业是不可能推动IPTV发展的,于是社会其他力量就加入了一起来对这个技术进行规划,在此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最重要的。我们认可市场调节的作用,但在我国新媒介技术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调节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主要体现在政策调节上,这一点在IPTV发展的历程中体现得也很明显。
还有IPTV的运营模式问题,很多企业家敏锐意识到运营模式,商业模式是启动IPTV产业的关键。运营模式如何建立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调节问题。有人提出应该在公共互联网进行IPTV运营。因为国内由于电信业的特殊历史造成了可管理的IP网很难商业运作,但是又有一种观点认为IPTV必须在可管理的IP网进行运营。否则形成不了独特的商业模式。发展道路面临论争,如何选择,不同观点如何协商,这都需要进行社会调节。目前在政策比较明朗的情况下,调节的重点就在于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商。让上下游企业都获得合理的利益。还有目前各方强调IPTV的互连互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运营方向。
四、标准之争。利益之争――IPTV发展的国际制约因素
在技术发展过程中会存在各种制约因素延缓技术的发展,在IPTV产业中制约因素不仅来自于国内,还来自于国际力量。
五、缺乏商业神话――IPTV发展的社会实现
从经济向度上看,技术的社会实现就是技术创造新的经济效益和价值的过程,如同经济推动是技术发展最重要的社会推动一样,经济实现也是技术发展最重要的社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