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日本和美国目前正在实行的政策，可能难以达到实现各自经济增长的目的。事实上，为了不采取徒劳且危险的“增长战略”，我们应该明确“发达国家的‘零增长’是必然趋势”的认识。
也就是说，单从“人均增长率”的水平来看，西方经济学原本就是主张“零增长”的。
作为“发达国家的高增长仅仅是泡沫”的“内在增长论”固然是好的，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日益蓬勃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解释“发达国家的零增长和发展中国家的高增长”这一现象，由此我们提出了“马克思最适增长理论”的模型。
我们将劳动力作为投入生产的最终生产要素，同时将资本主义式增长理解为为达到均衡增长进行的长期资本储蓄过程。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人口和技术均相对稳定，在远未实现“零增长”即“均衡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和已经实现“均衡增长”的发达国家之间，增长率便会产生决定性的差异。
关键词：新经济；中小企业；优惠政策；财税政策
在当前新经济的背景下，我国中小企业在财政税收方面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虽然我国的经济整体上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但是实际上内在的经济形势是复杂多变的，比如，当前劳动力素质较低，各行各业的企业内部自身存在的结构问题以及国际上的经济形势不断影响国内的中小企业的发展，逐渐降低了他们的竞争力。所以，目前必须要将中小企业的财税政策进行调整和优化，才能真正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向前发展。
一、新经济下中小企业的现状
二、新经济下中小企业财政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优惠政策并不完善
中小企业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使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处于平稳状态的保证，我国政府陆续出台的财政税收的优惠政策，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免国家的税收负担，但对于中小企业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不能与其内部生产活动相适应，从而导致整个企业内部生产力的下降。我国自身是希望建立一个健全的、综合的财政税收政策体系，但是在税收优惠方面仍然存在不小的问题。我国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在企业所得税方面，通过减少征收企业所得税，使企业的生产成本相应的降低，而且如果企业年底出现了亏损，还可以获得国家的递延补偿；但是对于经营企业的个人所得税所实施的优惠政策较少，而且在一些研发和投资方面的费用还存在一些困难，既没有对于进口货物的免征政策，也没有关于转让科学技术的优惠政策，甚至对于一些基本的、新兴的，同时也是急需要整体进行优化和创新的资源和产业所享受到的税收优惠几乎是完全没有，所以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的范围还要不断进行调整和扩大。
(二)企业内部财务人员不能够完全明确国家的财税政策
(三)国家对于财政税收在科技方面的投入不尽合理
我国当前资源配置中受益最大的就是科研所，各中小企业因为国家或是本级政府对其投入的科研资金较少，势必会降低在科研方面对于企业的刺激，再加上本身对于开发、创新、优化各项资源和结构缺乏兴趣，很难成为国家科研方面的主体。而且各级政府普遍只重视各项研发的结果和所得荣誉，对于其结果对当前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并不是十分重视，所以就很难发挥国家财政税收的优惠政策对各项研发的影响，也不会鼓励企业去大量研发适合群众使用的新型产品，从而会导致企业研发成本提高，而收益却止步不前的情况。
三、如何优化中小企业的财政税收政策
(一)建立健全的税收优惠政策
(二)政府应适当的实行扶持政策
(三)完善企业内员工的个人所得税政策
国家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在扩大范围的同时也要有针对的实行，税收优惠除了可以使整个企业的成本降低，还可以影响企业内部的员工收入。政府可以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方面实施优惠政策，从而提高员工的工资，刺激了员工的工作热情，还可以使员工为了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而进行相应的学习，从而提高了员工的知识储备，使整体的工作环境得到相应的改善。同时还可以建立适当的奖惩制度，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进而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关键词：英语国家；非英语国家；经济增长；比较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拟以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为国别研究样本，主要理由是：
其一，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母语为英语，这些国家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美国和英国地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紧密；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依然在英联邦体系内，可纳入英语国家经济集团(本文为研究方便而姑且归类)。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母语各不相同，在一战和二战中，各国扮演的角色众人已知，暂且可归入非英语国家经济集团。
其二，这8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都在2万美元以上，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口径，均为典型的发达国家。除澳大利亚外，其他7国都是西方七国集团(G7)成员。
其三，这8个国家在世界经济实力排名中位居前列，2003年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67.5％(见表1)，其中，4个英语国家的经济总量占40.8％，4个非英语国家的经济总量占26.7％。
其四，这8个国家都是号称“富国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2003年经济总量占OECD的81％，其中，4个英语国家的经济总量占48％，4个非英语国家的经济总量占33％。
由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基本判断，4个英语国家和4个非英语国家的经济增长状况如何足以引导世界经济发展走向。
二、比较分析
(一)经济增长比较
西方经济黄金增长期(1950年至1973年)过后，4个非英语国家的经济错过了几个经济增长周期，如两次石油危机之间(1973年至1981年)，20世纪80年代的扩张期(1981年至1991年)，最近一轮的经济增长期(1991年至2004年)。
在非英语国家经济增长放慢的同时，英语国家经济出现了加速趋势。但是，英语国家经济增长也没有出现过像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非英语国家那样的高速增长水平。除了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和英国经济增长出人意外，英语国家经济也没有出现象4个非英语国家经济20世纪90年代早期那样的连续缓慢增长。
1991年至2004年间，总体上判断，英语国家经济增长快于非英语国家经济。如表2所示，世界经济增长较快的年份分别为1994年和2004年。1994年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5％、4.3％、3.9％和5.5％，而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增长率则分别为0.6％、2.7％、2.8％和2.2％，英语国家经济增长快于非英语国家的近两倍。10年过去后的2004年，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2％、3.2％、2.9％和3.2％，而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增长率则分别为2.7％、1.6％、2.0％和1.2％，英语国家经济增长依然快于非英语国家。
(二)人均GDP增长比较
进一步说，如果把爱尔兰和新西兰加入英语国家经济体中，就可以更加印证英语国家经济增长优先于非英语国家经济。1991年至2004年，新西兰人均GDP增长了30％，与美国同速增长；爱尔兰则增长了131％。
英语国家经济的相对收入变化也快于非英语国家经济。1991年，即使两德统一后，德国人均GDP也只高于英国3个百分点。但到了2004年，德国人均GDP约低于英国11个百分点。意大利人均GDP由1991年超过英国2个百分点降至2004年的低于英国9个百分点。
1950年，4个非英语国家的加权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35％，1991年增至79％。而到了2004年，这一比率又降至70％，大概为1973年的水平。这些非英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相似，都经历了经济上升而后下降的过程。如日本人均GDP从1950年占美国人均GDP的20％攀升至1991年的85％，到2004年仅占74％。英语国家中的英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与4个非英语国家不同，二战以来，这3个英语国家的人均GDP与美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水平。
(三)失业率比较
英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也好于非英语国家。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失业率远高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现在则低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见表4)，这不是因为美国的失业率下降而是源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失业率上升。2004年法国失业率平均接近10％，德国高于9％，意大利高于8％，而20世纪60年代这些非英语国家基本没有失业率。与此同时，美国失业率水平一直维持在40年前的水平，即为6％左右；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失业率分别由1991年的8％、10.4％和9.6％降至2004年的4.8％、7.2％和5.5％。
(四)劳动生产率比较
劳动生产率的表现一般与一国人均GDP的增长相匹配。20世纪70年代，4个非英语国家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快于英语国家经济，但后来出现了快速下降或剧烈波动，特别是日本和意大利的劳动生产率下降速度更快，部分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见表5)。英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近年来有较大改善。1991年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为2.1％、2.9％和0.6％，到2004年这一指标已分别增至5.2％、5.8％和3.1％。
三、原因探析
二战期间，4个非英语国家经济都遭受了沉重打击。在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受马歇尔计划和冷战影响，这些非英语国家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会，经济实现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什么非英语国家经济在长期增长后却出现了迟缓现象而英语国家经济在徘徊之后出现了增长势头
(一)非英语国家经济放缓原因分析
第一，经济成功孕育了“利益集团”。根据古典经济学说，完全竞争的市场交易费用最低，而制度和法律是保护充分竞争的外在工具。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国家需要以制度监督者的角色出现。奥尔森(Olson)指出，长期的经济稳定增长往往会产生出不同的、关心自身利益而不考虑国家利益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通过国家借助各种制度以求保障一己私利。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都有利益集团交织，国家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非中立者。利益集团私利的最大化无疑会降低社会产出，市场的充分作用使得社会产出最大化，但最终会妨碍利益集团看得见的利益。国家有时不得不采取不利于社会产出最大化的政策而保护既得利益集团。
第二，错失新经济的发展机遇。4个非英语国家经济原为高储蓄、高投资的发展模式。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居民收入增加，这些非英语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数量停止增长，事实上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劳动力大军还有萎缩趋势，因此私人储蓄过度增长，社会总需求不足，投资的机会减少。进入新经济时代后，发达国家的最大机会是大力提升信息技术，并使之产业化，但这需要更大的政策空间和弹性。但是，解雇工人、关闭工厂的巨额成本使得非英语国家对此裹足不前，错失了新经济发展的良机。
第三，服务业转型受牵制。4个非英语国家特别是日本和德国，为后发达国家，其产业结构特点是制造业强大，服务业相对份量不足。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产业海外转移拥有当地低成本和高需求的优势，因此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化趋势被产业海外转移取代。在国内产业外迁日益明显的情况下，新收入和就业岗位的服务业发展因政府监管过度而受阻。其结果是制造业产业空洞化，服务业的替代效应没有发挥出来，就业机会减少与消费需求减少形成了恶性循环。
第四，宏观政策出现失误。主要表现在：非英语国家无视产业国际转移的事实，实行无效率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其政策后果是国内需求不足，反过来过度依赖外部需求。日本通过整肃金融系统来僵硬地应对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德国没有积极考虑两德统一后的政策走向和东德经济转型的困难程度，德意志联邦银行为了调控目标强化了武断的货币政策等。
(二)英语国家经济增长动力分析
第一，积极推进经济改革。20世纪60和70年代，英语国家经济相对或绝对增长缓慢，出现了滞胀现象。这促使4个英语国家进行实质性改革，通过大破大立，放松经济管制，改进财政和货币规则，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具有灵活性和竞争力的新体制。如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即着手大刀阔斧地进行旨在增加经济灵活性和竞争力、提高生产效率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大规模私有化，不惜用高压手段对付工会，顶住，彻底打破了工会对劳动力价格和供应的垄断，大大改善了企业用工制度环境。布莱尔首相继承了撒切尔政府的经济政策，还进一步提出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相平衡的协调发展道路，为英国经济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动力。英语国家经济普遍放弃已丧失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大刀阔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逐步放松对物价、个人收入、投资和外汇等方面的管制，使宏观经济从政府主导变为市场主导，经济灵活性和企业竞争力大为提高。
第二，服务经济主导。随着传统产业结构退化和转移，4个英语国家及时向服务业进行产业升级，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制造业的颓势。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服务业的支撑，英语国家的金融体系在家庭储蓄社会转移方面扮演了中间人角色，即把通常老年人家庭的储蓄顺差额，转移并填补给通常年轻人家庭的储蓄逆差额，从而使家庭储蓄保持低水平，国内消费需求旺盛。与此同时，在储蓄过度的时期，多数国家缺乏信用良好的借贷者，而英语国家填补了这个空缺。
第三，经济全球化与英语语言优势交织。在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总体稳定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日益加深。随着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信息技术革命与信息化建设加快了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重组，网络经济对于英语国家经济的企业而言是个巨大的发展机遇。英语作为网络经济的交流工具，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国际互联网信息85％是用英语传播，在国际场合使用的语言95％是英语，国际经贸活动几乎100％使用英
语，全球3／4的信件、80％的电子邮件用英文写成。英语因为英语国家的经济、科技等绝对强大优势，在世界各国有10多亿人学习和使用，甚至在世界范围被当作国际语在使用。由于英语语言的全球化，英语国家与外部联系加深，极大地促进了英语国家经济的发展。
第四，注重技术创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新贸易理论认为，技术创新国在技术上不断领先，并且不断地取代竞争对手模仿，就可以在各阶段始终保持比较优势，进而将技术创新优势体现在相应产品的净出口增长上。英语国家注重加强对研发的投资和不断开发新技术，以先进的技术和持续的创新为基础，迅速将知识转化为产品并形成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主张个性产品的规模生产，这是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措施。与此同时，英语国家注重知识的创新、传播和使用，抓住知识密集型的发展机会。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除英国外，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劳动生产率都呈现了加速趋势，这也成为英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四、几点结论
世界经济是国别经济的总和。本文试图分析英语国家经济与非英语国家经济的增长差别，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判断非英语国家经济是否稳定增长的关键在于，这些国家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否容忍国家提高投资回报率，增强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从而重新超越英语国家经济增长。
二是经济全球化更加凸现了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优势。正如本文开始所提及的，全球通讯成本降低，缩短了国家之间的距离，国际交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集。人员的跨国界流动既增进了沟通交流，也扩大了英语的全球化。英语语言广泛使用于信息技术和产业，对英语国家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
三是把握好产业转移节奏。产业转移的规律一再表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总是先从制造业起步，而后步入服务业。非英语国家制造业优势一度很明显，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制造业的产业链条不能局限于一国。当产业链条向国外延伸时，本国产业必须适时向服务业转移。
诊断并不准确
安倍为了参议院选举的短期政治利益，而对日本经济下的猛药，定会取得些许政绩和短期效果，但对解决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未必奏效。日本的经济问题是结构性问题，不是短期性的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能够治愈的。在安倍及其经济智囊的经济诊断里，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是通货紧缩。由于通货紧缩，即使短期利率接近零，真实利率水平仍旧居高不下。过高的真实利率使企业的实际债务负担加重，打击了内需，催生过高的日元汇率，进而打击了出口。他们认为如果其他一切不变，通货膨胀率提升之后真实利率下滑，需求扩张，日元贬值，出口增长，则日本经济有望实现自律性复苏。这样，实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似乎顺理成章。可惜，这样的经济学分析过于简单，也过于自负。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经济问题的核心诊断并不准确，提出的政策主张注定难以达到目标。不去医治人口老龄化、社保体系危机、政府累积债务不断上升以及创新不足等结构性病源，而试图强行推高通货膨胀，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将导致财政状况恶化
安倍新经济政策显然是把摆脱通缩和刺激经济摆在过于优先的位置，这必然会带来无节制的政府支出，最后的结果不言而喻，就是财政债务的持续攀升。目前日本的政府债务余额已超过GDP的200%，是西方国家中最高的，1000多万亿日元的财政债务好比悬在日本经济头上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安倍内阁的逻辑是如果景气恢复，税收即可增加，这样自然就可以偿还国债，但是这种思路几乎很难实现，即使经济复苏，但所增加的税收也将十分有限，与巨额的政府债务负担相比杯水车薪。如果预期的税收不能增加，留下的只能是不断膨胀的债务。自民党虽然也承袭了提出的“2015年基础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与2010年相比减半，到2020年实现盈余”的中长期财政重建目标，但并没有任何具体措施。人们仍然看不到日本解决财政困境的希望。
继续无节制地扩大国债的发行，使解决财政问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随之而来的是长期利率快速上行的风险。目前日本长期利率还徘徊在低利率水平上，短期内快速上升的风险大大增加。而一旦长期利率上升，势必会加重国债利息负担，甚至会导致财政崩盘。长期利率快速上升，除了政府财政重建将受阻之外，对民间部门投资的抑制也将给日本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
2%的通胀目标不易实现
或致物价上涨但工资不涨
姑且不去考虑通缩是否是日本经济的病源，即便在安倍新经济政策的刺激下能实现2%通胀目标，但能不能实现工资上涨也是问题。日本经济的问题很复杂，供需两方面的问题都有，有深层的有表征的，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而当下最主要的难题是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个人消费疲软。不能不考虑的一个客观事实是，日本早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经济高度成熟，市场饱和，加之由于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减少，再进一步扩大国内个人消费的空间已经很小。
毋庸置疑，就业得不到改善和收入长期徘徊是个人消费难以扩大的根源。2012年日本完全失业率为4.3%，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但是就业人口减少了19万人，就业人口减少意味着全社会总收入水平在下降。另外，长期以来日本职工的各类收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012年人均现金收入与上年同比下降了0.6%。就业人数不增加，社会总收入不提高，个人消费就很难提高。而当下严酷的经济形势又十分不利于提高工资。在新兴国家崛起，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为了维持竞争力，企业都本能地削减人工费等经营成本。在这种经济环境下，物价上升能够使企业的销售额上升，但工资未必能随着物价的上涨而提高。由于安倍经济学中并没有提高收入的具体措施，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景：摆脱了通缩，物价上涨，而工资却保持原来状态。那样，势必会导致家庭的实际购买力降低，国民生活陷入困境，最后还会使经济重蹈衰退覆辙。
以邻为壑或引发国际摩擦
关键词：滞胀萨伊定律拉弗曲线激进派供给经济学温和派供给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F014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并存的“滞胀”问题，利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很难解释和解决滞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供给经济学派兴起。供给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美国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从供给方面强调税收对产量、劳动供给、资本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刺激作用，实际上是一种与凯恩斯需求学派的财税政策完全对立的主张。
一、供给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失业与通胀率并存的“滞胀”局面，较为典型的情况是美国经济持续出现通胀率和失业率双高的局面，到1980年美国的通胀率高达13.5%，失业率高达7.1%（见表1）。
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一方面被认为是造成滞胀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无法解释和解决滞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供给学派经济学为核心内容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应运而生。
供给学派针对传统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复活了古代的萨伊定律，即供给会创造出自己的需求。任何产品的生产除了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求以下，其余部分总会用来交换其他产品，即形成了对于产品的需求。任何数量的储蓄都会全部用于投资。李嘉图曾谈到：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出卖，都是为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者有助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别的商品。需求是无限的，只要资本还能带来某种利润，资本的使用也是无限的。所有商品都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不可能的。
整个供给学派按观点又可分为以美国经济学家有罗伯特孟德尔、阿瑟拉弗、万尼斯基、诺尔曼图尔和保罗罗伯茨为代表的激进派供给经济学，和以M费尔德斯坦（M.Feldstein）为代表的温和派供给经济学。
激进学派的代表人物为阿瑟.阿弗，是里根执政期间的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因其提出“拉弗曲线”而得名。拉弗曲线描绘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的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
二、供给经济学在西方的实践
在美国面临“滞胀”困局的时候，里根上任后，接受了供给学派的建议，采用的措施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减税，二是废除政府管制。
里根执政期间，分别在1981年和1986年主导了两次重要的减税措施的制定与实施。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总统颁布了经济复苏法案。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将个税最高税率从70%降到50%，规定从1985年开始实行个税与通货膨胀挂钩，大大减少了纳税人的负担。公司所得税方面，实行加速折旧和投资税收抵免等措施来减税，刺激投资。1986年里根签署了美国参众两院批准的修正税法，强调税收中性原则，简化了税制。在个税方面，将最高税率从50%降至28%，同时将最低税率从11%提高到15%，将原来的15个收入等级归并至4个收入等级。在公司税方面，进一步延长了设备和房地产折旧年限。根据这一法案，降低了个人所得税，改变了过去30多年来税率越定越高、特惠越来越多的情况，它实际上是大规模减税和局部增税的结合，既使中产阶级得到实惠，又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
里根政府在废除政府管制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航空业。当时美国的航空业有非常严格的进入管制，政府数年都不批一条新的航线，导致行业的垄断度很高。除了进入管制之外，政府还搞价格管制，不准航空公司降价。里根上台后根据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废除了航空业的进入和价格管制，不几年间廉价航班爆发式增长，美国航空业迎来了繁荣期。
因此，“里根减税”不仅仅是减税，而且是改革。减税也不是里根政府唯一重要的经济政策，放松管制、平衡预算、降低通货膨胀同样是重要的政策手段和目标，其真正的目的也不仅仅是带领美国走出滞胀，而是要彻底扭转过去数十年来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恢复美国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传统，以实现美国长期的增长和繁荣。
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较有效地解决了美国的滞胀问题（见表2）。在美国处于高通胀、高利率的不利形势下，里根经济政策有效的平抑了通胀，通胀率由上任初期的13.5%控制到1988年的4.1%较低水平。从1983年起，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至1988年GDP的增速都保持在3%以上的水平。失业率也从上任初期的7.1%下降到1988年的5.5%。而且正是由于当年废除暴利税，才让硅谷起死回生，才有了上世纪90年代美国克林顿政府之时IT革命的收获期。
但是里根的经济政策也带来了一些明显的负面影响。自1981年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以来，里根注重的平衡财政预想一直未能实现。因为大规模的减税和增加国防预算使得原本巨大的财政赤字不见缩小反而愈加庞大。在里根执政的八年间，美国财政赤字累计达到16673亿美元，是以往美国历届总统204年间财政赤字的1.8倍。由于里根的导致高预算赤字，为了控制通货紧缩货币供应量，政府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以弥补赤字。1982年美国还是世界最大债权国，到了1986年便成为世界最大负债国了。
三、供给经济学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进入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下行的态势，整体上看，我国经济出了“四降一升”的状况，即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工业产品出厂价格下降；工业企业利润下降，经济风险发生的概率上升。中国供给侧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问题，如有效供给明显不足，国内消费下降，境外消费需求却大幅增加。于是在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指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实行“三去一降一补”，即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中国的经济要从供给侧发力。
但是，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与西方的供给经济学混为一谈。
首先，供给经济学强调的重点是减税，过分突出税率的作用。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率的问题，而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如走创新型国家之路、鼓励创业、加快城镇化、促进产业优化等来解决供给侧存在的诸如低端供给过剩、中高端供给不足、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增加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用性和灵活性。
最后，供给经济学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的五大政策是：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政府和市场都是现代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需发挥其各自应有作用，实现“双到位”。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政府既是提供公共服务、监管市场运行的主体，也是部分特定领域的供给主体。中国目前仍处于完善社保保障制度的时期，如完善农村社保制度、农民工城镇化等，本阶段若生搬硬套供给经济学，压缩社保开支，不符合中国国情。
参考文献：
[1]戴慧.供给侧改革与供给经济学.中国经济报告，2016（3）.
[2]贾康等.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财政研究，2013（1）.
[3]胡希宁.供给经济学与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经济观察，2016（1）.
[4]方晋.供给经济学的前世今生.搜狐财经，2015（12）.
（作者单位：广东理工学院广东肇庆526100）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出口；汇率走向
一、我国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2005年7月21日，我国对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的美元，而是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维护人民币汇率的正常浮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人民币的升值趋势自1994年开始确立，迄今已经有17年了，作为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
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来自于多方面：首先来自于美欧日等经济大国，由于上述国家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造成市场上很大一部分热钱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再次是来自于同样是新兴市场的国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保持快速稳定增长，长期的贸易顺差，并持有全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使中国担负的国际责任也越来越重，因而新兴市场国家急需通过扩大出口来摆脱经济衰退泥潭，人民币的升值对亚太新兴国家的出口有一定的好处；最后是国内储蓄大大超过了投资，资本过剩，外向型经济和单纯的市场导向的经济策略，走到了尽头，两极分化严重造成消费和产业断层，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剩，急需中国调整产业和经济结构，实现经济从外向型到内外平衡型的战略转型的重大政策。
三、汇率上升带来的风险
四、日元升值的教训与启发
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就受到过血的教训，在1985年，为了遏制廉价日货出口狂潮，欧美的财政首脑就采取过相应的手段，迫使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此后，从1985~1996年的10年间，日元兑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日元大幅度升值，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东京地价也比1950年上升了10000倍，工资也大幅度上升，然而日本经济迅速泡沫化，并在五年后崩溃，股市房地产泡沫破灭，陷入长期经济困境，十年来货币升值积累的财富也逐步丧失，股市、楼市、人民工资也回到了原来的水平，日本因此进入“失去的十年”。如今人民币同样面对外界强大的升值压力，就必须吸取日本“广场协议”的教训，不过目前中国经济的表现要好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虽然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某些行业出现了过热的现象，房地产泡沫就是经济过热的一个明显的信号，中国针对本币升值的负面影响问题，要避免过分依赖于宏观经济政策作为回应冲击的手段，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避免重蹈日元升值的覆辙。
五、未来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转型
（1）面对美国出口形势差以及国内失业率的居高不下，美国国会参议院再次选择将中国作为它经济复苏缓慢、债务蔓延的“替罪羊”，并于10月3日程序性投票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议案》立项预案。投票决定是否要求美国商务部调查所谓中国压低人民币币值的问题。以此来来向中国施压，迫使其允许人民币汇率升值。笔者认为美国错误地把人民币汇率当成自身经济不景气的主要原因，迫使人民币升值不但不能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和越来越严重的失业危机，恰恰相反美国的过激行为反而加重了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全球经济处于这个敏感、多边的时期，中美作为两个负责任的大国，更需要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向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2）人民币面临严重的升值压力，但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除了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加外，其他方面都不具备升值的基础。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竞争力培育，是回应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治本之道。人民币升值必须建立在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和合理的产业结构的基础上，使得国内经济能更有效、更灵活地分配国内资源。当然人民币汇率制度未来必须从受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走向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浮动汇率，但这样的改革也是必须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作为中国经济的管理者必须以国内的供需要求和国际的经济环境为依据，寻找一个适当的时机，以一种正确的方式实行对人民币的升值，逐步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制度。
参考文献
（1）刘兴华．汇率制度的选择［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关键词：新经济形势对就业的影响解决措施
2008年。全国实现就业人员7748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上升0.2百分点。从供给来看，2009年我国城镇劳动力供给人数达2400万人。其中。有1300万全国城镇新增劳动力，有800万为下岗失业人员，这两大群体构成了2009年就业工作的主要部分。此外还有其他人员300多万人需要等待就业安置。从需求看。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实现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按这个数字估算2009年我国城镇劳动力供过于求，缺口在1500万人。从以上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与此同时，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转变使得国内就业面临新的经济环境。在新的经济环境下短期内国内就业形势很难得到根本扭转。
一、国际环境
(一)金融危机影响下全球经济出现恶化
(二)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大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许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而我国人民币对美元却持续升值，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值了6.9％。而且仍存在长期升值预期。
二、国内环境
中国本轮经济周期创下改革开放以来最长的扩张期纪录，1999年我国GDP增长7.6％，达到上轮周期的谷底，从2000-2007年持续保持了8年的扩张势头。2007年是本轮经济周期的峰年，从2007年3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已经出持续的扩张转为收缩，GDP增速逐季回落，尽管2008年下半年后中央已连续出台了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拳，但经济下行的趋势并未改变，这说明未来主导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将是经济周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可能减缓经济下行的程度，而不可能根本扭转经济周期的发展方向。
三、经济环境的变化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一)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严重影响我国就业
首先，在我国本轮经济扩张和就业增长中，外向型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本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中的重灾区美国、欧盟。恰恰是我国外贸最大的出口国家，因此，受冲击最大的也必然是外向型经济。随着危机的深化，这些国家相继出现经济衰退、收人水平下降、失业人口增多的情况，进口需求随之减少，虽然一些生活必需品的进口需求对收入的弹性较小，那些与进口国产品价差较大的产品甚至可能存在负弹性，但对我国产品的总需求已经由持续高增长转为低增长。而外向型经济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下降对就业的影响很大。
其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跨国企业或投资者由于受到资本市场筹资和融资的约束，无法筹措资金对新兴市场进行投资。而且，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和利润率较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也减少了对投资盈利预期，从而减弱对中国的投资意愿。在外部订单减少和人民币升值效应影响下，不少出口导向的外商企业或国内企业面临着亏损和倒闭的威胁，在资金链条出现断裂的情况下，不得不削减生产或关门倒闭，从而加剧了国内就业形势。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514家，同比下降27.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23.95亿美元，同比增长23.58％。外商投资拉动就业的效应明显减弱。
最后，海外回流劳动力不断增加。随着世界各国经济形势的普遍恶化，以及劳动力市场就业需求的萎缩，一些已经失业和面临失业的海外劳动力转而回国寻找就业岗位：一些国际劳务承包工程也受到影响，以及一些国家出于保护本国劳动力就业机会而限制国外劳动力就业的政策，都导致海外就业的劳动力回流不断增加，加重我国国内的就业压力。
(二)人民币升值加剧了就业形势
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各新兴国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国人民币相对其它货币一直处于升值状态，而且仍存在长期升值预期，这使我国部分出口产品失去价格优势。这一因素将从两个方面影响我国就业，一是其他国家企业争抢我国市场份额，减少我国出口总额，使我们失去相应的就业：二是降低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甚至吸引已落户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出去，原有企业工人面临失业。
(三)国内经济的下滑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形势
其次，国内经济形势恶化使得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居民都缩紧当前的消费支出，增加储蓄。同时，受到经济下滑的影响股市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股市调整的财富“负效应”得到前所未有的显现，国内中产阶级在股市上都损失惨重，以中产阶级为消费主体的消费热点都出现降温。
最后，在国内需求不足的影响下，国内许多厂商出现产品积压的现象，厂商面临利润下降和停产的风险。在这种形势下企业开始大量裁减人员，使得国内就业形势进一步加剧。
四、解决新经济形势下的就业问题的措施
(一)保持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
经济的增长是就业增加的根本原因，GDP每增加1百分点，就可以提供100万个就业岗位。因此，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政府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最大限度降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持经济快速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
(二)加大政府的投资
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政府要加大投资力度，通过重大项目的投资带动就业的增加。同时，通过政府的投资，扩大内需以拉动更多的就业。
(三)大力发展中小企业
在经济发达的美国和日本，虽然都有规模巨大的大型企业，但小型企业却占了全国企业总数90％以上，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甚至连家庭工厂也有相当的活力和竞争力。我国的大企业大都集中在冶金、机械、石化等传统工业部门，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而中小企业数量多，资产规模小，资本有机构成低，劳动密集度高。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部门。因此。大力发展各类中小型企业，是缓解就业压力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目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大量中小企业倒闭破产，特别是出口企业。因此，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
首先。实行工资补贴政策和降低最低工资标准。受金融危机、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的影响，国内中小企业的利润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必然大量裁减工人。因此，政府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针对特定人群(如下岗职工、长期失业者、低收入家庭等)给予一定的工资补贴或类似的政策补贴，以降低企业雇佣工人的成本，增加其因减少支付工资总额而获得的利润，从而鼓励企业雇佣更多的工人。同时。也可以降低最低工资的标准，降低企业的成本支出。
其次，提高税费等优惠政策。政府可以提高出口退税，扶持出口型的中小企业。同时。对中小企业利润再投资给予所得税优惠；降低对其课征的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简化中小企业的征收管理程序，
最后，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的融资渠道。融资难一直是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政府应该积极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鼓励银行放宽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限制，
(四)改革工时制度。提倡灵活就业方式
政府可以改革传统的工时制度，通过缩短工时增加就业岗位。例如法国2001年通过的法律就规定最长周工时为35小时，由此增加了7000个工作岗位。此外，也可以延长带薪假期，增加就业岗位。
(五)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
鉴于目前这种严峻的财政。宏观经济形势，我建议中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以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型：
一大幅增加科教投入，重视以增加新技术供给来带动企业投资，增加有效供给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而另外加强中央财政对高等教育，义务教育等的财政支持，降低学生学费负担，不但可使居民将原用于交纳学费的部份收入用于即期消费，而且还能改善其对以后教育方面的支出预期而有助于促进当前消费。而同时大力加强职业培训，再就业培训等，则不但能提高我国职工素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也有助于促进再就业，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
二从以基础工程设施建设投资带动经济增长转向以制度性建设来带动经济增长。
2，大力支持农村税费改革的全面推进，建立起合理的新农村税费制度。以便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消费。虽然为了此需要消耗大量中央财政资金，但考虑到这一来有助提高政府威信，恢复民心，在政治上有好处，二来农村税费改革可减轻农民负担，加上其他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等措施，效应的配合，而有望启动农村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话，则中央财政也是能从工业品销售增加等等中增加税收收入，而得到弥补的。因此是值得大幅增加此方面支出的。但当然在我看来现行的农民税费改革方案确应作出修改，以免增加中央财政不必要的负担，而影响了其他方面的发展。比如对于农村义务教育，这个农村税费改革中最大的阻力问题，我觉得就不必完全取消教育附加费而全由中央财政负担，这样就因中央财政没钱“买单”而使改革难以推进，农民负担反而难以迅速下降（这也是当前的情形），因此还不如大家合理分担，即不是取消教育附加费，而是降低一半，另一半再由中央财政负担，这样农民负担可快点减轻一点，中央负担又增加不太大，财政能承受得起，加上上述措施及其他措施的配合，则农村税费改革就可能取得突破，可以全面推进了。
关键词：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危机特里芬难题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鉴于20世纪20、30年代混乱的国际货币金融关系造成的严重破坏，二战尚未结束，美国就开始筹划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该体系力求以美元为支柱、并有利于美国对外经济扩张。美国财政部官员怀特提出了“联合国外汇稳定基金”方案，即“怀特计划”，方案规定各国必须缴纳资金来建立这种基金，各国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取决于向基金缴纳份额的多少。1944年7月初，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有44国参加的国际货币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的最后议定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这两个文件，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该协定基本上采纳了怀特计划，并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其它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原则，此会议所确立的这一新的国际货币关系体系，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它同时也确立了美元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霸主地位。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逐步瓦解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实力恢复并迅速发展，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的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造成美元地位衰落，美元经常成为被抛售的对象，最终导致了1960年第一次美元危机的爆发。同时使得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垄断和统治力量大大削弱，1961年11月由美、英、法等十国组成的“十国集团”，最初是以解决储备货币危机的“借款总安排”而建立的，后来发展成为围绕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进行斗争和讨价还价的工具。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美国侵越战争扩大后，美国的财政金融和国际收支状况更加恶化，黄金储备已大大低于对外短期负债，1968年又爆发了一次严重的美元危机，抢购黄金的风潮极其猛烈。
从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以来，美元危机更加频繁爆发，特别是1971年，发生了自1893年以来的第一次对外贸易逆差，造成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恶化，迫使美国政府在1971年8月实行“新经济政策”，正式宣布停止各国政府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这引起了西方金融市场的极大混乱。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长期争执和相互妥协的情况下，1971年12月“十国集团”达成《史密森协议》，美国迫于形势同意将美元正式贬值7.89%，将黄金官价从每盎司35美元提高到38美元，标志着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开始瓦解。
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和美元的正式贬值，破坏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协定所规定的原则。然而，美国采取的这些措施，不仅不能阻止美元危机的爆发，反而更加动摇了美元的国际信用。紧接着在1973年又发生了一次新的美元危机风暴。以美元为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本来是建立在美元等同于黄金这一基础上的，现在美元既然不再与黄金直接挂钩，而与其他国家的货币处于同等地位，这就必然要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原因
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原因大都归结为：美国经济实力及国际经济地位的下降而引起的美元危机不断爆发。而其本身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缺陷对于体系的瓦解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汇率制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它实际上是一种除美国以外的各国货币间接的与黄金联系的金本位制度，并且造成各国所持美元兑换黄金有一定的限制，因为美国本身的黄金储备量是有限。这样一来，与美元挂钩的其他各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处于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密切利害关系中。
第三，布雷顿森林体系缺乏一种完善的奖惩政策，以对执行体系规则的不力的成员国给予一定的制裁，或者对贯彻运行机制的成员国给予一定的扶持，所以在美元危机不断爆发时，各国都纷纷抛弃体系原则，致力于维护本国经济的平稳和发展，最终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崩溃。因而它在促使其成员国维持合作安排方面成功甚微。
故而，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就矛盾重重，再加上该体系从一建立就出于不平等的方式，为美国的扩张利益服务，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和全球化经济的发展趋势，受到后来经济实力恢复各国的反对，其走向解体成为了一种必然。
四、余论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到解体过程，也暗含着美国霸主地位的兴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决定着该国在世界的影响力，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所说：“最强大的货币是由最强大的经济力量所支撑的，这乃是一个实际的历史惯例和事实”。[4]而一个从建立就只为一个或极少数国家利益服务的体系注定是长久不了的，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模式才是各国致力的目标。
[1]朱文莉.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王在邦.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兴衰.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
[3]刘生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机制、内在缺陷及历史作用分析.龙岩师专学报.2002年2月第1期
一、2010年日本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
（一）经济持续缓慢增长
2010年第一季度日本GDP环比增速达到1.7%。私人消费和企业设备投资增长较快是促成内需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由于世界经济复苏较快，特别是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反弹强劲，拉动日本出口快速增长，对其经济复苏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
第二季度，日本GDP环比增长0.7%，连续第3个季度维持正增长，但受个人消费增长停滞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二季度个人消费丧失活力的主要原因是旨在促进购买节能家电的环保积分制度等消费刺激政策效果减弱。在投资方面，企业设备投资环比增加了2.7%，但民间住宅投资环比下降了0.8%。由于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出口势头良好，出口增长了5.6%，继续承担起了支撑经济增长的重任。
第三季度，日本GDP继续保持正增长，增速达到1.1%。其中，内需对三季度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1.1%，而外需的贡献为零。在构成内需的主要项目中，家庭消费支出、民间企业设备投资、民间住宅投资三季度分别环比增长1.2%、1.3%和1.2%，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尤其是2010年夏天的高温酷暑促使居民大量购买空调等电器，带动私人消费，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贡献。三季度，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2.5%和3%。日本前三季度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0.6、0.3和0.0个百分点，表明外需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逐季度下降。
（二）出口增长较快
2010年前11个月，日本出口总额为612930亿日元，比2009年同期增加25.7%，进口总额为552478亿日元，比2009年同期增加18.5%。但由于截止目前的世界经济复苏主要依赖于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还没有进入稳步增长的良性循环，随着刺激政策效应逐渐减退，日本出口增长也随之减速，很难再出现高速增长局面。
在出口地区结构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成为日本出口的重要目的地，汽车、钢铁、半导体电子零部件是主要的出口产品。随着美国经济形势好转，日本对美国出口也持续增长。
（三）消费增长缓慢
日本一季度消费环比增长0.6%，二季度环比增速降至0.3%，但三季度反弹至1.2%。私人消费是前三个季度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2008年下半年后，由于经济形势恶化，收入增长停滞，消费者信心降低，居民消费意愿不强，造成消费支出骤降。特别是外需下降造成企业倒闭和裁员现象增加，日本失业率维持在高点，对居民消费造成不利影响。为此，日本政府采取了强力的刺激政策。据日本野村证券研究，总额约2万亿日元的定额补助约拉动民间消费增长0.2%，预算分别为3000亿日元的绿色家电补贴和3700亿日元的汽车以旧换新制度分别约拉动民间消费增长0.1%左右。日本消费者信心逐步恢复，2010年6月为43.5，达到危机以来的最高点。但2010年下半年人们对经济形势乐观情绪降温，消费者信心一路下滑，到11月已经降至40.4，预计刺激政策效果减退后，私人消费将重新陷入停滞。
（四）投资和工业生产增长后继乏力
受各国政府的消费刺激政策影响，日本工业生产从2009年二季度后开始反弹。为了应对危机、增加需求，日本政府推出财政补贴方案，鼓励民众购买环保汽车与电子用品，中国、欧美等其他各国也纷纷实施了类似政策，刺激汽车与电视机等消费类工业产品需求回升。这使日本电子与钢铁工业生产大增，并带动整体工业生产回升。但在2010年里，由于消费刺激政策带动的需求增长减弱，相应日本消费工业品增长放缓，造成工业生产整体增速放缓。目前全球经济景气形势仍未彻底改善，受出口影响较大的日本工业生产显得后继无力。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企业投资积极性不高。
（五）通缩现象没有改善
2003―2008年之间，日本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物价疲软的局面，但在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带动下，通货紧缩局面逐步结束。次贷危机打断了日本经济复苏和物价水平正常化的进程，在外部冲击下日本物价连续负增长，重新陷入通缩当中。进入2010年后，CPI延续了微弱涨幅，并在10月和11月保持了同比正增长。但是，目前诸如高中教育免费、电子类消费品价格持续下降、汽油涨幅缩小等因素都对物价上涨产生负面作用，而支撑物价上涨的因素较少，所以整体价格水平难以在近期恢复正常。日本政府原计划在2011年彻底扭转CPI形势，但目前来看难以实现。
二、不断强化经济刺激政策
（一）财政扩张政策不断出台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复苏和解决通货紧缩，不断推出财政应对方案，近一年来又先后出台了三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2009年12月鸠山内阁出台了规模达7.2万亿日元的“新经济对策”，2010年9月菅直人内阁出台了规模达9150亿日元的“补充经济对策”，10月菅直人内阁又提出了一个总额为5.05万亿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
过去20多年里，日本实施了数量众多的经济刺激计划，大都收效甚微。这次菅直人雄心勃勃地提出一整套振兴经济的规划，虽然以增加就业为重点，但仍然缺乏切实可行的措施。预计效果不会显著。
（二）日本央行干预日元升值
由于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放缓，投资者风险厌恶情绪增高，日元作为避险币种受到青睐。除此之外，美元泛滥也对日元升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宽松货币政策长期化趋势导致美元疲软，迫使包括日元在内的其他货币相对升值。2010年5月之后日元确立快速升值趋势，5月4日日元兑美元为94.7∶1，到了10月20日已经变为81.3∶1，连创10多年来兑美元的高点。日元升值对于日本电子、汽车等出口产业不利，使处于脆弱复苏中的日本经济雪上添霜，因此日本央行于9月15日动用2万亿日元干预汇市，使日元暂时止住了涨势。这是日本6年来进行的首次外汇干预，同时也可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单次外汇干预。
日本央行这次干预行动的目的只是阻止日元升势，而没有为日元确定明确的汇率目标。日元的中期走势将受美国国债收益率以及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而全球经济会不会继续探底则是日元未来走势的关键点。
日本央行干预行动触发了各国竞相采取货币贬值以提高本国的竞争力。继日本之后，韩国、巴西、泰国等国也已经出手抑制本币兑美元的升势。目前一方面美国作为主要贸易逆差国，积极实行美元贬值政策以达到促进出口、减少贸易赤字的目的；另一方面日本、韩国、巴西等顺差国不允许本币走强而降低本国商品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全球货币体系的混乱，甚至出现所谓“货币战争”，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三）货币政策一松再松
虽然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日本央行不仅没有收紧货币政策，反而不断增加货币供应。2010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进一步增加对货币市场的低息贷款投放量，以鼓励私人需求，消除通货紧缩。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表示，将在已经投放10万亿日元贷款的基础上，再向金融机构提供利率为0.1%的10万亿日元短期贷款。
在政府推动下，加之外部经济环境恶化，日本央行在2010年10月5日决定将隔夜拆借利率下调至0.0―0.1%的区间，并承诺将维持零利率直到物价企稳。同时，央行还将出台总额为5万亿日元的金融资产购买计划，旨在压低长期市场利率。这是日本央行时隔4年后再次实施零利率政策。
日本央行的降息决定表明其对国内经济形势丧失了信心。除此之外，美联储不断表示可能会进一步实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是迫使日本央行采取行动的外部原因。
三、2011年经济形势展望
目前，日本经济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通货紧缩，而本质性问题是总需求不足。日本通货紧缩是资产泡沫破裂的后遗症，而通货紧缩具有自我强化的性质，打破通货紧缩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增加总需求。从目前情况看，短期内日本无法解决通货紧缩和总需求不足这两大难题，所以无法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
为了应对通货紧缩，日本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希望通过低息压低投资成本和消费成本，拉动内需，但一直无法实现，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老龄化问题严重
老龄化不仅造成劳动生产率下降，还导致日本财政状况恶化。而且老龄化还对现有的养老金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设置了障碍，使得财政制度改革无法推行。解决老龄化和劳动人口减少的问题，从短期看只有加快吸引移民，从长期看只有提升人口自然增长率。但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国民较为排外，政府也不愿意改变移民政策，所以无法像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一样通过外来移民拉动人口增长。而工业化社会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的问题在发达国家普遍存在，是一个短期内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在可预见的将来，日本无法摆脱劳动人口比例下降的问题。
（二）私人消费增长停滞
日本私人消费不足和日本社会的分配结构有关。在日本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企业利润逐步提高，带动设备投资增长，但是企业效益好转没能迅速向家庭和消费领域扩散，主要表现在：家庭可支配收入没有实质性提高，从而私人消费增长缓慢。除此之外，老龄化问题也限制了日本家庭消费。日本社会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导致全体社会成员都担心自己年老之后的生活保障问题，因此即使银行是零利率，人们也愿意把钱放到银行以备养老，这导致一方面日本有着天文数字的存款，另一方面却消费不足。
（三）设备投资不足
日本经济陷入困境与房地产泡沫有关，但其后10余年不能走出困境则不能仅仅用资产泡沫后遗症来解释。究其原因，一是在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中败给美国，无法在最高端的新技术领域取得产业优势。二是制度僵化造成服务业发展较慢，无法实现经济结构快速调整，在知识经济时代依然依赖受到大财阀控制的工业部门带动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上已经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三是随着中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从日本手中夺取了很大一部分出口份额，日本企业发展空间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