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吴娇颖徐美慧）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已有8个多月。随着垃圾分类工作深入，今年北京“两会”，多位市人大代表把目光聚焦到生活垃圾可回收物的回收再利用上。
代表指出，玻璃、利乐包装等低价值可回收物经济效益低、可回收物投放点缺失、二次污染严重等问题，都一定程度影响了居民分类和企业回收的积极性。
代表建议，在源头上，应继续提倡垃圾减量，引导居民提高分类整洁度和精细度；在投放环节，应合理规划布局更多可回收物投放点；在垃圾处理终端，可通过科技赋能行业、服务居民，推进“互联网+”回收模式。
现状
低价值可回收物“无处可去”，二次污染率高
北京市人大代表、首钢矿山街道居民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兼主任安丽娟认为，收运体系成为制约生活垃圾分类推行的关键环节，打通“最后一公里”，是落实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的重点和难点。
“特别是可回收物体系建设不完善，制约着整个行业的发展。”安丽娟说。
多位代表指出，玻璃、利乐包装等低价值可回收物“无处可去”，成为阻碍回收体系建设的“拦路虎”。
安丽娟表示，目前来看，北京的生活垃圾可回收物回收服务覆盖率不够，收储环节建设仍需加强，居民小区内装修垃圾及大件垃圾的暂存点尤显不足。存储转运空间缺失，造成许多可回收物特别是低价值可回收物混入一般生活垃圾被填埋或焚烧，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有些可回收物价值低，如果量还少，企业回收成本会非常高。比如一些玻璃制品，本身重量大，回收的经济效益还不如塑料制品，转运过程中也不安全。”北京市人大代表、海淀区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所长任智慧表示。
任智慧认为，从基层调研情况看，影响可回收物回收利用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投放的可回收物整洁度不够高。“比如一些牛奶盒和利乐包装，里面的液体没倒干净，回收之后终端还要再次清洗、集中处理，可能造成二次污染。而且，如果量大，需要建污水处理系统，这一套成本是非常高的。”
在她看来，这将影响机构及企业投入生活垃圾可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积极性。
“一些可回收物因为无处交售，就被当成垃圾处理，造成垃圾量增大、分类不完全，与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目标背道而驰，构建规范的可回收废弃物收运体系势在必行。”马小兰说。
建议1
激励居民提高前端分类整洁度
安丽娟建议，在垃圾分类的前提下，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将垃圾分得更加精细。
任智慧指出，可回收物的后端分拣并不难，难的是不互相污染、不二次污染。如果一些社区有条件，居民分类积极性高，还可以在四分法的基础上对可回收物进行更精细的划分，比如更具体地分为纸类、易拉罐、玻璃瓶、塑料瓶、织物等。
“同时，一定要向居民强调分类的整洁度。最简单的，比如扔牛奶盒，一定要把里面的牛奶倒干净，清洗一下。而玻璃、金属、塑料、织物这几类不污损的可回收物，可回收价值还是很高的。”她指出，只有前端分类整洁度高，后段可再生的价值、利用率才会高。
安丽娟表示，分类对接的运输车辆也少之又少，目前，很多低价值可回收的塑料瓶、易拉罐等都混在一起，被焚烧和填埋，浪费资源且污染环境，“这项工作归谁管都应该明确。”
建议2
增加布局可回收物储存投放点
多位代表认为，可回收物或可再生资源投放点的缺失，也是影响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积极性的原因之一。
安丽娟指出，部分社区并未设置分类后的暂存网点，装修产生的旧家具等没有固定地点存放，纸张、报刊、杂志、玻璃、橡胶、棉布等杂物也未设置存放地及投放网点。
马小兰建议，按照“便捷、便民、规范、高效”的原则，合理布局再生资源交投点。原则上，新建小区需1个小区设置1个交投点（流动回收车或固定场地），其他小区每1000户居民设置1个交投点，农村需每村设置1个交投点，每乡镇建设1个中转站。
她特别提出，交投点的布局和建设，应该纳入政府部门的市政基础设施规划中。“如果没有统一规划，可能一个回收站建了没几天又因为种种原因被拆掉，造成重复投资和资源浪费，不利于整个可回收和资源再生行业的发展。”
此外，马小兰建议，加快推进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建设，各区、县建成1个以上二次分拣中心。建设过程中，可参照国家、省市有关推荐或参考标准，按分拣每万吨生活垃圾再生资源建设4000-4500平方米的工厂、配套分拣和环保设施设备。
建议3
推进“互联网+”，实行线上预约、线下回收
马小兰指出，在垃圾回收和处理终端，应该注重科技赋能行业。
“这将有利于构建生活垃圾再生资源的同业生态圈，实现资源共享，互联互通，培育产生向上服务于监管、向下赋能产业的龙头企业，更好服务于垃圾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