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被带走审查时，在其家中发现上亿现金；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家中被搜出37公斤黄金、现金上亿、房产手续68套；贵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助理樊中黔受贿的赃款塞满整整5个保险柜，包括人民币1005万余元、美元4万元、金条50根……然而，贪来“八辈子也花不完的钱”，又有何用？面对铁窗痛彻心扉地忏悔，为时已晚。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他们会作出怎样的选择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应该思考，这些人为什么会如此贪得无厌，除去现行制度和监督的不完善外，在疯狂敛财行为的背后有没有一些共性的原因？笔者试着从人性、贪官的个人特质、社会化期待三个方面来探讨。
人性中的贪婪与消极的权力相结合
人性中的贪婪及双重属性。脱下贪官的“外衣”，把他们还原成一个普通人，也许有助于我们去了解他们的心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贪婪是物种生存发展的基本属性，是人性中的一部分。动物对利益的需求一般满足于自己的生存与生殖两个基本需要，而人在满足生存与生殖两个基本需要之外，还希望扩展，还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满足超出基本生活之外的贪欲。因此，人的欲望是“无厌的、无限的”，我们不应该否认它“天然存在”、不应该否认它存在的合情性，也正是基于承认人类并非生而“绝对的性本善”、承认人类的内心本来就存在自私、贪婪的一面，我们才会认识到自身的渺小。同时，也正是由于人的无限贪欲，才使人具有了善恶双重属性。如果人类没有贪婪，可能我们还生活在茹毛饮血、衣不蔽体的时代。人类的贪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加约束、不加限制的贪欲。
过度追求金钱和权力上的优越。在“以富为荣”还是不少人价值取向的社会里，社会成员的自恋需求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强化占有财富的欲望，实现价值的最大化。而在实现利益，满足贪欲的所有手段中，权力无疑是最有效、最便捷的。权力的消极作用与人性“恶”相结合，这种在“恶”支配下的权力，必然会给社会和个人带来危害。因此，我们会看到官员们在利益与欲望的驱动下，会无限制地使用权力或滥用权力，贪婪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守护着自己早已不需求的钱财。在他们无法控制的欲望下，钱财已经失去了它的货币属性，变成一个数字符号，成了一种满足自恋的成分，一种强者的象征，一种获得愉悦的方式。
心理的不安全感和失去自我的一种补偿
财富是物化的不安全感。贪官如此疯狂敛财源自于心理的不安全感。有些贪官是由于年幼时候的生存环境恶劣缺乏安全感导致的贪婪；有些是对于手中的权力缺乏安全感，认为“权力是一时的，而发财才是一世的”；有些是出于对未来未知的长远考虑，不停地抢夺资源从而消除自己对未来未知的潜在恐惧；有些贪官利用权力获得了利益，又深知手中的权力和巨额不合法财产是未经认同的，因而会通过贪污和贿赂、利益输送等手段，把自己和一根潜在的利益链条拴在一起，为自己在一个更大的体系中找到稳固的位置，而这又需要更多的钱财等等。
长期失去自我的一种心理补偿。在当前官场生态环境下，一个官员从初入仕途到取得一官半职，坐拥大权，其间自然经历很多艰辛；长期在“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所谓“官场规则”指导下，一直伪装自己，不敢真实表达自己，久而久之则失去自我。
这种长期遭遇的情景、产生的感觉以及处置的方法会转化成潜意识和条件反射。出于“公平”的补偿心理，长期得不到满足的自我个性的表达容易转化成不正常的补偿心理，容易导致内心的空洞，一旦有了可兑现可支配的权力，强大的欲望将会促使他们不顾一切地填补内心的这个空洞，成为对自己辛苦多年的一种补偿。同时，长期摸爬滚打于官场，习得了一些“潜规则”，使得贪腐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
社会“合力”赋予“官员”的潜在期待
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与他所处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贪官的形成虽然更多的是自身特质所致，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他们也是社会中的人，他们来自于我们中间，会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文化水平和价值取向的影响，二者会形成一种“合力”，从而影响官员的价值追求。
“当官为发财”的普遍认识。“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一直是中国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和生存方式。我国历来有“官本位”思想，即便在当今社会，依然影响深远。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当我们谈到“官员”这个群体时候，更多想到的不是他的职责义务，不是他的造福大众，而是可以换来财富的权力和高高在上的地位，这种潜在的评价，影响着生活在这个大时代的任何一个人，包括官员他们自己的价值取向。而同时，贪腐才能融入圈子的病态官场环境也给官员提供了贪婪的温床。“不是我想贪，我是没办法！”虽然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却也体现出一种“无奈”。
腐败心理治疗途径之官员和民众精神素质的提高
治理官场的贪腐，诚然要在体制和制度上下功夫，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官员服务于百姓，他们的精神素质最终会影响到百姓的生活和追求；官员又来自民间，民间的精神取向也会影响官员的价值追求。因此，提高官员和民众的精神素质也是治理贪腐的应有之义。
实现人生的自醒自觉。正视无限的贪欲让人具有了双重属性，而贪婪又是无法满足的这一心理特征，是人达到自醒的第一步。权力、金钱、名声、地位这些外在的东西看似让人风光不已，但如果内在空虚，又企图用物质手段解决精神问题，无异于饮鸩止渴，只会越发空虚无聊，直至走向毁灭。惟有内在的力量才能使人活得充实而有意义。古人云：乘物以游心。只有让生命、自我和灵魂充分觉醒，摆脱“物”的挂碍和束缚，才能达到物心和谐的境界。悟出此理，或许人生离自觉的高一层境界就近一步。
以传统文化化人养心。钱穆曾说过“中国文化精神，彻头彻尾，乃是一种人道精神，道德精神”。传统文化对官员的自我约束和提高自身修养所产生的作用是多方位和潜移默化的。
儒家思想讲究“慎独”，就是“谨守道德之心”。在浮躁的今天更具有现实意义。官员在独处的时候能面对自己的内心，守住自己的良知，那么在面对诱惑时，能够坚守好自己，不会迷失，不会失去自我。“慎独”就是挂在心头的警言，是阻止陷进罪恶泥潭的一把保护伞，是提升修养的一个历久弥新的好方法。一个人要经常检点自己的行为和言语，及时作出调整和约束，这样才能避免自己犯错误，提高自己的修养。
“厚德载物”在今天对于官员来说，更是不能丢掉的传统。正确看待名利，需要有智慧和理性。越是位高权重的时候，越要修养自己的德行，否则会招致倾覆。
此外，如“清正廉洁”、“刚健有为”等，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为政者的基本要求；“在其位，谋其事”，这是为政者的责任和使命。我们要在传统文化里面更多地挖掘宝贵经验和财富，为官员提供“该怎么做”的示范，形成文化，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
以现代秩序促进文明。在文明中，有价值的东西是依靠秩序建立的。生命之所以能建立起文明，就需要从各个生命个体自身的有序来建立更大尺度范围内的有序。这就要求身处这个时代的我们每一个人建立现代秩序意识，我们需要从内心深处改变特权思维和面子心态，丢掉走捷径的心态，转而谨守法律、尊重公序良俗，放下浮躁，脚踏实地。
没有秩序，就没有安全感。我们在以秩序为社会主体的行为提供“可靠的预期”中，才能得到基本的生存和安全，以创造和享受物质和精神的财富，追求公平、正义和社会的永续发展。
“如果你要有个美好的将来，那将是与他人共同的将来。”共同生活在这个崭新时代，每一位官员和民众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