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北京，无论哪个年代的人，都为“住房难”愁过、焦虑过。计划经济的年代，买卖房子还是一个“传说”。人们为了改变居住环境，有一个普遍的办法——交换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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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时期的解困之路
在市场经济到来之前，北京人对“买房”并没有任何概念。那时候，人们住的房子绝大多数是“公房”，要么属于房管部门直接管理，要么属于所在的单位。
房子不仅归房管局管，遇到了各种问题，房管局也会派人上门服务。图为西城区房管局水电安装队水暖工人给住户修理暖气。北京日报冯文冈1961年/摄
比如，你可能在东城上班，单位分了一套三居室却在西郊；从王府井搬到三环路以外，住房宽裕了，你可能舍不得孩子离开重点学校；家里有病号的想住在医院附近，要做小买卖的想住繁华、临街的房；夫妻离婚了，房子一人一间，总不能一直同住一个单元楼里……
凡此种种，人们就自发想出了互惠互利的法子——交换房子，以解决住房的窘境。
一开始，北京大街小巷的墙壁上、马路边的电线杆上，“换房启事”比比皆是。但到处张贴换房资料，不仅影响市容，还对交通和社会秩序造成一定影响。
市容监察部门明令禁止，但人们的“换房启事”依旧满天飞。
市容监察部门正组织人力，对乱张贴进行清理。北京日报姜建/摄
在迫切的换房需求下，1962年，北京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和朝阳区房地局相继成立了专门的换房机构——换房站。
换房站负责居民在本区范围内和跨区的换房业务，属于无偿服务。
由于都是“公房”，不涉及房子的产权变更问题，办理手续很简单。
东城区房管局的换房员正在为市民服务。北京日报王振民1976年/摄
只要双方互看住房后同意，到市区换房部门办理个换房协议书，然后持换房协议书到双方的房管单位变更一下房屋承租人就可以了。
如此一来，换房的人越来越多，“换房大会”也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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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宫的“换房大会”
1982年，北京市房管局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为期三天的换房大会。
198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头版中对首届换房大会的报道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首次举办全市大规模换房活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等八个城近郊的房管局组成六个换房区，为市民提供了一万两千多条换房线索。
对于当时想换房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盛会。
成千上万的换房者聚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熙熙攘攘，热闹场面绝不亚于现在的房交会。
在青翠的松柏间，人们举着“换房”的牌子，急切地交流着彼此的信息。
大兴黄村的老人，举着自家的信息，正在寻找愿意换房的人。北晚新视觉图翟伟/摄
房管部门的人，不辞辛苦，为换房者“牵桥搭线”，统计着每个人的需求。
换房大会上，正在仔细查看登记册的换房者。北晚新视觉图翟伟/摄
据1982年10月17日《北京日报》报道：
换房大会两天来已帮助304户签订了换房协议，其中解决上班路远的86户，解决住房困难的96户，改变居住环境的87户，照顾老小病残的20户，解决邻里家庭不和的12户……
此后十年，“换房大会”成了劳动人民文化宫每年的一个固定项目，一共举办了十一届。
换房大会从一开始单一的“换房”，后来扩展到房地产政策咨询、房屋修缮质量鉴定、铺面开发等项目，广受市民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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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的“换房状元”
在换房大会上，最受欢迎的人是当时的“换房状元”。
换房大会上，“换房状元”李国英被群众包围。北晚新视觉图翟伟/摄
两家换房容易，但随着换房的人越来越多，常常会出现：甲看上了乙的房，乙看上丙的房，丙又看上了戊的房。
北新桥房管所换房员李国英
上级规定，每位专职换房员每年的换房定额为120户，而李国英平均每年超额736户，完成7年的工作量。
1987年1月29日《北京日报》头版中对李国英事迹的报道
从1979年到1986年的七年中，他为6623户住房不便的群众，换到满意住房9030间。
李国英被市房管局评为“换房状元”，除此之外，还有范淑华、刘本仁、杨珉等不少位人民服务的“换房状元”。
他们在换房工作中，不辞辛苦，千方百计为群众换房牵线搭桥，受到群众的爱戴和赞扬。
据原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房屋调换总站站长张士德回忆，有的换房状元病逝后，许多群众泪流满面，参加遗体告别，对他们的品德表示敬意。
随着商品房时代的开启，住房制度改革也不断深入。
国有换房站已不适应新的经济政策，几乎全部处于亏损状态，换房的成功率也愈来愈低。
1992年以后，劳动人民文化宫不再举办“换房大会”；1998年，中国取消了福利分房制度。
从此，住房彻底纳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人们用“买房”代替了“换房”，民营的房产中介取代了国有换房站。“换房”退出了我们的生活，成为那个年代人独有的一份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