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海内外同时展开，却展现出极不相同的面貌。这种差异性的根本因素何在这些因素是阻碍或干扰了中外当代文学研究界的跨文化对话，还是反而有助于更深入、全面地把握当代文学的本质，乃至由此差异入手，推敲其未来走向，探索学术共同体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在我看和他做之间看到落差，阐明实质，挖掘对话潜能，形成逻辑上的正反合。因此，本文尝试追踪分辨不同学术语境下，海外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阐释和定位，与本土学界之间所存在的实质性的分歧。这些分歧，对于深入思辨中国当代文学的特质及其世界化与经典化，也许可以提供一些实践上的引导和理论上的启示。
一
为了能够更好地说明问题，首先需要对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史加以简要梳理，从整体上清楚勾勒中国当代文学海外研究的发展脉络。唯有建立一个相对连贯的观察视角，才能清楚说明目前看来各自为政的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其实存在明显的内部关联，以及共同的努力方向。换句话说，这种历史梳理有助于我们把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可以将其与本土学界的研究进行比较。尽管这种整体观难免挂一漏万，但是，在帮助我们建立基本的对话框架方面，仍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便利。概括而言，以英语世界为例，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1960年代，海外世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有所推进。虽然大多数学者仍热衷于讨论新中国的文艺政策、知识分子等问题，带有明显的冷战色彩，但也有少部分学者注意到当代文学的文学性问题，开始从人物形象、隐喻等方面解读当代作品。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当属白之(CyrilBirch)主编的《中国共产主义文学》(ChineseCommunistLiterature，1963)，收录了白之、包华德(HowardBoorman)、陈世骧、施友忠、夏济安、夏志清、卫德明(HellmutWihelm)等学者的论文。其中，白之本人讨论中国共产主义文学对中国传统的延续，陈世骧考察共产主义诗歌中的隐喻与自我意识，夏志清分析早期共产主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夏济安剖析共产主义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与英雄崇拜等等。该书对早期中国当代文学各个方面均有涉及，堪称早期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二
从总体性观察来看，海外学者在同步追踪新时期文学之际，也开始从整体上观察改革开放之后的当代文学。雷金庆的著作《BetweenFactandFiction：EssaysonPost-MaoChineseLiteratureandSociety》（Broadway，1989.），论述了新时期兴起的“伤痕文学”“暴露文学”“知青文学”“婚恋小说”等，试图建立对新时期文学的整体论述，并由此观照“文革”后的中国社会思想状况。
其次是1990年代的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继续研究“十七年”及“文革”期间的文学，呈现更为多元化的批评；二是“先锋文学”引起海外学者的讨论；三是借助“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西方理论展开对作品的审美性解读。
三
以上对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描述，相对于其多样性与丰富性来说，实在是浮光掠影，挂一漏万。但是，这样的历史描述提供了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线索和历史脉络。有了这样的整体把握，就可以进一步从观念、材料、方法和价值四个维度，具体把握中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的差异，着重说明海外学界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实践中的一些倾向性问题。如果把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本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相对照，至少可以发现四个方面的差异。
一是观念错位。这主要是指中外学者在对具体的文学作品、文艺现象或事件的认定、分期、定性等知识层面上存在分歧与差异。以文类定性为例，中外学者在部分作品属于散文还是小说方面，明显存在不同。这种不同虽不直接影响对作品的价值判断，却有可能有助于重塑文类的当代内涵和民族特色。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的四分法来自西方，中外研究中的分歧，足以说明跨文化传播中误读和悟读交织并存的问题，这到底反映出了理解上的偏差，还是跨文化的主体参与？相应地，随着后现代主义浪潮兴起，文学书写有志于打破畛域，调整文类界限，这种解构式的方案和中外认知的错位之间又存在何种关联？这种关联是否表征了西方中心的溃散，还是其滞后性的在其他地区有了显现？与文类定性相似的问题至少还包括了文学史的分期、文学对象的认定、艺术风格的划分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三是方法错位。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套“专属性”的研究方案，研究者偏向于采用某几种类型的理论或论述角度来进行文本解读。尽管海外研究在理论方法上，较过去明显地多元化，极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研读的路径，但是在诸多的理论方法中，有某些理论和方法被反复应用，如后殖民论述、文化研究，尤其是有关身份政治和文化认同的思路被惯性地使用。这并非是学科独立化的标志，恰恰相反，它可能说明海外学者在一定程度上仍视“中国当代文学”为缺少身份意识和主体观念的存在。这与海外学界极少将此方案施用于英美文学研究形成很大反差。这背后的意识形态色彩再一次提醒我们：文本和理论的二元对立结构，并没有随着“文本可以挑战理论”的言说而自动告终，相反，它通过限制理论应用范围的方式，已经率先将这些文本特殊化。
四
以上四个层面的错位，可归结为论证方式或认知前提方面的问题，其最终导向的是对研究对象本身的一些本质性认知错位。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这种认知错位，具体表现在概念本身的三重修饰和限定之上，即中国、当代和文学。由于是在西方研究中国当代文学，自然也触及了世界性的问题。换言之，无论中外学者在取材、立意、方法或价值的设定方面如何不同，真正要解决的问题都在于：清楚地为中国当代文学赋予一定的形象、意义，分辨其特征、价值。具体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辨析，这些辨析无法提供有效的答案，只是提出方方面面的问题与思考。
三是文学性辩难。随着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当代文学向多元社会形态的敞开，文化属性一度成为观察当代文学的重要参数。“纯文学”的观念似乎摇摇欲坠。尤其是当学者们不断地将研究目光聚焦到电影、电视、文化产业等领域时，这种对于“文学性”的定义就变得更加可疑。当代文学的文学性应该从什么角度来加以理解和定位？鉴于“文学”概念本身有非常复杂的变迁史，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学性”也不应该是某种恒定的范畴或指标。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性”首先是一种“语文学”，是一种让文本产生意义的艺术。它不仅具备保存传统、传递信息、启示来者等重要的维度，也是维系社会运转、认识自我的重要工具。尽管它缺少足够的精确性和科学性，反而带出了它非常“前卫”的未来面向。比如，我们如何理解“文学性”和“市场化”的关系？如何从文学书写的语境和机制中找到其新的发展向度？“市场”所引发的问题，不仅有传统的雅俗对话问题，也有面对新媒体崛起，全新的阅读和消费习惯所激发的“文学数字化”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性”代表了一种无分轩轾的人文关怀。
五
以上对中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操作实践和理念主张两个方面的差异性分析，有助于启发我们思考如何更为有效地提升跨文化研究和交流，纠正一些研究偏见，提高中国当代文学传播的效率和精度。这些启示既有弥补背景知识不足、强化学术沟通方面的基础性建议，也有凸显方法导向、深入制度等深层次的建制思考。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略加阐述。
一是重视基础背景传播。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比较强调理论的介入作用，依靠的往往不是全面而扎实的基础材料，而是理论的大胆预设与假定。尽管跨学科语境下，历史学的方法和成果常常被借用到文学研究中来，但往往只是提供社会、政治、经济的背景知识，与具体的文学场域和话语环境仍有较大的落差，不足以对具体文学文本的语境进行充分的历史化。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文学传播背景材料的汇编译介，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历史语境。
三是推动成果比较研究。海内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比较研究可以是表面的异同比较，从思路、方法、取材到立意、结论有全方位的把握；也可以是成果间的影响研究，通过观察中外学术交流的历史，说明海外某些具有突破性的见解其实有其国际的奥援；更可以打破一对一的对比形态，探索各国学者同一主题研究的不同表现，在这些成果之间建立对话关系，丰富对研究对象的理解，深化研究层次。
四是深入追踪体制问题。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比较研究，深入到知识生产的结构性条件和意识形态思考之中。从琳琅满目的成果中，辨认若干认知模式，并注意清理这些模式生成的历史机缘和现实环境，阐述学术源流之外的知识建构力量，提升研究的整体格局，变局部的现象问题思考，为结构性的学术制度形态反思。
不难看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是一个集“文学生产”“文学翻译”“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为一体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是当代文学充满活力的研究方向之一，也是返观当代文学自身，推动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与融合的重要动力。透过“中国当代文学”这个共同的研究对象，不仅使得本土、海外学人的共同体意识得以形成建立，而且也催生了一个需要同时容纳两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这个领域，既使得文献的共享、学科的共建、方法的互鉴成为可能，同时也鼓励我们深入彼此的内部，勘探差异和共性得以形成的关键，在机制层面做出解释。在这个意义上，寻觅中外当代文学研究的差异，无异于提出了四种可能的研究理念。
一、作为文献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海外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传播蔚为大观，成果丰富，形态多样，数量庞大，全面而深入地收集、整理海外世界中国当代文学传播的文献，本身就成为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重要一环，甚至是最重要的基础。只有通过纸质文献与口述文献、图书馆查阅与田野调查、国内资源与国外资源、传统平台与网络资源等等方式，彻底摸清中国当代文学在域外的翻译数量、研究情况、版本问题、中介因素等等，才有可能对当代文学传播的整体面貌作出评估，进而对未来的发展提出对策建议。作为文献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也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传统，拓展了当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可能性。
二、作为学科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从学科发展来看，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和知识体系，其历史沿革、代表成果、立场观点，以及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内蕴的知识形态和权力结构、所提出的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问题，以及对知识全球化所提出的挑战和质疑，都显示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知识流通之中，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必然会“带来材料、视野、方法以及结论方面的新拓展，如何将‘域外’材料和国内批评、研究以及文学史写作有效地结合起来，将域外材料和视野引入本土的当代文学研究，就成为当代文学学科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考察对象是域外的，但是目标却是发现差异，反观自身，形成对话。因此，突破单一的译介学式的研究，而把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视为当代文学学科的新兴领域，努力探讨和建立起一套更为专业有效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从而建构起海内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不仅要把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视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新方向新领域，而且要高度重视它在“方法论”层面上的意义，把它变成我们认识世界与反观当代文学的媒介和通道。“既关心海外汉学探讨了什么、阐述了什么，更要阐明其挑动了什么、质疑了什么，又释放了什么。特别是这些成果在反馈到国内时，对国内的研究格局和书写形态，产生了怎样的刺激和影响，又在何种程度上推动了文学研究的跨文化对话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海外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传播研究，无疑也是跨文化、跨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它不仅有助于把握海外的中国当代文学传播的学术史，而且也将建立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关系，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走向更具创造性和世界性的阐释方向。
四、作为机制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不仅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也具有极大的社会价值和实践效应。借着英语世界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传播面貌，可以反思和正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换言之，“它变身为一种指导机制和测试体系”，既可以帮助我们客观地认识与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之于世界文学的地位与价值，又可以“帮助我们不断修缮、完备本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达到文化交流的和谐有序的状态”。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不仅为中国文学走出去传达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知识背景与历史语境，而且也清晰阐明了海外接受中国当代文学的认知模式、期待视野和市场机制，成为反观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独特审美经验、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化视野的有效机制。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文献整理与研究［1949-2019］”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ZD287。原载《当代文坛》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