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印(尼)合作;机遇;挑战;路径选择
东南亚地区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中国“一带一路”构想中，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下称“印尼”)等均系重要的支点国家。尤其是印尼，作为东南亚地区唯一的G20成员国，也是东南亚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区位条件造就了其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2013年，中国同印尼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同印尼在众多领域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
一、中国同印尼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的基础
(一)“海上丝绸之路”与“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相契合
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尼，两国发表了《中国与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未来规划》。2014年10月印尼总统佐科上任后提出要将印尼建设成“海洋强国”，这一战略目标与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相辅相成。中印(尼)以海洋为载体，推进各领域合作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二)反恐与安全合作
反恐合作是一项重要的国际议题。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国内反恐力度，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开展了多项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合作，在跨国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经验丰富、成就显著。印尼近年来也饱受恐怖主义袭击的困扰:2016年1月14日，印尼首都雅加达发生的连环爆炸震惊了世界;2016年11月13日，印尼恐怖分子向东加里曼丹省三马林达一座教堂投掷汽油弹;2017年5月8日，印尼
西爪哇万隆市政府门口1名恐怖分子引爆一枚炸弹等。印尼大学社会政治系教授伊万·卡尔多诺认为:“对于先前恐怖分子的惩处做得还不够。”近年来，“伊斯兰国”组织和人贩团伙帮助中国的激进分子经由缅甸、泰国和马来西亚抵达在印尼东部丛林桑托索的藏身处，前往印尼这个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加入伊斯兰圣战分子的行列。因此，加强两国反恐合作既是跨国反恐的趋势所向，又是基于两国的现实需要。
中国同印尼是海上友好邻邦，海上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点合作领域之一。加强海上执法务实合作是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的具体举措，有利于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稳定，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2016年11月22日，中国海警局局长孟宏伟在北京与应邀来华访问的印尼海上安全机构负责人艾瑞·苏德沃中将举行了首次工作会晤。双方就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海上执法务实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由此可见，在未来中印(尼)两国之间进行反恐和海上安全合作已经引起两国重视，此举不仅能够深化两国之间合作，而且能够有效规避对两国关系发展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
(三)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相比之下，中国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等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在建筑和交通领域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与印尼进行合作的前景广阔。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中，也特别提到了中国和印尼共同建设的泗水－马都拉大桥加蒂格迪大坝。
2015年7月30日，在印尼东爪哇省泗水拉蒙湾码头成功举行“中国－印尼直航快线”首航仪式，该航线的开通将提升中国和印尼的互联互通水平，助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2016年1月21日，在西爪哇省瓦利尼举行的印尼雅加达至万隆(雅万)高速铁路开工仪式，标志着中印尼铁路合作取得重大成果，也是中国铁路“走出去”同印尼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企业利用自身先进技术和产能优势，积极支持印尼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参与港口、电站、公路、铁路、机场、桥梁等项目承包建设和投资运营，促进了印尼全国互联互通，也为中国优势富余产能向外转移、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机遇和平台。
(四)中国同印尼合作的桥梁纽带———华人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印尼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其国内数目众多的华人将是推动双边合作的润滑剂。目前，印尼国内华人华侨数量在241万～3000万之间，占印尼总人口的比例在1.5%～12%之间。120中华民族和印尼华人民族相连，语言相通，风俗相近，经济互补性强，亲缘关系源远流长，具有得天独厚的民心相通优势。目前，印尼的华人社团主要有印尼中华总商会、印尼工商会馆、印尼－中国中小企业商会、印尼华商总会等，他们不仅与当地政府联系密切，而且熟知印尼法律政策，能为中国企业在印尼的投资提供巨大的帮助。
中国和印尼近年来关系的快速变化，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和提升，离不开当地华人华侨持续不断的推动和支持。以印尼中华总商会为例，自2001年成立至今，其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往来，自2001年至2016年共接待中国各省市县的各行各业代表团来访达240余次，为促进中国与印尼的友好关系做出了突出贡献。2016年12月7日，印尼中华总商会举行会员大会，当选总主席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会继续为印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为印尼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五)旅游合作
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测算，2016年中国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综合贡献达11%。中国旅游市场量质齐升，人均出游近3.4次，旅游总收入预计达4.69万亿元，同比增长13.6%。中国的出境游呈现良性发展态势，2016年预计出境旅游人数将达到1.22亿人次，同比增长4.3%，中国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和第四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地位。旅游产业是印尼的核心产业。2015年1～8月份，全球旅游人数增长4%，其中印尼的国际游客人数增长2.87%，而印尼的国际游客中中国游客人数增长20.74%，为最高。2014年，旅游业在印尼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为9%，根据印尼政府的发展规划，这一比例在2019年将提升至15%。2016年7月，印尼旅游部长亚赫亚在接受《亚太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希望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印尼将为中国投资者提供各项政策帮助。印尼旅游部秘书长库斯瓦也曾表示，希望通过加强两国游客的互访来增进友谊。库斯瓦说:“2019年我们希望能吸引1000万中国游客来印尼，如果每位中国游客花费1000美元，那中国游客在印尼总消费将达100亿美元。”由此可见，同为旅游资源大国的中国和印尼，在旅游资源开发、游客往来之间合作潜力巨大。
二、中国同印尼合作存在的挑战
(一)印尼华人问题
现今的印尼社会仍存在着种族歧视，华人的地位依旧脆弱。历史上，印尼曾发生过许多起大规模的排斥、迫害甚至屠杀华人的惨剧。早在1740年荷兰殖民统治时期，荷兰殖民当局制造了“红溪惨案”等。2016年11月4日，印尼伊斯兰强硬派组织“捍卫伊斯兰阵线”在首都雅加达发起反对时任雅加达省长钟万学(华人、信仰基督教)的“反阿学”大规模游行。荒谬的是，在其省长选举期间，印尼的网络社交媒体盛传“中国派500人保护钟万学安全”的无稽言论，部分劳工团体以及大学生甚至指控钟万学在雅加达外海进行填海造地是为了把所造岛屿地皮卖给中国人。一场原本与中国毫无关系的印尼国内省长选举，让中国无辜“躺枪”。这次“反阿学”事件持续发酵的背后，除了印尼国内政治斗争因素外，钟万学的华人和非穆斯林身份也是其遭受反对的重要因素。
(二)佐科政府“沉船政策”及纳土纳群岛海洋经济专属区划界问题
佐科上台以后，在南海地区逐步显示其强硬立场，周边国家对印尼强化海上权益和提升海上防御能力表示担忧。佐科政府实施“沉船政策”打击非法捕鱼活动。在自2014年11月至2015年3月期间，印尼海洋渔业部共炸沉18艘来自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菲律宾的非法渔船。2015年5月，印尼官方在数个港口同时炸毁41艘据称在印尼海域非法捕鱼的外国渔船，其中有5艘来自越南、2艘来自泰国、11艘来自菲律宾、1艘来自中国，从而引发了一轮地区外交风波。佐科政府“沉船政策”的实质是维护印尼海洋主权，但印尼近年来为维护海洋主权而大力推进的军事力量建设，已经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不安。
(三)政局不稳，党派斗争频繁
印尼实行的是多党制，国内党派数目繁多，常常是多党联合执政，政治利益复杂，选举往往是多党妥协的产物。2016年印尼首都雅加达掀起了反对省长钟万学的大示威，并引起零星骚乱。事件起因是印尼回教团体不满雅加达省长“亵渎回教《可兰经》”，其实质则为印尼国内以佐科及钟万学为首的改革派与以普拉博沃及尤多约诺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一场搏斗。自佐科上台以来，大兴改革，铲除腐败，这激起保守派的不满，保守派为了阻止改革，就利用敏感的宗教与种族问题作为突破口，企图击垮改革派。印尼国内的党派之争会给印尼的政局等产生潜在威胁，从而对中印(尼)的合作产生潜在影响，留下众多不确定因素。
(四)大国因素
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国家因素都可能对中国和印尼的关系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和印尼的关系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历史上就曾因大国因素导致两国关系历经曲折。中国与印尼于1950年4月13日建交。1965年，在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印尼发生“9·30事件”，两国也因此在1967年10月30日中断外交关系。20世纪80年代，美苏争霸格局出现新变化，两国关系也开始松动。直到1990年8月8日，两国才正式复交。
在中国同印尼关系的发展历程中，应清楚地看到，印尼对华关系是基于本国利益需求出发。其中有矛盾也有缓和。佐科上台后也积极推行较为务实的外交政策，实施大国平衡战略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由于印尼资源、战略地位重要，美、日等大国都积极发展对印尼关系。单就印尼的巽他海峡、龙目海峡和望加锡海峡的地缘战略地位而言，足以引起美、日等国对印尼的重视。各大国对印尼贸易竞争也十分激烈。从印尼中央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印尼对外贸易统计数据可知，中国继续保持印尼非油气产品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和美国分居第二和第三位。按出口额计算，中国为印尼第二大出口国，美国和日本分居第一和第三位。各国在印尼竞争过程中，印尼政府对各大国没有明显倾向，且态度暧昧，常常借此周旋谋利。正因为印尼手握多国“筹码”，因此在同印尼合作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其他国家可能使出的“招数”以及印尼政府的“变数”，积极规避风险，应对挑战。
三、深化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合作的重点路径选择
(一)政策沟通是重要保障
加强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政府是推动对外合作的决定性力量，在政府层面加强沟通交流对合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政策沟通就是“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中国同印尼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为双边合
作提供政策支持和保障。加强同印尼合作，宏观层面要继续深化“一带一路”同“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对接，通过国与国之间最高层次的政策沟通与协调，寻求双边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同时，在发展规化和机制平台建设上双方积极洽谈、密切合作，积极搭建双边合作的桥梁，取长补短，实现互利共赢。在微观层面，要积极推动具体项目对接，坚持政府保障、遵循市场、企业为主的原则，切实落实双边合作质量并重。
(二)设施联通为优先领域
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加快设施联通”平行主题会议举行。与会各方达成三大共识，认为应致力推动设施联通硬件和软件的“通”与“畅”。这三大共识可以成为中国同印尼加强设施联通的指导方针:一是要积极搭建平台，进一步推动两国深化合作。二是设施联通是实现“一带一路”愿景的重要保障，两国要高度重视设施联通扮演的“先行官”角色，要共同努力，推动设施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三是要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在硬件上着力推动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联通，在软件上着力促进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联通，为互联互通提供机制保障，进而推动中印(尼)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
(三)贸易畅通是重点内容
(四)资金融通是重要支撑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在2017年5月14～15日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上，中国宣布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初步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为“一带一路”提供资金支持。目前，我国已经与沿线多国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设，有关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开展磋商，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除此之外，中国专门设立了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专项贷款、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成立了1000亿美元的亚投行，各种开发性、政策性商业银行也纷纷来到印尼，为中印(尼)基础设施和产业合作提供选择多样、极具竞争力的融资套餐。
(五)民心相通是社会根基
唯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增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众交往意义重大。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交往源远流长，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曾经七下南洋造访印尼群岛。如今，中国同印尼高层双边关系已经得到切实发展，但两国民间交往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增进彼此了解，减少误解十分必要。如今，印尼媒体以及民间有相当数量对华不友好人士，他们往往会借助个别事端煽风点火，破坏两国关系发展。2016年12月，因4名中国人被发现在印尼种植被病菌感染过的辣椒种子，被印尼媒体解读为是中国对印尼使用的“生物武器”。此种论调在印尼民间大有市场，使两国的舆论和民意基础受到损害。因此，必须强化双边民意合作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