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000年，冯凯和罗瑶通过交友网站而认识，相恋四年后，他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妻子罗瑶经营一家产品出口全球的外贸公司，每天没日没夜为工作忙碌，美国丈夫冯凯在家带小孩、做饭，甚至织毛衣，女主外男主内，小日子一过便是13年。
这是一个“深圳式”的涉外家庭。
据《深圳商报》报道，2011年，在深常驻和暂住的外国人已接近50万人。2012年，深圳共有369对跨国夫妇组成家庭。
国际化程度日益提升的深圳，吸引着越来越多海外“女婿”“媳妇”的到来。
本文选摘自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的师生在2013年采写的一组报道，报道通过对改革开放后深圳涉外婚姻各方面变化的研究，深入了解涉外婚姻家庭的喜与忧，呈现了一幅独特、有趣的特区都市文化景观图。
2012年，约有20万外籍人居住在深圳。曾经有人形容：深圳的诞生是一场诱发型的“基因突变”，这场突变改变了整个民族的“DNA”，诱因则是一个叫作“国际”的梦。
深圳拥有超强的包容性和适应能力，从特区建立的最初，“蠢蠢欲动”的开放性就注定了这是一扇不平凡的窗口。
思想的开放令涉外婚姻在这里从来没有成为“异类”，而涉外婚姻最早的降温也让深圳成为一座理性之城，有人说是这座城，令他们不再稀罕涉外婚姻，也有人说是这座城帮他们“看”住了自己的涉外婚姻。这就是深圳多元的30年，多元的涉外婚姻。
1980年，深圳成为经济特区，这一年的涉外婚姻登记数为564对。
1980年，一位来自洛杉矶的27岁美国青年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穿越太平洋之旅。初到香港，一河之隔的“另外的国度”令他感到好奇。一场简单的半日游留下的一组照片，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淳朴的深圳。行走间，当地居民纷纷向他投来奇怪的目光，几年后这样的场景便已经难觅。1978年，确实就像那个年代的流行语一样，“平地一声春雷”，中国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松绑”成为那个年代的人们生活的核心。国人要松绑，外国人也要松绑。
“不要尾随、围观外国人。”20世纪80年代的《小学生守则》中有这样一条准则。大家长期以来习惯了黄皮肤黑眼睛的视觉审美，别说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许多人甚至在马路上看见来自新疆的姑娘，都会带着几分好奇。
在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的深圳，相较于其他城市，外国人已然不再是一种“稀缺资源”。作为对外交流的桥头堡，蛇口的开放性也是当仁不让。
1987年3月30日，这里出现了深圳第一间酒吧，外国人罗撒在太子路迎晖阁的“蛇窝”开张。1980年至1991年，12年间，223家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组成的企业群在这里出现，12个国家的300多名“老外”在这里定居。频繁的交流往来令“金发碧眼”在这里不再稀奇。
许辉20世纪80年代已在蛇口太子广场的酒吧工作，对于往来于蛇口的外国人丝毫不感到稀奇。如今走进海上世界的外国餐厅，里面基本上都是外国人；但在当年，中国人反而要更多。“大部分都是想认识外国人，深圳那个年代的涉外婚姻，基本上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和外国人结婚其实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跟风，当时特别流行老外那样的男人，能迷倒一片。”许辉回忆道，那个时候工作结束后最兴奋的话题是聊看到的外国男人。
“其实来深圳的外国人并不都是想象中的那种老男人，相反，年轻的有很多，跨国婚姻中那些‘老少配’更多的是深圳女性通过中介认识，大部分都在国外。”
20世纪80年代，一部日本电影《追捕》让高仓健成了女性观众的新偶像。经历了样板戏中“高大全”式的偶像和“奶油小生”的热潮后，高大的身材、棱角分明的轮廓和沉默寡言的性格——越来越多的荧幕硬汉受到追捧。1980年，《加里森敢死队》成为被引进中国的第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一群来自监狱的“精英”，又一次以硬汉的形象征服了国内的观众。大家第一次这么深刻而且近距离地观察到外国男人的形象，原本的朦胧感一下消散，外国男人的形象在这里引发了女同胞们最初的冲动。
▌20世纪80年代末：每10对登记结婚的夫妻中，就有一对是涉外婚姻
20世纪80年代末，是深圳涉外婚姻爆发式增长的一个时期。1987年至1990年，市内涉外婚姻登记连续4年超过1000对，约占全市婚姻登记数的1/10。换句话说，每10对登记结婚的深圳夫妻中，就有一对是涉外婚姻。
中外人员交流与接触的机会不断增加，大大提高了涉外婚姻产生的概率。陆续来到的外国工作者让深圳人习惯了这些不一样的脸。“为工作而来”的外国人不在少数，异国他乡的寂寞和对婚姻的开放态度也让他们和中国女性的婚姻来得理所当然。80年代末，蛇口的酒吧越开越多，里面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大部分的婚姻也不过“一杯酒”的基础。
1984年，罗莉偶然从朋友那儿得知，和外国人假结婚可以获得海外绿卡。那个年代，国内的“出国潮”正渐渐盛行，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波“移民潮”即将到来。
罗莉和国内的男朋友在一起10年了，但是为了外籍的身份，他们选择了这个极端的方式。罗莉企图在获得身份后与澳大利亚的老公离婚，继而帮助国内的男朋友获得澳籍身份。在那个时候这并不新鲜，国内高涨的移民热潮也让办理涉外婚姻的移民中介行业“生机勃勃”，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个行业仍旧没有获得合法的地位。
据美国社会安全局（SocialSecurityDepartment）的统计数据，1970年至1979年，移民美国的中国居民为17627人，而1980年至1989年达到了170897人，是此前的10倍。中国的“移民潮”已然到来。这个时期的涉外婚姻中，深圳的女性占了绝对多数，“老夫少妻”现象非常普遍。希望得到西方享乐的物质生活和外国人的身份成了大部分女性与外国人“假结婚”的原因。深圳的涉外婚姻发展紧跟着“移民潮”的脚步。
这样的婚姻没有爱情基础，若再没有孩子，照罗莉的话说便是“永无天日”。她知道这样的婚姻是不可能长久的，包括她身边的朋友也这样认为。“坦白讲，像我们这样的，婚外情特别多。”罗莉和年长30岁的丈夫一起生活了20多年，尽管产生过感情，但始终不是爱情。2003年，罗莉在澳大利亚认识了同为华人的网球教练，两个在外寂寞的人走到了一起，这场婚外情令罗莉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深圳市民政局福利处的江科长一直以来负责涉外婚姻登记的工作，在他看来，深圳绝大部分涉外离婚家庭都在海外，尤其是移民家庭居多。同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庭刘主任表示，深圳本地涉外婚姻家庭离婚闹官司的，每年也不过五六宗，相反，海外法庭发来判决书认证的倒不少。
在持续了八年上涨态势之后，1989年起，深圳涉外婚姻登记数的下滑态势显现。有别于其他城市仍在持续上涨，深圳在进入90年代后，涉外婚姻登记数开始持续走低。
中国民政部数据显示，1979年至1989年，全国共办理涉外婚姻登记128613对，上海为5917对。
这个数字在深圳为8688对，占全国登记数的6.76%。
20世纪80年代，深圳的涉外婚姻登记数走在了全国的前列。1988年全市涉外婚姻登记数为1167，为深圳经济特区史上之最，这个数字至今都没有被超越。蛇口港带来了文化的交流，经济的开放令这个曾经的边陲小镇的涉外婚姻登记量甚至超过了长期以来以国际化著称的上海。
1991年，深圳市协议利用外资115158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57988万美元，创历年利用外资的高峰，这成为深圳市1991年的十大新闻之一。随着国内改革的进一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到开放的行列，越来越多的城市的跨国恋发展正高歌猛进。但与此同时，如火如荼的涉外婚姻在深圳却开始渐渐降温。
脆弱的感情基础与并不纯粹的结婚目的导致了另一个直接的后果。从90年代起，涉外婚姻的离婚率在增加。相比起1980年至1985年只有1对涉外婚姻夫妻离婚，1990年，全市涉外婚姻离婚登记占全市离婚登记的6.6%（36对），1991年为8.1%（50对），1992年为6.7%（43对）。
深圳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改革开放早期，人们可以在免税商店买到国外的食品，1993年西武百货的到来让深圳人对外国的洋品牌了如指掌，中英街随处可见深圳人的身影。小学课堂上，有琅琅的外文读书声，朗文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等让深圳的孩子在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就接触到了外面的大千世界。作为与世界接轨的一批人，他们最先尝到了丹麦的曲奇、英国的伯爵茶、意大利的比萨，但用“崇洋媚外”来形容他们并不正确，至少他们是最早让涉外婚姻退烧的一批人。
经历了20年的改革开放，女性的独立价值正越来越受到推崇，整个社会的风气也越来越开放。深圳市统计局城调队对深圳200户家庭生活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2001年深圳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544.24元，2002年至2004年人均收入位居全国第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得深圳“依傍外国人”的风潮减缓。
2003年，深圳市涉外婚姻登记数为322对，这是历年来的最低值。
2005年，深圳一家社会调查机构的研究报告显示，深圳市拥有28岁以上的未婚女白领20万名，其中不乏高学历高工资的“优质女”。和结婚相比，她们冲着成功的梦想而来，相比起结婚，她们更注重生活的享受，成为城市消费的主力军。“物质能满足了，还要精神满足，精神满足了，还要生理也满足。”这是一名成功女性在自己的博客中提到的对另一半的要求。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学历见识的丰富，使外国人在年轻国人中早已不具新鲜感。
“婚姻必须是美好的，我不想把它和利益绑在一起，那样我宁可不结婚。”城市的“不婚一族”风头盖过了“涉外一族”。
深圳市民政局资料显示，2001年至2004年，中国女嫁外国男的趋势并未出现明显变化，5：1的涉外婚姻男女比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外娶媳妇的人数在增多，但“外男中女”这个趋势并没有发生根本上的变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际接触、涉外中介成为促成一段跨国婚姻的主要因素。随着新世纪网络的兴起，网络交友成为重要的方式。
2003年，深圳打工妹与波兰总统候选人蒂明斯基的网络奇缘一度为许多人所效仿。37岁的吴木兰是深圳制衣厂的领班，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并带着13岁的女儿生活在深圳。
一次偶然的机会，吴木兰看了凤凰卫视《中国人在他乡》的节目，丰富多彩的国外生活令她开始向往跨国婚姻。
不会上网的吴木兰通过同事的帮助，在交友网站进行了注册并认识了远在加拿大的蒂明斯基。在交流的过程中，吴木兰从来没有询问过对方的身份和财产等问题。
2003年下半年，只见过吴木兰网上照片的蒂明斯基邀请吴木兰共进晚餐，于是一段情缘由此开始。2005年，波兰大选，作为总统候选人之一的蒂明斯基将参加竞选，与他一同“征战”的，正是与他在网络上结缘的中国夫人吴木兰。
“网恋”促成的跨国婚姻呈上升趋势。很多来领证的都是通过网络婚介认识的。女方不会讲外语，男方不会讲中文，他们的交流基本上就是靠朋友或者网络的婚介代为翻译。两个有着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化和生活背景的人在短暂的网恋后闪婚，这样的例子现在不少，但“现实其实并没有这么完美，相反要赤裸得多”。
深圳市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记处常常能见到第一天结婚第二天便来登记离婚的例子。例如，某外籍男友答应女方婚后将给她一笔钱，但婚后并未兑现承诺，二人争吵之下便来登记离婚，神圣的婚姻顿时成了一场荒唐的儿戏。
如今的深圳，除了外国人传统的聚集地海上世界和华侨城，又有了充满异域风情的东部华侨城。周末，David最爱和朋友到COCOPark的酒吧街坐坐。
“刚开始在深圳的时候其实有点不适应，和妻子有了摩擦，自己想出去逛逛也不知道去哪。”David住在华强北，川流不息的马路上，只有自己一个外国人，四处闪烁的霓虹之下，只有自己身在异乡的辛酸。
“深圳这座城市成了‘锁’住婚姻的关键。”在深圳20年的David表示，正是因为深圳越来越国际化，他也能够更多地融入这里，婚姻才能比较美满。
2004年，深圳涉外婚姻登记手续调整，原来只能在市民政局统一办理的婚姻记调整为可在六区民政局分别办理，经历了30年的涉外婚姻发展，各区民政局逐渐具备了办理涉外婚姻登记的条件，因此在深圳办理涉外婚姻登记更加容易了。
深圳涉外婚姻历经30年的发展至今，“理性”成了最大的特点。多元文化的强大包容性与对外的频繁交流，令深圳的涉外婚姻离婚率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
深圳乃至全国的离婚率越来越高，深圳的涉外婚姻受到的影响却非常小。2000年以来，深圳的涉外离婚登记率一直低于90年代的水平，涉外离婚率并没有随着全市离婚率的上升而上升。
冯凯平时最喜欢和家人逛欧洲城，麦德龙是他最经常去的超市，在里面他可以很方便地买到自己喜欢的意大利面，自己的女儿最喜欢去“宜家”吃瑞典的肉丸。“以前周末真的不知道去哪里，现在多了很多选择。”冯凯的女儿如今也在蛇口的国际学校读书，他完全不担心女儿的教育问题，在双语教学的学校，还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地的朋友。
随着深圳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外国人对这里产生依赖，发芽于此的涉外婚姻自然也渐渐离不开这座城。流光溢彩的城市生活与充满默契的夫妻生活使得这里的涉外婚姻格外理性。“这里的人没有历史的包袱，传统的思想比较淡薄。”刘海霞说自己和法国丈夫只有在深圳才感觉到最舒服，“北京和上海我们都待过，但永远不如在深圳来得自在，就是一种莫名的感觉。”
（未完）
指导老师：辜晓进
小组成员：高洪浩、陈楚楚、陈蓓诗、林舒妍、何嘉玮、张兴
选作新闻报道时有删减
本文摘自21世纪新闻传播学应用型教材《新闻专业毕业设计》配套作品集《新闻的名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