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19世纪中淘金时代到20世纪上半叶，流传到加拿大的华人文学类型，除了以文学、音乐和表演艺术相结合的粤剧之外，数量最多、成就最大的，莫如古典诗歌。本文从报刊和个人诗集等资料，梳理早期华人的古典诗歌中的“旧瓶新酒”的实例，试图从这个个案研究，解释离散文学的在地化的不可避免的现象。
【关键词】文化记忆；壁诗；加拿大华人文学；旧瓶新酒；在地化；离散文学
从19世纪中淘金时代到20世纪上半叶，流传到加拿大的华人文学类型，除了以文学、音乐和表演艺术相结合的粤剧之外，数量最多、成就最
大的，莫如古典诗歌。古典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有悠久而丰厚的传统，是雅文学的瑰宝。
本文将侧重研究自淘金年代到20世纪上半叶，加拿大华人在古典诗歌方面的活动情况，比如作者的背景、发表的空间，以及在特定时空纷繁多姿的主题等，我将特别注意那些糅合了加拿大元素的诗作。我提出“旧瓶新酒”这个理念，来概括这个混合新品种。“旧瓶”指的是汉字和古典诗歌的形式，“新酒”指的是混合后的新内容。
在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语境之下，华文文学是加拿大文学的组成部分，也是众多族裔文学中的一种。对于中国来说，它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外延，但是这个外延不是牢不可破的密封体，而是一个具有吸纳性、扩张性、调整力的灵活体，它一出国门便开始面对异质文化，在长年累月的撞击、回应、调整、纳入的过程中，自身也起了变化，产生了新的品种，这是海外侨民文学自然的演变过程和规律。一旦离开原籍国，它便像浪子一
样，在异地际遇的洗礼中成长。古典诗歌的在地化，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本来在地化是后殖民的一个术语，指的是宗主国在殖民地的管理等机制中因地制宜的做法。现在，我借来探讨中国古典诗歌融入加拿大元素这个现实，相信这个个案探讨，也适合其他海外华人地区。
一、来自岭南侨乡的作者
二、报刊提供的发表平台
这些海外游子工作之余的精神寄托，究竟以什么方式呈现呢？报纸无疑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和精神需要，也是构筑华人想象社群的最重要的媒
三、从壁诗开始
早期到加拿大的华人，自香港出发，乘搭最低等的仓位，经过三个多星期的航程才到达，但是，到达后不能立即上岸。他们先被羁留在卑诗省
告示□□□快看
□□□日数百多
□□□国到番邦
□□拉我入牢房
且看此□无路往
不见天地及高堂
自□□思泪成行
此等苦楚向谁讲
□□数言在此房
新会□□无名氏
这首壁诗虽然模糊不清、字句不齐，但是其中的困苦不平之情表露无
遗。以上的实例证明，古典诗歌无疑是早期华人带来加拿大的第一个文学形式，作为20世纪上半叶加拿大华人文学成就最大的文体，实在有迹可循。
四、吟诗作对的活动空间
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权威报纸《大汉公报》（1915年冬之前以《华英日报》和《大汉日报》名义出版）所开辟的“大汉杂录”版面，以及在20年代改版的《汉声》文学版面，一直担任着推动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角色，此外，众多的侨团不定期出版的社团刊物也载有少量的篇幅。但是，假如没有报纸提供空间，推波助澜，古典诗歌不可能如此兴旺。《大汉公报》几乎每天开设“诗界”“吟坛”“诗林”栏目发表古典诗歌。从作品的形式来看，七言绝律居多。这些古典诗歌的作者，绝大多数来自加拿大，也有美国、中南美洲、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古典诗歌的大量出现透露了三个事实：一是有古典文学修养的不乏其人；二是工余的娱乐选择少；三是古典诗歌是他们最为熟悉和喜爱的创作形式，以此作为寄托思想感情的载体。
1921年5月21日登载，温哥华唐人街的西湖酒楼举办征联活动，全榜有百名，登报十名有奖，十名之外加赏茶票，华人参与的热情可见一斑。
五、旧瓶新酒：古典诗歌中的加拿大元素
《大汉公报》的“汉声”副刊，经常刊登古典诗歌。这些古典诗歌最为明显的主题特征，是对祖国山河的思念和对亲人的怀恋。但是，也有不少诗作把加拿大的风物人情、庆典节日等意象纳入诗中。当离散作者用原籍国的传统文学形式纳入了移居国的内容时，所产生的作品就是文学交流的结合，这种混合体，可用“旧瓶新酒”这个意象来概括。
这些以加拿大为创作空间的古典诗歌中，往往把个人思乡感怀（家）与关切国运（原籍国）连在一起。例如，《大汉公报》1917年9月4日发表的作者为筱唐的一首题为“寄怀草坪立宽君”的七言律诗，便是个典型例子：
回首中原几度秋，故乡人事泪交流。
天涯万里何须羡，海外经年只自羞。
论到国殇成幻梦，看来人道亦堪忧。
共和反复君知否？世界如今未息仇。
明月横空景色清，依依折柳送君行，分携惆怅不胜情。
欢聚倾尊犹记昨，厚蒙直到倍恩荣，骊歌忽唱感零丁。
至于单纯歌咏加拿大自然风光、城市生活和庆典节日的诗作，数量也不少。这类诗作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怀乡忧国（原籍国）的心绪，而纯粹用观赏者和参与者的心态来描述眼前的景物和活动。例如，黄孔昭在《大汉公报》1927年2月5日发表的诗《和司徒英石再登洛机山》（其一）：
昔日曾经今复东，山中景色得毋同。
登临只觉全加小，羡子雍容歌大风。
黄孔昭原是保皇党温哥华分会会长，后转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在这首诗里，他将目光投向加拿大的自然风光。
六、古典诗歌的作者
活跃在《大汉公报》古典诗歌栏目的作者，经常出现的有徐子乐、司徒英石、许鲁门、廖翼朋等。《大汉公报》几乎每天都登载古典诗歌，作者人数相当多，他们文谈诗会，互相唱和，送往迎来，留下了数量可观的作品。
了他的一百多首诗词遗作，出版了徐子乐的《意园诗稿》，取名《徐孤风先生诗词续集》，其中多为唱酬怀人之作，也有感时之作，不一而足，家国之思是他的诗作特征。在这本诗集中，加国意象占主要色彩的例子有《忽书》一诗：
富贵防诗赋，功名随马牛；
由红色的枫叶联想到中国的中秋节，很自然地把两国最能点明节气的意象串联在一起，异国和故国并列，浑然一体。
经常与徐子乐在《大汉公报》的“瀛海清吟”栏唱和的，有居住在渥太华的司徒树浓。司徒树浓写了大量古典诗词，结集《旅加吟草》，乃是加拿大古典诗歌创作方面有重要成就的人物。这个诗集的内容，透露了作者长期居住加拿大，并把它当作永久家园的笃定心态。有了这个身份认同，加拿大的风物习俗、所见所闻、所感所悟，他顺手拈来，作为诗作的主题。他在形式上继承了黄遵宪等用外国意象的诗学，在心态上，已经脱离了去国怀乡的情结。因此，他的加国意象不再负荷对故国的忧患意识。例如，他的《加京楼头》：
白兰地酒水晶杯，豪饮宁辞酩酊回；
诗中，司徒树浓把白兰地、水晶杯等异国意象，自然地糅合了玉山倾倒这个传统意象，描述了一次欢快的宴会后的醉态。最能体现离散侨民对移居国的认同的，莫过于对其节庆的态度和参与程度。以下几首诗，他以欣赏的态度，写了加拿大的节庆，如他的《游加京花市得句》写道：
可爱加京花市来，商人特别把花裁；
两边大道齐排列，万朵金盘已竞开，
既设儿童娱乐地，兼增基督道宣台；
他写了两首《圣诞吟》，把这个节日的景致（雪、林、月）、人物（“北极仙翁”即圣诞老人、信徒、儿童）、充满声色的宗教活动（迎神、屈膝、报福音）非常生动地加以罗列，同时流露出一种接受和参与的心态。
严寒雪满林，北极仙翁临；
彻夜歌声响，迎神琴韵谌。
信徒齐屈膝，救主秉虚心；
寰宇辉腾颂，年年报福音。
一年冬又过，月冷影婆娑；
午夜诗歌咏，风琴节奏和。
福音传大地，真理伐邪魔；
七、小结
加拿大华文文学是个不断变化的流动体，它是亦中亦外、亦旧亦新的
文化因子糅合起来的跨文化性质的混合。它用方块字来打造新的品种，犹如用旧瓶的形式装入了新酒，散发另一种幽香。这个新酒，就是在地化的具体表现和结果。
五四运动之后，古典诗歌逐渐被新诗所替代。在中国早已视为过时的文学形式，竟然在海外维持到20世纪下半叶，直到这一世纪归入历史。这个滞后的现象似乎说明：离散海外的侨民，倾向于保留原籍国的传统文学形式，即使内容已经因为异国生活的影响而有所变更，如果把他们看成是守旧，那是肤浅的看法。在交流的层面上看，保留形式是一回事，内容和意念上的更新以及身份认同的变化已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作者单位：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东亚系）
池雷鸣
【摘要】在丰富多样的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中，存在三种“历史的结构”，即“文革”记忆、家族记忆和加华史，并相应地衍生出三种历史书写形态，即“文革”书写、家族书写和加华史书写。本文将在承认理论视野下探讨“文革”书写（记忆）与法律承认、家族书写（记忆）与情感承认和加华史书写（记忆）与社会承认之间的内在关系，并最终展现出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历史书写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记忆；承认
一、历史书写、离散语境和承认理论
这种记忆与书写之间的关联并非偶然。从“小说书写”的层面来看，记忆的意义生成蕴藏在书写之中并持续召唤读者阅读；从“作家的书写”层面来看，文本中所有记忆的痕迹，是一种精思熟虑后的残留，具有极强的建构性；从“书写的作家”层面来看，作家的记忆是对遗忘的对抗，亦是对集体记忆的留存与传承，而作家的记忆书写是对所在世界所有书写的反抗，带有异质性、独特性的烙印。总之，“书写”的开放性，确保了记忆与书写之间的合力。这种合力，不仅实现了书写与被写、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合体，从而确证了作家的回忆主体位置，而且还完成了对承认理论的召唤。
实际上，在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的历史书写里，不仅有对自己的过去和对自己所属的大我群体的过去的感知与诠释，而且还有对他者的过去甚至对他者所属群体的过去的理解与认识。比如，与“自己的过去”相应的“文革”记忆中父辈们的过去、家族记忆中祖父辈们的过去；与“大我群体”（指新移民群体）相应的加华史中先侨们的过去、华裔群体的过去；与“大我群体”（指华人族群）相应的加华史中的白人族群、原住民族群的过去等。这种自我（包含小我和大我）记忆和他者（包含族内他者和异族他者）记忆的共生，昭示着作家在记忆中的主体建构，已经克服了以往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子主义倾向，而且顾及了他者的存在，从而超越了、也弥补了认同的先天性缺陷，而踏入了承认的领域。于是，“记忆”经过
“认同”开启了“承认”的大门。
在正式并郑重地开启这扇大门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将其置入一种具体的语境之中。这种语境，不是纯粹的中国语境，也不是单独的加拿大语境，而是二者混杂融合并处的加拿大新移民群体的离散语境。这种语境相对于中国、加拿大的本土作家而言，甚至相对于加拿大老移民作家、加拿大华裔作家而言，是独特的、异质的；因为前者缺乏加、中两种语境的同时性，而后者缺乏切身体验的大陆语境，比如“文革”体验。
在南希·弗雷泽、阿克塞尔·霍耐特、查尔斯·泰勒等西方学者看
下面，我们将重点探讨“文革”书写（记忆）与法律承认、家族书写（记忆）与情感承认和加华史书写（记忆）与社会承认之间的内在关系，并最终展现出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历史书写的意义与价值。这将是承认理论在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语境中的一次可操作性的实践。
二、“文革”记忆：承认的缺失与离散的反哺
从“文革”书写具体文本语境对“文革”历史的反思、折射与构建来
在这样的前提下，人是社会的动物，也可以理解为人是意识形态的动物，毕竟社会由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构成。于是，意识形态成为人的内在规定性，响应它的召唤与问询也就成为人无法避免的命运。这一必然性未必会带来恶果，正如主体同时具有两种所指一样，被意识形态召唤的未必都成为“俯首称臣的人”，还可能是“自由的主体”；更何况，如若个体具有意识形态的选择权，就能同时欣赏数种意识形态的某些部分，而不必在一个意识形态中身陷囹圄，也就可以规避悲惨的命运。
“法律承认”这一概念源于黑格尔，他在《哲学全书》的纲要中这样说：
会显然缺少一个这样的制度框架。
在“文革”时期，这种蔑视形式并非只是“一个人”的，而是群体的。《红浮萍》里的知识分子、父辈、农民阶层，《阳光》里的中层官员、市民阶层、学生群体，《布偶》中的华侨群体等，都不可能以平等的共同体成员身份和应当的方式获取参与制度秩序、承担应尽的道德责任、与周围所有人进行互动等和平交往的权利，也无法满足正当的社会要求，更不必奢望来自他者的承认了。这种“剥夺权利”蔑视体验的群体性，昭示了整个社会与时代的承认匮乏，或者说，那是一个承认缺失的时代。
这意味着，“强奸”造成对个体自信心的持续破坏，致使受害个体失
这种比喻语境的诞生，离不开主人公“我”（具体指《红浮萍》中的虞平和《杏树岭》中的“我”）、秦田（《阳光》）与莫丘（《布偶》）的离散体验。在小说中，三位主人公都具备回忆的能力与经历，或者说，都或多或少拥有历史记忆的叙述者身份，特别是在呈现的“强奸”事件中，即意味着他们在表述他者或自己的“强奸”事件中已经注入了各自因承认缺失的时代而引起的蔑视体验，对它们的摆脱与承认经验的渴求将成为他们自愿离开故土，踏上漂泊之途的原因所在。
就在此处，作家的幽灵踪迹得以显现。小说中离散缘起的隐喻使“文革”书写的代际特征具有一项文学史意义：具有“文革”体验的新移民作家，在其离散体验中可能拥有一种自我放逐意识。这可能是其他新移民作家所不具备的。
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完整的人”的期待与要求，这是人的内在规定性，用霍布斯的话说，即“为了关心未来的幸福而不断努力”，但“幸福”的来临，并不是通过他所倡导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而是依靠
黑格尔意义上的“为承认而斗争”。正是在“为了未来的幸福而不断为承认而努力”的意义上，蔑视体验的存在，在其最根本的层面上将不会成为罪恶的泥沼，也不会陷入复仇报复的恶性循环中，而是作为“为承认而斗争”的动力，由此将祛除蔑视体验的消极性，展现出承认理论的德性生活理想。
离散者（包含加拿大新移民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新经验的获取与道德理想情怀的寄托，显露出他们各自在离散语境下所获得的承认与认可。但此时的承认与认可，具有语境的相对性，是现实离散语境相对于历史故土语境而言的承认与认可；这种时空的错位，令“社会之家”的比喻语境再次得以凸显，只不过此次并非源于承认的缺失（蔑视体验），而是对故土语境下情感承认的期待与自我承认“故土”（他人）的行动。这表现在加拿大新移民作家的“文革”书写这一行为之中，分别通过自己精心塑造的“守卫自由的清醒者”（《红浮萍》里的虞平）、“自审式反思的忏悔者”（《阳光》中的秦田）、“透视历史和个体苦难的原宥者”（《布偶》中的莫丘）等人物形象所蕴藏的道德理想图景来反哺遭受历史创伤的故土。
严格地说，这并非是一次乡愁式的情感倾诉，而是清醒的新移民对
“历史的负担”的自觉承载，是有意识的道德理想图景的建构；它表面上是作为“文化中国”一分子的义务履行，而深层里是“为承认而斗争”自我实现意识的践行。
三、家族记忆：承认的确认与离散的焦灼
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的家族书写至少在三个代次上填充了“家”的内涵，即两性之家、母女之家和祖孙之家，进而揭示出“家”的象征意义，即圆满、治愈与智慧；这一切的共同之源是爱，具体指亲情与爱情。显然，爱在家族书写中具有本源性的意义，并且这种本源性还时常通过神秘叙事以不可言说的“玄缘”而得以凸显，从而成为移民离散的力量之源。这一力量之源的存在，将令离散中的他们在各自所遭遇的“人生之缺”中获得源源不断的自信，从而有望实现“人生之圆”。
在上文中已指出，“强奸”这一蔑视形式原本应与情感承认，即家庭之爱相对，但由于“社会之家”比喻语境的存在，它转而成为“文革”时期法律承认缺失的有力依据。这一语境“偷换”本身就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文革”书写中，始于家庭的爱的关系，特别是亲情，并没有遭到根本性的破坏，尽管受到了社会关系的干扰，甚至是严重的干扰（多与
爱情有关，如《红浮萍》中的雯和楠、虞诚）。这意味着，情感承认的缺失与法律承认的缺失相比，并不是书写的中心所在。即便是“社会之家”层面上的情感承认，实际上也没有完全缺失，只不过他们迫切需要一种“独立存在的经验”，而一旦因为离散实现了时空上的“独立”，“融入”也便成为紧迫的事。他们的反哺，既是情感承认的一种召唤，又是一种期待。此刻，“个体之家”与“社会之家”也在彼此的召唤与期待中实现了合体，即我们统称的“故乡”或“故土”；在合体中，如比喻这一修辞形式所表明的那样，“个体之家”是本源性的，而“社会之家”是生成性的。
从情感承认来看，家族书写仿若是“文革”书写在差异中的延续。与“文革”书写中的情感承认始于“独立存在的经验”的渴望，终于“融入他者经验”的渴望不同，家族书写里的情感承认始于“独立存在的经验”的调整，终于“融入他者的经验”的获取；前者是对情感承认的召唤与期待，而后者属于情感承认的应答与确认。在家族书写中，情感承认不仅没有缺失，反而是一种显性、明确，甚至神秘的存在，只不过与个体之间隔了一个大洋的距离；这蕴藏在“伤归”母题之中。
“伤归”之“伤”所蕴含的“人生之缺”哲理及其三种形态，即残缺的婚恋、残缺的心理和残缺的认知，表明了离散者（游子）处于“独立存在的经验”与“融入他者的经验”的失衡状态。与之相应，“伤归”之“归”所揭示的“人生之圆”哲理及其三种形态，即圆满之家、治愈之家和智慧之家，则暗示游子实现了两种经验的平衡。
由此可见，在承认理论视野下，游子由“伤”至“归”的时空跨越，就是一种自我发现与实现的过程，他们所发现的不是“文革”书写的独立存在，而是母体般的他者存在。在这个意义上，《雁过藻溪》的家族书写最为典型。小改（末雁）的自我发现过程，也是她对母亲历史的发现、思考、顿悟和反思的过程，最终，她在母亲历史的完全敞开中，实现与母亲互为他者的存在。这是一种主体间性状态，也是一种“独立存在的经验”与“融入他者的经验”的平衡状态，或者说是小改（末雁）在母亲的历史敞开中实现了情感承认。
在家族书写中，游子之“伤”无论表现出多少形态、有怎样的变化，大都呈现在返家之前，一旦游子们踏入“归境”之中，“家”即爱的意义便得以彰显。由此可见，“归境”是游子们自我实现所必需的情境。
从家族书写看，“归境”并不必然指向“个体之家”，而且还包含一定的“社会之家”，如黄蕙宁的飞云江（《交错彼岸》）、小改的藻溪（《雁过藻溪》）、方锦山的木棉（《金山》）、江娟娟与薛东的中国（《邮购新娘》）等，这意味着“归境”可等同于“故土”。
在承认理论中，情感承认的情境是爱，个体两种经验的平衡状态在爱中得以发现与实现，也就是说，个体自我的实现与爱紧密关联。可见，在家族书写中，“故土”既超越了爱的范围又成了爱的载体。
虽然因两种经验的失衡而导致在外的游子遭受种种“人生之缺”，但因新移民与故土之间不可切割的共生阶段以及与情感承认相对的蔑视经验的缺少，令他们的情感承认虽因时空阻隔而偶有中断，但从未真的缺失，并始终以召唤的姿态处于此岸世界之中。他们的亲历性回归为两种经验的平衡提供了适宜的情境，于是故土成了他们情感承认的确认之地。这使新移民的离散体验不同于有家难回的流亡式的乡愁。
流亡式的乡愁，因无法提供情感承认所需的适应情境即“归境”，而使“独立存在的经验”与“融入他者的经验”一直处于非平衡状态，以致容易产生苦闷、孤独、悲怆的离散体验，而这在加拿大新移民群体中是不常见的。
加拿大新移民群体，因东、西两大阵营冷战的结束以及随之愈演愈烈的全球化进程，使“出走—回归—出走—回归—出走”的圆形循环成为常态，从而使游子与故土之间的情感承认处于持续的确认之中，也就避免了缺失的可能性。这或许可作为张翎等人声称的“思乡情结”淡化，或不同于白先勇、於梨华等“无根的一代”乡愁的原因所在。
四、加华史：承认的期待与离散的自重
加拿大新移民作家，在“文革”书写的离散语境中寻到了一种相对而言的自由与尊严，即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所在国的法律承认，而这往往是他们在离散前的社会记忆里所不容易获取的。在家族书写中，离散语境中所遭遇的种种“人生之缺”，令他们重新认识了故乡与自身之间不可分割的肉体共生关系，在亲历性的“归境”中发现了人生自信的源泉，确认了从未缺失的情感承认。但这些仍属于黑格尔意义上所称的“个人”阶段，或者说是“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过渡发展阶段，而非“完整的个人”阶段，加拿大新移民群体仍需在所获的对个体普遍性承认的基础上，继续“为承认而斗争”，追求主体间的“特殊性”承认，期待着加拿大的社会承认。
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的加华史书写，实际上是从族群内、外两个他者的角度进行叙事：一是族群内部的他者，如《金山》通过再现三代华人之间的文化涵化的历史轨迹，来强调华人族群内部的代际之间，甚至代内之间的差异，实质上赋予了每一个华人的个体特殊性；二是族群外部的他者，如《金山》《睡吧，芙洛，睡吧》《沙捞越战事》等通过史料拼贴中的历史声音的对立与共生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三元表述——“他者表述”“表述他者”和“自我表述”，来呈现华人、白人和原住民三个族群间的权利和道德的历史冲突与化解，进而突出每个族群都有独特历史贡献的历史真相。在两个他者之眼的观照中，加拿大新移民的身份属性分别从华人族群内、外两个角度得以确认：在族群内部，它是相对于老移民、华裔而言的第三个群体；在族群外部，它作为华人族群的一分子，成为加拿大少数族群之一。这种身份意识的彰显，在“文革”书写和家族书写中是不常见的。
加华史书写所涉及的“集体记忆”是先侨对加拿大社会有所贡献的历史记忆，是在加拿大语境中，而非在中国语境中诞生的集体记忆，因此，加华史书写第一次使加拿大语境从背景走到了前景中来，而其所凝视的对象，也不再是深植于故土中的历史图像，而是掩藏在新居之地里的历史精
魂；所思索的，不再是外在经验的如何移植，而是内在精神的如何生长；所建构的，不再仅仅是作为离散者的身份，还有作为加拿大人的认同。
加华史书写的追求，或者说加拿大新移民的加拿大人认同的建构，内在地蕴含对高级别承认形式，即社会承认的期待。也就是说，加华史书写或者新移民作家，为了获得更大的自主性，将必须更多地认识到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承认彼此特殊性的必要性。对族群内、外两个他者角度的强调，显然已经表明加华史书写认识并开始着手实现这一必要性。
加华史书写强调华人族群内部的特殊性，既表达了对华人群体间特殊
性及其价值的承认，又在承认之中蕴含了对多样性中华文化延续的期待与渴望。历史性华人族群内的社会承认期待，隐喻了加拿大新移民作为加拿大华人群体中的“新来者”，对建构群体内部团结关系的隐秘期望，而这又建立在华人没有“中心”与“边缘”之分的中华文化圈的期待视野之中，他们希冀以一个团结的加拿大华人群体的身份，既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与传承贡献自己的力量，又以此获得应有的价值与自重。
加华史书写凸显华人族群外部的特殊性及历史贡献，表达了个体对于华人族群身份属性的确认，因为正是族群外他者的存在，令个体意识到了自己社会性的一面，而且自身的社会性要先于个体性。在个体自愿归属华人群体的前提下，又在“面向他者”的民族精神中展现了对白人、原住民族群特殊性及历史贡献的承认，以及蕴藏其中的对其他族群承认自身特殊性及贡献的承认期待，同时伴随着民族自豪感的生成。历史性华人族群间的社会承认期待，隐喻了加拿大新移民对加拿大之根生成的期待。这条相对于中国之根或故土之根的新生之根，有文化和社会两个层面上的意蕴。文化之根，指作为地方文化经验的加拿大华人文化，是中华文化全球化发展这条主根上的一条根须，寄予了加拿大新移民对族内团结以及地方文化经验间差异彼此承认的期待。社会之根，指作为少数族群之一的华人族群，以其自身的特殊贡献与价值，成为加拿大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中寄予了拥有民族自豪感的加拿大新移民对成为加拿大社会完全成员的期待，并希望主流社会更好地接受文化差别，使自身以及后代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五、结语
加拿大新移民作家通过历史书写所展示的美好愿景，是人为了未来的幸福、为了成为“完整的人”等生活理想中的一部分，它并非乌托邦式的空洞理想，而是基于个体生活体验的现实聚焦与理想展望。这种现实与理想既融合又疏离的美学，统摄于“为承认而斗争”的生活与文学既融合又疏离的行动中。无论是美学的诞生，还是行动的实现，都离不开加拿大新移民的离散语境。但家族记忆、故土之根的确认和加华史新生之根的发现，令加拿大新移民的离散因根的生成而具备了特性，表现为两点：一是新移民的离散语境不是分裂与孤立的，而是完整与共生的，是中国语境与加拿大语境中自信与自重的融合，因而赋予了加拿大新移民彼此互补、彼此承认的双重视野，使他们在文化的“视界融合”中，实现自我与他者之眼的双向观照，既发现彼此的文化弊端，比如白人和华人文化中心主义，又承认彼此的文化价值与贡献，比如华人、白人与原住民族群各自的历史贡献，进而捕获差异中的人类共性；二是新移民的离散语境，是理想与达观的，即便是在最为沉重的“文革”记忆中，也是充满希望与光明的，并展现出加拿大新移民对法律承认缺失的反哺、情感承认的确认、社会承认的期待。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
张翎小说的“二度阅读空间”
马佳范忆阳
【摘要】从接受美学、传媒学角度分析张翎小说在离散文学和大众传媒互动中建构的“二度阅读空间”，这个以中国话语、异国情调、故土情怀为场景，以作者和读者为对象的全球化文学空间，编织出了“作者—读者—传媒”三位一体的张翎小说网络。张翎建造的阅读空间给读者造成一种极具亲和力的接受体验，在加拿大华裔离散文学的写作和阅读互动中展示出独特魅力，并由此确定其写作价值。
【关键词】离散文学；大众传媒；“二度阅读空间”；张翎
作为加拿大华文离散文学的领军人物，张翎与美国的严歌苓、英国的虹影被并誉为海外女性作家的“三驾马车”。以下我们探讨张翎及其小说在加拿大华文离散文学和华文大众媒体互动中扮演的独特角色，并尝试寻找其价值评价的可能。
张翎曾在中国大陆以及北美地区接受高等教育（上海复旦大学—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在复旦大学读的是外文系，在卡尔加里大学则专攻英国文学并取得硕士学位，到辛辛那提大学转向听力康复的实用学科，最终成为职业的听力康复师。她在浙江、上海耳濡目染江浙、海派文化，并随着地理的迁移将其带到加拿大。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张翎随后便开始在北美“漂流”，她自己对此有着生动写意的描述：
海外生活意味着地理概念上的距离，地理距离又会衍生出其他意义上的距离。距离意味着理性的审视空间，但距离也意味着与当今中国社会失去了最鲜活的接触。海外的生活经验意味着作家始终必须要在距离产生的
在这个文学场域中，媒体起着对不同的对象群体穿针引线的作用。通过大众传播和新媒体，张翎与华人（主要是中国大陆，也包括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新加坡、北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华人社会）读者进行互动。以张翎的文学作品为范本，中国海峡两岸及香港甚至世界上不同的国家的读者与张翎产生了双向的交流。通过媒体，张翎的作品对于更多、更广泛的读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张翎的小说《余震》改编为冯小刚导演的灾难片《唐山大地震》，获得了包括“亚太电影节最佳影片”和“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在内的多个奖项；小说《空巢》改编成电影《一个温州的女人》，获得了“金鸡百花电影节新片表彰奖”、英国“万像国际电影节最佳中小成本影片奖”等奖项。
者对于西方的想象，是张翎通过文学构建出的一个让华人迷茫、坚强、奋斗的现代性的世界。例如张翎的《睡吧，芙洛，睡吧》，她讲述了加拿大落基山脉淘金小镇巴克维尔里面白人族裔和中国人族裔因互相不了解而产生隔阂与消解不满的故事。异国文化对中国大陆及其他华文读者来说是新鲜的、陌生的，是需要通过想象来描述的。张翎结合个体的体验与感知，创作出西方背景下的华人故事，为读者勾勒出一个现代性的、与众不同的城市和国家形象。
张翎对于母国文化的回望，通过与读者在这个空间中的互动不断地加深，这于她而言是一种不需要跨越物理距离的文化寻根，甚至不必借助“他乡遇故知”来回归，利用媒体即可想象化地进行文化的溯源。在此空间中，张翎就有了更加快速的想象化的文化依托，在读者与张翎之间形成一个互补互促的关系网络。
就此，个体体验与感知以文学的形式，通过媒体达到受众一方。受众因离散文学的描述，对西方现代性的城市和国家进行想象。受众也受力于作家一方，使其个人及作品受到不同程度上的影响。在“二度阅读空间”之中，此关系不断循环往复，使得离散文学甚至中国文化通过媒体不断世界性地扩展、加强。
在笔者看来，正是这六个具有鲜明个性的特征，使得张翎的“二度阅读空间”在加拿大华裔离散文学的写作和阅读的互动中展示出魅力，同时在大众新媒体视域内获得独特的文化意义。
（作者单位：马佳，加拿大约克大学语言、文学和语言学系助理教授；范忆阳，美国纽约大学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