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国外高校博士：学生不是导师家奴
西安交大博士杨宝德投河自杀，死在圣诞夜。警方认定，没有证据表明自杀系刑事案件。
杨宝德死后，其女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杨宝德的悲剧源自“不堪博导周老师奴役”。媒体还原了诸多细节。周教授对杨宝德明确提及或暗示的要求包括：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等。
以上事项，也从杨宝德与导师的聊天信息得到印证。
读博的杨宝德本应有不错的前途，但转头成空，他什么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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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宝德之死跟导师有没有关系，还有待权威调查。但他身上体现的研究生与导师之间公私不分的关系，却已引起很多反思。
也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
我的某个学长，上研究生时家境比较贫困，导师在学术上的指导之外，对其生活也比较照料。但另一方面，导师要求他住在导师家里，替导师照顾孩子。他不仅要给孩子做饭，还要负责接送上学。
这种状况大概持续了半年。现在博士毕业已做了硕导的他，每每提及此事，仍耿耿于怀，认为当初导师对其压迫太深，并表示，以后绝不会对学生这样做。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杨宝德这样的情况不是个例，它们分布于高校、研究所等机构中。只是一些人的反应没有杨宝德这么强烈。
“控诉”导师公私不分的帖子，社交网站上还有不少。借北航陈小武性侵与杨宝德自杀，更多被压迫的学生晒出了自己的遭遇。
有人被导师拉去做打扫卫生，而事后连口水也没喝上；有人被导师安排陪其父亲看病；更有甚者，还有人称，一大早被生产不久的导师叫醒，竟然是拿着婴儿的粪便去化验……
社交网站上类似的吐槽还有很多，它们共同指向的是，导师对学生私人领域的侵犯，而且当成理所当然。
行文至此，想到一个问题，国内博士求学中遇到这种问题，在国外高校读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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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沸腾君分别采访了三位在美国、澳洲、欧洲读过书的博士（后），看看他们与导师的相处模式是怎样的，并希望借此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反思。
聂辉华（哈佛大学博士后）：“干私活绝对不可能”
我导师不会让学生打扫卫生或陪他看病，绝对不会。
话要分两方面说。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不一样，自然科学因为需要做实验，买实验设备，某种程度上导师是学生的雇主，导师给学生发钱，联系比较紧密。但这种关系，仅限于工作与学术。
人文科学，以我所从事的经济学为例，在美国主流大学，硕士生在入学时，有一个导师组，其中一个主导师，一到两个副导师。硕士生一入门不是到某一个导师名下，而是他们共同带领，只有考上博士，才有一个固定导师。这减少了学生与单个导师的直接接触。
但学生给导师干私活，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学业跟家业是分开的，导师与学生的交集，职业是职业，生活是生活。国外有开party的传统，但导师即便在家里开party，也只是正常的社交行为。
当然，中国有其特殊性，因为中国一直有师徒传统，不可能避免师徒私生活的交集。但我觉安得，这种交集，要有两个前提：第一，学生给导师做家务事，导师要付钱，且不能过于低于市场价；第二，让学生干私活一定要有度，不能无限制。
黄典林（澳洲麦考瑞大学博士）：“我从来没去过导师家里”
在澳洲，绝大多数情况下，导师与学生是专业关系、职业关系，导师的私事不可能让学生做，学生也不可能答应去做。
所以，学生的个人生活与导师的个人生活几乎是没有交集的。这是一个基本的职业伦理。
我的导师不可能提西安交大周某那样的要求，这既不道德，也有违职业伦理。所以，导师绝对不可能让孩子为他做家务、带孩子。
就我来说，我从来没去过导师家里，吃饭也是在餐馆，他的个人生活我完全不知道。而我也不会跟他聊个人生活，因为主动谈起个人家庭、生活很不礼貌。即便是他主动跟你讲，也有个边界。
即便老师开party也是一种正常的社交行为，而不可能让你介入他的私生活。
布鲁塞尔大学某匿名博士：“我的导师比较冷漠”
我是双学位培养的，在国内有导师，在国外也有导师。国外的导师基本上只关心学术，对学生生活上的事基本上不关心。他不会问我，我也不会求他关心。
国外导师一般比较冷漠，他只关心工作。国内的导师还比较好，会关心我的生活。国外导师只会公事公办，对学术负责。但国内导师的关心会过度。
在国外上学，男女同学也会经常一起聚餐讨论论文，但导师一般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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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我们采访的三个国外博士（后），应该代表了国外博士（候选人）与导师的关系状况。可以看见，在国外，导师与学生公私极为分明，不会发生导师让学生干私活的情况。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传统的师徒关系中，家业不分是传统，一些手艺的习得，徒弟需要住在导师家里才能学到。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也延伸到了大学师生的授业关系。
在欧美高校，学业与生活，一码归一码。学生与导师的关系，只是建立在学业之上，除此之外，导师对学生不承担学术指导之外的任务，也没有利益纠葛。
另外，聂辉华在采访中提到一点，国内导师让学生干私活、做家务，也与高校行政服务缺陷有关。
在美国主流高校，教授一般会配有行政助理，助理帮助教授订票、报销，安排约见。
而我们的高校，很少有这样的制度设计，导师顺理成章将私人事务托付给学生做。
杨宝德的悲剧，或许有个体因素，但由此引发的高校导师过度介入学生私生活，也值得更多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