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著名电影学者克里斯蒂安·麦茨（ChristianMetz）所言，“人们通常称作‘电影’的东西，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一种范围广阔而繁复的社会文化现象”。自1895年诞生之后，电影因其强大的叙事能力及奇观化的影像效果，逐渐成为新兴的娱乐方式与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电影将丰富的文化内涵内置于叙事情节中，从而影响观众的价值观念与文化认同。中国国产电影起步于民国时期。在其起步与发展过程中，海外华侨群体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积极投身于电影的生产制作，不仅提供了人力和资本，还支持中国电影在海外传播。而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认同始终是海外华侨群体支持国产电影生产传播的关键推动力量。
一、心系祖国：归国华侨与早期中国电影业的发展
（一）创办电影公司
除民新、长城外，上海的中华电影公司、上海华南制片厂、普育电影公司、暨南影片公司、天一青年影片公司、合群影片公司以及广州的天南影片公司、钻石影片公司等电影公司的创办，也都有华侨参与其中。据笔者统计，1924年时上海的电影制作公司中，华侨参与创办的即有8家，占当时电影制片公司总数的四分之一。
在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史上，海外华侨以电影为传播媒介，用敏锐的眼光捕捉时代主题，将自己对中国现实与传统文化的理解，用生动的影像呈现出来，促进了中国早期电影制作业的发展。尽管到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本土电影公司的崛起，由华侨参与创办的电影公司在电影产业中优势地位已不明显，但华侨对中国早期电影的起步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二）投资、参与电影制作
上海是当时中国的电影制作中心，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上海的电影制作，大都有华侨特别是南洋华侨的资金支持。如时人所言：“国产影片，制片资本，群莫不欲取偿于南洋。”南洋华侨片商群体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电影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起初，南洋华侨片商只是来上海购买电影在南洋地区的专属放映权，但随着中国电影在南洋的热映，从1926年起，片商们不再局限于买影片放映权，而是积极投资国产电影的制作。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武侠神怪电影的兴盛，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南洋片商认为这类影片会受南洋观众的欢迎，遂大力投资此类影片的制作。如大中华百合公司（1925年6月由大中华和百合两天公司合并，以人才济济和组织有方闻名）1926年拍摄的《美人计》，即是南洋华侨片商王雨亭投资的。这部影片取材于《三国演义》中刘备渡江赴甘露寺相亲的故事，由鸳鸯蝴蝶派作家朱瘦菊编剧，著名导演陆洁、王元龙、史东山联合执导，电影皇后张织云，男明星黎明晖、王元龙主演，阵容整齐庞大，是这一时期制作最为认真、艺术质量最好的一部古装片。
南洋片商除了直接投资电影制作外，还与上海的电影制作公司合资拍片。如南洋华侨片商陈毕霖成立的青年影片公司，与邵氏兄弟的天一影片公司合资成立了“天一青年影片公司”，拍摄了《刘关张大破黄巾军》《西游记女儿国》《铁扇公主》等多部民间故事影片。1927年，来自南洋的华侨富商沈克福与沪商合资成立合群影片公司，专门拍摄面向南洋市场的古装影片，该公司与上海新人影片公司合作，共同制作完成了《八戒大闹流沙河》等一系列通俗影片。抗战时期，虽然来自华侨的资金受到一定影响，但南洋地区仍是国产电影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国内制片公司的资金依旧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南洋华侨。
抗战结束后，南洋华侨仍积极投资国内电影事业。如1947年上海昆仑影业公司计划出品以抗战为背景的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但因资金缺乏一度停滞，后由新加坡华侨唐瑜以预付片款的方式筹集5万美金，寄给昆仑影片公司，影片才得以完成拍摄，公映后成为中国电影史上公认的经典之作。
除在资金上支持国产电影外，还有很多华侨直接参与到电影制作中来——有些成为银幕上耀眼的明星，有些成为幕后技术精湛的摄影师、编导，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期的女演员亦有不少是华侨或出自华侨家庭。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国内风气未开，很少有女性愿意登上银幕成为演员。而华侨家庭出身的女性接受新事物较早、所受束缚较少，其中一些人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女演员。如黎民伟的第一任妻子严珊珊，她在1914年黎民伟拍摄的《庄子试妻》中扮演婢女，成为中国第一位电影女演员。黎民伟的第二任妻子林楚楚为中国的第一代电影女明星，她祖籍广东新会，1909年生于加拿大，父亲是华侨商人。1924年，林氏在黎民伟拍摄的《胭脂》中担任女主角，受到香港观众的好评，从此名闻天下。1926年，她随黎民伟迁居上海，参与拍摄了《玉洁冰清》《故都春梦》《人道》《天伦》等影片，因其扮演的慈母形象深入人心，被冠以“银坛慈母”的美誉。华侨女性电影演员的出现打开了女性从影的大门，电影题材亦发生转变，体现了女性从闺房走入社会的新变化。
（三）侨乡的电影发展
除了上海等大城市电影事业发展外，海外华侨还促进了侨乡电影事业的发展。中国文化强调落叶归根，海外华侨对故乡、家乡始终保持着一份眷念之情，其体现之一便是参与家乡的公益事业。他们不仅热心投资兴建文体活动场所，而且积极引进西方现代娱乐活动，电影亦由此成为侨乡重要的娱乐活动之一。
二、漂洋过海：华侨与中国电影在海外的传播
上一节讨论了民国时期归国华侨为国内电影事业所作的贡献，本节将考察海外华侨与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清末民国时期是海外华侨的民族主义不断发展成熟时期。多数侨居国外的华侨，有强烈的故国之思和爱国情怀，这有利于国产电影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对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南洋地区，其华侨人数居首，该地区引进国产电影最早、放映规模最大，是海外最大的华语电影市场。因此本节的讨论将主要围绕南洋华侨展开，当然也会涉及其他地区的海外华侨。
（一）南洋国产电影发行放映体系的建立
近代以来，上海与南洋之间一直有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在1910年前，上海亚细亚影片公司和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等制作的短片及新闻纪录片就曾销往南洋，但当时国产片大都是滑稽短片或新闻纪录片，数量少且质量不高，在南洋影响不大。1924年，《孤儿救祖记》在南洋的上映，让国产影片真正打开了南洋市场。《孤儿救祖记》系由张石川、郑正秋和周剑云等人组织的明星影片公司所拍摄，该片由于其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在1923年底于上海爱普庐影戏院试演后，深受观众好评。当时，一些南洋片商也观看了该剧的试映，认为该片很有市场潜力，随即以8000元的价格购买了《孤儿救祖记》在南洋地区的放映权。该片在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地上映时，“连场满座，获利甚丰，影片映期，一再延长”。国产电影的南洋市场就此打开。
在《孤儿救祖记》上映后不久，南洋片商与明星影片公司等合资组建了南洋影片公司，专门经营国产影片在南洋地区的发行放映，并一次性引进了《玉梨魂》等二十多部中国影片，受到南洋华侨的追捧，观者如云。南洋影片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电影在南洋结束了零散、被动的发行放映模式，开始形成一个有组织、有规模的发行放映体系。
1925年之前，南洋经营国产电影的公司共6家，最早经营的公司是巴达维亚的吧城中华影片公司。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国产电影在南洋的热映，以新加坡、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为核心的国产电影南洋发行网络逐渐形成。据统计，1925年时，仅新加坡就有8家从事中国电影引进业务的公司。到1927年，一年之内南洋经营国产电影的公司骤增多家，甚至有一些公司还专门分出一部分资本投资电影事业。如由南洋华侨组织的青年贸易公司，即鉴于国产电影事业在南洋的发展，于是“划出资本专营影片事业，兼在荷属各埠自设影戏院”，出售或代理上海制片公司出品的电影。1927年，上海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列出了当时南洋从事上海电影经营的主要公司，总数共计21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是南洋影片公司、南海影片公司、南华影片公司三家。至于专门放映国产电影的电影院则数目更多，仅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的电影院中，即有40家是华侨经营的。
不难看出，南洋侨商对20世纪20年代国产电影在海外的发行与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南洋国产电影发行放映体系的建立，国产电影成为维系海外华侨民族认同、推动中华文化向外输出的新媒介。
到20世纪30年代初，因南洋经济不景气及抗日战争爆发等原因，上海电影公司出品的新片一度在南洋面临困境，但是南洋依然是上海电影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仍有很多华侨片商来上海收购国产影片的代理发行放映权。如1939年美国华侨史连勃在新加坡组建中美影片公司，他亲往上海购片并与新华影业公司签订了南洋代理权协议，该公司引进的首部影片是陈云裳主演的《木兰从军》。1940年，新加坡华侨联合影片公司驻暹罗代表陈仪政，将该公司在上海选购的《武则天》《文素臣》《香妃》《貂蝉》《李三娘》《乱世英雄》等古装片，出售给暹京国语影院“南星”及“西舞台”，放映后卖座甚佳。于是他便租定曼谷芦沟桥戏院旧址，重加休整为“新华戏院”，专映该公司选购的国产影片。这一时期，南洋继续经营国片的电影公司及电影院还有不少，如印尼的福华戏院、张公远戏院、吧城青年公司，新加坡的中国戏院、大坡南京戏院、东方戏院、大西洋戏院、华侨戏院、光华戏院、大世界环球戏院、中国影片公司、星洲春秋影业公司，吉隆坡的同乐有声戏院、奥地安戏院、怡宝宝石大戏院、槟城皇后大戏院等。
1942年日军入侵南洋后，上海电影在南洋的传播停滞；抗日战争结束后，上海电影才又重新回到南洋。
（二）南洋华侨观众对国产电影的支持
在国产电影的起步阶段，南洋华侨市场对国产电影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的电影事业如果没有南洋侨胞的尽力扶助，恐怕早已不能存在”。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国产电影发展停滞不前，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电影市场规模非常有限，制作电影难以获利。如当时商务印书馆影戏部的负责人鲍庆甲所言：“一部影片完成后，发行时发生种种困难。去函各地的代理叫他们设法放映，回信说那里不独没有戏院，连电力都未有……结果，只有在上海、香港、广州和北京几个大城市，每处映了三几天，收入不足以补偿成本。”到20世纪20年代，国内的国产电影市场虽有扩大，规模仍然有限。而这一时期南洋电影放映市场的迅速拓展，恰为国产电影打开了销路。
这一时期的上海电影初到南洋，当地华侨观众对中国电影满怀期待。中华文化是海外华侨的文化之源，海外华侨虽身处海外，但多数人仍心系故国、未脱离祖国的文化传统，对国产电影较易接受和认同，国产电影大受欢迎。《中华影业年鉴》提到国产影片在菲律宾、遅罗、爪哇上映时，“座位皆满，盖侨胞争欲一新眼界”，“华侨群趋之若鹜，盖侨民旅居国外，惟爱国思想极行膨胀，故每逢开映国产影片时，生涯辄倍平日”。特别是国内生产的民间故事片、武侠神怪片，其格调虽未必高，但大多取材于我国传统小说戏剧，切合了侨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是故深受南洋华侨的欢迎。
抗战爆发后，国内制作了一批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如《木兰从军》《明末遗恨》《西施》《红线盗盒》《岳飞》等，这些古装电影取材于中国古代故事、深蕴爱国思想，获得了海外华侨的大力欢迎与鼎力支持。罗明佑自香港及南洋各地考察电影业现状归来后，称战时电影备受侨胞欢迎。
抗战胜利后，随着时局好转，国产电影在南洋的市场迅速扩大。中国拍摄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假凤虚凰》《八千里路云和月》《不了情》等一大批优秀电影，皆获得南洋华侨的欢迎，在海外取得了可观的票房。
（三）海外华侨在当地制作华语影片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方面为支持祖国抗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内的电影拍摄遭遇挫折，海外华侨在国内电影人的帮助下，拍摄了大量的华语影片。如在菲律宾，因国产影片出口停滞，当地华侨杨伯汉创办了国光影片公司、建立制片厂，与香港电影公司合作，自主拍摄影片，其拍摄的第一部电影《穷汉献金》取得了不俗的票房。该片改编自京剧《化子拾金》，影片全部采用闽南话对白，由杨照星导演、吴宗穆主演。之后，“国光电影公司又计划到上海聘请导演和基础人员，准备在菲律宾为中国电影建设一个新园地”。
这一时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海外华侨拍摄的影片已不再局限于民间故事片或武侠剧，而开始创作拍摄具有现实主义和与抗战有关的影片。如在新加坡，当地侨商何汉廉于1938年创设了光艺影业公司，该电影公司曾拍摄由余寄萍编剧，伍锦霞导演，邝山关、韦剑芳等主演的影片《民族女英雄》，其支援抗战的色彩非常明显。
三、结语
综上可见，在近代中国国产电影的发展历程中，华侨在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先导作用。中国电影制作业起步较晚，在电影初创阶段，大多依赖外商的设备和技术。海外华侨身处国外，易于接触电影及其技术，设备亦较易购得。因此，早期的电影制作多有华侨参与，他们为中国电影制作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资本方面，限制中国早期电影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是资金匮乏。海外华侨通过在异国的多年打拼，积累了一些资本，在实业救国的热潮下，他们回国投资、创办电影公司，为国产电影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在发行放映方面，南洋华侨片商建立的发行放映体系，给中国电影提供了广阔的海外市场，为中国早期电影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可靠后盾。
在华侨投身电影事业的过程中，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无疑是最重要的推动因素之一。“虽远离祖国，而因中国领事无治外法权，故叠遭外辱，已渐起觉悟之心，国家观念油然而生”。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他们或是投资电影制作公司、创办电影院，或是借助海外习得的电影知识成为中国电影事业的拓荒者。其投身国产电影事业的主要目的，无外乎“使外人知我国文化实业之进步，更足灌输我国社会状况与海外侨胞之脑海中，增进其爱国之热忱”。
从电影传播的效能来看，国产电影的发展也对海外华侨产生了深远影响。无论是早期默片时代的伦理片、古装武侠神怪片，还是有声时代的粤语民间故事片、国语抗战片，影片中所表现出的传统文化与寄托的爱国情感，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海外华侨的民族认同感。总而言之，民族认同让海外华侨积极推动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使中国电影不断壮大，而国产电影的传播又进一步增强了海外华侨的民族认同感。
（摘自：杜佩红：《光影中的民族认同——海外华侨与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与传播》，《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