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含着金钥匙长大，不同的家教和成长氛围，塑造了两种性格迥然不同的“企二代”。
一位就如“甄嬛传”中的四阿哥，在“姨娘们”的尔虞我诈中“茁壮成长”；一位就如琼瑶剧中的五好家庭中的乖乖女，在父母的“你侬我侬”的爱意中怡然长大。
王永庆的次子王文祥说，不明白父亲为何喜欢移情别恋，对女人有如此大的兴趣；
柳传志的闺女柳青说，柳家很重亲情，爷爷当众亲吻奶奶让这些做晚辈都有些局促。
之所以把这两人拉到一起来乱炖，原因有三点：一，这两人我都采访过；二，这两人有共性；三，这两人都让我比较佩服。
王文祥：不赞成父亲的婚恋观，但佩服父亲的工作态度
我和同事是在北京四季酒店的客房见到王文祥的，王文祥是王永庆的次子，也是全球最大的塑料管材企业JM泉恩集团董事长。这是一个真正的富二代。我想，他肯定得住总统套。真到他住处才发现，他住的虽然也是个套间，但卧室外面的会客室很小，简直堪称局促。
一见到我们，王文祥马上站起来跟我们握手寒暄。他梳着纹丝不乱的偏分发型，高个子，白衬衣、深蓝色西裤，腰板笔直，在接受我们采访的两个多小时里，他的腰从来就没有弯过。有人说，一个中国人与一个日本人坐在一起，虽然外表上差异不大，但从气质上一眼就能认出，因为中国人松松垮垮，日本人整洁严肃。若这个观察有些道理的话，王文祥的气质显然更像日本人。采访结束，摄影师给他拍照，让他放松一些，那意思是他不必总是挺着胸，但他不会。我估计他觉得自己其实已经很放松了，只是他不习惯像一般的中国人那样松松垮垮。其实王永庆也是这样，你看他80岁以后的照片，也从无佝偻着腰背的，所以我相信，王文祥的举止肯定是他父亲教育的结果。
聊起来，王文祥承认，他父亲对他的影响的确深刻。他9岁的时候，父亲娶了三姨娘，他母亲接受不了，一气之下就带着他和三姐王雪红去了美国。他母亲读书不多，但为人刚强，在很多年里，父亲严格控制他们的生活费。祖母也多次到美国去请媳妇回台湾，母亲就是不回去。直到自己的亲生孩子在台湾的生意都做出成绩以后，她才回去，生活也才得到改善。中国人自古就有子为父隐的传统，但王文祥承认，他不能理解父亲为什么要移情别恋。事实上，在娶了三房之后，王永庆后来又纳了四房，而且生了几个不姓王的孩子。王文祥并不愿意让我们提到四房，但在他父亲过世后，法院的判决表明，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王永庆一生简朴，把做好企业当成自己存在的唯一理由，但为什么对女人有如此大的兴趣，我没搞懂，王文祥也没搞懂。因为他在幼小的时候就必须面对父母分居的现实，他知道一个女人被自己的丈夫背弃将遭遇怎样的艰辛，因此他对自己的太太和孩子都特别好，也绝不可能背叛自己的太太。
王永庆对孩子们影响最大的是他对工作的严谨态度。他的理念是，做企业是为了造福别人，因此企业赚了钱就应该继续投资将其继续做大，以此造福更多的人。他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成为提笼架鸟的纨绔子弟。他的几房太太为他生了不少孩子，但这些孩子很多都没有进入台塑工作，而是选择了自己去创业，即便进入台塑的，也必须从基层做起。王文祥在JM公司做了很多年才坐到公司总经理的位子上，JM公司也不是他继承自父亲的遗产，而是在父亲在世时，他从父亲手里买过来的。
王文祥虽然不赞成父亲对婚姻的态度，但他对父亲还是很崇拜，其主要原因就是父亲对工作的态度。
柳青：父母恩爱有加，给保姆消费要“柳家内务部总管”报批
我们是在11月份见的王文祥，见到柳青是年初的事。
在柳青对他们家的故事的讲述中，我印象深刻的有几点：一，柳家很重亲情。老柳与太太一辈子感情都很好，老柳的父母亲感情也很好。老柳母亲去世时，他父亲当着一众子孙的面亲吻了母亲，搞得子孙都很不好意思，但也说明老两口的确感情深。老柳的兄弟姐妹还跟老柳住一个小区，没事了大家经常串门。二，柳家还重同事感情。到现在为止，逢年过节，杨元庆还要到柳家吃饭，老柳也会在杨元庆去之前嘱咐保姆他这个接班人爱吃什么菜。三，柳家用管理企业的方式管理家庭内务。老柳的司机是柳家内务部总管，柳家人想给保姆多开点小费都必须总管同意，不能直接由柳家的人给。四，老柳要求子女很严格。柳青记得最深的一句话是她父亲总是对她说“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
在接受采访前，柳青没有吃饭，所以在茶餐厅点了一份点心。采访结束，她没吃完，于是专门打包带走，说是要带给自己的孩子吃。她有两个孩子，丈夫也是投行的，也不是大款或大官的孩子。嫁给丈夫前，柳青都没征求过父亲的意见，因为没必要。事实上，老柳对自己的女婿也相当满意。柳青给我们看了她与丈夫、孩子的合影，我一看面相就知道，这人不是那种奸猾的人，甚至可以说，他有点朴实。
我并不是想吹捧王文祥和柳青，但我从他们身上确实看到了家教的重要性。韦伯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某种重要的关系，而儒家伦理不利于催生资本主义。王文祥也说，他们父子经营企业的信念受基督的精神影响甚深，但柳家都不是基督徒，柳家人重感情、重勤劳奋斗的精神又从何而来？杜维明与余英时都论证过，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并非是一种背反的关系，儒家伦理经过转换也可以助推资本主义的兴起。韦伯也没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必然关系，杜维明与余英时也没说过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有必然关系。宗教、文化传统与经济制度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我也无力论断，但这个问题值得思想界继续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