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女性偏向找社会经济地位高于自己的男性，还是男性偏向于找社会经济地位低于自己的女性呢？”在论文中，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计迎春对这一传统认知发出了疑问，并进行了细致的解构。
疑问来自她的田野调查。从2019年6月开始，计迎春及其团队成员在人民公园相亲角招募了42名为子女相亲的父母进行访谈。
她记得，一位49岁的陶叔叔，正在为90后独子相亲，他直截了当表达了诉求：女生工作稳定，可以照顾家庭，“工资多低我都能接受，但是一定要稳定，最好是工作一辈子都不动”。
与之相对应的是，严叔叔的女儿年薪百万，他不断在文字介绍中调低女儿的收入，“因为写上去男孩子压力太大……有男孩子因为这个条件拒绝掉（女儿）。”
相亲角集中呈现社会的矛盾和男男女女的利益权衡，成为观察男女婚配观念的重要场域，其中还存在看不见的评判标准，称之为“玻璃标尺”。计迎春发现，在相亲角这个婚姻市场里，男方家长对女方的学历、职业和收入要求都不低，但是一个重点是，“你（女性）不能超过男性的。”
【以下根据澎湃新闻记者与计迎春的对话整理】
婚姻市场里的父母
澎湃新闻：为什么以父母视角为切口研究年轻人的婚配模式和观念变化？
计迎春：中国家庭所谓的夫妻核心关系，实际上是镶嵌在代际关系之中的。
澎湃新闻：为什么将上海市人民公园的相亲角作为观察的场域？
计迎春：在家庭社会学领域，有一个术语叫做“婚姻市场”，在这一市场上，男女双方可能互相有一定的婚配标准，包含交换、互补或者是权衡。
而相亲角就像是现实中的“婚姻市场”，它把社会的很多矛盾、规范或者是人们的期望、诉求、权衡特别密集地放在你的面前了，强烈地冲击着一个社会学者的想象力。
澎湃新闻：这些受访者的家庭经济条件、教育经历和职业如何？
计迎春：本研究的受访者为42名在相亲角为在上海工作的子女相亲的父母，其中女方家长29人，男方家长13人。他们出生于1939—1973年之间，绝大多数为五六十年代生人，其职业大多为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职工，还有些大学教授。上海本地家长16人，外地家长26人。
一般的农村家庭或者是收入相对低的工薪家庭，反而不怎么在这个相亲角出现，他们的婚姻市场不在这里。从统计学角度来说，它当然是不具有代表性的，但从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上来说，我们会更贴近这些普通人（中产家庭）的内心权衡和挣扎。而中产家庭的这种变化一定程度上会是整个社会变化的风向标。
“你不能超过男性的”
澎湃新闻：在上海市人民公园相亲角里，为子女相亲的父母一般看重哪些条件？男女方家长对此会有不同要求吗？
澎湃新闻：男女方家长会对由谁出“婚房”有要求吗？
计迎春：从习俗上讲一般婚房是由男方家庭来提供。
但在访谈中，大部分女方家长不要求男方提供婚房，女性可以自己买房或者和男方合起来买房。这和一般生活中关于拜金女、拜金丈母娘的刻板印象是不一样的。
男方家庭的传统观念也在松动。56岁的陈阿姨表示女儿可以跟男方家一起买房，男方的父母还是表示不想让儿子受苦，这个男生后来找了一个有房的女生交往。
澎湃新闻：男女双方家长对于儿女的另一半职业有什么期待吗？
计迎春：在研究当中，我们发现男方家长相对保守一点，女方家长的态度更为现代包容，更有意愿追求平等。
在男方家长眼里，女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一方面指的是女性需要有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是说女性需要履行传统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需要有更多的精力放在孩子的抚养和教育上。你不要经常出差，你不要经常加班。这些言语的背后有很多的性别期待。
澎湃新闻：访谈的样本中，这些父母会去揣测其他父母为子女择偶的标准吗？
计迎春：比如68岁的严叔叔，他的女儿有一百万左右的年收入，成为相亲市场中对男方家庭“不能说的秘密”。另一个例子是，有一个女生是海外知名高校毕业的，家长最后决定淡化学历，不说是海外留学的，连研究生学历也不提了。
在婚姻市场里，男方家长对女方的学历、职业和收入要求都不低，但是一个重点是，你不能超过一定的范围，不是说100万或200万，而是你不能超过男性的。
女方家长知道有人评判TA，而且TA知道评判的人是男方家长，在这个婚姻市场里他们是掌握着评判权的人。每个人好像不停地被这个尺子评头论足，称斤掂两。但这个尺子在哪里，你是看不见的，我们称作“玻璃标尺”。
“一半父母接受子女不婚”
澎湃新闻：在访谈中有感受到父母为大龄子女相亲中的生育焦虑吗？
计迎春：有位华叔叔，为1979年出生的小女儿相亲。华叔叔提及因为女儿岁数较大，经常被相亲角的父母奚落“没意思了，再找（结婚）没意思”，他们的言下之意是华叔叔的女儿已经超过最佳生育年龄，也就失去了结婚的价值。
多次为女儿相亲失败的华叔叔逐渐产生了女儿可以不婚的想法，因为他在这个极端保守的婚姻市场上，经常受到屈辱打击。他就有了更多的反思，他也更有可能理解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处境。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在极端保守规范的倒逼下，他最后反而只能求诸现代的方式：不婚。
在相亲角里，很多男方家长是很看重生育的，甚至把女方的教育与优秀生育基因联系到一起。
2009年，我国在校女大学生数量首次实现反超，总人数比男大学生多20余万人。在社会学里，教育被视作经济地位和人力资本。但在一些男方家长看来，女方是不是“985”学校毕业的，意味着生出来的小孩是不是很聪明，她能不能辅导小孩功课。比如陶叔叔在为其独子择偶时，对“985”高校毕业的女生情有独钟：“你家的单位可以差一点。但是你高考分数，第一学历就得好，你的下一代必须要读名校。”
澎湃新闻：对于为子女相亲的父母来说，他们的婚育观有发生一些变化吗？儿女结婚、生育是必须的吗？
这里有很多结构性的因素在起作用，从女方家长的角度而言，他们更有意愿为子女追求一个更加包容、更加强调个人幸福的婚姻。甚至在婚后，女方家长对丁克接受度是蛮高的，而男方家长对生育很执著，只有极个别的男方家长能够接受丁克。
澎湃新闻：那么在性观念上，比如未婚同居、未婚先孕，男女双方家长对此的接受度如何？
计迎春：在结婚和生育的规范上，女性家长更为宽容，男方家长更为坚守普婚普育的规范。但是在性规范上，男方家长实际上是更为包容的，女方家长对此相对慎重、保守一点。
社会在性规范上存在性别双重标准，对男性比较宽容，对女性的要求更为严苛。比如说古代的贞洁牌坊、烈女都是对女性的要求。所以在社会规范面前，女方家长仍是要顾面子的，女方的压力肯定更大。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待男女双方家长对于婚配模式和亲密关系呈现出的松动？
计迎春：男女双方的父母在性规范和婚姻观念方面的观念，动机和考量是不太一样的，这种松动是不平衡的、不对称的，实际上是传统和现代杂糅的。这就形成了以性别平等观念为核心的双方观念冲突，这可能是初婚年龄往后推迟，不婚率甚至是离婚率上升的一个重要文化观念机制。
从社会来讲，为了家庭稳定、婚姻幸福，我们应该在全社会推进性别平等，我们应该鼓励男性一起参与和推进性别平等的进程，提倡性别平等的新型婚育文化的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