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请律师，这个道理现在已普通得和百姓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一样。而改革开放前，律师的概念却包含着“替‘坏人’说话”的意思，被视为“坚持资本主义立场”，也曾经令律师这一行业退出历史舞台。
改革的春风融化了民主与法治的坚冰，中国法制化进程步步推进，律师队伍慢慢壮大。普通的百姓，在国家公权面前首次获得了一支独立的制衡力量。胡开谋，“文革”结束后我省第一个出庭的辩护律师，经历了石家庄市律师制度初建、夭折、重建、飞速发展的全过程。
■律师一夜间变成“资产阶级”
1954年，从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胡开谋来到石家庄，两年后，在这里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
“1956年的时候没有司法行政机关，律师事务所叫法律顾问处，是归法院管理的。”回忆起当年的工作情况，今年74岁的胡开谋说，“50年代人们想找个律师挺难的，当时包括我，全市仅有5个律师。”
1958年，在人们还不能真正理解律师工作时，民主的缺位让新中国初建不久的律师制度夭折了。这年6月，胡开谋被错划为右派，一个年轻律师一夜间就变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1979年律师制度恢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号召，1979年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被告人可以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
1978年，胡开谋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被彻底改正。此时，上世纪50年代石家庄的5个律师只剩了他一人。
1979年，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位院长找到胡开谋，告诉他在即将召开的全省政法会议上将进行一次示范性审判，希望他担任被告的辩护人。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胡开谋颇多顾虑，老伴也坚决反对：“这么多年遭的罪还少啊？可不能再干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几个院长轮番到胡开谋家里做工作，让他坚定了“一个社会应该是有秩序、有法制”的信念。“我心里一直盼着我们的国家会朝文明、法治的方向更好地发展，这个愿望我没有放弃过，于是我同意了。”
■“文革”后第一个出庭律师
胡开谋清楚地记得，1979年那个特殊的大庭是在“八一”礼堂开的，他为一个涉嫌杀人、放火、伤害、偷盗的知青辩护，成为“文革”结束后我省第一个出庭的辩护律师。庭审时过道里站满了看热闹的人，大家偷偷议论：一个早该“吃枪子”的人竟还有人替他说话。胡开谋从被告多数罪行均系自首、认罪态度好两角度进行辩护，建议法庭给被告留一条生路，最后法庭采纳了辩护意见，知青被判死缓。
庭审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庭后很多领导都表示：法庭就是应该这样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在对立统一中把握事情真相，为案件准确定性，以做出公正的裁判。
“那时候从上到下，重建律师制度的呼声很高。”胡开谋说，1979年，不止市中院，省政法干校、省人大等都来找他，劝他归队、复出。
■代理震惊全省的“板栗案”
1980年开始，石家庄成立市司法局和石家庄市、地区两家律师事务所，当时也叫法律顾问处。同年，胡开谋到司法局报到并担任石家庄市法律顾问处主任。当时，石家庄市法律顾问处有9名律师，地区法律顾问处有7名。几间平房，办公用的纸张都很缺乏。每天来的群众大多是进行法律咨询和请求代书的，律师主要承办刑事辩护，代理的民事案件不多。
“当时律师们出外办案、调查取证，都是靠骑自行车。所里有位律师为一件案子要到无极、新乐、藁城三地取证，一天骑了二百多里路。直到1984年，市法律顾问处才买了一辆吉普车。”不辞辛苦的调查取证也让案件当事人的权益得到了最大的维护，最典型的就是1982年惊动全省的“板栗案”。
1982年，省粮油公司在秦皇岛办事处的一个大仓库里板栗发生霉烂，造成经济损失20万元，仓库的一个主任和副主任因涉嫌玩忽职守被提起公诉。胡开谋和同事花了一个多月前往迁安、迁西、遵化、兴隆等多个板栗产地调查取证，发现很多栗农把板栗浸泡以增加分量，栗子被大麻袋捂着运到仓库，在运输途中就开始变质。当时仓库雇了很多学生帮忙，仓库主任还带病亲自参与翻晒。
■30年数字
1994年，石家庄市律师协会成立，律师行业有了自律组织。2005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胡开谋开始担任协会会长。到目前，全市律师事务所已从改革开放初的两家发展到整整100家。执业律师发展到1154人，此外还有200多名实习律师，人数扩大了100倍。
■经典语录
“俺，就想要个说法”
1992年，一部电影《秋菊打官司》让“讨说法”成为普通民众维权时的流行语。该片讲述的是发生在西北农村的故事，挺着大肚子为丈夫四处讨说法的农村妇女秋菊深入人心。很多人都知道了，老百姓的官司是可以讨说法的。“请找我的律师谈”
在一度风靡内地的港台录像和电影经常会有这样的镜头，警察对嫌疑人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话可能会成为呈堂证供”，听到“有事请找我的律师谈”这样的时尚话语，很多人知道了找律师维权不只是较真，而是彰显自我、尊重个体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