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份，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天，恩师傅璇琮先生远离我而去。傅先生辞世，学界震惊，新闻媒体以及诸位学人纷纷通过各种方式寄托哀思。《光明日报》刊文《缺少他的当代学术史是不完整的》，标题摘自清华大学刘石教授对傅先生的评价。陈尚君先生撰文慨叹学界少了一位开启风气的学者，认为傅先生是最近三十年唐代文史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也是中国古籍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同时又对学术风气的转变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李白研究会前会长薛天伟先生发给我一首诗，说：“融通文史一炉中，当代宗师岂自封。不信舟沉人已去，千帆竟过破寒冬。”诗中盛赞傅先生“融通文史”，为“当代宗师”……
然而，天妒英才！本应长寿百岁的慈师离我而去！自一月二十二日始，一连十余日，我在纽约租住的寓所里，没有出过门，也不想见任何人。彼时，纽约积雪近一米厚，房东知我痛失恩师悲伤，不仅上下楼的脚步声比往常轻了许多，而且，扫雪等公共事务均没有让我参加。虽然，我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但是，我依然觉得傅先生就在我身边。追随恩师十年，往事历历在目。泪眼模糊中，我清晰地看到他的音容笑貌……
二
十年前的秋日，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师从傅先生读博士，幸运地成为傅先生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然而，我敬仰傅先生、听闻他的威名，则始于十几年前。1987年夏，我在西安买到《唐代科举与文学》，虽然不完全理解书中内容，但我的感受是，傅先生学识竟是如此渊博！那时，我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我能成为傅先生的弟子。到西北大学读研时，硕士导师李浩先生指导我们阅读傅先生和李珍华先生合撰《〈河岳英灵集〉研究》，看到傅先生深厚的文献功底、渊博的学术史知识、宽广的文学史眼光、宏富的材料搜集、睿智的材料辨析、严谨的行文逻辑以及准确的语言表达等，倾佩之情益深——阅读中，我真切的感受到了名师大家的学术风范。
傅先生勤奋著述、思常人所未思。钱钟书先生曾将力作《管锥篇》赠给他，在扉页上题“璇琮先生精思劬学，能发千古之覆”，简短的两句话，概括了傅先生的超凡学术造诣与贡献。回忆他的一生，傅先生成功之路并不平坦。他少时家境并不阔绰。1951年，他进入清华大学，次年转入北京大学。他受知于浦江清、王瑶、游国恩、林庚等古代文学名家。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任教，为浦江清先生助手。然而，他遇到了一个特殊时代。即便如此，傅先生以其良好的学术基础、坚忍不拔的毅力，加上严谨、博学、精思的学术风格，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编《傅璇琮先生学术研究文集》时，收到大量稿件。黄霖先生称他“明道之要，学术之宗”，陶文鹏与张剑先生称他是“在中国当代的文学史学领域，如果我们要找一位既有精深的文史功力，又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文化意识，并且怀着深挚的人文情怀，时时组织、领导和影响着文学史学研究，自觉地推进学科建设的人，恐怕傅璇琮先生是众望所归的人选之一”，葛兆光先生称傅先生的研究“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这样的赞誉，长期以来，见之于媒体报刊杂志者甚多。不难看出，傅先生卓著的学术成就留给人们的印象。
傅先生是蜡烛，燃烧了自己，换得一部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辉煌成果。他把自己交给了学术，换得著述等身的惊人成就。从早年的《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到《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唐代科举与文学》、《唐翰林学士传论》，从《俄罗斯文学史教学大纲·苏维埃文学》到《唐才子传校笺》、《唐人选唐诗新编》、《唐诗研究集成丛书》、《中国文学大辞典》、《中国古代小说珍秘本文库》、《全宋诗》、《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国藏书通史》、《续修四库全书》、《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五代史书汇编》、《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文学专辑》、《宋登科记考》、《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宁波通史》、《中国古籍总目》、《宋才子传笺证》、《中国民俗传统文化丛书》，等等，著述之丰，世人震撼！这样的成就，纵观古今，可比肩者，有几？
三
傅先生关心后学，奖掖学术新人，这是有口皆碑的。先生辞世的第二天，蒋寅先生撰文《傅璇琮印象：其学百代者，品量亦百代》说：“傅先生的学术造诣和学术境界，除了取决于他的学术才华与勤奋之外，与他过人的品量也是分不开的。我追随傅先生多年，对他的长者之风感受至深，也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包括如何对待学术，如何对待批评，如何对待前辈、同侪与后学，如何应对学术环境的变化。”蒋先生回忆说，毕业后，他从前辈学者那里受到教益最多的就是傅先生。
赵昌平先生在《寒夜忆璇琮师》中也表达了近乎同样的感受。他说：“从1986年初始先生起，直至现今，对先生我一直执弟子礼，去信时，总以‘学生’、‘生’自署——我虽然从未师从过先生，然而早从踏上唐诗学研究之途的第一天起，我己自承为先生的私淑弟子。”
龚延明先生也曾回忆他的治学经历说，直到七十年代末，他也没有明确的学术方向，仍彷徨在科学殿堂之门外。正是得到傅先生指引，他确立了学术方向，撰写《宋史职官志补正》一书。后又得到傅先生的帮助，撰写《宋代官制辞典》，将他推向宋代官制研究的最前沿。1991年后，再次得到傅先生指导，撰写《宋登科记考》，开拓学术新境界、填补了该领域的学术空白。
我编撰《傅璇琮先生学术研究文集》时，赵逵夫、卢盛江、吴在庆、木斋、毕宝魁、程国赋等先生，在回忆学术之路时，无不谈到傅先生的帮助与影响。以学术地位而论，诸多学者，今已成为名家、大家，有的甚至是一派宗师。以年龄而言，有青年才俊，有中年学者，有的甚至到了耄耋之年。然而，他们皆尊称傅先生为师、执弟子礼。傅先生有这样的学术地位，绝不是“自封”能获取的。
傅先生关心后学，其宗师“品量”，还体现在他对古代文学研究的设计层面。他说：“我最大的心愿是为学术界办一些事实，我最大的快慰是得到学界友人的信知。”他像一位设计师，不仅根据不同学者的文化背景、学术兴趣，设计他们的近期与长远研究目标，更重要的是，他心中有着古代文学的大棋局。杨庆存先生曾评价傅先生的学术思想有“使命意识、国家意识、创新意识”。我读硕士时，西北大学阎琦老师对我们讲，他没有见过，还有谁像傅先生一样，除了个人的研究，心中总是勾画着整个古代文史研究的蓝图。恩师主编了《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唐才子传校笺》、《全宋诗》、《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国藏书通史》、《续修四库全书》、《中国古籍总目》、《宋登科记考》、《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等大型书籍，通过这些，我们不难看出，也只有傅先生这样的人，才能策划这些足以能影响中国古代文学现在与未来的研究成果。
四
因为工作等各方面原因，直到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聘傅先生为博士生导师，他才正式开始指导博士生。此后，他又被清华大学聘为全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这两所高校，他先后指导了我与张骁飞、鞠岩、刘珺珺、徐珊珊、杨朗六位博士生。对待学生，他如慈父。
记得我刚到中国人民大学，傅先生担心我节日思乡，便带着师母到人民大学陪我过中秋节。事后，我才知道，师母晕车，已近很多年没有乘车远行过。开学后不久，恩师担心我刚到学校，手边研究唐人的诗文总集资料不够，便多方面帮我搜寻。一个和风煦煦的早上，我到公交车站接他，只见他两手提着两个大包，步履艰难地、笑呵呵的向我走来。除了带给我他的专著《〈河岳英灵集〉研究》以及他主编的《唐人选唐诗新编》等资料，他还带给我一只大烤鸭！
张骁飞回忆说，2007年底，傅先生知道他硕士学的是中国古典文献学，便推荐他协助中华书局孙通海先生做《困学纪闻》的汇校集释工作，他也因此而撰写了《〈困学纪闻〉元刻本考索》，该文发表在《文史》2008年第3期。此后，又在傅先生指导下进行王应麟文集的校点，每成一卷，把它交给先生，先生第二天就反馈意见，他再行修改。那时，先生已经76周岁高龄！在傅先生的帮助下，该书于2010年5月由中华书局以《四明文献集（外二种）》之名出版。师妹徐珊珊回忆说：“傅先生为我是真的操碎了心。除了帮我一起想选题和角度，还反复帮我修改。第一篇小论文，写了整整两年，不晓得经历了多少次大大小小的修改才完成。不仅傅先生帮我修改，师母徐敏霞先生也帮我修改。”这样的事，在我们的记忆中，太多，太多。傅先生对待学生论文问题，他不是采用批评的方式，而是通过他自己辛勤的付出，牵着我们的手走进学术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