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报，虽然现在已经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在民国时期，是一种常见的获取资讯的手段。里面一般有大量的照片或者漫画，配上像小蚂蚁那么大小的，排版紧凑的文字。你可以把它当成民国时期的公众号，在当时广为流传。
2000年，天津市档案馆的研究员周利成老师在旧书摊上淘到了10本老画报，由此打开了一条了解民国大众娱乐和大众生活的通道。
今天周老师要带我们走进他的新书《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用三个民国女性的故事，揭开有关爱情、自由与反抗的尘封往事。
1.画报简史
1875年——
中国的第一份画报出现，在上海创办的宗教类画报《小孩月报》。早期的画报，用纸比较薄、透，字体也很大，绘画也具有强烈的手绘风格。
1920年——
著名的新闻记者戈公振创办了《图画时报》，首次出现了以图片为主的摄影画报。画报材质也改为铜版纸，摸上去就像今天的杂志一样，保留百年不褪色。
周利成：画报从那个时候迎来了鼎盛期。甚至将1935年定为了“杂志年”。
■《中华画报》、1936年《维纳丝》周璇封面、1939年《电影》谈瑛封面、1940《影艺》周璇封面
1926年2月——
《良友画报》第一期创刊，封面是中国的第一位电影皇后胡蝶，手捧鲜花，笑靥如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得《良友》一跃成了大刊大报。
周利成：20年代，画报的种类非常多。内容多聚焦名人轶事、街头巷尾的八卦，包括小说、电影、戏曲等文艺内容的报道，更接地气，甚至会被人认为有些“不正经”。
■《天津商报画刊》胡蝶的美妆频道
2.奇葩征婚
民国时期新旧思想交替，婚恋问题上也特别能反应这一点。
有如北大校长蔡元培，1900年就在报纸上征婚。他提了5条标准：女子不缠足；须识字；男子不娶妾；男死后，女可改嫁；夫妻不合可离婚。现在看来，这些条件都非常具有先锋意义。
■天津《快报》头版开设的“纸上乾坤”征婚专栏（右下）
周利成：征婚的要求主要一个是对女性容貌的要求；第二个是顺从，希望女性能听话。
“鄙人今年25岁。湖北武昌人也。曾卒业于美国著名大学，得有文学士学位。现任武汉某专校教授，每月有三百元之进项，家有恒产。现拟征求一位同情的女士，以为内助。须具下列之资格者为合格：”
1、年龄要在18岁到23岁；
2、清白，面上没有麻子，身上没有斑点；
3、三年内要生育三个子女；
4、随信附上近期裸照一张。
另一方面，女性的征婚启事则不太常见。从数量上可能还不足男性的1/10。民国女性对男性的要求和今天的择偶标准也没有太大不同，一样注重对方的：职业、家产、品貌和兴趣。
但周老师的书中也写到了个别女性，另辟蹊径的征婚条件。
比如：1928年《申报》上，一位官宦家的小姐对征婚男性籍贯的要求是，“除了上海一县外，其余任何省县均可，虽远如云贵等省，亦愿相随远行。”
其实她不是对上海男人有意见，只是其父生前深以上海男人浮滑为戒，特此嘱咐她要找外省县人。
而且女子征婚的程序也颇为繁琐，应征之后，要经过1个月的采访和考虑，认为合适，再请男方来函交换照片。如果不成，彼此严守秘密，以重阴德。
■画报中展现的民国新女性的生活姿态
周利成：在20年代，自由恋爱的女性很少，几本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男女双方即使提过亲，也未必见过面。更别提两个人交谈或者拉手都是不可能的。
那个年代，女性的清白是放在首位的。
但是男性他就可以随便寻花问柳，纳妾，去外面风流快活。实际上五四运动之后，虽然提出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但还是流于一种口号。
3.民国“胭脂扣”
那个时候报纸上最喜欢什么呢，当然是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最好还是悲剧的爱情。
比如说民国舞女贺蝶和富贵公子杨怀椿的故事，就是活脱脱一出民国版《胭脂扣》。
周利成：贺蝶她出身微贱，为了养家糊口，进了舞女这个“下九流”的行业。在当时，舞女是被人玩弄，被人看不起的，但她为了生存，最后一跃成为当红舞星。
就在她想找个归宿的时候，杨怀椿出现在了她的视野里。
周利成：杨怀椿是每天必到，天天来给贺蝶捧场。贺蝶是当时舞厅的台柱子，摇钱树，许多舞客排着队想和她跳舞，但杨怀椿一来，贺蝶就无暇顾及别人了。实际上影响了舞场的生意。
不料他们的恋情被贺蝶的母亲知道了，她觉得女儿高攀不起。在他们的观念里，婚姻最基本的条件就是门当户对。对方是贵家公子，女儿势必不会幸福。
于是，贺蝶的母亲只能每天像影子一样跟着贺蝶去舞场，散场以后再送女儿回家，防备一切杨怀椿可能接近贺蝶的机会。但是这对情侣并没有知难而退。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正酝酿着巨大的悲剧。
在1938年12月18日这一天，贺蝶穿了一身银白色的旗袍，配一双银白色的高跟鞋，神情淡定地出门了。
周利成：她进了舞场以后，有一个舞客请她出台。她妈妈看这个舞客挺靠谱，就没有跟过去。两人去到一个娱乐场所，一直玩到12点。
实际上这是杨怀椿雇的一个舞客，为的就是把贺蝶引出来。两人见面后，前往百乐门饭店。杨怀椿说，“我父母知道了咱俩的事儿，他们坚决反对，要在几天后逼我成婚。”
虽然说杨怀椿是个男人，但他性格比较懦弱，他没有用其他方式来反抗。他准备好了来沙尔——一种毒药，说了一句，“不自由，毋宁死”，两人准备殉情。
两个人就在屋里唱歌、洗澡、娱乐，最后一次狂欢。窗外朝阳升起，双人一起饮下毒药。
■《电声》画报对贺蝶和杨怀椿殉情的报道
工作人员发现他们尸体的时候，桌上有一封遗书、两只钻戒、两个来沙尔空瓶和一堆钞票。那堆钞票共213元，遗书里说明这个钱是给贺家的安家费，还写了，“今因双方均愿同归于尽，事后，希双方勿起诉”的字句。
贺蝶、杨怀椿为爱殉情后，多家报刊做了连续的报道，舆论焦点集中在对贺蝶之死的争论上。
周利成：1938年，当时正值国难当头，有一种声音是，年轻人不应该为了儿女情长失去生命，你们应该走向战场，拿起武器打击日本人。
也有一种声音，所谓舞女也好，明星也罢，总被人说是“戏子无情”，逢场作戏。但贺蝶的死有力地还击了这种论调。舞女也有爱，为爱也一样勇敢。
■1939年第7期《舞影》画报不仅记叙了贺蝶殉情始末而且还有贺蝶给杨怀椿的情书和给恩人韦陀的信
4.妃子革命
五四运动以后，传统的婚姻观念开始发生动摇，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青年人，主张建立起更平等、更自由的婚姻制度。长期处于被动地位的妇女开始觉醒。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应该要属1931年10月淑妃文绣与末代皇帝溥仪离婚的事件，这件事当时也是被报纸、画报等等媒体从各种细节和角度上进行了报道。
周利成：文绣为什么会大胆地提出离婚？
我分析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1930年颁布了新《民法》，确定了一夫一妻制。溥仪当时的正宫是婉容，文绣属于侧室，相当于婚姻法禁止的妾。她自己不认可这种身份。
同时，溥仪确实偏心，因为婉容待人比较霸道，总以正宫娘娘自居，处处挤兑文绣。
比如在月银上分配不平等啊，溥仪和婉容睡一间房，文绣和佣人住在楼下角落的小房间。文绣因此患上失眠症，经常默默读书到天亮。
文绣当时有个妹妹文珊，是一个思想比较超前的女性，她就鼓励文绣一定要脱离这种不幸的生活。
于是，某天趁溥仪心情不错，文绣逃出了静园，和佣人说，“你们回去吧，我要和溥仪离婚。”
妃子要和皇上离婚，这件事在当时挺不可思议的。两方都请了律师，文绣提出了几个有关赡养的条件，如果溥仪能答应，就不把事情闹到法院。溥仪提出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能打官司。
结果没想到，就在协商的第3天，《商报》上突然登载了文绣的堂哥傅文琦写给文绣的一封信，坚决不允许她和溥仪离婚。信中有这么一句话，“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君臣大义，尊卑之分，是要一辈子认命并忠实恪守的！”
这封信刊出后，末代皇帝的离婚案彻底公开。
■溥仪与绣离婚的新闻报道
9月2日，文秀在《新天津报》上回信，有理有据地回击了堂兄。自己不仅和他素无来往，他还罔顾中华民国法律的规定，不让她获得平等人权。信的最后，文绣十分辛辣地讽刺道，“请我兄多读法律书，向谨言慎行上做功夫，以免触犯民国之法律。”
其实这个时候，大清已经亡国9年了。
周利成：文绣离婚后，她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她得到的5.5万要付律师费、房费，最后自己所剩无几。
文绣离婚后，我着重在1932年、1933年的报纸上查找了一下，“妃子革命”带给社会什么影响。
我发现，提出离婚或者去法院打官司的女性陡然增加，尤其在华北地区。女性离婚的主要原因，有三：家庭虐待、遗弃、不赡养。
■“金嗓子”歌后周璇与丈夫离婚在画报上作为头版头条进行报道
在1933年2月的《益世报》上，就曾连续报道了6起由女性提起的离婚案件。在这些报道中，我们能看到底层女性在当时的环境下更普遍的命运。
比如北平妇人李王氏就曾当庭向调解员倾诉，她说，“我嫁李仲玉六七年了，他不养活我，并且有白面嗜好，逼我为娼，把我押在南市窑子里。我实在不能再跟他了，请求离婚。”
调解员说，“你们的孩子归谁呢？”李王氏说，我不要。于是，孩子判给了丈夫。离婚调解成功。
诸如此类的新闻案件很多，也可以看出当时法院对于这类的调解原则——不是一味地劝和不劝离。
5.遗孀再嫁
我们从民国的画报里，其实可以看到当时很多非常出格、前卫的婚礼。
比如说，民国时期就已经有了空中婚礼和水上婚礼，也有集体婚礼。有那种几个朋友吃顿饭就结婚的，也有军政结合的世界婚礼。
一方面婚礼的形式在蜕变，人们的婚姻观念，却还是停留在比较守旧的阶段。
■天津的第场集体婚礼，以及国时期丰富多彩的社交活都在画报上有所体现
周利成：我把1935年定为中国婚姻史上最重要的一年，它是变革的一年，其中“危文绣再嫁”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危文绣原本是湖北一个烟花柳巷的女子，在应酬中认识了北洋政府时期的第一任大总统黎元洪，并被他纳为妾室，改作夫名——“黎本危”。
那个时候政府官员纳烟花柳巷的女子是非常常见的，这不是对身份的侮辱，反而是附庸风雅。
黎本危是一个非常有交际手腕女人，也深得黎元洪信任，曾代替他去往前线慰问将士，甚至掌管着丈夫的大印，当年的报纸对这位姨太太也是一片赞誉之声。
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年，黎元洪就过世了。黎本危呢，因为受到遗嘱的偏爱，依旧衣食无忧。不过后来因为和黎家的子女发生矛盾，对簿公堂，于1934年，脱离黎家。
她又改回本名危文绣，做起了生意。还和一个绸缎商人王葵轩产生了感情。王葵轩比危文绣小十几岁，当时为了要和他结婚，危文绣交出了名下的所有房产，只得到了很少的赡养费。为了躲避家人的反对，危文绣和王葵轩去青岛举行了婚礼。
在民国初期，其实没有官样的结婚证书，那个时候的老百姓有条件的，可以在报纸上登载结婚启事，或者安排一个证婚人来见证这段婚姻。
于是危文绣就在报纸上宣布了自己要和商人王奎轩结婚。没想到，竟引起了轩然大波。
■国时期的结婚证书
危文绣已经到杭州了，听到这个消息万念俱灰，然后遁入空门，当起了尼姑。
但就在短短1个月后，1935年2月9日，同为教育界名人的66岁熊希龄和小他20多岁的毛彦文结婚，社会上竟一片艳羡之声，还有不少人写词写阙赞美这段婚姻。
据说熊希龄为了满足新夫人的心意，剃掉了留了十多年的长须。这个细节也在报纸上被大肆渲染，被认定是夫妻和睦，幸福美满的象征。熊毛结婚的消息通过新闻媒体传遍了全国，竟然还起到了示范作用。
一个多月后，又有两对老夫少妻相继结婚，更是引起了轰动。
这下彻底惹怒了危文绣，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就要忍受和爱人分离的痛苦。难道就因为自己是女人，和遗孀吗？
■天津市杜建时与学曾洛的结婚照
“人之爱情，受命于天，其进行亦无止境。孀者再嫁，礼所不禁，居孀守节，苦度岁月，乃愚妇所为。”
社会各界也围绕危文秀再嫁，展开激烈的争鸣。但最终，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保守舆论占了上风。
危文绣和新婚丈夫离婚，她再也无法回到社交场。她本来想回到北京找亲戚借住，但亲戚不许和她再联系。
危文绣又变成了孑然一身。
我们如果站在她的角度上，她该做的都做了，所有的抗争、努力都做了，但没有任何的回报。万念俱灰，最后一次人们知道她的消息，据说是在赌场拘捕到了她。
■《社会新闻》中有关危文绣的漫画
6.战火中的画报
民国中后期，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但是上层阶级仿佛沉浸于纸醉金迷的旧世界，依然可以举行着盛大的婚礼、庆典。而中下层百姓则在国仇家恨中，担心着明天的温饱。
周利成：在同一期画报里，可能既有民国各种发饰、时装，洋气的民国范儿；另一页就是展现流离失所的老百姓被炮弹轰炸的民房。
你一边能看到封面女郎胡蝶和潘有声的结婚照，胡蝶穿着洁白的婚纱、潘有声笔挺的西装，所有人欢聚一堂；而老百姓却为了保护女儿不被侵略者欺辱，跳过三书六礼，直接让介绍人把女孩儿嫁出去。
■胡蝶与潘有声在上海的婚礼（左）、1934年6月5日《天津商报画刊》中有炸毁民房的照片（右）
当时的画报，清晰地呈现出这种荒诞的时空交错感。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画报不论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在减少。
战争造就了不同的统治者，再加上交通阻隔，严重影响了画报的发行，这个行业逐渐开始萎缩。很多当年叱咤一方的画报纷纷倒闭，老画报也流向民间，等待着几十年后，像周老师这样的人，再发现里面蕴含的历史的细枝末节。
其实在阅读周老师这本书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强烈的当下性。你完全感受不到这是多年的故事，里面人的境遇和选择仿佛和当下所发生的一切，都有所互文。
不知道未来100年的人，看到今天的“画报”，又是如何看待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