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玩意已经低调到我觉得鲜为人知都不足以形容的地步了。
这个其实不太算近年来了，但是当个笑谈。
早些年，某国特别喜欢宣扬高句丽的问题，于是高句丽研究被搁置了，结果近些年，渤海国也碰到这情况了，现在基本上属于冷处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行的杂志《考古》（2009年第六期）中，介绍了2004～2005年对龙头山古墓群进行考古研究，并发现14座渤海时期古墓的情况。
其中一篇《吉林和龙市龙海渤海王室墓葬发掘简报》报告显示，孝懿皇后和顺穆皇后之墓，分别是大型石室墓M12号和M3号墓。
但墓室照片和碑文以仍在考察为由并没有公开。
报告称，采用红褐色沙岩材料的顺穆皇后墓志铭宽、高、厚分别为34.5厘米、55厘米和13厘米，碑文共有9列141个文字。
报告称，碑文上写着“渤海国顺穆皇后”即“简王皇后泰氏”。
中韩在渤海国问题上的一个焦点是渤海国到底是独立国家还是唐朝附属。韩国的论据是渤海国立国是通过反抗武则天建立的，且自称皇帝、皇后，属于实际独立政权，所以渤海国和新罗是xx民族历史上的南北朝。渤海的开国之君大祚荣就是所谓的“民族英雄”。
中国则是一贯坚持渤海属于中国政权，和西夏、高句丽一样，都属于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边疆少数民族政权。
除此以外，还有日本推波助澜。
天皇致渤海的国书中也有“高氏继绪，每慕化而相寻；大家（指渤海大氏）复基，亦占风而靡绝”、“昔高丽全盛时，其王高武，祖宗奕世，介居瀛表，亲如兄弟，义若君臣。帆海梯山，朝贡相续。逮乎季岁，高氏沦亡。自尔以来，音问寂绝。爰洎神龟四年，王之先考左金吾卫大将军渤海郡王，遣使来朝，始修职贡”
按日本记载渤海国也自称“高丽”，如大武艺致日本的书函中有“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
中国学者则主张称渤海为高丽国是日本单方面炮制的骗局，目的是诱导渤海称臣，并推测“高丽国”的称呼被渤海抵制。
这个墓发现的地方也是有意思
下边的江就是国境线，延边的问题就不多说了。
最后，渤海国太小众了，在日、韩很出名是因为日本有所谓“渤海古乐”，韩国则是认爹。在中国，渤海国最出名的是就是给辽做养料，连西夏都不如。
ps：渤海国和北京还有点渊源，玄宗开元十二年，一帮渤海国人投奔大唐，就被安置在幽州，他们后来又修了个燕州城。现在北京怀柔著名景点慕田峪长城底下还有个村叫渤海所，据说就是那帮人的后代。（这个所指的是明代卫所，还是个千户）
曹操墓的壁画非常有趣。虽然并没有曹丕安排于禁所做的关羽水淹七军的画像，但一看就知道这是曹丕时代的作品。
太子申生是晋献公之子。他的母亲早死，其后母欲立自己的儿子，便设计陷害他。
这天晋献公打猎回来，厨师将胙肉奉给晋献公，晋献公要吃胙肉。骊姬从旁边阻止晋献公说：“胙肉来自远方，应试试它。”便把胙肉给狗吃，狗死了；给宫中宦官吃，宦官也死了。
骊姬哭着说：“太子为何这般残忍呀！连他父亲都想杀害去接替他，更何况其他人呢？再说父君年老，是早晚要死的人，竟迫不及待而想谋害他！”骊姬接着对晋献公说：“太子这样做，不过是因为我和奚齐的缘故。我希望让我母子俩躲到别国去，或者早点自杀，不要白白让母子俩遭到太子的糟踏。早先您想废他，我还反对您；到如今，我才知道在这件事上是大错特错。”
晋献公大怒，就杀死太子申生的老师杜原款。有人对太子申生说：“放毒药的是骊姬，太子您如果声辩，国君是必定能弄清楚。”太子申生说：“我父君年老，如果没有骊姬，就会睡眠不安，饮食不甘。我如果声辩，骊姬必定有罪。国君年老，骊姬有罪会使国君不高兴，我也会忧郁不乐的。”还有人对太子申生说：“那您可以逃到其他国家去。”太子申生说：“国君还没有查清我的罪过，带着杀父的恶名逃奔，谁会接纳我？我自杀算了。”十二月二十七日，太子申生在新城曲沃上吊自杀。
划重点:沙雕国君+后妈+太子+为父牺牲
春秋时期，晋国正卿赵宣子在首阳山打猎时，遇到了一位骨瘦如柴的病人，就上去询问。那人回答说：“我已经整整三天没有吃东西了。”
于是赵宣子就把食物送给他，又给了他一篮子饭和肉让他带回去孝敬母亲。
后来，晋灵公想杀赵宣子，在搏斗中有一名武士突然从晋灵公阵营反水，去抵挡晋灵公的手下，使赵宣子得以脱险。赵宣子问他为何这样做，他回答说：“我就是您当年救的那个饿汉。”
镜头切换:曹操起兵初期遭遇多次失败，每次都是靠袁绍的粮草缓过来的。
春秋时，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是齐景公的臣子，勇武骄横。有一天，相国晏子从他们身旁经过，谦逊地小步快走，而这三个人却不站起身来，非常失礼。
晏子入朝拜见景公，说道：“我听说圣明的君王蓄养勇猛之士，对上要有君臣大义，对下要有长幼伦常，对内可以禁止暴乱，对外可以威慑敌军；国家因为他们的功劳而获利，臣民因为他们的勇气而钦服，所以国家提高他们的地位，增加他们的俸禄。而现在君王蓄养的勇士，对上没有君臣大义，对下不讲长幼伦常；对内不能禁止暴乱，对外不能威慑敌军。这不过是祸国殃民之人罢了，不如赶快除掉他们。”
景公答道：“这三个人极富勇力，硬拼恐怕不能成功，暗杀恐怕也刺不中。”
晏子说道：“他们虽然都是勇猛善战、不惧强敌的勇士，但却不讲长幼之间的礼节。”晏子于是请景公派人赏赐他们两个桃子，说：“你们三个人为何不按照功劳大小来吃这两个桃子呢？”
公孙接、田开疆见状说道：“我们的勇敢比不上您，功劳也及不上您，却在您之前拿起桃子而毫不谦让，这就是贪婪；既然如此贪婪，依然恬不知耻地活着，还有什么勇敢可言？”于是他们两人都交出了桃子，接着刎颈自杀。
古冶子看到这种情形，说道：“他们两个都死了，唯独我古冶子独自活着，这就是不仁；用话语去羞辱别人，吹捧自己，这就是不义；悔恨自己的言行，却又不敢去死，这就是无勇。话虽如此，他们两人若是同吃一个桃子，是恰当的。而我独自吃上一个桃子，也是应该的。”他感到很羞惭，于是也放下桃子，刎颈自杀。
画图争议:明明是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壁画却是三桃献二士。
显然曹丕故意安排了一些魔改，以更贴近他想表达的意图。
这是一个讲孝顺的故事。金日磾是匈奴休屠王之太子，他与家人降汉受封，久在长安为官。金的母亲死后，汉武帝把他妈妈的画像放在在甘泉殿上。金日磾每次上甘泉殿时看见母亲的形象，都会拜谒起立，泣涕沾襟。久而久之，图画里的母亲竟然也开始涕泣，可见他孝心之诚。
镜头切换:金日磾的后代金祎是献帝忠臣。他和关羽刘备联合反曹，并杀死王必，意图带走献帝投刘备。失败后被曹操灭族。
话说，这金日磾的眼神是不是哪里不对？你们不是应该相对涕泣吗，为什么母子俩都在往外看？
会不会是什么固定姿势呢？再搬一个嘉祥武氏墓群里的金日磾母子图，和它对比下。
这个就挺正常，金日磾连脸都只有一侧。
所以好奇怪啊，曹操墓里的金日磾母子到底为什么要往外看呢？你说外面除了曹操的尸首有啥好看的？
这是一个一度失传的故事，但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觉得陌生。
韩朋和贞夫是一对恩爱夫妻。韩朋出仕宋国，六年未归。贞夫寄书于夫，致相思之意，但书信被韩朋遗失在殿前。
为宋王得书后，惊叹此女之才华，竟然喜欢上了贞夫。于是大臣梁伯献计，编造谎言给贞夫回信，诱她到宋国。成功后，宋王封贞夫为王后，并残酷迫害韩朋。使韩朋落其齿，毁其容，贬为囚徒，罚筑清陵台。
但贞夫深爱着韩朋，她要求探望韩朋后才肯就范。于是宋王派三千余人随同贞夫一起探望奄奄一息的韩朋。贞夫搭箭射诀别之书，让韩朋死前知道妻子的真心。
韩朋死后，贞夫要求宋王以三公之礼安葬韩朋，得到宋王同意。谁知贞夫竟然在葬礼结束时跳进亡夫墓穴自杀，与韩朋死在一穴。
愤怒的宋王下令分葬二人。结果两坟上生出梧桐与桂树，根叶相连。宋王又令人伐去双树，结果双树顶冠化为双飞鸳鸯。鸳鸯身上的一根羽毛化成利剑，径直割下了宋王的头颅。
这个故事怎么说的，感觉好像孟姜女+孔雀东南飞+干将莫邪。应该是后面三个故事的原型。
鲁国有个叫秋胡的人，他刚结婚就去了外地五年。回家时看见妻子采桑，猜想妻子应该不认识他了，便用装作陌生人，用淫语挑逗妻子。妻子怒而不从。
后来家人相认，妻子痛骂胡秋不信任自己，跳河自杀。
嘛，还是说一句吧。这两位因为嫌弃周朝以臣伐君的行为而宁死不食周栗，搞得周朝非常尴尬。而曹操一直都自称周文王之后.....
另外这个我没找到清楚的描本。我也不知道专家们怎么看出来的，但不止一篇论文认为这是伯夷叔齐在下图左上方的位置。想来应该没啥问题。
1月14日更新一下:喵本图找到啦！
综上所述，曹丕匠心独运，让老爹和这些忠臣孝子亲亲热热地长眠在一起。如果曹操地下有知，一定会和这些英灵过的非常开心。
石峁城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部的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北岸的梁峁台塬之上，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以“皇城台”为中心，内、外城以石砌城垣为周界向内拱卫，巍峨壮观，气势恢宏，结构清晰，是中国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和区域政体中心。
皇城台位于城址中部偏西，为一处四围包砌石砌护墙的高阜台地，是内城和外城重重拱卫之核心，三面临崖，一面以“皇城大道”与内城相接。2016年皇城台考古工作启动，发掘地点分别位于东护墙北段上部、门址及台顶大型夯土高台建筑基址。
本次清理长度约120米，自上而下揭露石墙7~8阶，高度8~15米。护墙阶与阶之间相叠，并有宽度不等的退台。靠近台顶的石砌护墙高达5米，往台底部位，墙体变矮、层阶增多。局部墙体有多次修葺增补的现象，部分墙面上密集分布着纴木。
发掘之前，这一区域主要被来自皇城台顶部的弃置堆积覆压，弃置堆积内出土了陶、骨、石、玉、铜等各类标本4万余件，还有一些纺织品和漆皮残片。这些遗物大部分是皇城台在使用期间的生活垃圾。其中，以骨针数量超过1万枚。20余件口簧即先秦文献中记载的乐器—簧，形制完整、考古背景清晰、共存器物丰富，是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口簧实物。成层分布的100余片卜骨、造型生动的20余件陶鹰，数量可观的建筑用瓦，牙璋、琮、钺、环等玉器，锥、刀、环等铜器以及海贝、象牙、丝织品等高等级遗物，无不彰显着皇城台的特殊地位和性质。
位于皇城台东侧偏南，自下而上依次由广场、外瓮城、南北墩台、铺石坡道、内瓮城、主门道等组成。广场平面呈长方形，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外瓮城为平面呈折角“U”形，在其外侧墙根处墙面发现两件玉钺，当系铺设广场地面时有意埋入。内瓮城平面呈“L”形，下连南墩台、上接主门道。主门道为横“U”形的“回廊”，由两侧石墙上发现的对称分布的壁柱槽推测，主门道应系一覆顶的封闭空间，也是登上台顶的最后一道“关卡”。门址一带出土的遗物以陶、玉、石、骨器及壁画残片为主。
皇城台门址形制完备、结构复杂，除与外城东门址同样具备强烈的防御色彩外，外侧长方形广场及两侧伸出的长墙，可能还具有一定的礼制功能，对后世都城门址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沿门址内的坡道向上攀登，可达皇城台台顶。台顶发现一处大型高台建筑基址——大台基，圆角方形，夯土台芯，四周以石砌护墙包砌。据残存高度估算，原夯土台体高度当不低于5米，其上分布着房址、石砌院墙、“池苑”等重要遗迹。根据地表石块分布及石墙走向推测，大台基呈圆角方形，四边长度相当，总面积在16000平方米左右。
南护墙最高处残高约4.5米，在其外侧另有一道石砌夹墙，走向与南护墙平行，两者之间形成宽约9米的夹道，夹道内地面保存较好，与皇城台门址地面相连。
截止目前，大台基南护墙共发现了70件石雕，除21件砌筑于南护墙墙面上、1件矗立在夹道地面上之外，其余均出土于夹道内的南护墙倒塌堆积中。依其形制可分为平面型、塑像型、立柱型三类；雕刻技法以减地浮雕为主，兼有少量阴刻和圆雕；图像内容可分为人物、动物、“神兽”、符号等。关于这些石雕是否“旧物新用”还是处于原本的位置，依然存在较大的讨论空间。目前尚不能确认这些石雕是否来自皇城台上比大台基更早的高等级建筑，在建筑毁弃后被重新砌筑于大台基石砌护墙墙面上？若是，则不排除这些石雕来自一个台顶之上更加辉煌的神庙类建筑，而这一变化形成的原因，则或由于石峁上层发生的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宏伟的建筑被推倒，废弃的建筑材料被重新砌筑在修葺之后的大台基之上。抑或石雕最初就是砌筑于大台基护墙墙面上作为带有特殊寓意的特殊装饰？上述可能，尚待更多的考古证据。
从图案主题、表现手法及绘制技艺等方面来看，这些石雕与中国北方地区的自红山文化以来形成的石雕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虎”，甚至商周青铜礼器的艺术构思和纹饰风格。
本次发掘中，从覆压护墙的弃置堆积中出土了大量鬲、斝、盉、瓶、豆、瓮等龙山时代晚期典型陶器。结合已有测年结果，我们认为，皇城台大台基的主体使用年代当不晚于龙山晚期。
大型夯土高台建筑基址、气势磅礴的石砌护墙、设计精巧的城防设施以及藏玉于石、杀戮祭祀等特殊迹象，以及石雕、陶鹰、卜骨、陶瓦、口簧、玉器等珍贵文物，不仅彰显了皇城台的核心地位，而且暗示着石峁城址在中国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过程中具有的区域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的双重角色。
连续九年的系统考古工作表明，作为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或已具备了早期“宫城”性质，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早期宫城建筑，展现了黄土高原上一处神秘王国都邑的极致辉煌。石峁遗址考古成果不断刷新着学界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知高度。
讲一座冷门古墓吧。
2002年的一天，北京市文物工作者在石景山八角游乐园出土了一座壁画墓，墓志记载了一个普通公务员家庭是如何经历北宋和辽金动荡时代全过程，尤其是重点着墨了北宋灭亡后中原大地的惨状，堪称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事实上从这座壁画墓也可以看出，真实的北宋和辽朝，绝不是电视剧《清平乐》和《燕云台》渲染的那般莺歌燕舞，毕竟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在那个时代能好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接下来就由小麦克来为大家揭秘墓志里隐藏的历史密码，共同回到那个堪称十二世纪版的宋辽金三国演义时代。这位墓主人名叫赵励，祖籍太原忻州。其实赵励本人虽然命途多舛，但就他的祖辈成就而言，可以说已经足够光宗耀祖了。毕竟赵励的先祖为赵襄子，而赵襄子则是春秋末年晋国大夫，赵氏家族首领，《史记》刺客列传记载的士为知己者死典故就与赵襄子有关。不过从晚唐开始，由于赵励的远祖来到卢龙军节度使辖区任职，因此全家搬往北京，从此在这里生根，其中赵励的这位远祖曾任卢龙军节度副使，而当时担任正职的人分别为刘仁恭，刘守光和周德威等风云人物，可见背景非同一般。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后，赵励一家归顺了辽朝，其中赵励高祖父赵九思曾任辽兴宗耶律宗真国师，死后被追赠为侍中，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级别，而墓志里提到的这位耶律宗真，其祖母就是《燕云台》女主角萧燕燕。
但人的命运往往是祸福无常，等到赵励出生的时候，赵家可谓是家道中落，不久赵励父母也纷纷染病身亡，徒留赵励一人为孤儿。好在赵励的叔父赵圭延饱读诗书，将他视若己出，送他去学堂读书，并教他做人的道理。德兴元年，即1122年，赵励考中进士，出任将仕郎，在秘书省任职。说到将仕郎，从《新唐书》可知，这个官职是唐朝创立，级别为从九品，放在今天就是一个普通科员。正当赵励准备好好干的时候，同年北宋与金联合灭辽，北京地区一度成为北宋领土。于是赵励归顺了北宋，被宋徽宗任命为将仕郎，准备安排在汴京任职。第二年赵励率领全家来到汴京，但还没等到面圣就突然病逝，先暂时下葬于汴京长庆禅院，准备未来有机会再迁回北京。宋徽宗念其可怜，允许他的儿子赵毫秀继承将仕郎一职。
好不容易赵毫秀将父亲赵励安葬，自己也熟悉了北宋体制，全家在汴京快乐生活了将近四年。结果到了靖康二年，即1127年，靖康之变发生，北宋灭亡，赵毫秀先是归顺金朝，等到金兵扶持张邦昌建立伪楚后，赵毫秀被安排为伪楚政权公务员，不久金兵又扶持刘豫建立伪齐，赵毫秀则成为伪齐政权官员，担任内丘县主簿，级别为正九品。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赵毫秀后来毕竟属于金朝体制内官员，因此在父亲赵励墓志中，他将金灭北宋称之为“王师下汴”，也就是金兵成为王师，这在靖康之变叙事中是极其罕见的一幕。
等到刘豫被废后，赵毫秀正式成为金朝公务员体系一员，担任深州军事判官，级别为从八品，相当于今天基层人武部一个副科长。随着南宋与金议和，局势彻底稳定下来，赵毫秀决定将父亲赵励棺木迁回北京。当赵毫秀再次来到汴京的时候，发现全城“四顾茫然”，沦为空城，自己家昔日的宅院和长庆禅院都沦为“瓦砾而已”，路人也是“踯蹰洒涕”。好在当年的僧人还在，使得赵毫秀顺利找到父亲埋骨处，得以在荒草中完成起灵工作，将棺木运回北京下葬。另外从墓志里可以看到，今天石景山八角一带名为“燕城宛平县崇让里”，这对于研究北京地面变迁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在经历了这一系列变迁后，赵毫秀不得不感慨和平的可贵，特别是母亲吴氏还在，活了61岁，自己也育有两女一男，其中最大的为13岁，最小的只有两岁，一家人平平安安比什么都强。
太原正在建一座壁画博物馆，等完工后会把7座当地发掘的南北朝至元代墓葬里的壁画搬迁来，进行集中展览。这里面就包括有一座2019年清理出的小井峪唐代壁画墓，墓主人名叫郭行。
《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5期发表了这座古墓的发掘简报。根据公开的墓志，原来郭行有一段很是传奇的经历——他是当初跟着唐太宗东征高句丽的战士之一。
说起来郭行还是一位长寿的老人。他出生于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死于武则天圣历三年（700年），活了整整92岁，在那个年代堪称人瑞了。所以他的墓志里用了很多武周时女皇创造的新字。比如年啦日啊月呀，都非常明显。
不过这位郭老爷子的仕途明显很不顺利。征讨高句丽回来之后，墓志里关于他的事迹直接跳到了83岁时，被“版授恒州刺史”。所谓的“版授”啊，是皇帝赐给国内耆老旧勋们虚职。像唐中宗还曾遍赐国内80岁以上的妇女为郡、县、乡君。
换言之，中间近50年，郭行都没得到什么升迁，这才让写墓志的人连添一笔凑字数都做不到。算算日子，他人生最后10年之所以能得个刺史虚衔，也是因为遇上了武则天称帝，广施恩惠的那一波福利。
比较尴尬的是，郭行的家族“太原郭氏”可是南北朝以来的大世家。像先天政变里，一把将想跳承天门自杀的唐睿宗救下来的名将郭元振，也是太原郭氏的子弟。而反观墓志里郭行一家，他曾爷爷那代还是北齐的吏部尚书，到爷爷就只做了个石州刺史，爸爸干脆没官职了，自己那么多年也没长进......实属是跌落凡尘，完成了阶级流动。
最近听说壁画博物馆的外立面正在抓紧建设，等完工之后，肯定和朋友约一波太原看展，欣赏一下这位征辽将士留下的艺术品。
**其评选标准要求符合国家文物局的报批手续，并保证发掘质量，发掘内容要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且为中国考古学科提供新的内容信息及新的认识。
我更新了近五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实在肝不动了）。并将30年的十大考古发现整理到Excel，直接戳戳链接：
以下是正文：
该遗址位于贵州贵安新区高峰镇岩孔村招果组，2016年至2020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经过5年，累计工作时长800多天的考古挖掘，该遗址遗迹、遗物非常丰富，发现51处用火遗迹、2座墓葬，大量石制品、磨制骨角器，以及和人类活动有关的动植物遗存。其中，在该遗址发现的一万多年前的磨制石器，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通体磨光石器之一。
历史价值：该遗址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用火遗存最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之一。另外，该遗址发现的一万多年前的墓葬和随葬品，也是中国南方最早的墓葬遗存和随葬行为之一。
此外，招果洞遗址也是中国目前出土磨制骨角器最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云贵高原乃至全国，都极为少见。为研究西南地区早期人类居住活动、进一步复原史前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井头山遗址是浙江省余姚市发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位于三七市镇三七市村，分布面积7000平方米，年代为公元前6300年至公元前5800年，比附近发现的河姆渡遗址早大约1000年，是宁波市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
遗址于2013年被发现，2019年进行考古发掘，出土陶器、骨器残片和动植物遗骸，其中包括大量贝壳，为中国东南沿海发现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贝丘遗址，也是浙江省内发现的首个史前贝丘遗址。
发掘成果：遗址堆积沿地下山坡分布，深度从最西端的5米到最东端的10米左右。发现遗迹多为灰坑、贮藏坑、器物加工场所等，暂未发现建筑基址。
遗址中出土的遗物可分为动植物遗存和人工制品。
在动植物遗存中，大量遗物为丢弃的海生贝壳，包括蚶、螺、牡蛎等，部分贝类被改造为劳动工具和装饰品。除此之外，还出土了大量鱼脊椎骨、橡子、桃核等果核和碳化稻米、稻壳以及部分植物种子。
遗址中出土的人工制品包括陶器、骨器、石器等。其中，陶器主要为夹砂陶，此外也有部分夹炭陶和其他陶器，器型主要为釜、罐，以圜底器为主，另有少量圈足器而没有三足器。陶器的制作方法多为泥条盘筑法，烧制火候均不高。出土的木器包括斧柄、木锹、木矛、船桨等，其中一件带孔木器中带有一根销钉，两者之间带有填充材料，可能为最早的榫卯。
遗址中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芒草编织物，包括席、筐、背篓等，其中的一件席与现代凉席非常相似。除此之外，遗址中还出土了包括斧、锤、锛等30余件石器和锥、凿、针等上百件骨器。
历史价值：井头山遗址是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已知埋深最深的史前贝丘遗址。该遗址的发现将宁波地区的人类活动史和文明发展史前推到了距今8000年前，刷新了学界对中国东南沿海史前遗址分布的认识。
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黄河南岸以南2公里、伊洛河东4公里处。遗址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780米，残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处于河洛文化中心区。
历史价值：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被专家学者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河洛古国”。
经考古勘探发掘和科学测年确认，该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考古遗存：双槐树遗址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3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还有3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围绕中心夯土祭台周边的大型墓葬。
另发现有与重要人物居住的大型建筑融合的用九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双槐树遗址连附近青台遗址的“北斗九星”大型遗迹），20多处人祭或动物祭的礼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
时庄遗址位于河南周口市淮阳区时庄村，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遗址南部是一处距今4000年-3700年的夏代早期粮仓城。
遗址包含有龙山、岳石、春秋、汉唐时期遗存，勘测面积约10万平方米，遗址南部是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的夏代早期粮仓城。区域内有各种形制的长方形、圆形遗存，分布于人工垫筑的台基之上。
历史价值：“时庄遗址”是夏代早期粮仓仓城，是我国年代最早的粮仓城。为研究中原地区早期国家的粮食管理和赋税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
徐阳墓地位于洛阳市西南伊川县鸣皋镇徐阳村。墓地发现的车马坑在其东北角或北部放置有大量马牛羊头蹄，这种习俗在中原地区此前尚未发现。经研究，考古人员认为徐阳墓地应为陆浑戎贵族墓地，车马坑应为陆浑戎国君或高级贵族墓的陪葬。
陆浑戎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强大部族，原本在我国西北，后被强制迁徙到洛阳附近；因其貮于楚国为晋国所灭，然后举族迁往巴蜀之地的游牧部落。陆浑戎曾经跟秦穆公、晋文公、楚庄王等过招。
历史价值：徐阳墓地的发现证实了陆浑戎迁伊川的历史事件，是研究中原地区少数民族迁徙和融合的重要资料。
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墓葬所在的札达盆地，地势北高南低，属山地半荒漠与荒漠地带。墓葬分布在县城以北的象泉河北岸一级台地的桑达沟沟口，并以桑达沟为界，分为东、西两区。桑达隆果墓葬是探索西藏西部早期丧葬习俗最系统的墓葬材料，按墓葬构筑方式可分为土洞墓、石丘墓两类。
历史价值：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其墓葬是探索西藏西部早期丧葬习俗最系统的墓葬材料。反映出了当时、当地先民们，有同时随葬明器、实用器两类器物的传统，以及随葬食物和毁器的习俗。
土山汉墓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区云龙山北麓，共发现三座墓葬，《水经注》等记载为“亚父冢”，俗称范增墓。一号墓规模较小，三号墓可能为废弃墓葬。二号墓位于主封土下，1977年发现至今，历经了三代考古人40余年的发掘历程。
出土器物：二号墓共出土各类遗物4800余件，其中包括发现于封土内的封泥4500余件，墓室内出土文物350余件，主要有陶器、玉石器、铜铁器等。大量西汉封泥的出土实乃全国罕见，是一批重要的封泥文字资料。主要是西汉楚国官印封泥，这是继齐国封泥后又一次重大发现，其中“内史省印”“盖溉”等为首次发现。官印封泥信息量巨大，对于研究职官制度、疆域变迁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历史价值：徐州土山二号墓是徐州迄今为止科学发掘的唯一一座东汉时期诸侯王陵墓，诸多重要发现在国内首次得以确认，填补了徐州东汉时期诸侯王陵墓研究领域的空白。
少陵原三座规格巨大、形制特殊、结构完整的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
十六国时期是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三座墓葬中出土的陶器里，罐、釜、仓、灶等造型沿袭汉风，陶俑形象又具少数民族特征，出土的碓房、水井、装满粮食颗粒的陶仓和牛车等是华夏农耕文明的体现，而墓道壁龛的穹隆顶及其顶部用四条红彩交汇，并画出圆圈则是游牧民族毡房帐篷的模拟。从形制来看，具有十六国时期墓葬形制的突出特点。
历史价值：少陵原十六国三座墓葬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的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对于研究探索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的分布、形制、结构有重要意义。
而这三座墓葬从形制、随葬器物、壁画内容、土雕建筑等方面看，均反映了五胡内迁、民族大融合时期，不同族群学习、认同、融入华夏文化的总趋势，展示出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
九层妖楼是当地人对“血渭一号大墓”的俗称，是青海都兰古墓群中最为壮观的一座墓葬，位于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察汗乌苏镇东南约10公里的热水乡。
关于这座古墓的在当地藏族人之间流传着不吉利的传说，称作为“有妖怪的高楼”。墓葬属唐代早期吐谷浑王室墓葬，也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吐谷浑墓葬。因为吐谷浑在7世纪被吐蕃灭掉，当地人可能是害怕被自己祖先灭掉吐谷浑人的仇恨而将他们称作“妖怪”的吧。
血渭一号大墓周围有许多小古墓，数量达200余穴。国际学术界把这个古墓群称作“热水墓群”。这些古墓的墓主据考基本都是吐谷浑的王室成员，可见他们也是曾经称霸一方。吐谷浑是5世纪在青海之路上活跃的贸易之民，支配着东起今四川省西至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青海之路地区，掌握了东西贸易的全部势力范围。
6世纪有一位受吐谷浑保护西行取道青海之路的北魏的使者宋云，去天竺途中撰有《宋云行记》如此记录了途径吐谷浑都城：“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度流沙，至吐谷浑国。途中甚寒，多绕风雪，飞沙走砾，举目皆满，唯吐谷浑城左右暖于余处。其国有文字，况同魏。风俗政治，多为夷法”。可见吐谷浑并不是现在当地人称为“妖怪”的野蛮民族，而是具有独特文化的民族。
出土文物：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考古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铜器、丝织品、皮革等珍贵遗物，并发现了一枚证明墓主人身份的银质印章。印章显示，墓主人是吐蕃赤德祖赞时期的吐谷浑王。
历史价值：该墓是一座木石结构的多室墓，是青藏高原发现的结构最完整、布局最清晰的高等级墓葬。墓葬保存了大量精美遗物，部分遗物工艺与装饰图案带有浓郁的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等民族风格，证明都兰地区作为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在东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枢纽作用。
磨盘村山城，位于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长安镇磨盘村，延吉市与图们市交界处，是东夏国的南京城所在地。
遗址特点：磨盘村山城依山势以石材修筑，呈不规则椭圆形。磨盘村山城周长4454米，呈不规则椭圆形，东西长1300米，南北长1200米，城墙内占地面积104万平方米，有门址4处，发掘出1座古代东夏国的大型官仓遗址。
文物遗存：磨盘村山城内有少量渤海国遗迹和大量东夏国遗迹，其中东门址、北门址、西南门址均保留有部分瓮城遗迹，城内有小城，建筑址、冶炼址、水井等遗存，发现兽面瓦当、滴水檐瓦以及箭镞、铁斧等500多件文物，多为金代所制。
城内出土有东夏国官印、“南京路勾当公事”之印、玉带饰，水晶玉鸳鸯佩饰、边刻“上京会宁县凿”的铭文铜镜、铜占卜器、铜象棋子、铜砝码以及数百枚唐、宋、金铜钱，发现了各种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生产工具，如铁斧、铁镐、铁镰、石磨盘等。
历史价值：磨盘村山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填补了东夏国遗存考古工作的空白，对探索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磨盘村山城发现的大型官仓遗址，是中国东部边疆发掘保存状况完整、建筑结构明晰、同一地点出土粮食数量较大、种属较多的一处重要遗存。
可以充分说明东夏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已相当成熟，同时也证明遗址周边的布尔哈通河谷、海兰江畔早已成为农耕之所，出土的多个粮食属种对了解当地居民的膳食结构、农业发展、经济形态的变化。
疥疙洞遗址是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罕见的、保留了距今10万—1.5万年间人类化石和丰富文化遗存的洞穴遗址，地层堆积基本连续，层位关系清楚，出土遗物性质明确。
在以往发现的有中国早期现代人化石的遗址中，包含文化遗物者极少，而疥疙洞遗址不仅出土了距今3万年左右的现代人化石，而且还发现大量用小石片制成的工具。
这些发现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小南山遗址总面积40余万平方米，发掘出土玉器总数超过200件，构成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玉文化组合。这些玉器上多见砂绳切割技术留下的弯曲条形痕迹，此为目前世界最早的发现，比中美洲同类技术早六千多年。
砂绳切割技术后来成为红山、良渚玉工的主打工艺，奠定了中华玉器文化早期蓬勃发展的技术基础。
人类世界的两大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是西方黄金、东方玉器。前者形成于六千多年前，后者迟迟未有定论。小南山遗址玉器的发现，确立了东方比西方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早熟了两三千年之久。
石峁遗址以“皇城台”为中心，内、外城以石砌城垣为周界向内拱卫，是中国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和区域政体中心。
皇城台遗迹内发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美石雕，刻有人物、神像、神兽之类图案。大型夯土高台建筑基址、气势磅礴的石砌护墙、设计精巧的城防设施以及藏玉于石、杀戮祭祀等特殊迹象，以及石雕、陶鹰、卜骨、口簧等珍贵文物，暗示着石峁城址在中国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过程中具有的区域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的双重角色。
皇城台或已具备了早期“宫城”性质，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早期宫城建筑。
经过6年的考古发掘，目前可以确认平粮台城址为正方形，城门对称分布。
该城址方正规整、中轴对称的特点，无疑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源头，在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突出价值。
发现年代最早、最为完备的陶水管排水系统也为研究早期城市的水资源管理提供了绝佳材料。发现的双轮车微距今至少4200年，将我国用车的起源至少提前了500年。
平粮台城址出士的一系列反映多元文化影响的高等级遗物，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各区域文明间交汇融合的集中体现。
西吴壁遗址经过两年的发掘研究，发掘出土的种类丰富的迪迹和遗物共同构成了冶铜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首次在中原地区揭示出已知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专业化水平最高的夏商治铜遗址，弥补了从铜矿开采到集中铸造之间所缺失的冶炼环节，填补了中国冶金考古的一个重要空白。
该遗址的冶铜业主要是为铸造业输送原料，而钢礼器和兵器等国之重器，应主要集中在国都及附近地点，从而充分表明了早期王朝国家对此种重要战略资源及其产业链的直接控制。
早峡玉矿遗址由防御区、采矿区、选料区等组成。这个玉矿使用近2000年，最早为距今4000—3700年，最晚至西汉早期。
科学检测分析显示，山西下靳遗址墓地中的玉器玉料来自于旱峡玉矿，而徐州狮子山汉墓中的玉器，部分玉料也出自同在河西走廊的径保尔草场玉矿。
一系列的证据表明，甘肃地区的透闪石玉料很早就进入甘肃以东及周边区域，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枣树林墓地的发掘填补了春秋中期曾侯的空白。
在史书中，周王分封的姬姓诸侯国是随国，而在湖北随州发现的都是曾侯墓地。此次曾侯宝的夫人芈加之墓出土的铜缶上有铭文“楚王媵随仲芈加”，表明楚王将自己的女儿芈加嫁至“随国”；而芈加又是曾侯夫人，所以，当时楚国称“曾”为“随”，曾随是一家，再一次印证了曾侯與墓铭文的记载。
此前，曾候是周文王之后还是周武王之后，在学界亦有分歧。此次在出土的编钟上发现了铭文“余文王之孙，穆侯元子，出邦于曾”等内容，说明曾侯应是文王之后，又解决了一个学术难题。
石城子遗址是东汉耿恭驻守的“疏勒城”旧址，是迄今为止新疆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年代准确可靠、形制基本完整、保存状况完好、文化特征鲜明的汉代古遗址。
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设西域都护，统辖整个西域地区军政事务，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公元75年，耿恭“以疏勒城旁有洞水可固”，引兵以拒匈奴。
石城子遗址是汉代中原王朝有效治理和管辖西域的历史见证，其考古成果对于闸释新疆自汉代开始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推进“一带一路”核心区历史文化建设等，具有重要的历更价值和现实意义。
泉沟墓地是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唐吐蕃时期壁画墓，壁画墓在青藏高原极为罕见。
绘画技法具有浓郁的唐风影响，图像内容又兼具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特色。对于探讨古代汉藏文化融合进程和青海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盛况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墓葬内设置密封的暗格，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考古史上，都没有发现过类似的先例。
暗格内有一只鎏金王冠，既有冕旒，又刻有双龙，这都显示墓主人曾经拥有极高的统治地位，推测为唐吐蕃王室成员。唐吐蕃时期，在柴达木盆地北缘地区可能设置有高级别的行政和军事建制。
“南海1号”沉船于1987年发现于广东省台山、阳江交界海域，其沉没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
“南海1号”上大量的贸易瓷器是为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外销品种，而不同文化也对中国瓷器产生了巨大影响。铁器、铜器、丝绸等手工艺制品及日常生活用品已成为输出的主要货物；大量金、银铜币，显示出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已涉及海外贸易体系当中。
“南海1号”的发现及打捞发掘工作历经近30年，见证了我国从无到有、再到成熟壮大的水下考古学科领域的发展历程。
青塘遗址是华南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典型洞穴遗址，连续的地层与文化序列揭示出环境变迁与文化演进的耦合关系，为华南乃至东南亚旧一新石器过渡阶段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把重要的标尺。
墓葬与人骨的发现对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宗教信仰、社会复杂程度、区域现代人群体质演化及扩散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丰富的文化遗存为研究华南该阶段原始聚落形态、早期陶器的出现与传播、现代人行为的特点等提供了珍贵的材料，为破译旧大陆东部现代人出现与扩散、东亚与东南亚史前文化交流、旧一新石器时代过渡过程中生计模式的转变等前沿课题提供了新的契机。
该遗址完整展示了岭南地区史前人类从流动性较强的狩猎采集社会，逐渐向定居，更多利用植物、水生生物等广谱资源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转变。
城河新石器时代进址为屈家岭一石家河文化的重要城址，面积约70万平方米。
发现的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祭祀遗存等重要遗迹丰富了屈家岭文化聚落的内涵。王家坊墓地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大型墓葬的空白，完备而独特的墓地结构与墓莽形制改写了学术界关于屈家岭文化墓养礼仪的认知。
这些发现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史前社会动荡整合的背景下，屈家岭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芦山弗遗址核心区“大山梁”的顶部，经钻探确认了至少四座相对独立而联系密切的夯土台城和高等级院落遗址。
芦山遗址是以四座台城式建筑群为核心，周边拱卫着大量普通居住地点和居址葬墓地的大型聚落，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芦山靠遗址是继神木石弗遗址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为认识龙山时代晋续高原人群流动，乃至探索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资料。
遗址核心区的多座人工台城及规整院落，似可视为中国最早宫殿或宗庙建筑的雏形，对于研究中国聚落、都邑形态演变和早期礼制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了规模宏大、布局复杂的大型聚落遗址，是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晚期的中心聚落之一，为建立伊犁河流域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是一处拥有带墓道大墓的大型晚商墓地。
该墓地应为晚商高等级方国贵族墓地，从青铜器中两种族氏铭文的差异性来看，该墓地应为“匿”族墓地。该墓地的发掘是商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不仅为“匿”族青铜器找到了归属，也填补了晋南地区晚商遗存的空白。
该考古发掘对于认识商文明的演进、晚商文化的区域类型、商王朝西部势力范围的变迁、中央对地方管控方式和国家政治地理结构等课题具有重要意义。
刘家洼东周遗址是以自然冲沟和人工壕沟相连组成的一个封闭的大型区域，是一处芮国后期的都城遗址及基地。
它发现了独特形制的乐器组合，是目前所知春秋早期墓葬出土中最高级别的乐悬制度。大墓出土的乐器组合，为我国音乐考古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出土的三栏木床遗存将我国使用床榻的历史提前到春秋早期。
这一发现填补了芮国后期历史的空白，也提供了周王室大臣采邑（地）向东周诸侯国发展演变的典型案例。不同文化传统、族系背景的居民同处一基地的现象，揭示了芮国后期民族、文化融合的真实图景。
考古工作者历经十多年，揭示了唐宋河道，发现了河道内大量的砖瓦瓷片堆积和栈桥遗迹，黄泗浦河为唐宋时期江南地区入江的主干水道之一，曾为繁华的港口。
在黄泗浦遗址发现的唐宋时期的寺院，可能与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的地点有关，是较为重要的新认识。这是目前长江下游港口型遗址的重要发现。为中外文化交流、海陆交通路线及海岸线变迁等诸多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太子城遗址是目前唯一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平面呈长方形，总面积约14万平方米。
这是迄今发掘面积最大、仅次于金代都城的高等级重要城址。此遗址很可能是金章宗夏捺钵的秦和宫。其双重城垣选址理念，主体建筑呈中轴线分布、前朝后寝的布局等对金代捺钵制度、行宫选址与营建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编号“七尺五”“四尺五”“三尺”的鸱吻分别对应城内不同等级建筑，与《营造法式》记载完全吻合，是金代官式建筑研究的重要资料。
“尚食局”款定瓷、仿汝窑青瓷、雁北地区化妆白瓷等组合的确认，极大地推进了金代宫延用瓷制度的研究。
范家堰遗址是目前国内罕见的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保存完整的宋代衙署遗址。
该遗址应为1243年南宋四川制置使余玠修筑钓鱼城时所徒的合州州治。范家堰遗址是钓鱼城的政治军事中心，符合中国传统衙署建筑规制，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山地城池特色，丰富了宋元时期城市考古的资料，为研究我国宋代城市与衙署建筑、古代园林及宋蒙（元）战争史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遗存。
遗址出土的铁雷是世界中古史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开创阶段的重要见证。
水下考古调查发现，“经远舰”舰体残骸呈上下颠倒状翻扣在海底，总体残长80米，宽12米。“经远舰”是继“致远舰”之后，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获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首次发现了北洋海军的舰铭牌，并首次明确了其材质、工艺及安装方法。经远舰是德国设计制造的装甲巡洋舰最早实例之一。
它的发现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海军发展史和世界海战史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该项目提供了浊水海洋环境里综合运用多种技术开展水下考古的成功案例，为以后大型沉舰遗址的调查、清理与展示工作提供了借鉴。
作为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完整保存着从旧石器时代到3500年前古人类生活、居住的调存，遗址内发现了旧石器一铜石并用一青铜一早期铁器时代的连续地层剖面，填补了新疆史前洞穴考古的空白。
除此之外，早期铁器和青铜时代地层堆积经浮选后得到炭化小麦等植物遗存，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距今5000年至3500年，通天洞遗址可能是新疆目前最早的铜石并用时代遗址，或许还存在一条小麦传播的通道，至于小麦的驯化野生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
系统的考古发据，基本摸清了大上清宫的分布范围、宫观建筑的格局和历史演变脉络。
目前已揭落出大上清宫核心区域上清宫中轴线以东的范围5000平方米，建筑圣址有龙虎门.玉皇股、后土殿、三清阁、三宫殿、五岳殿，天皇殿、文昌殿，明清钠平.东厢房等，周边环绕砖瑚院墙，根据文就推测主体服宇圣址的建筑年代为明代。
上清言院墙东侧揭露出两处清代圣址—紫元院和提点司井发现宋，元时期转砌地面、灰坑等遗迹，遗址内出土大量宋至清的瓦当、淘水、脊善、石栏杆等建筑材料和货币、胸瓷器等生活用具为探究大上清宫的历史沿革，研究道教考古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揭露地层关系最清晰、出土遗迹最丰富的具有皇家宫观特征的道教正一派祖庭遗址，是宗教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
遗址内发现了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遇存，包括1團疗土墙和谬沟、215座墓拜，116座房址和1座陶客，974座灰坑地大多数属于大渡口文化，空间上排列有序的房址，填补了鲁中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居住形态研究的空白。
通过对基拜的清理，取得丰富的大渡口文化中晚期埋拜和祭把材料，基邦等级分化明显，存在毁基现象，近半数基弹出士有玉器应是黄河流域一处重要的用玉中心；发现的夯土城墙和凄沟，表明焦家遗址应是目前发现的海盐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
杨官寨遗址是关中地区仰船中晚期的一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其东北部发现一处大型公共基地，发掘面积约3800平方米，共发现史前基葬343座，墓地内墓拜分布密集且无叠压打破关系，均为东西向，应经过严格的规划。
基葬形制主要有润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两类，其中偏洞室墓占基葬总数的80％以上，部分墓并附近发现疑似柱洞遗迹，推测可能是“辅”类基上建筑遗存。
这是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文化大型成人基地，本次发现的偏式墓葬属目前所知最早的同类遗存，将偏洞式墓的出现年代提前了600多年，为探索该类基异的起源与传播，以及关中地区与中国西部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影响提供了珍贵材料。
姚河塬遗址是宁夏南部泾水上游地区首次发现的处大型商周遗址。
遗址分为晚商、西周、东周三个时期，以西周为主，追布整个遗址，东周其次，晚商遗存仅零星分布。遗址分居址区、作坊区和基葬区。居址区内发现有水网、路网、壕沟、場体、灰坑等，基异区位于遗址东北部，发现墓葬、马坑、车马坑，祭祀坑50余座，包括一处特殊的刀把型马坑和分层埋葬有羊、牛、人三层牺牲的祭祀坑，值得一提的是灰坑及基异出土卜骨和卜甲计7块，共计完整刻辞35字，是迄今最西北的甲骨文发现地。
上述发现进一步显示了姚河塬遗址等级和地位的特殊，属于某一西周封国的都邑遗址，是目前西北地区发现的唯一处西周城址。
时光追溯到27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郑韩两国先后定都新郑，纵横通衢之便利成为了春秋时期中原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近两年来，位于新郑郑韩故城、一北一南分布的北城门遗址和娜国三号车马坑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栗，郑故城北短门遗址的发据揭露了春秋战国时期城门的构造以及16条春秋至明清时期道路的造向。从而印证了对题国“黑门”的记载。
同时还首次在中原地区陈周时期王城遗址中发现了战国时期带有防御体系的瓮城城墙，这在中原地区东周时期王城遗址中也是首次发现。
栎阳城是西安附近秦咸阳城、汉长安城外的第三座秦汉都城。秦献公二年，秦国都城由雍城迁至栎阳，秦末项羽三分关中，栎阳曾作为塞王司马欣的都城，汉高祖刘邦也曾一度以栎阳为都城，直至东汉以后废弃。
通过十余年的考吉工作明确了东汉帝陵巫家的基本利征.东汉帝陵封土平面为图形,墓拜为长科坡墓道“甲”字开明券基，基道为南向。
东汉陵园采用内外段园制度，内陵园是以帝后合群基为中心，周边有周垣或道路环..外段园以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为主，集中分布在内陵园的东北侧。文献中记载"石暖”“钟成”“褒殿”“园省”“园寺史舍”等陵园诺要素与考古发现初步对应。
马城遭址是近年来辽金考古的重要发现，也是边疆考古与北方民族考古的重大突破，为研究宋金时期物质文化与金代官式建筑提供了宝责的资料。
作为难得的金代考古材料，宝马城遗址虽然规模不大但填补了广义上金代城市类型的空白。
该遗址并非典型意义的城址，而是一个回字形院落遗址，院落中共有三个建筑基址，其中JZ2、JZ3号是核心建筑。考古人员自北向南对宝马城遗址内的三座建筑址进行揭露，三座建筑址排列严整有序，具有明显的金代高等级建筑特征，包括瓦当、滴水、鸱吻、兽头等在内的陶制建筑构件纹样精美。刻有“金”“癸丑”等字样的玉册残片，为该城性质的确认提供了重要的文字佐证。
宝马城遗址是近年来发掘的保存状况最好、揭露面积最大、最为重要的金代建筑遗址之一，是中原地区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国家山祭遗存，不仅是金代历史与考古的重要发现，也是边疆考古和北方民族考古的重大突破。
“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谁人能识破，买尽成都府。”谁曾想到流传于成都民间的几句民谣最终会被考古发现所证实。相传，张献忠顺岷江南下转移财物，遭明朝参将杨展伏击，战败船沉后大量财物沉于江底。
江口沉银遗址考吉发据共出水各类文物三万余件，实证了张献忠江口沉裸的传说，众多出土文物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乃至明末清初的社会历史走向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考古发据是目前国内规候最大的内水考古项目，发据过程中创新工作理念，运用了大量的新方法和新技术。本次工作中志愿者全程参与考古发据，在公众与考古之间搭建了桥梁。
遗址发掘出距今4800年、10000年和12000年3个文化层位。
遗址发现了原地埋藏的磨盘、磨棒、两面器与尖状器，出土了数件直径不足2毫米的鸵鸟蛋皮装饰品，是同时代发现最小的同类型遗物，革新了我们对万年前人类运用复杂技术能力的认识。
植物考古提取到了植物种子的遗存，意味着早在1.1万年前，先民就开始了对植物的利用。呈条带状分布的柱洞和数十处结构性火塘则揭示了居住和用火的状况。
已发现灰坑7座、用火遗迹10余处、墓葬7座、活动面两处等。出土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遗物，其中，各类型打制石制品近10万件，骨器约100件，陶片100余片。
发掘出从旧石器到新石器乃至历史时期的连续地层剖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穿越万年的完整的文化序列。
遗址中发现的完整墓葬，填补了贵州地区史前洞穴遗址中不见墓葬的空白，首次在黔中地区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年代序列。
勘探并发掘了印信台、谭家岭、三房湾等遗址。
谭家岭古城是同时期我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并出土了众多精致的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玉器；印信台遗址确定为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祭祀场所，也是长江中游地区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三房湾遗址则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专业窑场，丰富了石家河古城功能分区的内容。
该遗址的最新发掘成果刷新了我们对于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认识。
这是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烧造原始青瓷的窑址，碳十四年代测年约为公元前1700~前1500年，即夏商时期。9座依山而建的窑炉大多保存较为完好，为土洞式长条形的龙窑，与之前原始青瓷的另一起源地浙江东苕溪流域是不同的技术体系。
印纹硬陶与原始青瓷的并存，说明了东南沿海广大的印纹硬陶生产区域，从技术上讲是可以创制出带釉的原始瓷器的。区域考古调查发现在周边地区还有10余个窑址，这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区域。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据古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先后在雍都郊外置“四畤”，使这里成为国家最高等级的祭祀圣地。
这是为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而开展的一项大规模考古工作，勘探122万平方米，发掘4万余平方米，发现汉代路县故城城址及其周边千余座墓葬，填补了汉代县级城址考古的学术空白。
“夺得千峰翠色来”是唐代诗人陆龟蒙赞誉越窑秘色瓷的著名诗句。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是在哪里生产的，又是如何生产的？后司岙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通过考古首次摸清了唐五代时期最高质量越窑青瓷窑场的基本格局，确认了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基本面貌以及秘色瓷的生产工艺与兴盛过程。
它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水平，其开创的以天青色为特征的秘色瓷产品，不仅是制瓷史上的里程碑，而且影响到后代包括汝窑、南宋官窑、龙泉窑、高丽青瓷等一大批名窑生产与整个社会的审美取向。
青龙镇为上海地区最早的贸易港口，甚至日本、新罗、广南等国海船每年都要到青龙镇进行贸易。南宋时期，青龙镇还专设市舶务管理对外贸易。
考古发现了唐宋时期大量的遗迹和遗物，有隆平寺塔、房址、水井、铸造作坊等重要遗迹，基本弄清了唐宋时期青龙镇布局特征。隆平寺遗址的发掘，弄清了塔基结构和建造方法，出土了精美的文物，对于了解当时的佛塔营造技术具有很高的价值。大量瓷器，主要来自南方的各个窑口。
这些考古发现与文献相印证，确证了青龙镇是上海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为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在河津的龙门古渡发现的宋金时期的四处瓷窑址、四个制瓷作坊和四座瓷窑炉等遗迹，千余件完整或可复原的瓷器以及数以万计的瓷片，使曾经坐拥资源与交通之便利的宋金河津窑露出了真容。制瓷作坊从原料制备到装匣钵一应俱全。
作为瓷器主要品种的白瓷，在北宋时期还是以简约素雅为美，金代则多以剔花填黑彩的瓷枕为代表，国内外上千件同样类型的瓷枕精品1/10都源自这里。
通过对这一明清时期遗址的全面调查，确定当地采用“以矿就煤”的生产模式；通过对遗址中心部位冶炼平台的整体揭露，完整复原出冶炼场址的功能结构布局。
多金属一体冶炼是中国矿冶考古的首次发现，凸显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
云南省继元谋人遗址后发现的又一个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旷野遗址，为东亚地区古人类本地起源的学说提供了新的佐证，再次证明滇中高原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区域。
发现一处用火遗迹。出土石制品25153件，出土骨制品28件，木制品十多件。发现目前世界上时代最早的木制品，充分证明了人类加工使用木器的历史悠长，对探讨木器的起源、加工技术，功能演化发展等具有重大意义。
长江以北地区首次发现的大型良渚文化聚落，长江以北首次发现的随葬琼、璧等玉质礼器的高等级良者文化墓地。
突破了以往学术界认为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北不过长江的传统观点，对全面、深入研究良诸文明与良渚社会提供了新资料，填补了长江以北地区良潜文化考古发现的空白。
确认良渚古城外围存在一个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距今近5000年，是迄今所知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系统。
初步推测该系统具有防洪、运输和灌溉等多种功能。良渚水利系统作为良渚古城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
发现三种全新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首次建立起“英墩文化邀存”—“莲子湾文化遗存”—"桥山文化遗存"的基本年代框架，为构建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编年与谱系提供了重要的、关键的证据。
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包括发掘的陵水桥山、莲子湾以及三亚英墩三处遗址及在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考古调查发现的30余处史前遗址。
以英墩、桥山遗址为支点构建起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史前文化的编年谱系；桥山遗址出土的海南首座史前墓葬为研究海南先民的体质特征、DNA信息等提供支持；莲子湾、英墩遗址出土的丰富的海、陆生动物遗存为了解当时的自然环境及人类生计方式提供了重要资料。
凤雏三号夯土基址的发现丰富了凤雏建筑群的内涵，在基址庭院中发现的立石和铺石遗迹，可能为文献中记载的“社”。
殷遗民属性的“居址—墓葬区”有助于思考周原遗址的族属分布与居葬形态。周原遗址内水网系统的发现与确认，为旨在探寻聚落结构的田野作业提供了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途径。
首次较为完整地揭示了铜绿山矿冶产业链的基本情况，出土的炉渣、铜矿石和铜器为研究铜绿山矿冶生产流程和技术提供了新资料。
我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具有重大的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
1万余件（套）文物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奢华生活。数千枚竹简和近百版木牍是简牍发现史上的又一重大发现。
大量的出土文物，完整的墓园结构，高等级的建筑遗迹，鲜明的基葬特点，明确的墓地与都邑位置关系，表明墓主是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
始建于曹魏时期的太极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建中立极”的宫城正殿，其所确立的太极殿制度和宫城形制，影响了后世中国及东亚地区上千年的宫室制度以及建筑格局，开创了中国及东亚古代都城布局的一个新时代。
清理辽代大型墓葬两座（编号M1，M2），M2许多文物与辽陈国公主墓出土遗物相似，但制作更为考究，工艺更臻完美，属辽代文物之珍。
发掘2座辽代墓葬，应同属一个家族墓地。通过出土墓志可知M2墓主人为辽圣宗妃，其家族在辽代九帝中共出过四位皇后，是辽代外戚最为显赫的一支。
这是辽代贵妃墓葬的首次发现。随葬品丰富，做工讲究、工艺完美，多为辽代文物之珍。墓葬资料对辽代家族谱系关系有极大的补充作用，同时为辽史研究起到了补阙作用。
首次大规模系统开展的近现代水下考古工作，开启了中国水下考古的新篇章。
历经三个年度的考古工作，在深达24米的海底找到一艘钢铁沉舰，确认为清北洋水师的致远舰，为中国近代史、甲午海战和世界舰船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并有助于推进我国领海范围内近代钢铁沉舰的文物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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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看到这里是不是看出点味道来了？
首先，石家-遇村遗址在西周早期建立的时候出现了非常鲜明的殷商文化因素，从该遗址地处庆阳泾水上游的地理位置上看，这里的主流居民应当是周公旦平定三监之乱后从殷商故地迁徙至此，为周王朝戍守北部边疆的殷商遗民。
第二，在遗址第二期，即两周之际到春秋早期，遗址的主体文化已经成功地演变为了周文化，这可能意味着那些被迁徙的殷商遗民经过两百多年的同化之后，已经认同了周文化，成为了精神上的周人。
与此同时，在整个遗址中，还出现了鲜明的草原文化因素。我们知道，两周之变，犬戎入侵是最重要的因素，幽王在征讨申国（应当也在庆阳地区）时被申国联合犬戎反杀，造成了周王朝“二王并立”的局面，最后，周平王为“辟戎寇”，东迁于成周洛邑，周王朝的龙兴之地关中平原被周平王以““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的空头支票送给了秦人。
遇村遗址所在的庆阳地区本就是周戎对峙的前线，在此时出现了草原文化因素正与这段历史相符。尤其是在石家墓地，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不少春秋时期的“毁墓”痕迹，从侧面表现了当时局势的凶险。
然而，在遗址的第三期，“除周文化占主体外，秦文化因素特征明显”，这说明什么？
说明在戎人上百年的侵袭之下，这座被周王室抛弃的据点仍然矗立着，在戎人的海洋包围之下，仍然以周文化为其主体，石家-遇村孤悬深山，竟然顽强地坚持了下来。
我们还注意到第三期，秦文化因素开始出现，这或许与《史记》中记录的“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有关。
虽然新闻并没有提到遇村遗址先周时期的文化属性，但是从其地理位置近于旬邑（即豳地）来看，很有可能属于先周文化，假若如此的话，则石家-遇村的历史意义还会更加重要。
做一下延伸的话，石家-遇村大概告诉了我们这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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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彬的话可能有夸大其词，但是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总不可能陇右那群人要造反然后唐彬故意说他们不想反吧？什么？你说那是因为司马昭大军在这儿所以他们不敢反，那请问大军走了以后呢？有人反吗？秃发树机能反叛的时候有邓艾旧部跟着反吗？也没有吧？邓艾这么多的同事下属里面才几个申冤的？占比多大？刘虞边让死后一堆人给他报仇的，邓艾有没有人给他报仇呢？
至于杜预的话，未必就是因为和关系好才给邓艾说话，可能纯粹是因为看不惯邓艾被冤枉。
如果陇右想反却不敢立马反，那唐彬应该跟司马昭说需要留兵留将（而且还要是可靠的将帅）长期镇守才是；应该和司马昭说要提防陇右造反才是。为了讨好上司却隐瞒实情，要是出了事可是得不偿失啊！
再来从一个细节窥探一下邓艾对待手下是什么态度吧。
《三国志邓艾传》:使於绵竹筑台以为京观，用彰战功。士卒死事者，皆与蜀兵同共埋藏。
人家为国捐躯视死如归，你倒好，连场像样的葬礼都没给人家，反而把手下的士兵和绵竹战死的蜀兵一同筑了京观，可见你邓艾也没多尊重士兵嘛，感觉这能和唐彬说的邓艾平时不尊重身份低微的人对得上嘛。
还有一条记载非常微妙，不知道是否和唐彬说的话对得上？
《三国志董允传》:及邓艾至蜀，闻（黄）皓奸险，收闭，将杀之，而皓厚赂艾左右，得免。
也不知道邓艾的左右给邓艾说了什么话让邓艾放过了黄皓，不知道能否和唐彬说的“顺从者谓为见事”对得上？而邓艾任用这种受贿的人本身也能说明一些问题，要是诸葛亮这一类型的人会用这种贪污受贿阿谀奉承之人吗？毕竟诸葛亮“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呢。
总说唐彬无中生有，我看未必。
至于有人说由于邓艾很多事亲力亲为所以不会御下严苛，这未必吧？亲力亲为和御下严苛不矛盾的，给你们一条史料参考吧。
《陈书程灵洗传》:灵洗性严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军法诛之，造次之间，便加捶挞，而号令分明，与士卒同甘苦，众亦以此依附。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于水陆所宜，刈获早晚，虽老农不能及也。伎妾无游手，并督之纺绩。至于散用赀财，亦弗俭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