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看完43集的《觉醒年代》，意犹未尽，思绪万千。这部电视剧，主要呈现的是1915-1921年期间中国社会的历史风貌以及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历程、探寻之路，讲述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诞生，即“建党前史”。这种呈现和讲述角度别致，令人耳目一新，成为《觉醒年代》“叫好”又“叫座”的重要因素。
《新青年》由陈独秀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其创办的初衷，用陈独秀本人的话来说，就是“要为中国寻找一个真理，一条道路”，“创办一份杂志，作为唤醒国人政治觉悟和伦理觉悟的号角。我向各位保证，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会为之改观。”
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为《青年杂志》所作的创刊词《敬告青年》打开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青年学子的眼界，激励他们循着新文化运动的思路开始探索思考。
伴随着当时的时代洪流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五四运动的开展，陈独秀和李大钊，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洗礼，并希望能从中找到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最终与坚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胡适分道扬镳。
1920年《新青年》随陈独秀迁回上海，当年底，陈独秀赴广东主持教育工作，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者）接任主编。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一度成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
《觉醒年代》就是这样以《新青年》的创刊发展为线索、沿着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样的事件轴，一步一步揭示了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如何从怀揣启蒙思想到思考改造社会、救亡图存，到直接行动、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展现了这个有纲领、有组织、有信仰的政党的产生过程。
德国诗人海涅曾写到，“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再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觉醒年代》的叙事线索，而其内在核心则在于思想的力量、觉醒的过程。这种觉醒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思想的觉醒，主要体现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从引领新文化运动、领导五四运动、探寻救亡之道，到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如果如果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道路其实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艰辛探索、严肃思考之后的必然选择。思想启蒙犹如冲破重重黑暗的亮光，给古老的中国带来新生的希望。今天，对国家命运的严肃性思考、对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思想性责任，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思考题和必答题。
二是新人的觉醒。新文化运动主要目的在于启发民智，这一目的的实现首先体现在青年学生的觉醒与成长上。赵世炎、邓中夏、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等青年学生在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的启蒙、感召下，认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感受到民族救亡的危机，并逐步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当然，这种觉醒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反复的思考比较、甚至是实验实践的。延年乔年弟兄因信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联合13个人成立了北京工读互助社第一实验小组，最终失败。毛泽东也曾更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温和改良，后来发现终是走不通。
通过思考、比较和实践，最终才坚定了选择，《觉醒年代》对青年人的刻画使我们深切感知到人的转变是如何具体而细微的，因为一代人的觉醒，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才成为了中国的道路。
三是普罗大众的觉醒。五四运动过程中，李大钊和陈独秀意识到，“我们必须要让民众直接出来解决问题，光靠我们学生不行，我们必须要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我们的任务，是要用它（指五四运动中学生被抓捕）引爆整个中国，让全国各行各业都要行动起来，让他们直接参与到改造整个社会的斗争中来，唯此，中国才有希望。”后来，也的确是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三罢”的压力之下，北洋政府才没有强硬命令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由于李大钊和赵世炎、邓中夏等人的宣传启发，以长辛店工人为代表的普通民众正在觉醒，这个觉醒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必将在未来的中国革命过程产生惊天动地的影响。
这些人物都曾反复出现在教科书中，这次带着鲜明的个性一起走向观众。陈独秀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主角，热情、坚决、豁达，天生的领袖型人物。《觉醒年代》不仅正面呈现了陈独秀的革命先锋形象，更还原了他的立体性与丰富性。比如他对于延年乔年弟兄的严格要求与心心挂念、强硬的表面与柔软的内心互为映衬，他与北大同事、《新青年》同人相处中的“封建大家长”作派时常引起他人的不满，等等。这样的“人设”拉近了领袖型、名流型人物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也更为可信可亲，于和伟的演绎也非常到位，令人物增色不少。其他如蔡元培的包容坚定、延年乔年弟兄的坚毅勇敢、毛泽东周恩来的初露峥嵘、汪大燮的正直多智，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值得一说的还有辜鸿铭，刚开始是处于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果真是稍稍熟悉现代文学史的人脑海中的形象：头戴“瓜皮”小帽，帽下拖着一根又细又长的辫子，辫子在青黑色长袍后一摇一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决拥挤者，辜鸿铭在新文化运动中站在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对面，质疑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资格、嘲笑胡适的美式英语为“下等人”发音，日常出行还带着两个仆人，发言讲课中动辄停下来慢悠悠地吸烟、嗽口，摆足了谱儿，十足的反面形象。但后来，他拿出看家本领认真上课，赢得了学生的喜爱；在克德莱被解聘事件谈判中，又是辜鸿铭引经据典驳斥了朱尔典等人；在一些政客想利用他与陈独秀的观点分歧而打击后者时，辜鸿铭、刘师培等复古派都选择了傲然拒绝，显现了传统的文人风骨。
如此，《觉醒年代》中的人物不再扁平化地停留在历史书上、更不是非白即黑的，而是一个个走进生活化场景，立体丰满、有血有肉、真实可信。
《觉醒年代》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点剧目，从标题和简介上看，这似乎是一部没有什么发挥空间的标准命题作文，剧中的时代背景、历史事件和主要角色都已经被从各个角度演绎过多次。在这种情况下，《觉醒年代》另辟蹊径，以认真的态度、丰富的电视表现手法和精良的制作突围成功，殊为可贵，特别是写意与象征手法的运用，时有出现，很能以小见大，让人心头一动。
比如，鲁迅先生的出场：闹市街口，押解罪犯的军官，围观斩首的人群，刽子手手起刀落，年轻的生命终结。老百姓争先恐后地给监斩的士兵递上铜板，好获取新鲜的人血馒头救治家人，嘴里还念叨着“蘸血要趁热”，俨然是把鲁迅先生的小说《药》作了微缩呈现，令人不禁莞尔。
再比如陈独秀在北京的住所，也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箭杆胡同9号外面的道路，一直都是泥泞不堪，每每令经过此地的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延年乔年等不得不小心谨慎，再加上时常出没的盯梢，可见陈独秀和《新青年》所处的环境之恶劣。而陈独秀在家门口送别醉酒的胡适时，为其投砖铺路，并嘱其“道路泥泞、小心脚下”，言近旨远、语意双关。
其他如人物服装上的铜质纽扣、远处一闪而过的电灯开关、鲁迅家中的两棵枣树……众多细节展现剧组对细节的重视与把控。
《觉醒年代》还很重视“大真实”与“小写意”相结合。所谓“大真实”，是指该剧所涉及的事件真实、场景真实、历史真实，无论作为人物的陈独秀、李大钊，作为事件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还是作为场景的北大“小红楼”，都是真实存在过的，而民国时期北京街道上的骆驼、人物演讲时的蚂蚁，以及鲁迅出场时人群中的那只笼中鸟，这些在关键节点出现的动物镜头，则是创作团队有意创作的“小写意”。
这些画面一方面可以丰富视听语言，在叙事策略上拓展故事维度；另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意向的指示存在，是对主人公心理和状态的隐喻，也是对当时社会状况的象征，至于观众的理解，则是“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