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梗”的过程，一般是先告诉客户自己要到香港总公司出差，然后，过上10天左右，“开枪”，告诉客户，有一个内线投资的机会。
“开枪”是整个骗局的最关键处，大家都很谨慎，仅公司总结的《开枪注意事项》便有近万字的篇幅。
2010年10月，无名的组长慕容开始“铺梗”、“开枪”，一切都很顺利。这是无名参与并做成功的第一个“客户”。这个案例被慕容作为经典案例让小组成员学习，所以，无名知道这个客户叫阿菲，以及阿菲的所有资料。
披着嫁衣的骗局︱逃亡后的恐惧
2010年11月15日，慕容消失后的第二天，阿菲通过香港某证券公司得知，该公司在澳门没有分公司。这原来是一场骗局。
阿菲在比利时报了案，但警方的答复是，诈骗团伙不在比利时境内，建议她去中国香港报案。
无名是在第三次外出为公司取“赃款”的时候逃跑的，汇款来自一位在英国的中国女孩。“这笔钱有3000美金，但是我没取，我已经通知她早点收回去”，无名对阿菲说，“他们肯定以为是我拿了这笔钱，被他们抓到我会死得很惨”。
无名说，他会坐第二天一早的火车离开这个城市。虽然很想家，但是不会回家。自从离开家后，妈妈开始四处找自己，后来在马路上被车撞倒了，至今还躺在床上。自己已经没脸回家了。但一时之间，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些什么。或许要找个工作，先活下来。
无名说，公司很大一部分最基层的员工都是被骗进去的。平时吃住行，都有人看守。有一部分人很想逃出来，但因为分散在不同的房间，没办法互相帮助。无名逃跑时，有几个人为他凑了500元钱。
无名甚至想过再回去当卧底，去解救那些同伴。但很快，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说，自己把英国女孩那笔生意搞黄了，回去的话，他们是不会放过自己的。
逃跑后，无名到当地公安局报案，得到的答复是，他本人参与行骗，而且不是被害者本人，无法立案。
凌晨5点，在网络的另一端，狼狈而疲倦的无名在疯狂地打字，但速度越来越慢。他对阿菲说，自己好困，好久没有睡个好觉了，真想找个地方睡个三天三夜。
在阿菲看来，无名是可以被原谅的。虽然在“狼窝”中待了8个月，但当他逃出时，依然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保留着一种对罪恶的羞耻感。
跨国网恋组织病毒式扩张
随着婚恋网站的增多以及网络通讯工具的普及，这种组织严密、日趋专业化的网恋组织像流毒一般蔓延开来。
师傅在台湾
刘林(化名)曾在中部某城市被骗入一家网恋组织工作。他在寻找到第一个“客户”时，被对方的真情感动，迷途知返，逃了出来。
据刘林介绍，自己所在的那家公司，老板将成员分成了10个组，每个小组有10个组员，分饰投资公司的不同角色。一线为“业务员”，二线为“处长”，三线为“组长指导”或“组长”。另外，还有机动人员来扮演投资公司的客服小姐，或是金融管理机构人员。
对于行骗的目标对象，无名所在的公司明确规定，25岁到33岁之间，最好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女性。阿菲气愤地问：“学生也不放过？”无名回答说：“他们说，就算本人没钱，家里和朋友也会有钱。”
据福建省一位曾破获当地网络婚恋诈骗案件的警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由于行骗对象都是有一定文化水平而且素质较高的女性，所以，这就要求行骗者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和谈吐。从事这一行的大多是“80后”、“90后”，对网络有一定的了解，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其中不乏大学生。
然而，一位学历不高的行骗者表示，他和一位在日本的中国女孩“交往”时，每次聊天，一般都把百度的页面打开，以便随时查询一些词汇和知识。
据知情人士介绍，这些网恋组织一般是流窜作业，通常在某个城市的偏僻地区租上房子，待上两个月后再转战其他地方。而团伙中的基层人员，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城市。
尽管他们可能身处中国内地某一个小县城，但他们的手机号码可显示为香港或是澳门的号码。一位负责刑事侦查的警官告诉记者，在网络上，一个小小的软件就可以使IP地址显示为自己想要的城市，来电显示也是同样道理，这在电信诈骗中运用得非常普遍。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网恋组织的老板大多来自台湾或是香港，因为必须有人在中国香港或是亚洲其他国家来接款和汇款，这种资源不是一般人能掌握的。
一位在福建省漳州市从事刑事侦查的警官告诉记者，在漳州市漳浦县，聚集着大大小小上百个网恋组织，有上千人参与。近年来，他只接到过四五起网络交友诈骗的案件，但据他了解，更多的案件是外地报警，需要他们在当地进行协查。
“就是这样一种分支扩张的形式，导致网络婚恋诈骗向外蔓延，从事的人越来越多。”该警官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刘林是被朋友介绍进网恋组织的，朋友说，这是家从事电梯生意的公司，他的工作是电梯销售员。据刘林说，公司还经常打着投资理财公司的旗号到人才市场进行公开招聘。
据刘林介绍，一般来讲，老板拿得最多，为被骗资金的55%；处长和聊手等具体操作人员提取35%，聊手第一次得手可以提取15%作为奖励，之后每得手一笔提取的比例是5%，其余都归处长；而负责从终端提钱的被称为“车手”，可以拿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