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周，WePhone创始人苏享茂因被前妻要挟、索要巨额赔偿而绝望自引发了全民热议杀。不论真相如何，这个在网络上疯狂传播的故事戳中了男人对婚姻最大的恐惧，那就是被所谓的“狐狸精”、“拜金女”所迷惑，最后落得人财两空的下场。“直男癌”和“拜金女”作为当代婚姻爱情中的典型人设，永远能够激发洪水一般的话题和骂战。但事实上，无论是“直男癌”还是“拜金女”，都是男权社会的产物，都反映了在传统婚恋模式和性别角色的支配下，男性和女性所要承担的高风险和必须忍耐的不自由。面对这两起悲剧，男女两性之间与其互相指责，彼此污名，不如一起反思男权社会的弊端，寻求一种更平等、更自由、更多元的生活可能。
而在陈亚亚看来，婚恋中的男性被女性欺骗，失去大量钱财甚至生命，是一个更有利于男性的社会体制对男性的反噬，因为行骗者利用的，正是传统婚恋观念和模式中的性别角色定位。首先，传统婚恋观认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对婚恋对象的选择存在强烈的年龄焦虑，被这种焦虑支配的人，遇到看似符合主流标准的结婚对象时就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生怕错过之后再也找不到，这是一种患得患失的心态。
其次，对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男人负责赚钱，女人负责经营家庭（包括情感，也包括育儿）。于是男性用来欺骗女性的方式，多是谎称要发展事业，需要女方支持；而女性用来欺骗男性的方式，则主要基于“郎才女貌”的设定，通过彩礼、聘金等风俗，或者“男人为女儿花多少钱就代表多爱她”这类恋爱法则。而在整个事件中，苏享茂之所以获得了一边倒的同情，而翟欣欣却成为众矢之的，究其原因，在于苏完全符合（甚至超出了）人们对传统婚恋模式中男性角色的期待和想象——他一掷千金，很好地履行了男性的婚恋中的“责任”，而翟却没有回报给他一个温馨的家庭，没当好贤妻良母——“这么好的丈夫都不肯珍惜，反而要置对方于死地，她肯定是个诈骗犯”，这是“吃瓜群众”的逻辑。
但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整件事的吊诡之处在于，人们愤怒的根源，正是骗局得以频频成功的基础。而要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就得从根本上破除这种对婚恋的错误认识。如果能够认识到婚恋中两个人的关系是平等的，不应建立在财色交易或者学历背景的匹配，而应建立在双方有共同兴趣爱好、价值观的基础上，充分了解之后再走进婚姻，那么就大大减少了被骗的可能性。
目前，我国婚姻登记制度还存在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婚姻登记信息查询程序繁琐，二是户口本信息变更不同步，也就是说，婚姻和户籍分属民政和公安两个部门管理，结婚或离婚后，除非当事人主动拿着户口本到派出所进行婚姻状况的变更，否则户口本上的婚姻状况不会自动变更。而翟欣欣就并没有在第一次离婚后去派出所变更自己的婚姻状况，因此世纪佳缘仅根据她的户口信息无法判断她的婚姻状况。
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问世15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刊文探讨了今天的劳动、消费状况，以及在今天阅读《资本论》的意义。
而大多数城市里的打工者，却只拿着四千元左右的月工资，只能靠加班、主动提高工作强度来增收，有些没有加班机会和绩效工资的行业，月收入甚至比最低工资高不了多少，但同样有大批“缺乏竞争力”的工人抢着从事。而从事采掘矿石、加工材料、建造大楼桥梁等职业的工人还要承受工伤、尘肺、振动病等风险。对于他们来说，在城市贷款买房连想都不会想，城中村或地下室的租金涨幅就已经足够他们忧虑。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攒钱回家盖房，或者做些小本生意，然而在高消费的大城市，四千元的月薪并不会有多少盈余。也有一些大龄工人选择在城市结婚安家，领养老金，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农村的低成本生活成为了过去，而未来的城市生活则前途未卜。
如果说新世纪的劳动状况是“工资越来越难挣、上班越来越累、工作越来越不稳定”，那么新世纪的消费者所要面对的现实则是“需要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住房、医疗、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而想要负担得起这些成本，往往需要贷款借钱。从统计数据上看，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在增长，然而，不断增长的工资并没有让我们觉得生活变得越来越容易，这背后有着十分必然的逻辑。当雇主不得不给劳动者支付更高的工资，企业在生产环节能赚取的利润自然下滑。而迫使劳动者增加消费、让他们把工资在消费环节重新“吐”出来，则是应对利润下滑的高明手段。鼓励消费者借钱消费，再用工资来偿还本息，盈利效果就会更好。
而吊诡的是，分明我们每个人都被辛苦而不稳定的工作绑架，每个人都不得不支付高昂的生活开支，但我们并没有命运相同、同仇敌忾的感觉。不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消费场域，人和人的距离都变得越来越远。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相同的，但每个人的体验却是碎片化的、割裂的。
在150年前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为了无限制地积累，必然会催生出一系列的危机与矛盾，面对这些危机和矛盾，资本会不断地调整和变换积累的主导逻辑和形式，从危机中恢复并继续积累，制造更大的矛盾，直到它的掘墓人将它摧毁。而到了今天，我们或许可以说，资本已经没有一个单一的“主导逻辑”，今天的资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种多样的积累，利用它可以利用的所有环节，进入它能够进入的一切空间，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用来剥削和掠夺的机会。换言之，今天资本的主导逻辑，就是多线齐发，就是多元化。
多元的资本积累形式，在劳动者之间塑造了极为不同的生命体验，使他们很难意识到彼此之间面对的困难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更难广泛地组织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确进入了一个后现代社会：一元的本体已经不存在了，一切都是多元的。多元大大增加了撕裂和碎片化的可能性，阻碍了劳动者对资本积累的一致反抗。这是今天的资本为我们抛出的最大的难题之一。而或许在今天重读《资本论》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它不断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超越眼前各不相同的具体处境，看到背后更大的、一致的结构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