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上海婚姻调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在这份对离婚人士进行的抽样调查中，共有七十多种因素被指称导致离婚，其中包括性格或感情不合、家庭暴力、家庭经济纠纷、性生活不合谐、“第三者”插足等，但40%以上的离婚人士一致认为，配偶的婚外性行为使他们深受伤害并直接导致婚姻破裂，高居离婚率首位。
按照传统观点，在婚外恋导致离婚的案例中，女性一般都是以受伤害的被动形象出现。然而调查却发现，上海人中发生婚外恋情的，女性的比例远高于男性。同时，这些发生婚外私情者，绝大多数是生活条件平实朴素的普通市民，而不是往往被称为“有钱就变坏”的款爷富婆。
在各个年龄段中间，80后的婚姻幸福感最强，感到“婚姻幸福”的比例超过八成。但是80后的婚姻稳定性却不高。这群更加尊重自我的独生子女一代引领了中国人婚姻“高质量、低稳定”的新动向。
在幸福婚姻的诸要素中，收入、孩子、性生活最受重视。对80后而言，性生活更是提到了孩子之前。与其他年龄段的受访者相比，80后的婚内性生活满意度最高，六成六的人感到“”。
2010年10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中国人婚姻及性幸福”调查。调查对样本特征进行了控制，受访者全部为已婚（包括离婚）人士，男女比例相当，东中西部地区分布均匀。受访者的年龄分布为80后、70后、60后及50后分别约占四成、三成、二成及一成。婚龄分布为7年及以下、7至15年、15年以上分别约占五成、二成和三成。
调查还选出了已婚人士心中“中国最容易滋生外遇的十座城”，上海、北京、深圳分列前三。“最容易发生外遇的十种职业”前三位则由艺人、导演、秘书摘得。
80后婚姻幸福感最强稳定性却低
分析80后的离婚案例，发现冲动结婚、理性离婚成了他们的鲜明特点。梅子和雪峰就是这样一对冲动分子。他们认识不久，便经历了梅子母亲的病故。在梅子人生的低谷，雪峰给了她温暖的陪伴，令她感到这是她一生可以倚靠的人。但婚后的生活并不如意，他们在买房、买菜等一系列大事小情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她总是哭，说想她妈，哭得人心烦。”雪峰说，“可能之前，我们彼此之间的了解还是太少。”2010年10月9日，他们选择了这个“有一点缺憾”的日子，离婚。
80后的婚姻幸福感高，婚姻的稳定性却低，这其实并不矛盾。“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婚姻有些是低质量、高稳定的。现在年轻人的观念变了，他们对婚姻的期望值比较高，如果对婚姻不满意就想提出离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杨大文曾对媒体表示。
2010年10月10日是个“三连十”的好日子，据统计北京这一天有一万多对新人登记结婚。其中80后占了绝大多数。随着80后夫妻在已婚人群中的比重逐年增加，这群更加尊重自我的独生子女一代也在逐渐改变着中国人的婚姻状态，“高质量、低稳定”成为中国人婚姻的新动向。
收入、孩子、性生活最受重视
猜疑、冷淡、指责最感恐惧
幸福婚姻需要具备哪些要素？本次调查显示，适当的收入、健康可爱的孩子、和谐的性生活、相互忠诚、婆媳和平相处这五个要素最受重视。对已婚80后而言，这五个要素同样最受重视，只是次序有所不同，和谐的性生活和相互忠诚位置提到健康可爱的孩子之前。
无论对哪个年龄段的夫妻而言，适当的收入都是生活继续下去的基础。尤其在房价飞涨、互信下降的今天，年轻人的婚姻观更加倾向于实实在在的物质。甚至有炫富者将票子、车子、房子作为增加性吸引力的资本，媚富者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
不过也有反抗者，比如裸婚族。“裸婚”就是无房无车单纯因为相爱而结婚，这个概念为大城市的80后而生。“十一”长假前后，北京上演了一出小剧场话剧就叫《裸婚纪》，讲的是一对身在北京的恋人，尽管彼此相爱多年，但到了结婚的节骨眼上，房子、车子、工作、户口等一连串问题如潜藏的地雷一般逐个“爆炸”，最后面对“裸婚”的事实，两人难以抉择何去何从。
据说很多人看完该剧都很沮丧。“我希望在《裸婚纪》里看到积极乐观的力量，但很遗憾，这个戏让我感到沉痛。”未婚80后“飞猫”说，“我感觉‘裸婚’在状态上有点像‘私奔’，两人拎个包袱就住一块了，起初以为有感情就有面包，最后才知道没有面包感情还不如白开水。”
对于正在面临婚姻问题的80后而言，“裸婚”究竟是一个幸福的选择，还是一种无奈的自嘲？《裸婚纪》的主题歌叫《不结婚就是耍流氓》，里面有句歌词是：“就让我们都结婚吧，房价太高我们就不买，如果所有人都不买，房价迟早会跌下来。”歌手唱到这儿的时候自己都笑了。
经济基础之外，调查也显示，孩子被大多数人视为决定婚姻品质的要素，总体排名第二。对于80后夫妻而言，由于很多人婚龄较短尚未生育因而将孩子问题摆在性生活和相互忠诚之后，但也排在第四，婆媳关系之前。这个结果也从旁说明丁克家庭在中国没有群众基础。
幸福的婚姻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隐藏在婚姻中的杀手有很多，受访已婚人士选出最严重的五个是：猜疑、冷淡、指责、把离婚挂在嘴上，以及在外人面前不给对方面子。
猜疑被选为幸福婚姻的头号杀手。猜疑是对信任的瓦解，没有信任的婚姻是危险的。
“嗨，我都懒得猜疑他，爱咋咋地。”何莉没心没肺地说。她跟老公结婚6年，目前的婚姻状态用何莉的话说是“双冷淡”，他们不吵架、少说话，对对方的圈子不闻不问，他们上一次，据何莉回忆是在2009年冬天的时候。
“我觉得冷淡比什么都可怕。我们的婚姻好像僵尸。”何莉说。不过她还不想离婚。“我对离婚也是挺恐惧的。我害怕后悔。我担心离婚之后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男人。”
婚姻幸福对一个人的幸福感有多重要？调查显示，相对于健康、事业、收入等因素，有逾六成受访者认为婚姻幸福占到其总体幸福感的50％以上，五分之一的受访者选择占到70％以上。
80后最“”
六成六对婚内性生活感到“满意”
现代中国人一改往日的羞涩，将“和谐的性生活”提到了“最看重的幸福婚姻五要素”榜上NO.3的位置，对于80后已婚人士而言，该项更提升了一个位次，居第二。
和其他年龄段的受访者相比，80后更看重性生活，其实际的“”感也最高。调查显示，在80后已婚人群中，对婚内性生活感到“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总计达到66.1％，即六成六的人感到“”。
对于衡量“”感的重要指标――性生活的频率，80后的表现也明显强于其他年龄段的受访者。近九成80后已婚者表示一周至少有一次性生活。而在70后已婚者中，这个比例降到七成七。到了60后，更是降到六成八。
80后婚内最“”，在“婚外”和“婚外恋”方面则表现出了相对的保守。在60后、70后、80后三个受访群体中，本次调查显示，80后“有过”婚外的比例最低（4.9％），60后最高（6.1％）。对于配偶的婚外，80后持“绝不容忍”态度的比例最高（72.9％），60后最低（65.7％）。“如果真的碰到心仪的对象，也敢于对婚外恋说‘不’”的比例，80后也为最高（82.9％），60后为最低（79.3％）。可见对于“婚外和婚外恋”，80后较其他两个年龄段的受访者来说，是更为排斥的。
“我觉得大家对80后有偏见，总觉得我们在性的问题上更开放更大胆更无所谓，所以认为我们在外遇问题上也应当冲在最前面。其实就我个人的观察，和60后、70后相比，在我们台里，80后保守的反倒多。”在电视台工作的顾小萌说，“这个原因可能是，我们从来没有被压抑过，不需要从婚外找寄托。”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绥铭的研究，也提醒大家注意婚外与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他对于中国人性关系的调查显示，就婚外发生的可能性而言，富人是穷人的6.1倍。这一结果表明，婚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炫耀性消费”。从这个角度看，有一定财富积累的60后和70后确实比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的80后更具有婚外性消费的资本。
本次调查中，16％的人“婚姻遭遇过婚外或婚外恋引起的风波”。对于80后群体而言，遭遇该风波的比例要低于这个平均值，为15％。
出轨/外遇成离婚三大诱因之一
“把离婚挂在嘴上”被选为“幸福婚姻的隐形杀手”之一，但或许“把离婚藏在心里”更加可怕。本次调查发现，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受访者，时不时地会在脑子里闪现要跟另一半离婚的念头。在他们心中，引起离婚念头的三大理由是：不是理想的婚姻状态、家庭财务问题，以及出轨/外遇。其中，选择出轨/外遇的受访者，接近三成。
出轨/外遇越来越成为现代中国人婚姻的严重威胁。北京市海淀法院对2009年1月至10月的2764宗离婚案件进行分析发现，在高知家庭（夫妻双方均是本科及以上学历）离婚案中，六成是因为“第三者”而出现婚姻破裂。且出轨的对象，四成左右是朝夕相处的同事或合作伙伴。
前不久，民政部公布了2010年二季度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季度，几乎每天有近5000对夫妻办理离婚登记。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离婚人数和离婚率就一直是上升趋势，最近10年增速更为明显。其中，出轨/外遇导致的离婚数量快速增加。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流动性增加、社会交往的扩大、文化娱乐场所遍地开花，使两性间相互结识和沟通的机会增加分不开。
〔关键词〕中学生；未来取向，调查
一、青少年未来取向调查的意义
教育部所出台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中也明确指出，高中年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主要内容包括：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自我意识，树立人生理想和信念，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掌握学习策略，开发学习潜能，提高学习效率；……正确对待和异性同伴的交往，知道友谊和爱情的界限；在充分了解自己的兴趣、能力、性格、特长和社会需要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职业志向，培养职业道德意识，进行升学就业的选择和准备，培养担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根据上述分析讨论，针对当前青少年未来取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社会与个体的发展需求等，本论文的研究主要是以发达城市的高一年级学生为被试，初步了解高中生未来取向的特点，为青少年未来取向的发展与培养提供相应的实证研究的支持与参考。
二、有关“青少年未来取向问卷”的简介
既往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各领域探索项目间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数分别为0.54（教育）、0.67（职业）、0.77（婚姻/家庭），投入项目间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数分别为0.61（教育）、0.53（职业）、0.64（婚姻/家庭）；内归因维度项目间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数分别为0.47（教育）、0.58（职业），0.64（婚姻/家庭）。外归因维度项目间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数分别为0.62（教育）、0.65（职业）、0.68（婚姻/家庭）。情感体验维度项目间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数分别为0.84（教育）、0.86（职业）、0.90（婚姻/家庭）。
三、高中生“未来取向”发展的现状
（一）对未来所提及的目标和担忧
问卷的第一部分是让被试写下自己关于未来的目标、愿望和担忧的事情以及认为目标实现的年龄和担忧的事情成为现实的年龄。根据被试所提及的目标，以及文献关于目标和担忧的分类将内容分为12类，具体如下。
1.教育：如升学，自己对将来学业、受教育的规划，毕业等；
2.学习与学习生活：其中一类为学习成绩、学习方法、学习态度、学业情绪等，另一类为学习阶段的社会性活动，参加社会实践、入党、竞选班干部等；
3.工作/职业：将来想从事的工作，以及为工作所做的准备；
4.婚姻/子女：自己将来的家庭状况、子女的发展等；
5.休闲/娱乐：如旅游、课余兴趣、爱好等；
6.人际关系：有与长辈、朋友、同事等的普通交往，有与异性的交往，有师生关系，有亲子关系等；
7.自我：身体健康和安全、身体自我、心理健康状况；
8.家庭安康：如家庭和睦、亲人安康等；
9.财富：个人今后的收入及资金的收入支出；
10.一般性问题：比较概括、笼统的描述；
11.社会与政治问题：世界或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等问题；
12.其他。
经过对相对频数的统计发现，总体而言，青少年最经常提及的担忧的事情为未来的受教育情况（23.91%），其次为未来工作职业（22.90%），然后依次为自我（11.11%），婚姻家庭（9.43%），目前的学习和生活（9.09%），财富（6.40%），人际关系（4.71%），家庭安康（4.38%），一般性问题（4.04%）等。对未来的受教育情况的担忧绝大部分表现为对高考、大学的担忧，也有些学生对于自己未来的出国留学情况有担忧；对未来的工作职业的担忧，很多学生的表述比较笼统，如没有好工作，找不到工作等，也有些学生担心工作压力大、待遇不好等相对具体的问题；对自我的担忧主要有身体健康方面、心理状态方面，如失去目标、心态不够积极、成长的烦恼等。其中比较特别的现象为不少人所提及的对家庭安康的担忧不仅仅是对父母身体状况的担心，还包括对父母婚姻关系的担心，以及对祖辈的身体健康的担忧。
（二）学生未来取向发展的基本状况
本研究选取上海市中心城区某区实验性示范高中高一年级学生共123人，其中女生68人，男生55人为调查对象。
表1可见，高中生的未来取向发展水平整体较高，绝大部分方面均高于理论中数的数值，教育领域的探索与思考的均值为3.09，教育领域的投入的均值为3.81，教育领域的个人价值的均值为3.94，教育领域的积极预期的均值为3.62，教育领域的内部原因的均值为4.09，教育领域的感受的均值为5.04。职业领域的探索或思考的均值为3.05、职业领域的投入的均值为3.36，职业领域的个人价值的均值为3.92，职业领域的积极预期的均值为3.48，职业领域的内部原因的均值为4.41，职业领域的感受的均值为5.32。家庭领域的探索或思考的均值为2.36，家庭领域的投入的均值为2.92，家庭领域的个人价值的均值为3.48，家庭领域的积极预期的均值为3.43，家庭领域的内部原因的均值为3.83，家庭领域的感受的均值为4.90。青少年的未来取向得分大多高于中数，说明他们对未来有较好的规划和设想，这种规划包括受教育领域、职业领域和婚姻家庭领域，在规划设想过程中，他们注重个人价值，尝试内部归因，且保有比较积极的感受。
分析：由表2可以看出，高一学生的未来取向在许多维度均不存在性别差异，仅在“职业领域的思考与探索”“职业领域的感受”“家庭领域的投入”几个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在“职业领域的思考与探索方面”，女生（M=3.20，SD=0.69）的水平极其显著高于男生（M=2.86，SD=0.71），t=2.64，p
本研究的结果，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未来取向许多维度的发展并不存在性别差异。尤其是样本取自上海市中心城区某学校，该区域的学生受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更认可“男女平等”的思想，甚至在某些情境之下，相比男性，女性的主见与能力更易被认可。
参考文献
这是李菲第一次来到人民公园的相亲角。
李菲不情愿地随妈妈找了一个位置坐下。坐在她旁边的，是58岁的企业财务人员老曹。老曹在上海拥有3套住房，来相亲角是为27岁的女儿找对象。
在老曹眼里，现在的择偶行为完全可以用经济术语来解释：“爱情本来就是一场买卖，无论多么天真无邪的两小无猜，用零售业的术语来说，都是推销自己。条件好，市场潜力大，期望值高，叫价自然就高一点；市场潜力小，自然就要委曲求全。”他认为，相亲角就是“自由市场”，相亲就是一场“婚姻营销”。
坐在老曹对面的苏阿姨，是在上海落户不久的“新上海人”。她的儿子目前有女朋友，但她“不是很满意”，想帮儿子另找“门当户对”的结婚对象。
苏阿姨也用市场化的语言为自己辩护：“因为我特别知道社会的行情，婚姻就像买东西一样，靠人介绍还是范围太窄了，还是应该到市场来看看，可以挑。这也是一种进步。”
让李菲印象特别深的是，“摊位”前另一位女孩妈妈的一声叹息：“今天生意不太好，来问情况的男方家长太少了！”在这位母亲的心里，女儿的婚姻已经异化成了一种“生意”。
没有硝烟的“谍战剧”
表面上，相亲角大都是一派祥和景象，但婚姻市场上内部竞争机制的存在，让相亲角变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师孙沛东，曾调查过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现象，并于日前出版了研究成果《谁来娶我的女儿》。她在调查中发现，在这里，父母之间“是没有闲谈的”。每句话都犹如谍战剧台词，背后都隐含着一个个“摸底”的企图。
一天傍晚，孙沛东曾无意间听到两位家长间的对话。交谈后双方似乎都对对方的孩子感到很满意，临别时，女方家长问男方家长：“你这时回去，家里人都等你吃饭吧？”“走高速开车回去也就1个多小时。”“那你回去晚了，小区好停车吗？”“我们小区车位少，但停车费倒是很便宜的，才5块钱1天。”
问题看似平常，却蕴含深意。这位母亲向孙沛东透露，她是为了打探对方的居住情况：“按天计算停车费，说明他住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老公房或者郊区的中档商品房。从市中心到家走高速需1小时，也就证明了是郊区的楼盘。”
“房”，已成了待婚青年及其家长的普遍焦虑。此外，在上海、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户口“战争”也依然存在。
上海土生土长的李菲就看重本地户口，根本没有把外地人列入考虑范围。当被问及同事中有无合适的人选时，她说：“同事很多是外地人，因为我又不考虑找外地人，就很难找对象了。”
孙沛东总结，除了户口，相亲角的婚姻市场有“黑六类”：年龄大、形象不佳、职业歧视、有婚史、性格问题和属相“污名化”。这些特征，恰好折射出了适用于相亲角的普遍择偶标准。
时代变迁，中国青年的择偶标准也一变再变。现在，个人的形象资本、家庭的经济资本和社会地位，在婚姻市场上的作用更加明显。
“在相亲角，情感被市场化和商业化的文化所渗透，导致了异化。爱、情、美被标了价，人的价值被分割成若干内容和等级，失去了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相亲对象之间的明争暗斗，一次次‘探底’的企图和尝试，也让真正具有情感内容的过程被舍弃了。”孙沛东说。
相亲角“生意红火”，成功率却很低
目前，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生意红火”，每周双休日来参加活动的家长都超过500人。在杭州的万松书院、黄龙洞公园相亲会上，相亲者也摩肩接踵。
然而，市场方式能否解决中国年轻人情感的问题？孙沛东的调研结果耐人寻味：在上海，白发相亲角的成功率不足1%。这到底是为什么？
孙沛东认为，正是市场化的相亲方式，造成了低成功率。
“人民公园这里的价码，是中国最高的。”被称为相亲角“信息达人”的52岁电焊工老林略带夸张地说。
妈妈告诉李菲，相亲角有一个潜在的市场价格。男的必须要有两室一厅，而且最好位于市中心；不能和父母住在一起；房产名字必须是本人；工资每月8000元以上。“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到人民公园来找女朋友”。
李菲身高170厘米，工作稳定，家庭条件优越。妈妈说得直白：“在这里，你选择空间大，看好哪个就可以直接问他信息。”
老林说：“到相亲角来的，基本都是想打翻身仗！女孩自己挣5000块的，想找1万块的；挣1万块的，想找两万块的；自己家里有房子的，想要找个住在市中心的。男孩也想找比自己强的女孩，最好也有房子，省得以后离婚被揩油……”
“来相亲角的很多人都有‘钓大鱼’的嫌疑。”孙沛东认为，男性和女性均有依靠心理，希望“攀高枝，搏上位”。一位替女儿相亲一年的母亲对她说：“在这里，优胜劣汰很明显的。没房没车没钱没权的小青年，你要怎么讨老婆啊？”
孙沛东研究分析，“白发相亲”的方式，一方面的确扩大了可选择的范围，另一方面，也使父母们容易产生“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心理。他们的行动看似积极，心态上却是只求最好，这反而降低了成功率。
“这里的父母都不肯吃亏。男的想占便宜，女的也这么想，就没法谈了。这里为什么成功率低？原因就在这里。”老林总结道。
对于妈妈对自己的“劫持”，李菲表示很无奈，完全不是出于自愿。“如果以前，我是怎么都不肯来的，但现在年纪大了，确实是迫于压力。”
择偶标准折射时下固化的“通婚圈”
那么，“不肯吃亏”的相亲角就是丑陋的吗？实际上，相亲角的择偶标准，正是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面镜子。
孙沛东发现，相亲家长所处的社会阶层，都是相对小康的城市中产阶级或者普通市民。在他们面前，城市贫民和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村户籍人口被排斥在“通婚圈”之外。这些家长为子女筛选的“结婚候选人”，都是属于同一社会阶层、经济水平，形成了同一社会阶层、经济阶层的“通婚圈”。这被称为“阶层内婚”。
“相亲角以阶层内婚为目标的择偶标准，表明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开放性进一步降低，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在社会转型期，阶层壁垒正在强化，社会结构也在固化。”孙沛东说。
西方学者发表在《美国社会学研究》上的研究认为，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阶层内婚比例会经历“先升后降”的过程。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人们通过婚姻保持和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动机逐渐下降，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才会随之下降，以爱情为基础、跨越社会阶层的婚姻才会增长。
然而，中国的相亲角却呈现另一种图景：“GDP高速增长，社会福利和保障羞羞答答地滞后，人们迫切需要通过婚姻保持并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因此择偶与婚姻中的经济考量日益深重。”
回避矛盾的无奈选择
老年“走婚”绝不是一个简单随意或者是匿名同居问题，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问题，是单身老年人婚姻问题中各种矛盾的一个聚焦点，或者说是一个无奈的妥协结果。
家庭人际关系的阻碍。“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这些被明确写入《婚姻法》的原则，对不少老年人来说却不是那么回事。近日，上海老年学会、上海411医院“中老年关爱热线”，在对429位上海单身中老年人的抽样调查问卷中显示，老人再婚的主要障碍，68%来自于子女反对。这些接受调查的老人表示，一旦子女干涉自己再婚，他们往往选择妥协，因为他们害怕“众叛亲离”后的孤寂。
一年前，在湖北省宜城市邮政部门工作的胡大伯，退休时相依为命的老伴突然去世，胡大伯像塌了天似的，一下子头也白了，背也驼了。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一名丧偶的退休女士，两个月后，他们俩开始谈婚论嫁，但遭到了儿子和女儿的强烈反对，致使他始终不敢把新伴侣娶回家，只能不定期地走动同居。
同样因子女阻挠的“走婚”老人，还有家住上海市静安寺街道的76岁的郁老先生。郁先生早年丧偶，和离异单身的石女士结婚后，受到两个儿媳的极力反对，并大吵不休。老夫妻只好搬到石女士原在沪东新村的老家，不过儿媳依旧到处跟踪、吵闹。无奈之下，两人结婚3个多月后就被迫离婚。情缘未了的二老如今在外租房“走婚”。郁先生感叹：“这么一把年纪有家难归，对不起爱妻啊！”
财产关系的严重制约。在子女百般阻扰父母再婚的背后，是子女“重利”观念使然。根据报道和调查资料显示，由于我国目前家庭财产制度是夫妻所有制和遗嘱（包括子女）继承制，老年人采取正式登记结婚，要受到财产归属问题的干扰。
70岁的唐大爷就亲历了这其中的艰辛。5年前，唐大爷前妻罹患癌症去世后，他的生活一度陷入混乱：子女有自己的生活，家里只有电视机陪他；他不擅打理家务，每天就靠盒饭和方便面过日子，他甚至想追随亡妻而去。好在一年后，逐渐走出丧妻阴影的唐大爷和老年健身队的队友――丧偶的史大妈情投意合，打算领取结婚证。
但唐大爷的儿子们不乐意了，对房产、“未来的遗产”的分割耿耿于怀。几经周折，唐大爷和史大妈无奈之下选择了“走婚”。史大妈说：“周一到周五，我要呆在儿子家中帮助他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到了周末，我才能到老唐家中团聚。”不能天天和“走婚”的老伴一起生活，尽管唐大爷对此不满，但也很无奈，他们感到合在一起不容易，分开又舍不得，这种生活成了他们相互安慰的最好方式。
再婚成功率低。除了各种生活琐事的干扰，再婚较低的成功率也使多数老年人对再婚生活望而却步。一项全新的调查结果表明：全国60岁以上的孤寡老人中，有再婚意愿的达37.6%，付诸行动的只有6.9%。而再婚后的离婚率却高达70%-80%。基于此原因，很多丧偶老人在找到情投意合的伴侣后，并不急于结婚，而是选择“走婚”，这样不会受到婚姻法的约束，即使同居后觉得两人不合适，也可以和平分手。
在调查中，有老人坦言：“不领结婚证好，眼一闭，各走各的路，免得将来又出现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大家都省心。”据调查结果显示，有这种心态的老人在“走婚族”中占1/3的比例。
极易破碎的“肥皂泡沫”
丧偶老人“走婚”，也是在各方的压力下作出的无奈选择。现在“走婚”老人越来越多，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是好是坏，但“走婚”确实是一把“双刃剑”。丧偶老人“走婚”是权衡多方原因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这样既能使老人孤独感得到排解，又不会给子女带来困扰，是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但是“走婚”毕竟是游离于法律之外的，其诸多不稳定因素，往往会导致财产纠纷，导致违法婚姻大量存在和婚姻家庭的不稳定，如温吞的泡沫一触即破，不利于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客观上也违背了社会伦理道德。
“走婚”方式基础不牢。由于“走婚”容易涉及到经济、补偿等敏感因素，多数“走婚”家庭都很不稳定。浙江的鲁大爷两年前和社区舞蹈队的于大妈认识，两人经常一起跳舞，日久生情。但由于子女的反对，两人选择了“走婚”。一开始两人相处很好，可因为有一次家中被盗，彼此都起了疑心，最终分开。
在四川省宜宾市，一对“走婚”五年的老人，因为一方重病、另一方不愿照顾而选择分开。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这也表明“走婚”这样的婚姻方式缺少了家庭责任意识。从这个角度讲，“走婚”像“肥皂泡沫”，是极易破碎的。
更为恶劣的情况是，由于双方并不是朝夕相处，还有可能出现一个老年人与多个老年人同时交往的现象，而另一方并不知情，事情败露之后会给受骗者巨大的打击，带来心理上的阴影。
“走婚”不受法律保护。“走婚”分分合合的婚姻方式，一旦产生矛盾很难调解，会给双方同时造成伤害。由于缺乏法律保护，往往会给在“走婚”过程中付出较多的一方造成损失，有时甚至会引起刑事案件，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另外，由于女性的社会角色和身体状况决定，在“走婚”过程中往往是女性照顾男性，同时女性老年人的预期寿命较长，到最后可能还是男性老人要先离开人世。在没有任何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老伴儿”一旦去世，女性很可能会被男方儿女“扫地出门”。
期待“黄昏恋”成“夕阳红”
在当今社会，如何面对孤寡老人的精神需求和再婚权利，如何排解老人的孤独感和合理安排好他们的晚年生活，已成为摆在社会学家、伦理学家以及全社会面前的一道难题。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是一道难题而不作为，不能任“走婚”存在的隐患自生自灭。社会有责任和义务正视这个庞大的群体，给予他们应有的关怀。
为老年再婚营造良好社会环境。我们应在全社会广泛地经常性地开展尊老养老的宣传，并把尊老养老教育与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制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在全社会弘扬尊老养老的良好风尚，对尊老养老者予以表彰，对不尊老养老的典型案件公开处理，直至绳之以法。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活动中，在德育课内容中，要把尊老养老列为重点教育内容，牢固地树立敬老爱老的意识，将传统美德代代相传下去。
子女要做老人再婚的“开明派”。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全弟认为，只要符合《婚姻法》中没有配偶、没有不适宜结婚的疾病等条件，老人再婚就是合法行为，子女以种种理由加以干涉，就是广义上的违法行为。
单身老年人需要婚姻生活是生理、心理正常的需要所决定的。作为子女应该充分尊重婚姻自由。在对待父母的再婚问题上，著名剧作家的女儿万欢做得很好。
鳏居多年后，1979年起他与著名京剧演员李玉茹情投意合，书信传情。的小女儿万欢知道后，有意在亲友间“泄露”，公开宣布爸爸同李玉茹“感情颇好”，以至几家香港报纸“合理推论”，同时用赫然大字印着“中国当代最著名的剧作家即将同著名京剧花旦李玉茹结成百年好合”。由于女儿的促成，报纸为媒，1979年12月，他俩结为伉俪。此事传为佳话的可敬之处，就在于万欢对其父再婚的开明而又热情支持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体现着对父母的真正关心和孝顺。作为具有现代社会意识的年轻人，应该向万欢学习，在父母再婚问题上成为“开明派”而不是“绊脚石”。
其次，“走婚”老人要主动与双方子女搞好关系。在这方面要做到：第一，必须信任自己的子女。子女不是外人，亲人之间就不要拐弯抹角。做好做坏都行，但要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并且要多表扬少批评。第二，要公正，一碗水要端平。对自己的儿女和对方的子女要一视同仁，否则将成为破坏两人关系的导火线。上海的张女士“走婚”一年后，与新老伴分手了。而分手的原因，就是没搞好“感情分配”。张女士处处为自己的子女考虑。可对老伴的子女，她却从不放在心上。他们来了，只是打个招呼，连个热乎话也没有，小孙女一进门就连声喊“奶奶”，她抱都没有抱一下。这样的相处模式自然就会引起很多矛盾。家人是亲情的纽带，“走婚”老人双方都必须把彼此以及彼此的孩子视为家人，如此才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材料介绍：不久前公布的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共有46.5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平均每天有5000多个家庭解体，较去年同期增长17.1%；我国离婚率连续7年递增，其中一线大城市的离婚率更是遥遥领先。
专家认为，快节奏生活下夫妻交流匮乏、婚姻观念变化以及离婚成本偏低等因素，对婚姻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挽救“中国式离婚”，需要一系列的婚姻家庭社会救疗机制。
日前公布的2011年一季度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共有317.6万对夫妻办理了结婚登记，46.5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意味着每天平均有5166个家庭解体，离婚率也达14.6%，我国离婚率连续7年递增。
令人担忧的是，我国离婚登记数正呈逐年上升的态势。据民政部门的民政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离婚登记数为320.4万对，而2008年—2012年三年间的离婚登记数分别为356.1万对、404.7万对、451.6万对。
二、原因分析
随着财富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志，无论是事业有成的还是正在为事业奋斗的，都在忙于工作及应酬，而忽略了与伴侣必要的沟通和交流，这是家庭解体的最大“隐形杀手”。
有专家则认为，在婚姻观转变的过程中，组织及社会舆论等传统约束逐渐丧失，而新的责任和约束又没有很好地建立，是造成我国社会离婚率不断攀升的症结，这不仅是道德滑坡的问题，而且反映了组织以及文化等社会约束机制的瓦解。”
离婚成本低也会促使离婚时的轻率。我国《婚姻法》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共同处理并采用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但在离婚时，弱势的一方并不完全清楚对方的具体财产，法院虽有权调查财产，但受法规不健全、监管漏洞以及执行成本大等因素影响，调查被转移财产并非易事。
三、解决之道
当事人
专家建议，在生活中，夫妻双方要尽可能培养共同兴趣、爱好；在事业上，要努力尝试共同参与和帮助；同时，要学会相互宽容、理解对方。
婚前的慎重有利于避免离婚的轻率。包括要对夫妻角色观念的认知、性格互补及兴趣爱好等方面的详细了解。婚姻中出现问题不可怕，关键是要学会处理和化解。有业内人士表示，“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问题的婚姻，而是善于解决问题的婚姻。”
婚姻中的问题处理是非常有讲究的，可以尝试去网络甚至通过学校开设专门的婚姻家庭课堂来学习新知识和技能。婚姻不仅关系到个人，更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确立和安排。
社会
专家建议，这不但需要婚姻双方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对社会义务、责任有深刻的认知，而且要建立社会救疗机制，如政府有关部门要建立婚姻家庭心理咨询网络，把引导问题家庭参与心理咨询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来抓。目前，兰州、上海已在试点“离婚劝和”机制，“婚姻家庭咨询师”也已在多个城市开展业务，这都是婚姻家庭社会救疗的有力探索。
最近上海出现了第一个服务于离婚人群的公司，尽管“离婚公司”收费以小时计算，并且每小时高达200元，但人气颇旺，每天有近10人要求服务，其中以女性为多。
据了解，这家“离婚公司”以咨询公司的名义注册，专为走在离婚之路上的人群提供各阶段的服务，当离婚当事人拿不定主意时，“离婚公司”会对他们的夫妻关系进行评估，为他们作参谋。一旦评估结果是“无可挽回”，专家就会劝当事人结束婚姻，并提供法律援助。当然，“离婚公司”更愿意充当和事佬。公司负责人、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婚姻家庭委员会委员舒心表示，在冲动型离婚面前，他们会教会当事人经营家庭。
此外，“离婚公司”还会帮助离婚人士尽早走出心理阴影。一项调查表明，目前我国离婚人群中，心理压力过大的约占70%.婚姻专家指出，这类人需要得到心理帮助解开心结。
关键词：大学生；彝族和藏族大学生；婚恋观；原生文化
一、已有研究现状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恋爱观会受到其自身文化的影响，有其特殊性。同时也在受着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呈现出越来越多元的趋势，其中婚恋观也在发生着改变。据调查，现代藏族的婚姻观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总体上正处于传统婚姻观的解体和现代婚姻观建立的时期。何雪娜和何克（2008）在对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婚恋观的调查中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婚恋观更多受到汉族影响，他们在择偶标准和情感态度上与汉族大学生已非常相似，并且是因为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的传递性而产生的结果。
前人研究显示，现代大学生的婚恋观已有所变化，呈现出更加开放的特点。但是在少数民族婚恋观方面的研究却相当的少。因此，研究藏族和彝族的婚恋观，不仅可以了解他们在婚恋观方面的各自特点和差异，同时可以通过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的婚恋观的比较来探究其婚恋观方面的变迁，这对于更加了解藏族和彝族大学生有其特殊意义。
二、研究方法
采用自评量表法，对西南民族大学藏族和彝族的本科学生进行调查，其目的就是考察藏族和彝族少数民族大学生恋爱观的主要特点。
（一）对象
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以西南民族大学在校本科藏族、彝族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71份，其中藏族学生151份，彝族学生120份。
（二）研究工具
所用工具为大学生婚恋观调查问卷（CMLCQ）。该量表由西南大学苏红（2006）编制，有较好的效度：内部一致性效度较好。卷分为两部分：基本信息部分包括年级、性别、专业、父母婚姻状况等十个基本情况，有助于分析影响原因；其中包括与恋爱观有关的七个维度：抉择观、婚姻角色观、婚姻自主观、婚姻倾向、婚姻动机、婚姻忠诚观和婚姻价值观。
（三）统计方法
采用统计工具为SPSS11.7forwindowsXP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三、结果
（一）民族差异比较
藏族大学生与彝族大学生各因子得分平均数从低到高排列依次为：婚姻角色观，婚姻自主观，婚姻态度，婚姻价值观，恋爱动机，婚姻忠诚观，抉择观。
从各维度高低排序可见，藏族和彝族大学生婚恋观水平是不平衡的。在抉择观上藏族大学生的平均分低于彝族大学生的平均分（p
（二）性别差异比较
1.彝族大学生婚恋观的性别差异比较
彝族大学生的婚恋观在性别方面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p
2.藏族大学生婚恋观性别差异比较
藏族大学生的婚恋观在性别方面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p
（三）生源地差异
1.彝族大学生婚恋观生源差异比较
来自农村的彝族同学在婚姻忠诚度上得分要低于来自城市和城镇的彝族大学生，同时在抉择观和婚姻自主观方面来自农村的彝族大学生得分要比来自城市和城镇的彝族大学生得分都要低。在婚姻价值观方面来自农村的彝族大学生得分最高，来自城市的彝族大学生得分最低。在抉择观和婚姻自主观方面来自城镇的彝族大学生得分最低。在婚姻忠诚观方面来自城市的彝族大学生得分最高（p
（四）年级差异比较
彝族大学生婚恋观在年级方面存在差异，表现在抉择观上，大三和大四的高年级彝族大学生得分较低，其中大四学生得分最低（p
四、讨论
通过研究发现，当代藏族和彝族大学生的婚恋观存在多维度、多元性的特征，由传统保守的婚恋观向开放的婚恋观发展趋势明显，总体上和各因子水平上，藏族和彝族婚恋观特点具有不平衡性，具体表现如下。
1.民族差异
从民族差异方面来看，两个民族的婚恋观既有相似，区别不大的方面，也存在民族差异。在抉择观上藏族大学生更加开放和现代，更容易接受和发生；而在恋爱动机方面彝族大学生的动机更加强烈，更开放一些，会更容易投入到一段恋爱关系中去，藏族大学生在这方面要更加保守一些。
各维度中抉择观的得分最高，说明藏族和彝族大学生在此方面的观念水平还是比较传统，说明其在上还是比较传统，不会轻易与人发生性关系。这便可以民间关于藏族和彝族在性方面比较开放的说法。
2.性别差异
藏族和彝族大学生在婚恋观各维度上都表现出了性别差异。总的来说，男生持有比女生更加开放和现代的婚恋观。具体的表现，男生要比女生更容易接受和发生，也会多于女生；同时女生的忠诚度要高于男生；男生要比女生更加不愿接受父母安排，更加遵从于自己的选择，而女生还要更多考虑父母的意见；女生比男生更渴望爱情与婚姻，同时在恋爱中也会更加主动，这也说明两个民族的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意识的觉醒，明白自己的恋爱意愿，以及体现了一种更加平等的恋爱态度；在婚姻角色方面，藏族女生要比藏族男生对婚姻中夫妻双方各自的地位和角色更加模糊，并没有明显的“男主外女主内”式的角色明确分工，而显得更加灵活。
3.生源差异
从总体来说，生源地的差异主要在彝族大学生中体现。来自农村的彝族大学生表现出更加开放的婚恋观，这与人们普遍认为的城市和城镇大学生应该要比农村大学生要开放的观点相反。具体来说：来自农村的彝族大学生更容易接受发生，以及相对来说会选择更多的。在婚姻大权上，来自农村的彝族大学生更愿意服从自己的意愿，更加不重视婚姻中的忠诚，但是对婚姻更加期待并且态度更加积极；相对得来自城镇和城市的彝族大学生就显得更加保守。来自农村的彝族大学生显得最不忠诚，更加不忠于对方。来自农村的彝族大学生对恋爱和婚姻的向往程度都是最高的，对于是否结婚和恋爱显得更加重视。
接受调查的彝族大学生主要是来自四川凉山州，而凉山是一个保存彝族“原生态”文化比较完整的地方。近代以来，彝族原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凉山这块土地上不停地碰撞着，使凉山彝族文化以进两步退一步的速度变化着、发展着，呈原生文化为主各种文化并存的多元格局。
4.年级差异
总的来说，藏族和彝族大学生在年级方面差异不大，婚恋观各个维度上表现比较均衡。但彝族大学生在抉择观方面表现出高年级大学生要比低年级大学生要更加开放，更容易接受和发生。说明了低年级的彝族大学生比高年级的学生，受自身民族风俗文化的影响更大。
五、结论
藏族和彝族所持婚恋观既民族特性，又具有不平衡性：分别在民族、性别、生源地以及年级这四个方面均有明显差异。总而言之，藏族和彝族大学生在婚恋观方面，既有相似又存在不同。但都同处于多元文化影响下的，转变期，调整时期，呈现出明显的多元格局。
参考文献：
[1]黄希庭，郑涌.当代中国大学生心理特点与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2]何雪娜，何克.当代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恋爱心理的跨文化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2）.
以我为中心划圆的“80后”
据统计，目前在读的大学生独生子女占60％以上，这些独生子女的父母年龄多集中在40～50岁之间，他们大多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受良好的教育，即使苦弯了腰，花光了积蓄，也在所不惜。父母的宠爱使一些大学生产生了极大的优越感、自豪感。
长不大的大学生：如今在读的大学生，大都是生于80年代后，并以我为中心开始划圆。他们自诩为“太阳”，父母以及祖父母、外祖父母都是“星星”，这些星星就要围着太阳转。尽管大学生们已离开了父母独立生活，可处处表现出“孩子气”：在江苏苏州大学，顾同学和周同学发生口角，结果，周把顾价值400多元的眼镜打落下来，顾同学手中一直捧着的奶瓶也摔破在地上。班主任立刻分别找她们谈话，并要求周赔顾的眼镜。谁知顾同学说：“眼镜破了倒没什么，关键是奶瓶，它跟了我20多年，没有它我连觉也睡不着。”原来，顾同学从小就习惯叼着奶瓶喝奶，直到现在，无论上课还是睡觉，都要随身带着这个奶瓶。
四体不勤的“新贵族”。“80后”从小学到大学，在家庭、学校两点一线的路上长大，不少人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新贵族”，连简单的劳动也从事不了，更谈不上生活自理、自立。而对这样的情况，一些家庭便选择了“陪读”。武汉某高校女生小李，父亲是温州一家私营服装厂的老总。平时小李衣食住行全都不操心，如今上了高校的小李对自己的生活不能料理，于是，便雇来保姆照料自己，扫一次地3元，整理床铺2元，洗一桶衣服5元，反正父母每月给小李2000元零花钱，花销绰绰有余。家庭经济条件好的请保姆，家庭经济条件差的也有办法，他们将脏衣服寄回家，待洗干净后再寄来。
开车上学的“公子哥”，当代大学生中，手机、MP3、商务通、手提电脑等已不再是“新潮”的代名词，校园的“有车族”也逐渐成为新生代的新潮一族。一些富家子弟的“坐骑”通常档次较高。南京某知名大学商学院的许同学，父亲是一知名企业的老总，家里有几辆车。大一时许同学就考取了驾照，上学就开自己的车，到大三时已换过两次车，先是甲壳虫，后是现代跑车。在一些高校，大学生开车上学已不足为奇，一些学生甚至有自己的专用车位：
“娇子”难变“骄子”
大学生是社会的“骄子”，他们有高深的文化功底，有精湛的业务技能，应该是社会的宠儿。然而恰恰相反，现在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一直是父母怀中的“娇子”，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问题，走上社会之后，连连碰壁。而后又畏缩不前，不敢再去闯荡。甚至有些大学生寻找工作时，非得要父母陪同，跟着壮胆。独生子女之所以“受挫感强”，在于所经历的挫折太少，个性的缺陷造就了“80后”看问题片面，容易极端化。
工作，名实不符。大学生是社会的精英，走人社会参加工作，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得心应手，如鱼入水；对工作单位来说应该是将遇良才，如虎添翼。但在实践中，“80后”的一部分大学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有些大学生怨天尤人，自认为怀才不遇，故而频频跳槽，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很多单位都反映，现在的大学生不能适应企业需要，不具备扎实做事的品质。有一位女大学生在一公司就职后，参加一个竞标活动时，发现对手有家大公司比自己所在的公司实力强，待遇好，便萌生跳槽想法，遂找到对方代表，将自己所在的公司说得一无是处，并泄露了自己公司的秘密，帮助对手竞标胜利。之后，她被公司开除了，但对方那家公司认为她忠诚度差，拒绝接受她。
消费，负债累累。“80后”大多是在优裕的家庭中长大，哪怕是出生在农村，他们也肩不挑担，手不提篮，从家门到校门再到社会，一帆风顺，一路走来。大手大脚花钱，一掷千金消费，已成了“80后”的通病。参加工作后，一个月两三千元的工资不够吃喝玩乐，于是，负债消费便成了时尚，一部分人便成了新一代的“负翁”。据调查，“80后”中，有57％的人表示“敢用明天的钱”，48％的人不为自己“负翁”生活担忧。2005年5月，北京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和《父母必读》杂志对当代中国城市青年价值观念及生活形态进行
了调查，调查样本取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西安、沈阳八个城市，结果表明，城市青年每月平均的总支出为1274元，并以吃喝玩乐为主导，而在自我发展方面的开支几乎微不足道。在消费支出中，餐饮消费所占开支比例最高，达到31．3％。年轻人最流行的是“月光族”(月月花光)和“卡迷族”(负债刷卡)，几乎是“零储蓄”。
谈婚论嫁物竞天择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和万物一样，都要繁衍后代。在生存、择偶、繁殖的过程中，都具有物竞天择的本能。然而，“80后”物竞天择的本领正在萎缩。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人，目前正陆续进入谈婚论嫁的年龄，可是，他们的婚姻却出现了一幕幕令人尴尬的局面。
父母相亲，“包办婚姻”。“80后”基本都是由父母“抱大的一代”，由于一些父母过于溺爱，使一些青年成了学业上的高能，生活上特别是情感上的低能。天津市社联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已达到婚育年龄，他们中的一部分出现了结婚难的问题，不得不由父母来“包办”。2004年，北京十几名母亲自发在公园替子女“相亲”，引发了新时期“包办婚姻”热。此后各地纷纷效仿。2005年8月、9月，天津市妇联真情婚介服务中心连续组织了三次“没空找对象，父母来帮忙”的大型家长联谊会，让父母为子女找对象，参加人员踊跃，场面热烈。2006年元旦前后，南京市妇幼活动中心举办了两次“万人父母相亲会”，盛况空前。
单身主义，无奈的选择。“80后”择偶难的问题，以十分突出的姿态进入公众的视野。一份人口普查的数据称目前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单身男女已经突破百万之众，单身人群数量的激增，有些是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对婚姻抱有质疑甚至批判的态度，有些则是因为交友空间有限，单身也是无奈的选择：午近三十的女“白领”罗真，硕士毕业后进人厂一家国际大公司工作，从秘书到部门经理，再到人力资源主管，成绩斐然―然而在感情上她却是白纸一张，不知如何结交男朋友，因而至今仍单身
婚姻游戏结出无花果。如果说单身主义是无奈的选择，那么也有―部分“80后”在做着婚姻的游戏。闪婚族、试婚族、未婚光孕在一部分青年中较为流行，他们视婚姻为儿戏。从北京各法院接手的离婚案件：户可以看出，离婚当事人的年龄呈现低龄化，而且他们的婚姻存活期也口渐缩短。在北京市崇文区法院，去年受理的410起离婚案件中，有120多起的当事人年龄在25岁以下。上海市2004年有2．7万对的夫妇离婚，这个数字达到了创记录的高度，比2003年增长了38．9％，其中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占47％。
关键词：重症监护室；护士；幸福指数
本文运用总体幸福感量表对我院重症监护室护士进行了集中调查，具体内容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本次研究选取我院49名重症监护室女性护士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护士人员均为随机抽查，不存在任何主观方面的影响因素。
1.3统计学方法应用SPSS21.0统计学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计数资料进行χ2检验，检验标准为α=0.05，P
2结果
经过调查分析，编制情况、婚姻状况以及护龄是影响ICU护士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年龄、民族、学历、家庭所在地、、体质量、身高组间对比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2、3。
3讨论
[1]覃健凤，张敏.重症监护室护士生活质量的调查与分析[J].护士进修杂志，2011（02）：166-168.
[2]陆晔峰，王艳.移植重症监护室护士幸福感受的调查研究[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2013（05）：576-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