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识猷：一篇论文，关于“90后”同居青年，走向婚姻还是分手。
未婚同居正在成为年轻人择偶过程的一部分，同居是否会走向婚姻，哪些因素会促进或阻碍同居走向婚姻？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90年代出生、未受过大学本科教育、农业户口的流动青年同居者。
95位流动青年同居者接受了一对一的深度访谈。包括47位男性和48位女性，男女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4.09岁和24.15岁。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他们都至少上过初中，大多数人还接受过高中或职业技术教育。从目前从事的工作来看，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男性以制造业居多，包括生产线工人和技术工人，而女性以服务业居多，如商场销售或收银、美容、餐饮、行政、文员等。
无论最终走向了结婚还是分手，大多数流动青年同居者的关系转变发生在同居一年之后。
在男方家庭的婚姻支付能力、关系满意度、地域异质性和同居怀孕四个关键要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些同居有了不同的演变轨迹。
▍转变因素一：男方家庭的婚姻支付能力
在流动青年同居者的关系演变过程中，经济因素是最为突出的主题。
与以往对农村青年婚恋的研究相一致，经济因素主要涉及男方负担的“彩礼”“婚房”等内容，而很少与男性自身的经济状况有关。
在流动青年同居者向婚姻转变的过程中，商议彩礼是绕不开的环节。
从同居走向了结婚的男女受访者，无一例外都承认在谈婚论嫁时有过对彩礼的商议，并且也实际发生了彩礼支付，金额从1.1万元到20万元不等。
一旦在彩礼价格上没有达成一致，或是男方无力支付彩礼，分手是必然的结局。23岁的阿根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他与前女友同居一年多后开始谈婚论嫁，然而由于在彩礼价格上“没谈拢”，最终走向分手。
“她父母先是说她们那边彩礼现在一般在15万元左右，我父母说拿不出这么多，后来松了一点口，说拿12万元，但我家里，我哥前两年才结婚，钱都花光了，这个钱还是出不起……反正就这样一直没谈拢吧，后来就分手了。”
初访时21岁的生产线工人阿成与女友正在同居，他表示年底两人将回老家见父母，并商量婚事。
追踪一年半后，我们获悉的结局却是分手，原因是阿成家里支付不起女友父母要求的20万元彩礼。
除彩礼之外，“婚房进城”也开始成为农村地区青年结婚的一个经济门槛。
本研究的部分受访者在走向婚姻的过程中同样经历了女方把在县城或市区购买婚房作为结婚必备的条件，满足与否直接决定了同居的结果走向。
22岁的阿威与前女友同居将近一年时开始商量结婚，两人老家在陕西省的相邻县市，结婚风俗相似——先找个日子订婚，半年之内再举行婚礼。然而，女方家要求的“市区买房”让两人走向了分手。
“那时候马上都要订婚了吧，我这边可能经济条件跟不上吧，就分手了。（是关于彩礼这方面吗？）不是的。当时彩礼要求的不高，六七万元吧，但她们那边还要求买房子，在西安。彩礼的话无所谓，但是买房的话吃不消的。西安一套房要一百多万元，家里出不起这个钱。她之前跟我说的是，房子无所谓的，最后她父母还是要求必须买。后来，怪来怪去，我也有点不耐烦了，就说分手了。”
来自广西的阿志出生于1990年，与同乡女友开始同居时已将近27岁，年龄不小的他希望能早日步入婚姻。女友父母对婚事表示赞同，只是要求阿志在老家市区购买一套商品房作为婚房。但是阿志家中“父母有点老了，加上我爸脚又不怎么好，他又工作不了，帮助不了什么”。对他来说，市区买房是一个短时期内无法达到的条件，婚事由此陷入僵局。当问及两人关系的未来前景时，阿志表达了悲观的态度，“现在也不知道保不保险，说不定哪一天说分就分了”。事实上，半年后我们了解到，女友因见他买房无望而正式提出了分手。
持续攀升的彩礼价格和“婚房进城”的新趋势，导致了流动青年男性把同居转化为婚姻的“经济门槛”被不断抬高。不过，这些婚姻成本往往并不是由男性自身来承担，而是依赖父母（有时还包括兄弟姐妹甚至是祖父母）的支持。
另一方面，家庭主义的文化规范引导着中国父母积极参与到子女“成家”大事中来，为儿子准备婚房和彩礼被男方父母视为自己应尽的人生义务。
在访谈中，男女受访者也往往将对男方“家里”“父母”的经济条件的感知，而不是男性的收入水平，与何时结婚、结婚可能性相联系。
父母的意愿和压力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同居向婚姻转变的节奏。
贸易公司前台小吴刚满20岁就和同居男友结婚了，她的公公主导了他们的关系发展进程。
仓储物流员工阿学与女友同居近五年才结婚，“我们自己是想早点结婚的，但当时两边父母都有些反对，就拖着，后来看年龄都上去了，才松口”。
父母还掌控着谈婚论嫁的话语权。
而作为要结婚的当事人，通常在这一过程中充当旁听者、传话人，甚至“不在场”。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对于当时谈婚论嫁的细节并不太清楚，因为“都是两边父母商量的”。
王思凝等人（2020）的研究也发现，“议彩礼”基本取决于双方父母的意图与考量，年轻人不但要回避“议彩礼”的场合，还不能随便参与长辈的决议。
▍转变因素二：爱情、关系满意度
同居后发现对方不是“合适”的结婚对象、经常发生矛盾和争吵，是流动青年同居者决定分手的直接原因。
例如，27岁的阿庆在回顾与前同居女友的恋情时，讲述了两人之间很多的浪漫爱情细节，比如把特殊日期（定情日、相识周年日）纹在手臂上。然而，这段充满激情和强烈吸引力的恋情并不是没有问题，“我们之间有很多隔阂，朋友圈也融入不进去”“我总感觉我要结婚的类型，不是她那样的”。
因此，尽管年龄不小的阿庆期盼早日成家，但在意识到女友并不是理想结婚伴侣后，他一番犹豫后还是决定分手。
显然，同居提供了一个更好了解对方的机会，进而判断彼此是否契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同居实际上发挥了“试婚”的作用。
对于更为注重情感满足的新一代流动青年来说，如果同居期间发生了不忠、出轨这种严重的关系问题，更是会导致同居分手。
内衣店营业员小莉当初顶着母亲要“断绝母女关系”的压力，在16岁时开始与男友同居，但在20岁那年（原本计划在当年订婚），她主动提出了分手。对于分手原因，她直言，“比较俗套的，出轨嘛”。前男友曾试图挽回这段关系，遭到小莉的拒绝，“没感情了，不可能再在一起了”。
另一位同居分手者小霞，分手前男方家已支付了彩礼，婚礼日期也已定下，她还怀孕两个多月。小霞在结婚前夕要放弃胎儿并分手的原因在于，她发现对方有不忠行为。“他那时候卖房子，跟一起卖房子的一个女人在一块了，在大街上搂着一起走，被我看到了。我就说不结了，没有商量的了，我容忍不了那样的人。我把孩子打了（流产），让家里把彩礼钱退了。”
▍转变因素三：地域，跨县市同居伴侣难成眷属
男女受访者一致谈及的异质性，指向的是双方地域的不同，即男/女友是“外地人”。
在婚姻的形成过程中地域因素仍然很重要，“异乡人”之间的恋情更经常地以分手结束而不是走向结婚。
跨县市同居伴侣难以终成眷属，原因主要在于父母对“异乡”恋情的强烈反对。
对河南农村的调查发现，所调查村庄的农民有“外地媳妇不牢靠”的牢固看法，女儿远嫁则会让父母担忧女儿的处境，而且姻亲关系因为距离遥远也无法产生效用。
我们的调查也有类似的发现，美容师Linlin这样描述她的老家人和男友老家人对找外地人结婚的看法：“他们家那边可能给我们那边的女孩子弄怕了，一听说我是河南的，就说那谁谁谁家的媳妇，孩子生了都跑了。我们那边就说，谁谁谁家闺女找了湖南的男的，那男的后来就什么都不管了。反正两边都是有点怕了吧。”
出于担忧与外乡人通婚可能潜藏的各种“风险”，父母通常会采取各种方式让子女放弃“异乡”恋情，比如以断绝关系作为要挟、藏匿手机/身份证不让返回工作地、发动亲戚朋友轮番劝分手。
如果各种反对无效，一些父母可能勉强同意商谈婚事，即便如此，女方父母往往还会以提高彩礼要价、要求男方在靠近自家的县市买婚房等方式，男方父母则多以在谈婚论嫁时表现出不主动、压低彩礼等方式，再次试图让这些异地恋情“夭折”。
流动青年同居者自己考虑到未来对父母、对家庭的责任，也可能主动选择结束关系。这种情况多发生在身为独生子女的受访者中。
24岁的阿富老家在江苏，前女友家远在东北，“坐飞机到了哈尔滨以后，还要再坐9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无论靠近哪一方安家，对另一方而言都是远离家乡，以后很难照顾父母。
“其实那个时候两个人的感情真的很好，我也带她回去过，我爸妈也挺满意的，但真的就是被现实打败了……以前她有个同学，也在外地工作，她那个同学的爸爸在老家工地干活，后来被砸了，过世了，没赶上见最后一面，她就觉得说，她嫁到我这边来，万一父母有什么问题，真的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她让我去她们那边生活，我家里就我一个，我总不能把父母扔下吧……”
因此，尽管阿富反复感叹“两个人感情真的很好”，这段同居恋情还是因两人老家相隔太远而无法兼顾双方对父母的照顾责任而未能修成正果。
身为家中唯一女儿的美容师Kitty也有类似的经历。
▍转变因素四：同居怀孕，加速向婚姻转变
“未婚先孕”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已成为一个较为突出的婚育行为。
这些婚前怀孕大多是“意外”，但也有不少人明确表示，同居期间怀上孩子是“计划内”行为。无论是哪种情况，同居怀孕都构成了流动青年同居向婚姻转变的一个推动因素。
“意外”怀孕对流动青年同居者的结婚推动作用更为显著。
同居中的意外怀孕有婚姻驱动效用，源于三方面因素。
一是有较高的关系质量为基础。
流动青年同居者原本就是在认为对方是未来结婚对象的前提下同居的，因而，在意外怀孕发生后，较好的感情基础让他们倾向于考虑由此进入婚姻。
二是婚育的年龄规范作用。农村社会早婚早育的婚育文化以及其中所隐含的婚育年龄规范，对流动青年同居者的“奉子成婚”决定起到了引导作用，就像一些受访者所说的，“我们那边结婚都比较早吧，所以有了后也没多想就结了”“既然怀上了，又到年龄了，肯定是赶快结婚”。
三是来自家庭的支持。在社会道德文化的规范作用和对流产导致女方身体伤害的担忧下，女方家庭往往会优先选择“奉子成婚”，将未婚先孕“合法化”为婚内生育，而农村日趋严重的婚姻市场竞争和对香火传承的重视，则让男方家庭乐于尽快促成婚姻的形成。正是在双方父母的支持下，流动青年同居者才得以实现“奉子成婚”、提前结婚生子。
我们的调查发现，同居期间有怀孕经历的男女受访者，通常是把“奉子成婚”作为首要选择，如果受现实因素的阻碍而不太可能在孩子出生前结婚，则会选择流产，没有人考虑过要在同居关系中生育。
张亮。结婚还是分手？流动青年同居者的关系转变研究[J].当代青年研究，2023(01):4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