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瓶梅》看明末婚恋价值观的碰撞

《金瓶梅》中的两性关系描写，因受明代中后期重欲轻理的文化观念和日益繁荣的商品交换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金钱买卖关系，重色轻情，重欲轻理，反映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两性关系上的约束力已逐渐失去。在传统的婚姻观念中，严门户之见、重门第婚姻，然而在《金瓶梅》之中，这种婚姻价值观念的坚冰已开始被打破。

再次，婚恋形态中人欲的肆意张扬。两千年封建礼教道德的积淀，使人的主体意识乃至于人的正常生理本能都受到重重压抑。但宗法传统文化对个体自我价值的戕害，却并未能完全泯灭人对自身应享有的正当权利的希冀与追求。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尽管从两汉经学到宋明理学，都极力贬抑人的个体价值，用群体规范、伦理框架去汩没人性。《金瓶梅》产生的时代，理学成为统治者贬抑人性、整合人的灵魂的尚方宝剑，人欲，大有被斩绝于摇篮之中的势头。兰陵笑笑生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去渲染人的本能毫无节制的放纵，去表现在婚恋生活中各种人欲的权衡与满足，来展露出社会规范的不合理，有时在淫欲之外也确实不乏相思真情的成分，这无疑会对社会群体规范形成一种巨大的冲击力。这在一切欲望都受到禁锢的时代，具有呼唤个体意识觉醒、争取自我价值实现的客观作用。《金瓶梅》人物形象在欲望的放纵上即是这种状况的反映，展现了传统婚姻文化的断裂和衰落。

最后，新旧婚恋价值观念发生碰撞。明代中后期处于两种经济形态、两种文化形态的撞击时期，封建传统价值观、道德观被人们抛弃，而新的价值观、道德观还没有被建立起来。仁义、廉耻、孝道、朋友之道、一切被奉为神圣无比、永恒存在的礼法道德，都淹没在人欲的狂潮之中，人性的解放有失去控制的倾向。透过《金瓶梅》中不同的婚恋形态，我们可以看到，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生活的奢华和放纵、金钱神奇的魔力，以及整个官僚体制的腐朽和没落与婚恋模式有悖于传统文化的裂变。同时，人物形象身上所展现出的商业意识、生存方式、价值观念、女性觉醒等方面，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畸变的态势：在商业意识上，将社会所有领域都纳入商品交换的范畴；在生存方式上，崇尚极度的享乐主义；在价值观念上，崇尚金钱至上主义；在女性觉醒上，则盛行极端个人主义、纵欲主义。由于这种文化的裂变，造成了人的心理变态、感情的失重、信仰的迷惘、行为的偏执。由于新文化的因素相对于旧文化而言，呈现出强烈震荡的状态，因而，这种文化“断层”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一些人在文化上的失落，从而出现人的心理、性格、行为上的原始“复归”，甚至呈现出无序、无度的反文化倾向。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自然属于人生，人生属于人，这和西方的文化公式——人生属于自然，自然属于上帝——不同，因而，在中国很重视人们群体之间的和睦相处，注重家庭给人们带来的人伦乐趣。《金瓶梅》却和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相反，他不是去讴歌几代同堂的家庭行乐图，不是去写妻妾和睦、儿孙满堂的理想世界，而是用冷隽的笔触描绘了一幅幅男盗女娼、妻妾勾斗、奴才挟带、乱轮倒错的乱世图。它抛弃了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敏感地抓住了特殊时代的这种非主流的商业文化精神，展现了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