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诗人原上草用充满灵性的拟人修辞，抒写着青藏高原土地上细微而广袤的深邃魂灵。他敏锐地捕捉着每一种生灵被自然赋予的涵义，化而为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传递着一种尽管难以派遣却哀而不伤的内心情愫，饱含着对生命的渴望与对自然的热烈赞美。
关键词：原上草；拟人修辞；现代诗
1995年，原上草以厂技术骨干的身份来到青海海北，帮扶西部民族地区工业建设。在此期间创立了雪域文艺社，创办了海北铝业的第一份厂报《海北铝业报》。1996年考入中央党校，圆了自己的大学梦。2009年被青海作协派往国家鲁迅文学院研修班学习，2011年加入作家协会。主要作品有诗集《青藏诗旅》，主编《金银滩文丛》、《西海作家丛书》等。
从一个出身农家的普通初中毕业生到作品丰沛的中国作家协会成员，一路走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从未停止过在文学道路上追索的文学青年的身影。无论现实环境如何恶劣，原上草都将其化为了自己创作道路上的试炼，在诗歌作品中，他的心路历程与由此带来的凝思都有着充分的体现。正如他在诗歌《写在2010最后的一首诗》中所言：“内心的光源，把词语当作革命的子弹”。诗歌就是他内心迸发而出的子弹。
诗集《青藏诗旅》共分为三个部分：青藏诗旅、鲁院诗抄、灵思手记，收录了原上草的主要代表作品。在这些满含赤诚的诗句之中，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游走于青藏高原的凌冽诗人形象，他怀揣着忧郁的双眸与热烈的灵魂，以手中之笔在大地的脉络之上书以当歌。
一、充满灵性的拟人修辞
翻阅着原上草的诗歌，首先令人惊叹的是他充满灵性的拟人修辞。在诗行之间，在词语之间，修辞是第一枚锐利地子弹，准确地命中读者的想象。
此刻，小柴旦湖在漫天的梵音中
穿着冰质的睡袂，将蓝天和白云搂在怀中
——《小柴旦》
深夜的德令哈，打坐在荒荒的漠风中，摇着经轮
那些被火车吐在站台的人群，久久地仰望着璀璨的星辰
——《德令哈》
冬风吹拂，一列火车在深夜咳嗽，趁黑行走
——《温暖的黑》
青海湖歇斯底里地叮嘱：五月的金银滩
我的冰不融，你骚动的春心就先忍一忍
——《青海湖，金银滩》
在现代诗的写作中，拟人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赋予各种“物”以人的言行或思想情感，借此表现作者的思想。从认知的视角来看，拟人也可以看作一种隐喻。隐喻概念和用来表达这些概念的词语之间存在着许多蕴涵关系，这样就使得隐喻概念系统具有相当的系统性和连贯性。[1]
如在《小柴旦》一诗中，“冰质的睡袂”显然描写的是尚未解冻的小柴旦湖，不仅传神地描绘出湖面镜子般的质感，而且“睡袂”与“尚未解冻”又暗暗相合。将蓝天白云“搂”在怀中，则是蓝天白云倒映在如镜的湖面上的拟人化手法，让人仿佛看的的是小柴旦湖包围着天空，“天空之镜”的形象油然而生。
而《德令哈》中诗人则运用了两次拟人。第一次是“深夜的德令哈摇着经轮”，如一个智者般默默在夜色里打坐，仿佛对周遭的一切充耳不闻，千百年来固守着自己的坚持。第二次则是“火车将人群吐在站台上”，行人被漠风中的星辰以及岁月静好的德令哈所打动，默默凝视着夜的眼睛。寥寥数笔，一个静默坚守的边陲小城形象便清晰地浮现在读者眼前。
“一列火车在深夜咳嗽”与“冬风吹拂”更是相映成趣，在《温暖的黑》里，这种拟人化的手法似乎使我们将火车看作一个在冬夜里行走的人，为了避免忍受寒冷的侵袭，不得不“趁黑行走”。
这种两个本体喻体的手法在《青海湖，金银滩》里再次得到体现，“青海湖”叮嘱金银滩收起“骚动的春心”。因为青海湖的冰不融，金银滩怎么会有春色呢？“歇斯底里”就是最好的证明：五月的青海湖尚且还有“歇斯底里”的朔风，春天还且要等等！既交待了青海湖与金银滩的地缘关系，又暗示了青藏高原春色迟来的季节特征，具有想象的趣味性。
除了描述自然风景的拟人化，书中更有不少带有着诗人思想情绪的耐人寻味的诗句：
那白得耀眼的雪光，在人们麻木的围攻下
退守到人类应有的高地，冷冷的鄙视我们
——《远眺岗什卡雪峰》
于是，雪线开始攀升，山峰亮出一道道
紫红的疤痕
雪峰渐次隐退，鹰死他乡
河流被沙漠死死搂紧，搂成杨柳细腰
——《忧思》
这两首诗不似自然景色的描写那般轻松，读来都不免让人感到触目惊心。《远眺岗什卡雪峰》和《忧思》表现的都是青藏高原的环境问题。雪线的攀升、紫红的疤痕、雪光的“鄙视”、鹰死他乡，沙漠无情地“搂紧”河流，水资源的逐渐减少，无一不让我们心惊胆战。诗人不着一字，却揭露了环境问题在雪域圣地已达到了何种程度！谁人还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呢？
二、频繁出现的“子宫”意象
在原上草的诗歌中不难看出，“子宫”是一个频繁出现的意象。与“子宫”相伴出现的，还有“花朵”意象。二者同时具有着母性的象征，在具体的诗歌情境之中，所代表的涵义并不完全一致。
首先，“花朵”是中国传统诗歌中比较常见的意象，而“子宫”意象却恰恰是传统的中国诗歌中罕见的。可以说，“子宫”是现代诗歌与传统诗歌的一个区别性的标志，而原上草的诗歌则具有鲜明的现代诗歌与传统诗歌糅合的特点。
“子宫”的意象除了代表着生命最初的栖居之地，在原上草的诗歌之中，它同时也是盛放精神的原乡，是诗人对生命热烈的赞美。
在荒草独霸初夏的青藏小镇
我聆听内心植物的呐喊，花朵迫切打开的奢求
鸟笼里百灵的喉咙，带着血丝
——《世界如此安静》
当花朵献出美艳，张开芬芳的子宫
让一群群蜂蝶，吸吮琼浆
季节不动声色，淡定如佛
——《不动声色》
内心的“花朵”是渴望绽放的象征，尽管初夏，青藏小镇依然荒草离离，让人无法不渴望着生命，渴望着自然，也渴望着自己作为自然界的一份子，能够享受生命的繁华。题目“世界如此安静”，正是映照着内心期待盛开的反衬。
在自然的怀抱之中，花朵，蜂蝶，子宫，都是循着自然规律活着的生物。季节的更替变幻，是整个自然界最平常不过的轮回。“淡定如佛”以静写动，季节何曾不变？轮回的是四季，变化的是生命，而生命也在不断地轮回。
在昼与夜，现实与梦想，繁华与孤独之间
雪盲的事业里，游荡另一种花朵，也游荡无根的枝干
那些经历风雨的花蕊重复打开在饥渴的枝干上
像黑夜打开了巨大而腥红的子宫
——《冬天的故事》
妈妈，请把我们重新藏回黑暗的子宫
那是孕育大海的博爱之床
我们只需一把小小的手电
用微弱的光芒把寒冷灼伤
——《情殇》
在《冬天的故事》与《情殇》这两首诗中，“子宫”的意象显然并非单纯指生命初始的场所，它展示的是生命个体离开子宫之后，在现实世界的孤独无援，表达出现代人的无奈和痛苦。
在传统的诗歌表现中，没有意象，意境就难以生发。诗人传递给读者的内心活动与思想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意境来实现的。王国维曾有云：“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大意是说，仅仅烘托意象是不能成就境界的，还须融会喜怒哀乐这心中之情，意象加上真情，才能成就境界。亦即读诗人之诗，最重要的是通过意象来透视诗人意境之中的情感。
在《冬天的故事》一诗中，“雪盲的事业”暗指着诗人在仕途上的不如意，自己正如“游荡的花朵”、“无根的枝干”。失意的诗人此刻最为渴望的，是“经历风雨的花蕊”来抚慰自己疲惫的身躯和受伤的精神。“像黑夜打开巨大而腥红的子宫”则暗示着黑夜所具有的掩盖一切的特点，仿佛生命最初诞生之地，它孕育一切，同时也包容一切。
而诗人的失意痛苦之情在《情殇》中表现得更加浓烈，此情殇可能是爱情上受到的伤害，亦可能是亲情友情方面带来的痛苦，总之诗人禁受的精神上的创伤，使他想要被藏回母亲“黑暗的子宫”。子宫是“孕育大海的博爱之床”，它能包容诗人所承受的一切痛苦，平息一切伤害，“只需一把小小的手电”，就能温暖自己，灼伤寒冷，使诗人不必再生活于严冬之中。在这里，子宫尽管依然是“黑暗的”，却同样也是“温暖的、踏实的、包容一切的”。
生存是人的本能，而在受伤、失意、渴求希望之时，寻找子宫依然是人的本能。子宫是生命出生之所，也是人的灵魂与精神原乡。
三、哀而不伤的内心情愫
原上草作为一名优秀的青藏高原诗人，自然具有着青藏高原地区人民豪放爽直的特质，在诗人细腻优容的笔触之下，依然掩饰不住的是文字之下蓬勃的生命力。那种对自然的依赖与赞颂，对生命的渴求与吟唱，构成了原上草独特的“粗中见细”、“哀而不伤”的诗歌特点。
他们在一曲曲忧伤的怀乡谣中
忍不住抛洒热泪，离开酒宴，走进更黑的夜晚
傲慢的灵魂啊，常常被柔软的谣曲
一次次解构，一次次打翻
——《从八里庄南里二十七号出发》
巨大的海风用尽了气力，欲将我一下摁倒在地
我找不到可以为我撑腰的东西
我只怀揣着祖上赐予的灵魂和体魄
——《前薛村印象》
两首来自诗人一南一北旅途中的诗歌，在北京的胡同里，在现代化文明高度发达的都市里，这些追求自己理想的青年们，听着亲切的怀乡小曲滚下热泪。无论看似多么不可一世的骄纵之人，拥有多么骄傲和高贵的灵魂，故乡是人们永远无法忘记，也不可能抹去印记的精神之地。人们来自何地，便会被打上永恒的烙印，追随一生。所“哀”是无法回到家乡，身处异乡的孤独，而“不伤”则是对理想的追寻，对真实自我的渴望。
离开青藏高原远去福建的诗人与海风铺面相遇，巨大的海风将这个西北汉子几乎刮倒，却不可能使他的精神和意志倒下。与海风搏斗的不仅是眼前这个汉子的身躯，而是他所蕴藏的青藏高原赋予他的不服输的豪情。这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亦是诗人再度认识自我，找寻自我的过程。
生灵，囚徒样被岁月细密的删栏围困
晴空在万米之上，蓝得触目惊心
——《当急迫的秋风在草尖上行走》
黑暗常常披着光的外衣，如隐形的姿态
阳光下斑驳的阴影，使光明无法甩开，他们共生共灭
——《穿过光明与黑暗的夹层》
有光的地方必然会留下阴影，这就是诗人“黑暗常常披着光的外衣”的另一种引申涵义。黑暗与光明永远交织在一起，如影随形，无法抛弃，共生共灭。然而诗人看到的不是“阴影”之哀，而是总有被“阳光”照射的地方。尽管黑暗常常隐形，使人们无法甩开，然而“穿过光明与黑暗的夹层”，就是另一种崭新的境界。
纵观原上草的诗歌，尽管有着对现实的愤懑和无法排解的忧愁，但诗人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生命的希望。“粗中有细”的情感，“哀而不伤”的基调，构成了诗人写作风格的重要因素。
四、总结
“把词语当作内心的子弹”，发射的既是耀目的光芒，同样也是诗歌中最重要的情感。诗人原上草传递给读者的，正是贯穿始终的对于自然，对于生命的追索与渴求，以及永不止歇的脚步。
原上草带着青藏高原诗人独有的豪迈情怀，在诗歌之中为读者展现了当代高原地区阔大雄浑的自然意象，以及生生不息的高原精神。他为读者了解青藏高原这片神秘而又充满民族风情的土地打开了一扇窗，而这扇窗外，正是原上草为我们铺展的诗歌意境。
在诗人充满灵性的拟人修辞之中，读者得到一个个鲜活而具体的意象；而在意象之外，诗人构建的意境又吸引着读者再次去文本中追索；在意境的生发之中，尽管有着诗人的哀愁，读者更多领略的是哀愁之后生命那充满蓬勃希望的精神之气。这就是原上草的现代诗歌，一个“光源”与“子弹”并存的生命体，注定为读者心中同时留下无法磨灭的光明。
参考文献：
[1]罗瑞球蒋冰清.拟人与概念隐喻的跨文化研究[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7.6
作者简介：杜毓婕（1992—），汉，女，山西省太原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2.
孤独者在黑夜里重述世界
——衣郎诗歌浅论
王俭锋
摘要：衣郎是青海自觉保持独立诗格的青年诗人。他从荒凉的吉家湾出发，在向更广阔世界进军的途中，这个对现实世界发出质疑的土族男子，在黑夜里重述世界、构建世界。他的诗歌充满对这个世界的怀疑、追问和批判。他的寂寞，在于他选择了黑夜，在于他对现实世界的主动性批判。衣郎和大多数诗人一样对“黑夜”这个意象格外青睐，甚至几近痴狂。童话诗人顾城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首诗，显然是对同为诗人的衣郎最好的注脚。
关键词：衣郎；意象；黑夜
诗歌作为认知情感的一种重要语言艺术表征，具有独特的感染力和魅力，倍受人们喜爱。然而好的诗歌构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意象建构如何，因为它既是诗歌的灵魂，也是情感交流的最佳载体。意象是诗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意象作为诗歌的元素,是体现诗歌生命的基本结构内核和功能单位。意象有如情节之于戏剧与小说，“它是诗歌独特的叙事方式”可以说，意象作为诗的灵魂与生命符号,是一种富于暗示力的情智符号，也是富于诱发力的期待结构。诗人常常以想象的方式将特定的情感或智慧，通过比喻性、象征性的意象暗示给读者，读者通过对意象的读解体验此中情智。“意象”作为诗歌鉴赏最基本的审美单位，可以说，把握了它，也就抓住了诗歌的意境、风格及作者蕴含其中的思想感情。
一、词语的突围
衣郎在一片低音的背景中，用沉默将年代的缺失和生命的罗盘展现给我们，所展现不仅是一些碎片化的记忆，更是记忆中的精神。他在现实世界中不断入围，却要在诗歌中不断突围，用饱经磨砺的早已光滑的词语义无反顾的突围，只为埋葬折翅的思考找一个合适的出口。
三、刀锋的边缘
边缘，就是边沿的部分。衣郎说：我希望自己的诗歌或者一些认真的文字就像刀锋一样割开事物内部的疼痛，发现美和忧伤。从而让自己与任何一件触手可及的事物有着贴切的交流与沟通。那些细微、被忽略的但无时无刻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冷硬”的物质或东西，其实，他们都有自己内心的光亮，他们和我的故乡、亲人以及大地让我的文字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感让我有了提笔的勇气，写下去的勇气和爱着的勇气。
作者简介：王俭锋（1993—），汉，男，甘肃天水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多民族文学。
3.
从审美叙述的视角分析当下国产青春片的“怀旧”主题
岳君惠
摘要：国产的反映青春主题的电影由来已久，20世纪初出现的《青春之歌》等电影成为红色背景之下产生的代表。近几年来，中国大陆台湾出现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等影片受到广大青少年的青睐，表现出对青春逝去的感伤的审美情怀，甚至带有穿越色彩的《重返二十岁》，《夏洛特特烦恼》等电影也在试图通过时光倒流来幻想青春的永驻。那么，青春片在现今当下所创造的票房神话，一方面，除了精确地市场定位以外，另一方面，它和以往的青春片相比，通过审美，叙述，消费三者之间建构起精神消费与物质消费和谐的共存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审美叙述的视角来分析当下国产青春片的“怀旧”主题。
关键词：审美叙述；青春片；怀旧
一、何谓“青春片”
对于何谓青春片，电影批评界至今没有明确，广为认可的定义，不同时代的青春的呈现出不同的特质。正如“什么是美”这样的形而上学问题一样，找不出明确，全面的答案。徐琦认为：“用影像化的手法将处于青年阶段的人的日常生活，爱情，学习，工作等各方面的故事，心情等一一记录下来，表达出来的电影，可以称之为青春电影。”，再比如电影理论家戴锦华也认为：“所谓青春片的基本特征，在于表达了青春的痛苦和其中诸多尴尬和匮乏，挫败和伤痛。”在当下的青春片中，具有规律性的一面便是青春的时代特征的展现，在青春电影中首先是影片的感情的基调。在众多的青春影片的展示过程中，影片的感情色彩并不是那么明朗，是整个呈现的是霾的色彩，明丽的色彩当中夹杂着一丝灰色，是模糊的颜色让整个的审美画面既温馨又惆怅的状态。在《致青春》里，陈孝正为了前途选择放弃爱情而出国留学，黎魏娟为了生活抛弃初恋而嫁给一个带着孩子的老男人。在《同桌的你》里，周小栀为了林一堕胎，因签证被拒最终输给了现实，而林一为兑现爱情而留学出国，也在失落爱情时陷入混乱，窘迫和没有希望的困境中。
二、国产青春片独特的审美叙述视角下书写“怀旧”
怀旧具有一种开放性，通常表现为“敞开”和“遮蔽”两种状态。怀旧的开放性不仅缘于怀旧自己复杂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背景，还缘于怀旧并不是对现实客体原封不动，机械的复制或者反映，确切的说，艺术作品中的怀旧是一种叙述的审美策略，他所具有的“挽歌式”的美感和抒情品质也都不是来自怀旧对象本身，而是取决于它的观照者和阐释者及其对怀旧对象的想象方式和表达样式。怀旧主题下的国产青春片呈现出独特的审美叙述视角，它是在社会与校园场合，个人与历史，男女两性等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中，呈现出爱与忧，浪漫与现实。唯美与残酷情感交织中表现出青春岁月的独特性。
1、人物：复杂纠葛的人物群
影片《左耳》以女主角小耳朵展开叙述，她左耳失聪，可以说是以一个“选择性参与者”的初始形象，见证一群人的青春蜕变，敢爱敢恨的黎吧啦为了获取张漾的爱情不惜去欺骗单纯的许弋，最后却背负对于爱情的绝望而意外身亡。突出的表现出主人公人物青春的自救是用偏执的爱情的态度来拒绝理性，显示出当下年轻人的自我困扰：在对当下的功利主义时代对抗无力的情况下，只能选择逃避，在影片中对于角色的设置便是遮蔽人性中的矛盾，把残酷，苦闷甚至灰色的青春在怀旧中含蓄的隐藏对当下社会的缠绵怨怼，对过去生活进行过度美好的渲染和想象。
2、符号化的场景与时空二元对立
在当下国产青春片中，除了二元对立的独特叙述视角以外，还通过其他标示性符号元素来彰显叙述特色。比如《致青春》中的校服，承载时代文化记忆的流行歌曲，如《致青春》里郑微在学校礼堂演唱的《红日》，《泰囧》中经典粤语歌曲，《夏洛特烦恼》中的流行歌曲等。其次是高度符号化的人物造型和地点场所。《匆匆那年》里齐耳短发，白球鞋，白衬衫，《我的少女时代》里的校徽，胸章，臂章等，再比如《微微一笑很倾城》里的图书馆，篮球场，教室等不可或缺的场所，经过不断的反复使用，固定为一种标签式的青春符号，一方面记录年轻人的青春成长历程，另一方面，也在有意无意地规训人们的青春。
三、从影片的独特形式表现亚文化的青春怀旧与主流文化碰撞
1、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译，南京大学出版，2000
2、丁亚平，张颐武《电影记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3、戴锦华《电影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周志强《青春片的新怀旧美学》【J】南京社会科学2015（4）
6、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
无名者形象概说
刘晓伟
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小说创造的目标之一，如过江之鲫的人物形象的明晰和整理对文学作品的创作和接受都至关重要。马振方在《小说艺术论》中说：“小说人物千殊万类，但从特定的角度加以考察只有两种：有生命的活人和没有生命的‘死人’，前一种人物从作品的篇页上直立起来，能让读者听到声音，看出状貌，感着脉搏，其逼真实在，了如生活中的真人，活人，甚至比真人还真，比活人还活。”“活人”无疑是塑造得十分成功的人物形象，那他们所耗费的精力就更多，对这些“活人”的分析也就更有意义。在这些“活人”中间，有一批十分典型却长期被忽视的形象群体，即无名者形象，一直闪烁着独特而个性化的光辉。众所周知，处身社会生活中的人都拥有一个名字，用来指代某一独特的个体，这也是个体人进入社会交流必备的“名片”。所谓无名者，指的是那些由于各种因素主动或被动放弃名字的人。无名者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大量存在，从遥远的上古神话和歌谣，到时下的文学创作，不绝如缕。无名者形象的存在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尤其像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名誉传统的国家。追溯姓名文化，以及其中隐含的姓名霸权的研究，对无名者形象的探源和梳理，更能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无名者这一群体。
一、姓名的霸权
为更好地理解无名，有必要重申一下姓名的含义。《现代汉语辞典》释义“姓名”：“由姓和名组成，也称名字，是人类为区分个体，给每个个体给定的特定名称符号，是通过语言文字信息区别人群个体差异的标志。由于有了姓名人类才能正常有序的交往。因此，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人名是在语言产生以后才出现的。各个民族对人的命名都有很多习惯，这种习惯受到历史、社会、民族等很多文化因素的制约。一个人的名字通常有一定的文化含义。”由此可见，姓名不仅表示一个人的存在和特征，也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指代。弗雷泽等人文哲学家通过大量田野调查，对姓名文化做出权威的解读，他们认为姓名不仅指代某一具体个人，同时表达着深厚的文化意义，“姓名反映深厚的文化积淀，是社会记忆和历史积极的载体”。
（一）姓名文化
姓名文化的缘起极远也极简单：简单之故，无非是用来标记个人，以防与他人弄混弄乱；久远之说，大概是女娲氏抟土而作、将那些新造的小东西为“人”之时，就可算最早的名字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五十六个民族和若干尚待确定的族群，各民族的姓名制度（包括命名法则、姓名结构、命名礼仪等）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放眼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这种状态更甚。在绝大多数的文化传统中，个人在出生后由长辈赋予名字，并在名之前冠以世代相袭的父姓（偶尔也会是母姓）。中国文化向来重视名实关系，所以命名这一行为就显得神圣而庄重。
从历史文化角度探析，姓名从一开始就具有丰富的意义，因为姓名不仅是代表个体或群体的符号，更是一种社会交流的实践。姓名与社会人之间的指代关系，必然具有强烈的符号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皮尔士“全面揭示了包括姓名在内的指号系统的征象，对象、释象或者象似、标志的三元特性”，对姓名文化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姓名的社会学意义引起了很多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的兴趣。中国蒙古族学者纳日碧力戈系统地研究了姓名文化，在其专著《姓名论》中指出：在特定的文化体系中，姓名有自成体系的引申意义、风格意义、情绪意义、反射意义、搭配意义。每一种意义都根植于其文化记忆里，而这无疑是对个体的一种文化制约，因为个体的每一次发展都必须被限制在这个文化意义内。社会借助于这种“强制”的命名行为来抒发心理表达，所以姓名主要表现的一定是命名者的情绪和权力。
姓名是一个符号系统，同时也是分类系统。“人名的分类系统服从于社会管理，社会管理者制定姓名的标准，以姓名分类体现社会分类，通过姓名分类方便社会治理”。在特定的社会中，姓名的形式是固定的，姓名的规则和意义却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无限阐发，而这些都在表现着该社会类型的思维沉淀。
中国古代姓、氏、姓名各不相同。“所谓姓，最初多与自己母亲氏族的名称或其他特征有关。”姓本是作为血统的特殊标志而存在的，而氏才是身份和地位的标志的。“大凡周秦以前，姓与氏不同，至太史公著《史记》始合之”，之后“因其不断混淆而愈来愈分辨不清了”。名字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讲究，所以命名的方式很多，一般都可以反映出命名者（通常是长辈）对被命名者的希望和期许。以汉文化为例，名和字又有区别。《礼记·檀弓（上）》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周人始生三月，父母就为之命名。古人命字，最初十分简单，一般与名的意义相近。名本是少小卑贱时的称谓，而字就含有尊重对方的意思了。到了时下，名和字已经不作区分了。
（二）姓名霸权
姓名既然带有浓烈的社会学意义，那么以姓名为标准划分出来的社会差别也就存在着，而门第的差别则是其中一种典型的差别形态。所谓门第，指的是封建时期上层社会内部一家一姓在等级秩序中所处的等级。良好的门第往往意味着优越的特权和锦绣的前程。曹魏时期施行的九品中正制正是门第观念盛行的产物。处于寒劣地位的人虽然在科举制大举实行之后等到了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但这机会只在极少部分人那里得到实现，绝大多数民众还是依照门阀被区别对待。所以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说：“姓以别婚姻，氏以明贵贱。”这种泛滥在普罗大众中间的门第意识数千年来难以消除。顽固的门第意识甚至可以促进或阻绝读书人的进阶。所以科举考试时，应试者“诈昌资荫”现象屡见不鲜。
相对于这种姓名霸权意识的隐蔽性，一种更为直观和粗暴的霸权体现在命名之上。被命名者的被动让命名成为一种毫无拘束的肆意妄为，这便是尼采所说的“命名的霸权”。很多时候被命名者处在完全的服从地位，甚少反抗的机会。于是这种命名的霸权成为一种不动声色、不动情感的强权话语，命名者以命名的方式向被命名者施加压力，甚至营造恐怖氛围：
一方面是相对温和的情况，即长辈对晚辈的命名。这类姓名除了姓氏是为家族所延续之外，名（古时也包括字）在被赋予时经常寄托了对于新生儿美好的祝愿。相传鲁国大夫申儒向鲁桓公讲述过一套完整的、为新生儿命名的禁忌和考究，主要是信、义、象、假、类五种命名方式，而每一种方式都寄托了美好的情感。随着社会阶级差距的拉大，对新生儿的期许往往是对上层社会的加入。正如宋人俞成在《萤雪丛说》中说道：
“今人生子，妄自尊大，多取富贵四字为名，不希颜（颜渊）为名，则以望回（颜渊字回）为名，不以次韩为名，则以其愈为名，甚可笑也。古者命名，多自贬损，或曰愚曰鲁，或曰拙曰贱，皆取谦抑之意。如司马氏幼字犬子，至有慕名野狗，何尝择称呼之美哉？”
另一方面的命名的霸权就很强势，即特权者通过威慑强制的手段赋予弱势者名字。封建社会，皇帝的姓氏享有“国姓”的崇高地位。皇帝凭借自己的权威，对臣下或子民赐姓、赐名，以彰显恩宠。所赐的名和姓，无疑是对原先的名和姓的剥夺和霸权。在一个等级明显的家族群落中，暴力强制命名的现象也不乏其事。臣民对于帝王名讳的禁忌、避讳，是以辨明尊卑的表现，是姓名制度政治化的外显。
与上述正式名字相区别的是姓名的游戏化现象，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赋予某人绰号（又称外号、别号等），别号更是古以有之。文人士大夫的别号一般具有雅致风流的况味，用以表现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高雅的审美趣味。游戏化的绰号更多地发生在民间，是亲昵、调笑、羞辱的表达方式之一。赋予某人绰号通常是一种不由分说的强加，由此绰号有时可以替代人的正式姓名。绰号多是根据人的体貌特征或性格特征而取的，以局部指代整体，以刻板印象形容人，这种现象无论是在现实生活还是文学作品中都有大量的表现。《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将几乎人人都有绰号。元代康进之所著的杂剧《李逵负荆》第一折就写道：“俺梁山泊山上而李逵便是。人见我生得黑，起个绰号叫俺作黑旋风。”
（三）无名者产生的原因
符号学意义上，名字可以指代某个个体人，那么拥有名字就是人天然的权利。但无论是考察现实生活体验还是查阅作为人类社会写照的文艺作品，任谁也不难发现一个让人困惑的现象的存在，那就是很多人是没有名字的，也就是说在人的经验世界里存在着大量无名者。这些无名者形象像极了一个个沉重的寓言躲在街角阴暗的角落里，千帆过尽之后只留下他们半张着干瘪的嘴在絮说着赤裸裸的真相。无名者是沉重的，无名者产生的原因更是沉重。究其根底，主要可分为主观和客观两方面。
其次是主观方面的无名。虽是“无名”，但这种情况无疑是凝结了人更多的自主意识，无论是出于什么缘由什么目的，届时人已经拥有了对自己姓名的支配意识，虽然这只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名字既是人的名片，未见其人的情况下，旁人可以从一个人的名字揣测该人的气质和成长背景。人对名字的遵从或放弃，可以体现出一个人对自己名字所含有的期许的态度，进而可以反映出自己的追求。但是从“有名”走向“无名”而非“改名”，这无疑是一种彻底的冷漠，是个体人对进入社会秩序的拒绝。
社会交际中，名字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和代码。无名者的不绝如缕，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
二、文学作品中无名者形象的演进
（一）中国古代神话里的无名者探源
神话产生的原因至今争论不休，但毫无疑问的是神话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以广泛流传。原始人“在自己的想象中使周围世界布满了超自然的存在物、神灵和魔力”，他们并且相信神话里的人物确实存在、神话里的事情确实发生过，他们用神话解释和说明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并以此为根据建立起一系列的社会习俗和生活惯例。古代中国神话没有一部成系统的专书，只有零星的神话片段散见于古书或文人著作中，其中《山海经》、《淮南子》等书算是中国古代神话保存最完整的文献。无名者形象原型就存在在这些资料中。
与共工氏无名之子有相似遭际的是巨人刑天。刑天原本也是个无名者，他最主要的活动是在蚩尤之后与黄帝争夺天帝宝座，战败之后被黄帝砍去了脑袋，所以被命名为刑天。刑天即是砍头的意思，因为砍头这一桩事，他得到了一个名字，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总之，这个后来被命名为刑天的巨人可谓是个孤胆英雄，是一个个性特别突出的形象。他的头被黄帝埋到山里，他就把双乳当做眼睛，把肚脐当做嘴巴，一手拿着盾一手挥舞着板斧，历久不息。晋朝陶渊明赞曰“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无名者的决绝态度从刑天身上就可见一斑，他们抗拒的不仅是先天强加给他们的身份，也是在抗拒强权者赐予他们的名字，所以这种抗拒精神历经数百年依旧闪烁着动人的光辉。
远古神话五彩斑斓，不约而同地反映出了原始人对于世间万物的看法，并且这些看法穿越千年，至今仍作为“种族记忆”世代延续着，一度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意识，此后，“一个人出生后将要进入的那个世界的形成，作为一种心灵意象，已先天地为人所具备”。
（二）蒲松龄的画皮故事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又称《鬼狐传》，其中多借鬼狐故事反映现实社会，是我国清代一部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从不同角度展示出当时的社会风尚和民众心理，曲折地影射了现实社会。鬼狐幻化成人形，借以迷惑旁人、进入人类社会，假以人名，参与正常的社会秩序，况且谁能说这“幻化”成的人形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无名呢？
《画皮》是《聊斋志异》中典型而精彩的一篇，通篇散发着瑰丽的艺术魅力。《画皮》讲述王生路遇一美女，遂将之带回自家书房藏娇。原来此美女乃是以恶鬼，靠一张画皮扮成人形迷惑他人。王生被之裂腹掬心而死。王生之妻陈氏求助于疯癫异人，啖其痰而复得其心，终使王生复活。“画皮”故事由来已久，据南开大学朱一玄先生考证，所得六则汇集在《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后山东师范大学王恒展教授又考补四则。“聂石樵谓《画皮》似综合这些素材而成，讥讽贪淫好色者。”单就蒲松龄《画皮》一篇，所涉及到的无名者有三：
其二为王生之妻陈氏。蒲松龄笔下的陈氏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传统意识里贤妻的典范。一方面表现在她的智慧与大度。陈氏的丈夫轻浮好色，遇见美貌的女子就不管不顾带回家中。陈氏是聪慧的，她第一眼就“疑为大姓滕妾，劝遣之”。王生不听，陈氏只好隐忍，对丈夫宠爱他人也毫无醋意。另一方面表现为她的坚强与忠贞。在丈夫为恶鬼裂腹掬心而死之后，陈氏先后求助于道士和疯癫异人，受尽凌辱，被疯癫异人在大街上公然调戏，又啖其痰，所有这些只为救回薄情寡义的丈夫。陈氏可谓是中国千百年来“默默无言注视自己”的中国妇女的真实写照。如此贤妻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但是甚少留下名字的。陈氏二字可知她娘家姓陈，至于闺名是什么无人关心，仿佛她所做的一切不值得褒奖，仿佛她所受的凌辱理所应当！古时女子的无名在整个封建时代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一个“某氏”抹煞了所有女性的自主意识和生存价值：所有女性的一生只能从闺阁女儿到贤妻良母千篇一律地直线发展！
其三为画皮的恶鬼。《画皮》“以寓言手法形象地讥讽了那些贪淫好色的人，形象地揭示了古今现实生活中那些披着人皮、面如美女、心如蛇蝎的恶人的凶恶面目”，此“恶鬼”一开始就被定性如此。《聊斋志异》的主角是美女鬼狐，如婴宁、聂小倩等，她们不仅容貌可人，性情可爱，进入人类生活之后如鱼得水。但是不得不注意的是这些美女鬼狐进入人类社会之前都幻化做人形，也就是婴宁们都带着一副画皮！然而与婴宁们讨喜不同的是，《画皮》中的恶鬼更为凌冽，她赤裸裸地将这幅画皮摆到人们面前。所以，《画皮》的通篇里，她没有像婴宁们一样得到一个名字，虽然她不见得就是为此而进入人类社会。《聊斋志异》中大多数鬼狐都是有名字的，很多名字都有大家闺秀的气派，但是《画皮》恶鬼是个例外，无论她是幻化成“二八姝丽”还是老妪，抑或是露出本来面目的恶鬼。身为异类的恶鬼都没有自己的专属名词，她为人接受靠的仅仅是一张美艳的画皮，画皮成了一张面具，一个名字，一个使她可以为人接纳的必备条件。
美艳的画皮是恶鬼们的名字，是恶鬼们的身份，是他们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发展而成的，是其他个体据以了解他、称呼他、接纳她的原因。毫无疑问，这个“名字”具有强烈的迷惑性和欺骗性，因为它们向人呈现的并不是真正的自身，恰恰相反，名字正是他们隐藏自身的烟幕弹。有了这张名片，一切顺理成章。如果没有道士的出现，画皮恶鬼或可以继续享受王生的宠爱，或可以吃了王生的心肝。因为没有名字，一切“名不正言不顺”。
名字承担了诸种功能，彰显自己尤其是其中一项惯例，并借此抒发名字所有者想要传递的想法和思维。这是一种无言的解说，但这种解说不是天然的联系，而是完全依照社会习俗的。名字只是一种象征，一种指示物。于是画皮可以成为名字，名字可以成为画皮，能指和所指成为随机，于是无名成为一种冷面直观的揭露。
（三）失忆者：别样的无名者
记忆是有明确关联性的线性纽带。失忆在现代医学上被认为是一种病理，指的是“脑部受到创伤和打击产生的意识、记忆、身份或对环境整合功能遭到破坏，因而对生活造成困扰，而这些症状又无法以生理的因素来说明……患者常常不知道自己是谁，或经验到很多的‘我’。”人无法对自身身份的感知，是自己对自己的遗忘，无论别人是否记得他的身份，他自己成为自己的无名者。这是一种自我塑造的无名者。
比个人的失忆更为严肃和沉重的是社会的失忆。无论是个人的失忆还是社会的失忆都是一种颓废的姿态，它更倾向于虚无主义。一个国家的历史只有被铭记才能被提及，才能以史为镜，鉴往者，知来者。历史正如名字一样是有明确指向性的代词，然而历史的记叙是有限的，未被历史记录的芸芸众生，那些在历史长卷中没有留下名字的人们，就像海浪中倾泻而下的泥沙永远沉寂在黑暗的河底。历史的失忆是最可怕的。但是更多更丰富的人物和情节就存在于文学创作之中，无怪乎有学者指出“诗比历史更真实”。文学这种隐曲而生动的表达使得那些本来归于沉积的无名者甚至无名时期得以暴露，这里的无名正是指被历史长河湮没的一切。
失忆的社会往往是与失忆的个人相联系的。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就是反映无名与失忆的典型作品，女主人公冯婉瑜的失忆本身是一个寓言。文化大革命对人的伤害体现在方方面面，于是冯婉瑜不仅在身体上失了忆，更在精神上失了忆。失忆的冯婉瑜只记得两件事：等待丈夫陆焉识和恨女儿丹丹。她失忆了，甚至不记得丈夫，即使丈夫站到她面前她也记不得了，但她记住了等待。恨女儿则是另一个隐喻，就像女儿丹丹委屈地说：“她什么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我的不好。”对女儿来说这是一个十分纠结的状态：她是希望母亲全部失忆呢，还是全部的记忆都恢复过来？对冯婉瑜来说，丈夫，甚至整个时代都是无名，但文革对她来说有名。而对于其他人，一切都是有名，只有文革无名。也足以让人心酸。
三、无名者的形象特征
文学创作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统一体，也是人类发展状态和情感意志的集结体，文学的各个层面都在表现着人自身的前进方向和情绪状态。文学作品始终是一种广义的思想交流活动，是作者本人于社会文化的交融产物。因此，文学作品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也可以超越作家的个体方式而具有广阔的社会意义。人类有史以来，无名者这一人类群体就存在着，并且以或隐或现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意志，虽然这意志或多或少甚至全部被忽略，进而成为一群身份不详、语焉不明的人群。但他们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任何处身社会的关系都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无名者形象也是如此。无名者既然做出如此不符常规、离经叛道的举动——去除姓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么无名者形象的特征也是多样的，究其根本，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民间性。考察社会经验不难发现，较之于精英社会，普通民众的“无名”现象更为突出。精英人群的名字一般更加考究和雅致，而普通民众的名字则相对随意一些，一些人文素养较低的偏远地区甚至会使用一些不雅词汇给人命名，并解释这种行为的原因是“赖名好养活”。同样是在这些地区，由于意识的蒙昧，人的独立意识较差、对等级秩序的依附性较强，等级之上的人对等级下的人的肆意践踏造成了更多无名者的存在。除此之外，还表现为一种知识分子的霸权，意大利共产主义者葛兰西分析这种知识分子的霸权“即一个社会阶级取得占主宰地位的影响和权力，不是直接公开的手段，而是通过成功地使用它的社会意识形态观念广泛流传，以至于被统治阶级不知不觉地在他们自身被压迫之中接受并参与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中”。人的名字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变通观点，然而取名这一活动中却不自觉地体现了知识分子的领导权。正如封建社会女性通常被“某氏”强制取消了一切独立发展的权利一样，底层民众的无名被先验地打上了“下等”、“庸俗”的标签。
其次是反抗性。这其实是与民间性一脉相承的。因为在命名上的被压迫，无名者的反抗正是从这种不公间引申出来，无名者的意义也因此得到升华。正如张爱玲将人生分为飞扬和安稳，无名者的反抗一定是飞扬的，“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则有点永恒的意味，虽然这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身形，也可以说是妇人性。”对个人身份的凝视，对权力压迫的剖析，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使得无名者们多了一份慷慨悲壮的气质。他们拒绝了最起码的世俗规则，无论是缘于主观还是客观，主动还是被动。名字与个体的分离，能指与所指的解脱，使得正常秩序成为一种讽刺，一种压抑的表达，一种反抗精神的渗透。神话里，无论是无名的共工之子，还是共名的炎帝之女，一个欲推翻天帝，一个世外修道成仙，，他们都是平庸秩序的不参与者。他们打破了传统的生存方式，大胆尝试着支离破碎的生活节奏，以出人意料、不合逻辑额表达，过着一种梦幻式的生活、梦魇般的反抗。由此看来，最初和最终的无名都只是反抗精神的表现。
平心而论，无名者并非全新的东西，一度只是个体生活或微小爆发，但在某种意义上却可以成为具有普遍历史意义和概括化的典型。在真实与虚幻、反抗和妥协、平庸与精英中不断做着转换，寻找着新的价值维度。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最无言的辩白，述说着无尽的意义，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作者简介：刘晓伟（1990.02—），河北省邯郸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审美文化。
5.
婚恋与诗歌
—论徐志摩婚恋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许琪
摘要：徐志摩的诗歌共有四本，即《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张幼仪、林薇因、陆小曼三个女性的出现是浪漫诗人徐志摩生命进程中的必然，三个女性与他生命进程的纠缠与发展，都对徐志摩诗歌的创作产生了积极地影响。我们应当从新思考徐志摩与三个女性及文学创作的当代意义。
关键词：徐志摩；婚恋悲剧；诗歌；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
徐志摩（1896～1931年）现代诗人、散文家。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20年代末到30年代盛极一时的“新月派”主将。徐志摩的诗歌共有四本，即《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作为一位新月派的著名诗人，“徐志摩尊崇闻一多关于诗歌要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观点。他熔铸中国古典诗词、散曲、民歌的精华，兼取欧洲浪漫派诗人的风格样式，积极、认真地在现代白话格律诗的原野上耕耘，形成了一种新颖、独特、清新的诗风。崇拜者，叹服那情感炽热、韵律谐和、光彩照人、意味隽永的诗句，誉其为"一手奠定文坛的健将"”。
张幼仪、林薇因、陆小曼三个女性的出现是浪漫诗人徐志摩生命进程中的必然，徐志摩曾说：“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所谓的‘单纯信仰’也就是理想主义—民主主义的‘理想’其主要构成一个是爱，一个自由，一个是美”。1925年他写《问谁》证明他一生在爱的矛盾中生活，“爱”造就了他的人生，也造就他的诗歌，他写诗是不造作，不是虚假的，一直都在吐露真情。三个女性与他生命进程的纠缠与发展，同时刺激了他的创作欲望，并在这现实的爱痛中发生荡人心魄的诗句，增厚了诗歌的语言内涵与张力，都对徐志摩诗歌的创作产生了积极地影响。今天，我们应当从新思考徐志摩与三个女性及文学创作的当代意义。
（一）
第一夫人张幼仪。一把秋天的扇子，意味着可以随手拿来驱热，也可以随手放或扔，原配张幼仪便是这个角色。“笑解烦恼结”可能是徐志摩写给原配张幼仪唯一的诗。两人的婚姻缔结于1915年，结束于1922年，不同于七年之痒般的情到浓时情转薄，这段具有包办色彩的望族婚姻，一开始就是如白开水般无味，有着“小脚与西服”般的隔阂，可它是徐志摩一生中真正意义上的婚姻。徐志摩和张幼仪最终是离婚了。因为徐志摩的理想是："我将在茫茫人海中寻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徐志摩觉得这个婚姻仅仅是个婚姻而已，而不是他想要的爱情。徐志摩鼓励张幼仪跟他一样活出自己的新生活，1922年3月两人在柏林离婚，11月还在国内发表了离婚通告。徐志摩痛斥封建礼教后说：“此去清风白日，自由道风景好”，写下《笑解烦恼结》一诗送给张幼仪。徐志摩在台湾的诗集是由张幼仪筹划出版的，与她有关的诗大致也只有二首较为突出，一首是诗人因婚内的困惑写就的《我不知道风从哪一个方向吹》，另一首是解除婚姻后赠与张幼仪写就的《笑解烦恼结》。
徐志摩出生在富裕的家庭。父亲徐申如是银行家和工业家。徐志摩说过：“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据徐志摩自己说，他从政治转往写诗，当中的过程完全是出于意料之外：“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我这样一个人如果真会成功——那，还有什么话说？徐志摩本来与诗是，一无家族渊源，二无个人癖好，可是，在英国康桥大学留学期间，却一反往常，不写则已，一写不止，形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暴发期。
（二）
因此，他要做一个诗人了。这些早期诗歌，总的是调子清新，情绪高扬，反映了“青春的呼唤，燃点着希望灿灿”（徐志摩：《春》）。同时，也开始多方探求新诗的形式，诗格式比较多样，但尚未定型，有自由体，新格律体，也有西洋诗体，甚至还有无标点诗，但讲求音韵、节奏，格式的匀称和整齐，要求“声调流利好听，形式轻盈柔美”，这也正是徐志摩作诗的一贯追求。
（三）
这个诗集在艺术技巧上如闻一多说的“确乎是进步了”。对诗的形式技巧更加注意推敲，除了在诗式上更多样化，什么对话体，打夯歌、豆腐干式；既有叙事，也有抒情，他也醉心于诗的音节与格律。在《翡冷翠的一夜》之后，徐志摩还出个两本诗集，一是由他自己编选，1931年出版的《猛虎集》，一是由他人编选，1932年出版的《云游》。
最后徐志摩以一场意外，结束了来去匆匆的人生——为了赶赴北京听一场林徽音的演讲而搭机撞山葬送了生命。以顽童般的笑声为朋友所记忆的徐志摩，在盛年以这样突兀的告别形式为自己光彩夺目的人生划上了句点，同时让所有爱他与他爱的人错愕与终生的怀念。今天，当我们从新审视徐志摩与三个女性的关系，就会发现，徐志摩之所以是徐志摩，是与他的婚恋经历分不开的。他虽然为这样的爱与自由备受煎熬，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也正由此“苦难的历程”，他的诗作才源源不断，情醇意真，神采飞扬。现实的沉重和黑暗并为击倒他，他仍然坚持写作，仍然向往着光明和美好。从另一个视角看，正是压力催生了徐志摩，留给我们至今仍脍炙人口的美丽的诗篇。
[1]陆耀东．评徐志摩的诗[c]．邵华强编．徐志摩研究资料[A]．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3
[2]徐志摩．爱眉小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
[3]朴安洙．对徐志摩诗中现实反映的考察．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
[4]张荔．鲁迅参照下徐志摩的精神生活分析[J]．鲁迅研究月刊2003(8)．
[6]徐志摩.徐志摩自传[M].江苏省文艺出版社,1997.04
[7]宋炳辉.徐志摩在接受西方文学中的错位现象辨析[J].中国比较文学,1999(03).
[8]陆小曼．遗文编就答君心——记《志摩全集》编排经过[M]．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82．
[9]李成希.《徐志摩与中国诗歌传统》.《山东社会科学》，1994.1.
[10]韩石山.徐志摩传[M].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06
作者简介：许琪（1993-1-7），汉，女，山东省济宁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
6.
愿你能永远正视他们的眼睛
——读《杀死一只知更鸟》
方芳
摘要：《杀死一只知更鸟》是美国小说家哈柏李一生唯一的作品，但却几乎包含了一个人的一生所需要具备的所有教义。在种族歧视的社会背景下为正义抗争是需要耗费极大的勇气的，而正义的目的却无比值得——让纯洁无辜的知更鸟们绝不会再受到伤害。
关键词：正义；种族歧视；法律
“我记忆中罪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身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如果将来我有子女，一定要给他看的书会包括《杀死一只知更鸟》。我愿意让他知道，无论世界如何变迁，正直、诚实、善良，都是一个人最可贵的品质。没有幽默感也许不会让他太讨人喜欢，但拥有这三个品质就足以让他一生可以无怨无悔。天才之作，哈柏李。它不是简单的成长小说，也不是乏味的哲理教条。哈柏从一个小女孩的角度来叙述，她的天真眼光让我不相信这来自于一个成人之笔，但同时她的心思又那样敏感。我依旧感叹于童年没有这么多的奇遇，但毕竟这个故事有着特别的时代背景：比如种族歧视，希特勒和杜威教育法。然而时代背景并不能限制这个永恒的主题——人生而平等。诚然，故事里充斥着不平等，肤色、家族、乃至信仰。文中的阿蒂克斯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存在，他的方式特别，但他仁慈宽容，是一个真正的绅士，既非逆来顺受，也非尖酸刻薄，待人温柔却不腻歪，行为有力而不粗暴。他对女儿说的话：“斯库特，当你最终了解他们时，你会发现，大多数人都是好人。”也许也是哈柏最想表达的东西。
一、《杀死一只知更鸟》作品背景及内涵简介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南方，律师阿蒂克斯抚养着一对儿女，他们生活平淡，孩子的童年没有什么幸，玩闹着长大。平静的日子被一件事情打乱，父亲决意为一位被指控强奸了白人女孩的黑人做辩护，小镇上的人觉得他疯了，麻烦也纷至沓来。孩子在学校受到侮辱，认为他们的父亲“为黑鬼帮腔”丢尽了脸面。同学的辱骂激怒了斯库特，她回之与拳脚。回到家里，阿蒂克斯知道她打架的原因之后对她说：“愚昧低贱的人每当觉得有人关爱黑人胜过关爱他们时，就会拿它来骂人......如果别人认为那是个下贱的说法并用来称呼你，对你来说永远构不成侮辱。他只能显示那个人有多可怜。”
在那个年代，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虽然林肯早已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南北方也因此展开了激烈的战争，但当时的美国尤其是南部地区，还依然残留着严重的种族歧视观念。由于南北战争的教训，大多数美国人已经摒弃了对黑人的歧视，但仍有部分固执的美国人仍然坚持称黑人为“黑鬼”，不肯放弃他们固有的观念（这点在电影《美国X档案》中尤其鲜明且拷问）。在美国南方小镇梅岗，黑人勤勤恳恳为白人服务，但白人对黑人的偏见更是根深蒂固，在白人的眼中，黑人是社会动乱的起源，黑人打从出生起就具备一切邪恶的品质。BobDyaln在《BlowingintheWind》中唱道：“一个男人要走多少路，直到人们称他为一个男人。”生活在那个年代的黑人们就正处于这样一个被否定的存在，而BobDyaln作为从一位从不可能有过这种经历的白人，能够对于黑人的人生经历如此感同身受，也正是与《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的阿蒂克斯一样：正义只来自于你的教养。
二、《杀死一只知更鸟》中正义美德的展现及其延伸
梅科姆小镇上有各色各样的人，高贵的、善良的、坚韧的、知恩善报的，也有在孩子眼里无比可怕或者讨厌的，生命在这里像是一组高低起伏的交响乐，各有各的轨迹，各有各的色彩，看起来像是要永久祥和地交织下去。因此，当这些看起来通情达理的人突然做了一件很没有良心的事情——在一丁点证据都不成立的前提下，无视法官和律师的正义导向，投票判定无辜的黑人汤姆该当死罪——的时候，律师的话才会像利刀插进胸膛一般，滴出血来：“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仿佛只有孩子会哭泣。”
尽管阿蒂克斯尽了最大的努力，法庭审判也还是无法保证结果公正。杀死知更鸟——善良黑人的那把枪，依然是那份强烈的种族主义式的偏见。尽管如此，阿蒂克斯在法庭上的演讲仍是振聋发聩，这声为美国大地上的自由、平等观念的呐喊，也为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黑人民权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们知道，人并不像某些人强迫我们相信的那样生来平等——有些人比别人聪明，有些人生来就比别人占优势，有些男人比别的男人挣钱多，有些女士的蛋糕比别的女士做得好，有些人天生就比大多数人有才华。可是，在这个国家里，有一种方式能够让一切人生来平等——有一种人类机构可以让乞丐平等于洛克菲勒，让蠢人平等于爱因斯坦，让无知的人平等于任何大学的校长。这种机构，先生们，就是法庭......就像任何社会机构一样，我们的法庭是最伟大的平等主义者。在我们的法庭中，一切人都是生来平等的。”
阿蒂克斯决意为汤姆辩护时其实是用了很大的勇气的，他甚至一开始就知道这场官司他是不可能获得胜利的，只因为被告是一名黑人。阿蒂克斯对儿子杰姆说的一段话完整地表达了在那种情况下他对于“勇敢”的最好理解：“勇敢是：当你还未开始就知道自己会输，可你依然要去作，而且无论如何都要把它坚持到底。你很少能赢，但有时也会。”勇敢并不是纯粹的无所畏惧，那样的勇敢或许只是一种鲁莽。真正的勇敢还应该包括一种使命感，一种对自己所要坚持的事情抱有的义无反顾的坚决。
三、《杀死一只知更鸟》主要小说人物塑造特色
虽然在小说中哈柏李对阿蒂克斯这个人物的塑造青睐有加，但哈柏绝不是为一人所为小说，这一人是美德的化身，但这一人也不比其他人高贵。就像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当你最终了解他们，你会发现，他们大多数是好人。”阿蒂克斯作为父亲，一直用平等的口气同两个孩子讲话，不隐瞒不躲避同孩子讨论对人对事的各种看法。阿蒂克斯的知行合一，更多的时候用自己的行为影响着孩子及镇上的人。
小说中另一个很出彩的人物是怪人拉德利，他出现在镇上绘声绘色的流言蜚语中，出现在三个孩子听了传闻后恐怖可笑的想象中，出现在莫迪小姐、阿蒂克斯平淡的只言片语中......书中的绝大部分篇幅中他都没有露面。于是，拉德利和他的那幢房子愈发显得神秘可怕，三个孩子始终想要一探究竟。这条贯穿文本的副线，时隐时现，一头一尾遥相呼应，串起了众多的情节。大幕在三个天真孩童的好奇心中拉开，以六岁小女孩斯库特的视角，呈现出梅岗小镇人们的日常生活，感受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南方小镇闭塞、保守、压抑、死气沉沉的气氛，故事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展开。
四、小结
这是一个被告知杀死一只知更鸟都算作罪恶的文明环境，而原始的冷血却仍旧弥漫在绝大多数人的毛细写观众，操纵着他们的善恶心。一个社会的病，一个种族的病，一段历史的荒谬，就这样透过一个时不时还会爬到父亲怀里撒娇的孩子的眼睛来告诉读者，没有深奥的用词，也没有复杂的心理描写，但超脱文字以外，是一种无声的、沉重的拷问。
偏见不仅能毁灭肉体，也能扼杀灵魂。如汤姆，如拉德利。
人们对于陌生事物和差异性的恐惧往往就演变成为偏见，有多少种差异，就存在多少种偏见，和平时代的大多暴力正是建立在“多数人”对“少数人”之上。太多的校园暴力都是针对那些人群中的“异类”，这些“异类”也许是长相或者身体上有劣势，也许是特殊的家庭出身，但他们不都是无辜的“知更鸟”么？并不伤害他人，并不带有罪恶，凭何遭受这些暴力？故事中的另一只知更鸟阿瑟拉德利，有着与其他人不同的成长经历，于是常年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成为小镇人眼中的“怪人”。然而这个“怪人”却有着善良的心肠，他以默默无言的方式关怀和帮助着小镇上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他足不出户，也许就是想用一扇门抵挡住门外充斥的所有偏见。无辜善良的知更鸟们，正需要他人的理解，也需要社会的包容，而不是被那些有形或无形的偏见所射杀。
善恶美丑，在一个九岁孩子的世界里就是那样的简单而透明，与承认世界的复杂和阴暗形成了严厉沉重的对比。直到故事的结尾，我们会无奈地发现无论是她的那个世界还是我们的这个世界都是残忍却又充满温情的，也许这就是这个世界可爱的地方，是让我们觉得糟糕厌恶却又不舍得放弃的地方。
作者简介：方芳（1993—），汉，女，安徽省池州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学比较研究。
7.
命运的追寻，草原的悲歌
毕晓琼
张承志是一位回族作家，他对中国的文学一直坚持严肃的创作态度，也曾多次描写国西北风情，在他笔下有《心灵史》、《错开的花》、《金牧场》、《金草地》等优秀的作品，略读其作品可以领悟母亲，人民是其永恒的主题。张承志是个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作家，他主张作品一定要有清洁的精神，不能有华美煽情的语言，否则文本就不纯粹了。在这种纯粹理念下诞生出来的就是他彰显命运追寻，民族追寻主题的草原悲歌-----《黑骏马》。马，在游牧民族中很常见，尤其在草原上马是自由的象征，是忠诚的象征。众所周知游牧民族崇尚白色，认为那是神圣纯洁的代表，可是张承志笔下的马是黑色的，小说的名字在不知不觉中为整个故事的开端埋下了一丝隐隐的忧患和未知。
回族作家张承志在他的小说中沉淀了一种民俗文化，人们许多时候把自己看作是大自然之子，将土地看作人类的母亲，天空是父亲，动植物是自己的兄弟姐妹，“顺天”“尊天”“敬天”“护天”是对自然的终极追求，因此与自然的相生和谐互利共处总处在最重要的位置。
作者简介：毕晓琼，汉，（1992），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15级古代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唐代边塞文学。
8.
青海藏人作家和法国批评家的相遇
——从丹纳“三要素说”看龙仁青作品
郑睿
摘要：青海作家龙仁青的藏地文典三卷本（小说卷《咖啡与酸奶》、散文卷《马背上的青海》、译文卷《一路阳光》）以独特魅力引起读者思考，其民族特色显著。从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的三要素即种族、环境、时代为出发点，探讨龙仁青的作品中的特质，以更好的理解龙仁青的创作。
关键词：龙仁青种族环境时代
一、关于种族——藏人作家的特质
小说卷中《水晶晶花》中的两个小主人公，藏族女孩央珍和汉族少年在美丽辽阔的草原相遇，她如同她喜爱的水晶晶花一样美好恬静的品格慢慢将一个遇到挫折的少年拯救，她淳朴善良，乐观开朗，热爱生命。她向汉族少年展示了最自然最本真的世界，告诉他不只有唯一的生活方式，美丽就在身边，珍惜美丽才会拥有美丽人生。因此可以看出，是藏族文化的尊重生命让央珍传播生命的重要意义，是藏族人民在辽阔草原生活的经历教会央珍豁达乐观，是藏族群众在湛蓝天空下传承了美好纯净的品质。龙仁青将这种藏文化的精髓集中在作品中央珍的身上，通过她与汉族少年的接触和交流，潜移默化的把民族品质显现出来，并且在沟通中传承。
另外一方面，藏族的人民在长久以来的生活中，歌唱和舞蹈也是这个少数民族独有的特色。他们有自己的酒歌、情歌等。比如龙仁青常在作品中提到“拉伊”这种情歌，只能在野外唱，并且在场的人不能有任何血亲关系。在家人和亲友面前，甚至是不能够提起这个词语。往往经过一些赞歌酒曲的铺垫，并且提出“请示”之后，男女之间才可以唱这种情歌。小说卷中《歌唱》的女主人公群措因为遵守自己民族的传统而没有在电视节目上演唱这种歌曲，也因此受到了推荐她的老师的责怪。小说卷中《情歌考》的开篇就提到了安多藏区的一种民歌叫“斯巴鲁钦”，这也是一种情歌，规模宏大，优美动听。在散文卷中《藏歌随想》龙仁青也介绍了酒歌和拉伊不仅仅是一种旋律优美的歌曲，并且在高低音的转化之中也包含了对高原、对藏民的赞美，通过歌曲仿佛可以看到这片美丽草原中放牧的藏人静谧而且美好的景象，在悠扬歌声中传承着民族的精髓。散文卷中《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写到青海玉树地区的歌舞有“伊”、“卓”、“热巴”、“热伊”、“锅哇”等，具有悠久的血脉传统。
由此可以看出，丹纳提出的种族这一要素，在龙仁青的创作中具体体现为藏人的性格传统和民俗传统等，显示出一种流传性和根源性的特征。
二、关于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藏人生活
丹纳指出；“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界环绕着他，人类环绕着他；偶然性的和第二性的倾向掩盖了他的原始倾向，并且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的本质时，起了干扰或凝固的作用。”因此，丹纳所指的环境不但是自然环境，如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等，也包括了社会环境，如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
另外一点就是社会环境。社会条件包括了国家政策、政治格局、军事战争、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在龙仁青的文学作品中，尤其以文化和宗教最为突出。
青海省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区，这里不仅有藏族人，还有蒙古族、撒拉族、回族、土族等少数民族。因此，龙仁青虽然以描写藏族生活为主，还有其他民族的叙述。散文卷中有《有关撒拉尔的几个关键词》、《遗落在藏区的蒙古族牧歌》等作品。在前者中，龙仁青概括出的几个关键词也是包含了民族及环境、文化等方面的特点：孟达、骆驼、《古兰经》、诗意。而在后者中，河曲草原、臧牦牛、欧拉羊也在蒙藏的融合中熠熠生辉。
丹纳的环境之观点体现在龙仁青的创作中，不仅是自然环境还有社会环境都有青海的印记。
三、关于时代——都市藏人的矛盾现状
丹纳所指的时代，内容广泛而庞杂，包括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状况等因素，在独特的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中形成了“精神的气候”。时代先对艺术家产生影响作用，第一就是时代的精神状态，其次是艺术家“周围的群众以及前几代群众的苦工与天才”。
从丹纳的这一观点出发看龙仁青的创作，他在作品中也大量涉及了在当下社会下藏人与都市的碰撞。当前时代的快节奏的生活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在一些个别人和物身上，但是往往这些城市中的文化和传统的藏人的风俗习惯与文化体系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冲突。龙仁青说“但也不能单纯地认为外来文化在冲击和消解本土文化，而是这个时代赋予了这个世界在文化上的碰撞、交融，再重新整合，大势不可逆转。如此，也使得文化更具时代意义。”小说卷中《咖啡与酸奶》就可以看出，咖啡代表了现代都市，酸奶代表了乱海子的雪域高原。这家臧餐吧里提供的饮品是传统的酸奶，要喝咖啡需要进城，说是不肯吸纳进步的因素，不如说是保留原本的独特藏味。《歌唱》中的群措虽然走出草场，来到城市中生活，但是她身上带着的依然是草原藏族姑娘的特质，她没有为了钱财而放弃信仰，没有为浮华的都市遮盖双眼，她坚持自己的原则，成为城市里的“特殊人”。
但是，龙仁青不仅仅是传达藏人进入现代社会中的问题，他更想通过文学作品寻求一种解决办法，并且将藏人内心的善良和真诚传播出去。《情歌考》里图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但是一种文化保护，而更添加了人情味。《人贩子》中的父亲为了村中的孩子能够得到桌子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是真善美的代表，虽然因为失去儿子而受到打击，但是读者仍能透过文字感受人间大爱。《水晶晶花》里的央珍把草原的美好呈现给失去生的希望的汉族少年，用生命最美好的力量唤醒了少年心底的动力。
所以，从“时代“这一角度可以看到龙仁青对于当下现实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结语：龙仁青的文学创作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文学创作，不仅是民族文化的需要，也是当代社会的需要，从作品中体会种族、环境和时代的影响，辩证的看待丹纳的理论，继承发扬我国优秀文化传统才能让文学更好的生活于社会之中，让民族文化和谐发展。
[1]段怀清.民族叙事中的现实感与时代感——论龙仁青的近期小说创作[J].民族文学研究,2012,05:96-102.
[2]段怀清.当孤独成为一种审美:试论龙仁青的小说[J].民族文学研究,2007,02:63-67.
[3]哈森.在穿越中抵达更远的地方——访藏族文学翻译家龙仁青[J].中国民族,2015,07:22-24.
[4]冯晓.灵魂的宽广与宁静——近期藏族青年作家的小说创作[J].文艺争鸣,2010,19:121-125.
[5]李云雷.新视野中的世界与文学——青年作家座谈会[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05:53-62
作者简介：郑睿（1993—），汉，女，河北省石家庄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6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9.
“他者”意识对女性的压迫
——读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I》
摘要：西蒙娜·德·波伏瓦是法国二十世纪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她也是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她的著名作品《第二性》出版后在社会上出现一片争议，但因其以独特的视角对女性地位进行分析而得到世界的瞩目。波伏瓦在女性主义发展史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被称为女权主义的“圣母”，她以女性即“他者”的观点向笔者展示了女性在人类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现实。她通过生物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对“他者”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追本溯源，以欧洲文化发源地——古希腊神话为例子证实了女性“他者”地位的观点。
关键词：第二性；女性；他者；压迫
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瓦著的《第二性》出版，在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成为女性主义的经典著作。这部作品在女性解放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波伏瓦在作品中明确的提出女性即“他者”的概念，并举大量的例子分析女性为什么处于“他者”的地位。
从古至今，女性因“他者”地位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压迫，以下笔者将沿着波伏瓦《第二性》的思路对女性问题进行论述。
一、生理的“不足”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从生物学角度分析了女性和男性生理上的不同，也举了大量其他生物的生理状况的例子来论述女性问题的现状。首先她就抛出雌性一词具有贬义色彩的疑问，她观察到从男人嘴里说出的“雌性”具有极大的侮辱性成分，而说出“雄性”时却显得极其的骄傲。生命的诞生本来就是男人的精子和女人的卵子自然而然的相结合，发育成胚胎，然后在女性的子宫里茁壮成长，最终成长为胎儿。但在这样的过程中，男性是发出者，女性是接受者，显示出来的结果就是男性是主动的，而女性却是被动的。就如上文提出，男性身体骨骼、力量都比女性更加强，这就是说女性处处都处于劣势。
但是在波伏瓦看来，女性的本原是主动的，她的被动性只是浮现于表面而已。从生理学上得知，男性的精子比女性卵子多了很多，大量精子围绕着一颗卵子，经过一场激烈的竞争过后，卵子接受了一个精子，她就会自动形成一层保护膜阻挡其他精子的进入，从而在内部进行演变。在这演变的过程中，精子是没有任何自由活动的空间，主动权掌握在卵子的手中。古人正是把一动不动的卵子看成球状，而精子是开放的、灵活的主动追求被接受者卵子。波伏瓦说的人们不应该沉浸在这样比喻的乐趣中，她说“有时人们把卵子看做是内在性，而把精子看做是超越性；”而这个被卵子接受的精子“正是放弃了超越性和灵活性，潜入雌性的成分中：它被不活动的实体抓住和去势，后者割断了它的尾巴，吸收了它”。按照波伏瓦的存在主义思维认为，在创造生命的过程中不能以主动或被动的片面观点来认定女性就是处于被动地位，男性就是主体，生命是精子和卵子共同的作用下诞生的。
从生物学角度，波伏瓦说激素的作用决定了女性身体柔弱的体质，她说：“从配子、从交媾和怀孕的生物职能来看，男性本原是为了维持才创造，女性本原是为了创造而维持”。两性身体结构差异很大，比如女性相较男性其身体矮小、体重轻、肺活量小、血液比重小等等差别。但女性的骨盆更加宽大，因为要更适用于生育，女性脉搏比男性快，血管系统更加不稳定，这也是为什么女生比男生更加容易脸红的原因。所以女性的心绪更加紊乱，会常出现善变、神经质、狂笑等状况。还有女性每月都会出现子宫出血现象，要艰难的度过青春期、更年期的折磨，为了延续后代还要受到分娩的疼痛。女性要经历的苦难太多，一旦她认识到了个体的独立，要反抗命运的折磨，她必须承受更大的痛苦，从而相较男性的反抗显得更加的悲苦。
因为女性身体机能的弱小，苦难便随之而来。她们力量小，于是成为了生育的工具；她们有柔弱的气质，被看做是引诱男性犯罪的根源；她们每月子宫都会出血，被看做是不祥。人类最初崇尚的是力量，女人无能为力，于是为社会所抛弃，遭到社会的唾弃，地位低下。但就存在主义思维的波伏瓦看来，生物学角度对女性即“他者”的解释并不能得到证实，她说：“如果女人引起的尊重或恐惧不允许对她使用暴力，男性的力量优势就不是权力的源泉”。所以波伏瓦认为应该从本体论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心理的观点进行论述。
二、精神的“内在性”
波伏瓦认为在精神分析学家那里，只有男人被定义为人，而女人却被定义为女性，“当女人作为人行动时，就被说成她模仿男性”。她说弗洛伊德拒绝承认女性里比多的特点，而里比多持久和有规律地是属于男性的本质，这就造成了对女性认识的偏差。男性对女性的认识和态度其实具有极大的矛盾性，他们在精神上既对女性有所依恋，又对女性有恐惧的意识，当这种意识达到激烈的程度，恐惧意识则演变成了抗拒，从而女性受到灾难。
当某些女性拥有了个体意识，往往就想要逃离男人的掌控，她们想要挣脱这种所谓的内在性，但往往会产生社会悲剧。女人一旦想要挣脱男性的掌控，男性就会显得不安，他们就会采取最原始的力量——暴力征服女性，或者煽动社会舆论对逃离的女性进行鞭策或打压。而这种社会舆论的主要力量则是他的同类——男性，一直拥有特权的他们决不允许有“他者”来反抗权威，就像封建社会中的皇帝，绝不允许一个可以挑战他权威的人存在。女性面对强大的权威，反抗就是以卵击石，久而久之这种内在性根深于心，女性个体意识深深地被埋葬。
三、历史的沉淀
在早期人类历史上，生存需要力量，于是女性处于劣势地位，随着新工具的发明和社会分工的细化，男性的主权地位受到威胁。但这并没有减轻社会给女性的灾难，反而使女性的生存更加困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说“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波伏瓦解释这种失败的原因正是随着新工具的发明和劳动分工带来的。
男人一开始是以体力赢得了社会的崇敬，取得了精神的威信，他们创造了价值、风俗、宗教等等，而女人从来没有与他们争夺过这种支配权。他们总是乐于将女性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从未从女性的利益角度出发作出种种决定，比如他们说要尊崇女神、母亲，波伏瓦说那是因为大自然使他们感到恐惧；青铜时代的到来使他们发现女性地位有所提高，于是他们便建立起了父权制；历史上出现过的女权主义运动，其实都是在男权政治下发展起来的，推动女权运动只是政治家手中的一个得力的工具。波伏瓦总结说：“整部妇女史是由男人写就的”。
总结：
[1]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郑克鲁译.第二性I[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王琳（1991—），汉，女，四川省都江堰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6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多民族文学。
10.
试看五四时期文化异位中知识分子
——以郁达夫的《沉沦》为例
马晓茜
摘要：19世纪初，在启蒙与救亡双重思想的交织下，中国知识分子这一阶层便是在这一思潮影响下的产物，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大肆提倡“个性解放”。然而像大多数此时期的知识份子一样，郁达夫受到三千年传统礼教的束缚，同时又受到了欧洲“世纪末”的教育，中西文化在其体内的碰撞使得郁达夫在行为方式和内在思想，现实和理想的矛盾中挣扎仿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无疑是一个具有鲜明艺术风格和独特个性情感的作家，其代表小说《沉沦》一经发表，轰动当时文坛。小说中所塑造的知识分子“他”，处于“弱国子民”背景下，在“求而不得”与“深深的罪恶感”的矛盾中，走向毁灭；同时这种无法排解的苦闷感让我们重新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以后，在茫茫黑暗中，无数的知识份子遇到了“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困境。
关键词：启蒙思想个性解放苦闷自我觉醒
一、西方启蒙思想“人的发现”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文化碰撞
近代西方的强盛，中国的衰落，导致民族危机日趋严重，造成现代与传统，新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看到中西巨大的差距，一部分知识分子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以此为阵地的青年知识分子们，他们一方面大量的引进和介绍了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道德观念以及文学；另一方面，又对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无情的攻击和批判，一反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礼教，将“人”从“三纲五常”中解救出来，把“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提居首位。19世纪下半期，西方的文学开始注意人与外部世界关系，开始对人自身的发掘和体验。被压抑的自然天性自然有资格变成文学创作的主题。受此思想的影响，五四时期胡适在《易卜生主义》里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周作人与1918年发表《人的文学》中对“人”下定义：
我们承认认识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和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变生活的力量。
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要打破旧有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在此时的中国社会还缺乏深厚的土壤，正因为大多数知识份子出身于传统封建家庭，新的社会理想与现实社会之间有着巨大的矛盾冲突，不可调和，他们身上既体现某种新时代的文化性格，但又积存着旧时代的文化基因。所以他们在“启蒙”外衣下，其实都是分裂的人。郁达夫在日本，郁达夫广泛接触了西方进步的思想文化，并且在1921年，他写下短篇小说《沉沦》，这部小说里的主人公“他”似乎有着与郁达夫一样的生活经历，可以看成他的“自叙传”小说。小说里的“他”出生于一个中国传统的江南水乡，并从小受到在他的小书斋里阅览古典书籍，深深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文中写道：
他的故乡，是富春江上的一个小市，去杭州水程不过八九十里。这一条江水，发源安徽，灌流全浙，江形曲折，风景常新，唐朝有个诗人赞这条江水说“一川如画”。他十四岁的时候，请了一位先生写了这四个字，贴在他的书斋里，因为他的书斋的小窗，是朝江面的。在这小小的书斋里过了十几个春秋，他才跟了他哥哥去日本来留学。
“他”在日本留学的时期知道了富于刺激性的两性观。但是他的自卑心理和长期受传统的儒家“修身”思想禁锢，导致他不能正视他心里自然的“两性需求”。见到女同学朝他走过来与他说话时，便羞怯地跑开，但是“他的从始祖传来的苦闷也一寸一寸的增长起来，每天早晨，在被窝里的犯罪的罪恶，也一次一次的增长起来”。每每这样，他心中“身体发肤不敢毁伤”的圣训便浮现脑海，如此这番，他所见身边的女性，在他眼里都是为来引诱他的“伊扶”遗类，但即使苦闷一场，恶斗一场，终究不得不做她们的俘虏。在偷看房东女儿洗澡后，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自己文化母体内的根基在一步步解体，自己走向“沉沦”一方面是他自毁自责发展到极致的后果，另一方面则是由两种文化对立产生的矛盾。
二、时代下的畸形儿：“生则于世无补，死则于人无损”
郁达夫的《沉沦》里的“他”自始至终带有一种“寂寞”“自卑”“忧郁”的性格特征，在这一系列不健康的情绪的煎熬下，“他”发展成一种病态的心理，类似今天我们所说的精神衰弱“抑郁症”。小说一开头便写道“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郁达夫在《悲剧的出生一自传之一》对对自己出生的时代背景进行了介绍，“败战后的国民一尤其是初出生的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点恐怖狂的，是神经质的”。这句话可以看成是郁达夫这部小说主人公性格形成的原因。小说主人公所患“抑郁症”可以看成是两方面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是来自他从小生活的故国，另一方面则是来自身处异国。小说中对“他”在故国求学屡屡碰壁有这样提及:
他三岁的时候就丧了父亲，那时候他家里困苦不堪。好不容易他长兄在日本W大学卒了业，回到北京，考了一个进仕，分发在法部当差，不上两年，武昌的革命起来了。那个时候他已在县立小学堂卒了业，正在那里换来换去的换中学堂。他家里人都怪他无恒心，说他的心思太活.......他看看杭州的学校都不鞥如他的意，所以他就不打算再进别的学校去。正是这个时候，他的兄长也被人排斥了，他们弟兄三人，到这时候都不能如意所为，所以那一小市镇的闲人都说他们的风水破了。
由于十九世纪末，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接着又面对着八国联军的侵略，丧心病狂地出卖大量中国主权，在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下，中国却像一头任人宰割的羊。很多地方都是被外国人控制，国民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什么个人理想都没有强大的祖国作支撑。小说中“他”不甘心服从“除了让学生唱赞美诗祈祷之外，只许看新旧约书”被美国长老会所控制的学校。在求学失败后，他便蛰居“他”那小小的书斋里。“他的忧郁病的根苗，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培养成功的”。在日本留学漂泊的时光,由于“弱国子民”的身份感和长兄对他的抛弃，加之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和排挤，他”在日本人面前简直抬不起头来，自卑感使他无发安放自己，就像“无根的浮萍”。在失去强大祖国支撑下的“弱国子民”，在异国他乡，这种无归属感尤为明显，敏感脆弱的心思也愈演愈热。这种思想让“他”无法与周围的人正常交流，甚至达到一种病态的精神疾病，对周围所有人产生怀疑，复仇的扭曲心理。小说中这样描写道:
有时候到学校里去，他每觉得众人都在那里凝视他的样子。他避来避去想避开他的同学，然而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他的同学的眼光，总好像怀了恶意，射在他的背脊上面.......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
当然在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家面前，他也是一个人，有着广大青年人普遍的追求，“他”的内心曾这样渴望着：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你若能赐予我一个伊甸园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然而极度的自卑心理，又让“他”不敢追求自己渴求的爱情，反而还压抑自己天性，面对异性的时候无所适从。当“他”喜欢上旅馆主人的女儿时，“他”心里虽然很爱她，然而她送饭来或来替他铺被的时候，“他”总是装出一副兀不可犯的样子。“他”心里虽然想对她讲几句话，然而一见到她，“他”的呼吸竟然急促到吐气不出的地步。当有女孩问他是哪里人时，“他”总有一种被推上断头台的感觉，心里暗自思忖道：“日本人都叫中国人‘支那人’，如今在一个花季少女前头，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支那人了。”想到这，“他”的眼泪又快滚落下来，“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便在他脑海里盘旋。这种“求而不得”的苦闷让他无法享受到人生的乐趣，无法给与自己的青春一个准确的定位。在夹缝中生存，产生“生则于世无补，死则于人无损”的无归属感，造成他性格的扭曲，畸形，最后走向死亡的悲剧。“他”的病态的心理是一个时代给予他的，在这个不健全的社会里，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畸形儿在磕磕碰碰中摸爬着属于自己的轨道。
三、苦闷与觉醒：“梦醒了，无路可走”
科恩在《自我论》中指出：“绝望、忧郁、苦闷和寂寞等心理状态的发现是个性和反思发展的重要标志。”
《沉沦》中的“他”的苦闷可以看成是五四时期知识份子自我觉醒的一个显著标志。郁达夫在谈到自己刚从日本回国时的情景时说：
碰壁、碰壁、再碰壁,刚从流放地点遇赦回来的一位旅客，却永远的踏入了一个并无铁窗的故国的囚牢。……愁来无路,拿起笔来写写，只好写些愤世疾邪,怨天骂地的牢骚,……越是这样,越是找不到出路,越找不出路,就越想破坏,越想反抗”到最后也就只能以性的变态来发泄这生的苦闷。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
这些人在“铁屋子”中被新思潮，新文化所惊醒时，他们是承受着“无可挽救”的苦闷者，而又是满怀着毁坏“铁屋子”希望的反叛者﹑探寻者。但他们并不确知清醒后的路向，反而陷入更深的痛苦，当这些“觉醒者”的苦闷尖锐冲突到不可拯救的程度时，这些“觉醒者”好象就只有以死亡一途来抵制灵魂的沉沦。正如小说中的“他”因为是清醒着，所以无法选择假装与其他人一样酣睡，但又寻求不到出口，只能受着煎熬，于是当他走出酒馆后，便选择投海自尽来解脱自己。面对这些“觉醒者的死亡，让我们产生一种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打破“铁屋子”一般沉闷的社会，找到自己的出路？这便是这些“苦闷者”带给我们的觉醒。
作者简介：马晓茜（1993—），汉，女，湖北省宜昌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6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