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幸福？幸福历来被认为是一种难以捉摸和转瞬即逝的东西，对于某些人来说，甚至连试图追求幸福都是徒劳之举，有人这么说过，“幸福就像是一只蝴蝶，当你对它紧追不舍时，你总是无法将它掌控，但如果你安静地坐下来，它或许会降临在你的身上。”
那么，关于幸福，是否存在着一个通用的方程式？如果它是由爱、工作和心理调节组成，那它们的配比各是多少？
这是一个堪称幸福的人生，也是格兰特研究中一个堪称完美的幸福样本，他的编号是47：他很富有，年轻时自己打拼出一片天地；现在他已经活到了80多岁，很少到医院就医；他的妻子患过癌症，但已经康复，仍然陪伴在他左右；他有两个出色的子女，还有孙子和孙女。
但他经过了什么样的波澜？
又是怎么做到这些的？
有没有什么经验之谈？
我们能否借鉴一下？
据报道，格兰特研究积累的数据可谓丰富：从在学校内尽情闲聊的日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队服役，经历结婚和离婚，在职场上晋升或失败，一直到退休——268名研究对象一直在做着健康检查、接受心理测评，答复问卷调查，并且坐下来接受面谈。而从1967年开始，美国精神病学家乔治·范伦特开始担任研究负责人，他既是调查者，也是分析者。现在，仍然活着的一小半受试者已经进入了耄耋之年，范伦特本人也已经是79岁高龄，因此对格兰特研究以及范伦特本人的一生进行总结，时机都已经到了。
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约书亚·沃尔夫·申克就是进行总结的这个人，他也是接触到格兰特研究档案的首名记者，最近，他对该研究项目以及范伦特进行了探寻。
▲乔治·范伦特
缘起
试图分析塑造“正常年轻男子”的心理因素
▲参加测试的哈佛毕业生
博克召集了跨越医药学、生理学、人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社会工作的一支研究团队。结合健康数据、学业记录，以及哈佛各学院院长的推荐，他们筛选出268名学生——其中大部分是1942、1943和1944年毕业的学生，并利用各种可用的科学工具、对他们从各种角度进行了测量。在一次家访中，社工甚至将受试男孩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不仅问到了他什么时候停止尿床、对性的知识从何而来，还询问了他的父母以及其他亲戚的病史和社会史。男孩还提交了书写样本，并与精神病学家频繁面谈。他们还脱光衣服接受测量，研究人员还对他们进行“人体测量学”分析，这是一种所谓的“颅相学”，据说能够从身体比例看出一个人潜藏的性格。
1942年，博克接受哈佛大学校刊采访时说，他有关成功男子的研究旨在缓解“全球层面上的不和谐”。格兰特研究早期研究的一份文件称，该研究未来成果的重要性将堪比苏格拉底、伽利略的成就。但实际上，早期研究的实用性很令人意外——研究人员将这些研究数字借给美国军方，用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挑选军官。
波折
过于宏大，换了好几拨资助者，险些无果而终
事实上，科学研究的资助者总是很想快点出成果，没有精力长期与科学家耗着，因此大多数研究都会无果而终。
而格兰特也不例外：他坚持了大约10年——出钱让研究人员们每年邮寄详细的调查问卷给受试者，定期举行案例研讨会，并且出版了雪片似的研究论文和好几本书籍。终于，他不再给研究团队寄支票。
上世纪40年代后期，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研究产生了兴趣，向一位名为玛格丽特·兰蒂斯的人类学研究者提供资金，继续追踪受试者，当时绝大部分受试者仍在配合研究。
但到了50年代中期，研究已经难以维系。研究团队被解散，仅有一名哈佛心理学家查尔斯·麦克阿瑟在继续该项目，调查频率锐减到了两年一次，其中部分问题涉及吸烟习惯和香烟品牌选择，原因是项目的资助者换成了美国烟草行业巨头菲利普·莫里斯。
但纵向研究就像红酒，越陈越香。随着格兰特研究的受试者进入中年，他们中许多人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那时已经进入了20世纪60年代，受试者也都已经40多岁。调查样本中有四个人在竞选参议院议员，一个人服务于总统内阁，还有一个人成了美国总统。
在炫目的成功下面，也掩藏着黯淡的人生。早在1948年，受试者中就有20人表现出严重的精神疾病困境。到50岁时，大约三分之一受试者曾在不同时段接近范伦特提出的精神疾病标准。
在这些哈佛精英的笔挺外套下，跳动着一颗颗备受困扰的心脏。这种状况完全出乎博克所料，20世纪60年代，他曾说：“我挑选他们时，他们都是正常的。一定是精神病学家们弄错了。”
人物
终于有幸找到了一个能讲故事的研究者
好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格兰特研究计划终于有幸找到了这个能讲故事的人——乔治·范伦特。范伦特出生于1934年，他的父亲克拉普曾是一位热衷于阿兹特克文明的考古学家，在他两岁时，父亲放弃了成为“印第安纳琼斯”（电影中的探险人物），穿上了西装，先后担任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主管。
据范伦特回忆，父亲是一个成功人士，从未表现出一丝疑虑或者压抑。然而在1945年一个星期日的下午，44岁的克拉普在午睡后离开了位于宾州的家，再也没有回来。妻子在一个水塘边发现了他，他身边放着一把左轮手枪，子弹从口中射入。
范伦特当时只有11岁，几年后，一个邮包带来了克拉普的哈佛大学毕业25年同窗联谊纪念册，范伦特花了好几天细细翻看，从图片和文字中探寻当年的大学生如何变成了47岁的成年人。从事纵向心理研究的种子从此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他后来也上了哈佛大学，毕业后又在被誉为“通往弗洛伊德的殿堂”的波士顿精神分析研究所深造，研究如何接近人生真相。
成果
人生成功要看如何应对困难，而“幸福就是爱”
“适应性”在心理学上也被称为“防御机制”。范伦特解释说，防御是人类最基础的心理过程。比如说，当我们受伤时、伤口的血液会迅速自动凝结，防止我们流血而死；而当我们遭遇心理挑战时——大到母亲去世、小到鞋带断了——防御机制将伴随我们度过情绪沼泽。
范伦特将防御机制从最劣到最优分为四等。位于底端的是最不健康的，也就是“精神病态的”防御机制，比如偏执狂、妄想狂。
比这高一级的是“不成熟”，包括被动攻击，忧郁症、心理投射、幻想等。
“神经质的”防御机制在“正常人”中非常普遍，包括“理智化”、“情感分离”、“压抑”等反应。
最健康的、也就是“成熟”防御包括利他主义、幽默感、合理期待（对未来的不适有所预见和准备），压抑（自觉推迟对冲动或冲突的注意，留待状态好时解决），以及升华（找到情感出口，比如在运动中释放攻击性）。
范伦特认为，适应性由过往的痛苦经历唤起，终生都会发挥作用。
以参与格兰特研究的两个人为例，他们分别被化名为“古德哈特”和“塔里顿”。两人都在担惊受怕的环境中孤单地长大。古德哈特出生在蓝领家庭，父亲顽固不化、嗜酒如命，母亲则非常胆小，焦躁易怒。塔里顿的家庭比较富有，在郊区长大，但他同样有个酗酒的父亲，母亲则患有严重忧郁症，令他很担心她会自杀。古德哈特后来成了民权领域的全国领袖，被范伦特称赞为善用“升华”和“利他主义”的“成熟防御机制”大师。
在接近50岁时，古德哈特被格兰特研究项目评为在心理调适方面做得最好的前五名。而与此同时，塔里顿的排名则落在了最后五名。他是一名医生，离了三次婚，习惯用酒精和镇静剂麻醉自己。范伦特评价，塔里顿习惯“分离”和“心理投射”反应，也就是“精神病态”和“不成熟”的防御机制。塔里顿53岁时，由于滥用药品恶习复发，他自杀了。而古德哈特活到了70岁。
范伦特的研究一直持续到研究对象90多岁，并得出了带来了一些关于“老年”的新发现：我们的人生在晚年也会继续发展，并且通常变得更加丰富。虽然研究对象千差万别，但范伦特说，这个为期75年，耗资2000万美元的研究指向了一个只有五个字的简洁明了的结论——“幸福就是爱”。
名词解释
格兰特研究
在格兰特研究的所有报道中，样本的真名都被隐去。其中有一些人公开承认参与了研究——比如《华盛顿邮报》长期出版人本·布莱德利。但大多数人都对此守口如瓶——例如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据传他也是受试者之一，但他的所有档案都被从研究所提走，直到2040年才能够解密。这很有讽刺意味——正是档案被提走表明了肯尼迪曾经参与格兰特研究，而这一点从未被公开承认过。
▲据传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也是格兰特研究项目的受试者之一
结论
范伦特的幸福锦囊
如何追求更幸福、更具意义的人生？以下是格兰特研究总结出的五条真谛：
1.爱才是真正重要的
幸福=爱+找到一种能够应对现实生活、同不会把爱推开的方式
解释：生活中唯一重要的是情感联系。一个人可以有成功的事业，有很多钱并且身体健康，但如果没有能给予他支持、充满爱的情感联系，他不会感到幸福。
2.金钱和权力不是唯一
幸福=不必追求更多的财富和权力
解释：我们发现在接近80岁时，一个人对生活的满意度与其出身的社会阶层，甚至他本人的收入都不再有必然联系，说到终身成就，唯一重要的就是你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
3.终生都在寻找爱
幸福=无论我们的人生如何开始，都有可能获得幸福
解释：一位叫戈弗雷的男子参与格兰特研究时，人生前景十分黯淡。但在人生即将走到终点时，他是最幸福的一个。为什么？范伦特说，“因为他终生都在寻找爱”。
4.联系非常重要
快乐=联系
5.挑战以及挑战带给你的希望使人快乐
快乐=心理应对机制+创造性的表达
解释：心理应对机制，范伦特称之为“从尘土中炼金的能力”，对我们的社会支持和身心健康有重要的影响。秘密就在于，用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替代自我中心，不再一门心思沉溺于自己的情绪波动和觉察到的问题。在这方面，特蕾莎修女和贝多芬都是绝好的例子。“特蕾莎修女的童年生活非常悲惨，但她通过照顾他人，拥有了极其成功的人生”，范伦特说。“贝多芬能够借助艺术对抗病痛的秘密在于，当他谱写‘欢乐颂’的时候，能够和他的音乐建立联系。”
案例
从19岁到82岁一位受试者的人生
“幸福就是爱人真的会改变”
参与成为格兰特研究的受试者时，戈弗雷19岁，格兰特研究给所有参与者一个未来人格稳定性的预测评分，分数由A到E分成五个等级，戈弗雷是最低的“E”。
由此，范伦特认为，戈弗雷一生阐明了格兰特研究的两条最重要成果。一条是：“幸福就是爱”，另一条是，人真的会改变。
戈弗雷的父母属于上层社会，但他们都在社交方面情感疏离，并且病态地多疑。就读哈佛大学后，他成为校医务室的常客。从哈佛医学院毕业后，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戈弗雷试图自杀。但在35岁那年，戈弗雷有了一次令他脱胎换骨的经历：由于患上肺结核，他在一家医院住了14个月。10年后他回忆说，得知要住院时，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太棒了。我可以在病床上躺上一年，做我想做的事，不用理睬别人”。戈弗雷这次患病经历，最终给予了他童年时未曾获得的情绪安全感。
出院后，戈弗雷成为一位独立执业医师。他结了婚，成长为一名负责人的父亲和诊所负责人。随着岁月流转，他的心理防御机制变化了，形成成熟的适应性。戈弗雷70岁时，范伦特曾经问他，他学到了什么。他眼中含着泪花，脱口而出，“我学到了爱”。
75岁时，戈弗雷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如何被爱治愈。“我来自一个失调的家庭。但真正的满足源于我逐渐变成了这样一个人：舒适、愉快、并且有成效。我慢慢意识到，只有爱才能使我变得坚强、完整。”
82岁那年，在攀登阿尔卑斯山时，戈弗雷心脏病发去世。追思仪式上挤满了人。他的儿子这样说：“他（戈弗雷）一生生活俭朴，却有着丰富的情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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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者是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医院（MGH）精神科医师、精神分析治疗师罗伯特·瓦尔丁格（RobertWaldinger），他是乔治·范伦特主持的格兰特幸福公式研究项目的继任者。与范伦特一样，他也聚焦于所有人都关心的“什么是美好人生”这个问题，在这个TED演讲中，他用哈佛大学两个长达75年的纵向随访研究成果，强调了构成美好生活最重要的因素并非富有、成功，而是良好的身心、和谐、亲密的人际关系。
▲文中提到的韦兰特为“GeorgeE.Vaillant”，因翻译不同，也译为“乔治·范伦特”、“乔治·瓦利恩特”。
《自我的智慧》是这项“格兰特幸福公式”幸福的研究的硕果之一。
当投入地去爱一个人，去做一件事，幸福就自然而来。也就是说，幸福是投入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