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月，一拨又一拨国内外的媒体和人们聚集四川，众人莫不因亲眼见到一个“新的汶川”而深感惊讶。除去刻意保留的几处地震遗址，当时损毀严重的一个个乡镇早已不见了凌乱惨淡之景，错落有致的风情民居或羌藏小寨重新依山傍水，川西大量高耗能工业产业或搬迁或转型，园林式的宽敞校舍和采用了先进抗震技术的现代化医院让不少大城市人都羡慕不已。
2011年3月28日，震后三年的四川成都彭州市已经焕然一新
地处地震多发带的青川县由四川省广元市管辖，2008年汶川大地震造成青川县重大灾难。在浙江省杭州市援建下，全县“家园重建、设施重建、产业重建”成效明显。右上小图为2008年5月23日，大型挖掘机在青川县关庄镇的震后废墟上作业。大图为2011年4月，从空中鸟瞰汶川地震灾区青川县重建新貌
位于映秀镇的漩口中学废墟被保留为地震纪念馆，几乎每天都有人来这里悼念遇难同胞
□本刊记者温志宏发自四川
“那是2008年5月14日，我坐火车到广元，在车上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5月15日，我早早起床乘汽车到了白龙江。白龙江发源自甘南，流入长江，我乘船逆流而上，进入青川。因为当时青川所有的路都已经不通了……”
对于中国总理温家宝来说，三年前奔赴四川指挥救援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他同样不会忘记震后某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
“过三年再来，一个新的汶川会拔地而起。”
2011年初夏，震后重建工作已接近尾声。5月9日，再次考察重建工作后，温家宝在都江堰市主持召开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座谈会。会上他宣布：
“汶川地震三周年之际，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灾区所有纳入国家重建规划的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完工项目占规划项目的95%，完成投资占规划总投资的95%……灾后恢复重建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灾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群众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超过灾前水平，实现了大的跨越。”
这个五月，一拨又一拨国内外的媒体和人们聚集于此，众人莫不因亲眼见到这“新的汶川”而深感惊讶。除去刻意保留的几处地震遗址，当时损毁严重的一个个乡镇早已不见了凌乱惨淡之景，错落有致的风情民居或羌藏小寨重新依山傍水，川西大量高耗能工业产业或搬迁或转型，园林式的宽敞校舍和采用了先进抗震技术的现代化医院让不少大城市人都羡慕不已。
4月1日，清明时节的北川细雨纷纷。一年一度的祭奠仪式陆续开始，人们星星点点散落在老城废墟中，手捧菊花和香烛，低眉颔首，寄思故去的亲人。
作为人类历史上特大自然灾害的经历者，如何把灾难的记忆留存后世，见证地震灾难与抗震史实？这是震后重建首先面临的问题。
北川老县城曲山镇位于绵阳西北，周围山峦起伏，三年前接踵而至的大地震、泥石流和唐家山堰塞湖泄洪几乎埋掉了大半个县城。在“5·12”地震遗址遗迹保护建设专家组看来，“北川县城在汶川地震中受到的破坏最严重，几乎囊括了地震和地震次生灾害的全部特征”。
因此，在原地复建无望的情况下，当地政府一边与相邻的安县协商，划出几个城镇用于北川新城重建，一边根据温家宝总理提议，开始筹建北川地震遗址博物馆。三年后，这座投资23.45亿元、世界首座整体保存、规模最大的灾难性地震遗址原貌博物馆出现在世人眼前。
经过慎重选择，都江堰市虹口乡、彭州白鹿镇、青川县东河口、绵竹汉旺镇东汽厂区、映秀镇漩口中学和“5·12”遇难者公墓等地也陆续建成地震遗址。
少量地震遗址保留之外，大规模的震后恢复重建更是真正的“世界性难题”。震后不到一个月，也即2008年6月8日，中国国务院颁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要求四川省在2010年9月底实现“3年重建任务2年基本完成”的目标。这个目标的真实涵义包括：350多万户震损城乡居民住房的修复加固；150万户农房重建；26万户城市居民住房重建；3000余所学校和1362个医疗卫生、康复机构修复完工，以及恢复重建长达4847.8公里的干线公路……
在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看来，完成这项任务所面临的最大困难，首先在于如何解决高达5000亿人民币的资金缺口：
“重建资金总需求8658亿，包括中央财政在内的各种外来重建基金共3400多亿元。四川解决资金缺口的方式包括筹集地方资金、建立银企银政项目对接平台、创新投融资平台、引导灾区民众自筹资金等。其中，通过金融渠道吸引社会资金、银行贷款，即取得3900亿元资金。”
根据已经公布的数据，中国政府在当年刺激经济扩大内需的4万亿投资方案中，用于汶川重建的部分就占去近四分之一。
“中国式重建”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启动对口支援机制。中国的对口支援机制最初出现在1979年。当年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上，中央政府根据“支援为主，互补互济，积极合作，共同繁荣”的原则，确定北京、江苏、山东、上海等沿海或发达省区市对口援建内蒙古、贵州、广西、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带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移民开发局还曾在《三峡工程移民工作手册》中对此作出过如下解释：“对口支援，即结对支援，它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大协作精神的体现，是区域、行业乃至部门间开展合作与交流的有效形式。”
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前，对口支援政策已经发展出三种主要模式，即对边疆地区对口支援、对重大工程对口支援、对灾害损失严重地区对口支援。当年地震发生不久，6月13日，中国政府正式启动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组织山东、广东、浙江、江苏、北京、上海、河南、福建、黑龙江等国内18个省市，对口支援四川18个重灾县（市）。
根据四川省宣传部门编撰的《中国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纪实》，三年来，各支援省市每年对口支援实物工作量按不低于本省市上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安排，先后共派出2800多名干部、20多万施工力量参加重建工作。
对于在废墟上重生的一座座乡镇，对口援建城市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和人员，还在基础设施援建完成后的产业发展规划、深度经济合作等方面提供参考与便利，基于生态和文化传承考量的创新性转型规划更比比皆是。比如今年4月被联合国评为“全球灾后重建最佳范例”的水磨镇，震前以大批冶炼企业为支柱产业，如今却复原为真正的“水墨之乡”，小镇布局高低有致，远观丹青如画，近看古韵深长，各式雕花门前摇曳出风情万种。时任广东佛山市长助理、水磨镇援建指挥长刘宏葆曾一语道破“水墨”这般风景的秘诀：
“水磨的重生，不应该是砖瓦盖出来的，而应该是从土里长出来的。”
是2008年8月1日拍摄的四川省彭州市小鱼洞镇，地震后已经变成一片废墟。
是2011年4月17日已经建好的小鱼洞镇新社区
是2008年8月1日，经历过地震尚未复建的彭州市龙门山镇地区。
是2011年4月17日，龙门山镇齐整别致的“山水人家”社区
英国人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Howard，1850—1928）是20世纪著名的城市学家、风景规划与设计师。1902年，他在再版的《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CitiesofTomorrow）一书中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概念，认为理想城市应该兼有城市与乡村的优点，他也因此得名为世界“田园城市”之父。
100多年过去，中国西南的四川省在经历过一场地动山摇的摧毁式洗礼之后，省会成都市借用了霍华德这个美妙的概念，2009年底，三年震后规划行之过半时，成都提出要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世界级的“田园城市”必然包括城与乡两级。即便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国已不缺乏建设国际化现代都市的经验，而数亿农民生活其中的村村镇镇对于科学规划和合理改良无疑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四川震区处于龙门山系，损毁之处农村多于城市，探索一种新型城乡形态成为重建过程的当务之急，“中国式重建”的意义很大程度也在于缩小城市和农村差距，实现文明共享。
2010年底，面向全球招募的首批50位“乡村规划师”走进成都各地乡镇，挨家挨户发问卷。如何放置农具，如何晒谷晾衣，只有把村民这类“细小”的问题回答好，规划设计图才算过关。也正是因为这样破天荒地对“农村建房也进行规划”，四川震区重建三年来，成都、成都周边及整个震区出现了一大批环境优美的特色村镇。比如距成都89公里的彭州市龙门山镇，“5·12”大地震时属于极重灾区，如今经过重建，那里的新房齐整别致，镇上的白水河右岸重现“枫香晚花静，锦水南山影”之景，万余村人在这里回归正常生活。
屋舍精美，公共设施齐全，祖祖辈辈生长在田野的农民“上了楼”，举办“农民会所”交流学习文明心得……众多短暂停留的外来者因此把部分重建震区称为“中国最美乡村”。而实际上，在自然之美以外，震区的乡村再造工程面临着中国其他地区城乡统筹实践已经遇到的许多问题，比如迁建移民；安置政策与方案；资金筹措；以及更深层次的土地问题。
地震以后，都江堰市的向峨乡共有16个新居安置点。考虑到“上楼”后不能像以前那么方便地养猪养鸡鸭，安置点的位置和交通可能不理想，生活成本上升等问题，向峨乡棋盘村的70多户农民开始普遍不愿搬迁。最终在乡里干部的耐心解释和承诺下，村民大多选择了“统规统建”的迁居方式。据向峨乡工作人员介绍，从以小矿山开发为主转向以新型农业和旅游业为主，产业转型带来的致富前景也是当地村民最终同意迁居的主要原因之一：“上海对口援建都江堰市，现在我们这里特产的猕猴桃已经直接进入了上海超市，销路很不错。”
来自国外的产业合作迹象也让向峨村民很是兴奋。5月13日，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等人在访华行程中特意前往都江堰的农户新家，向峨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范龙佩对当地的竹产业很感兴趣，“以后合作的潜力很大”。
充分保留地方民俗和文化特色，避免“按照城市的建设模式改造农村”，也是四川震区城乡统筹实践坚持的原则之一。以彩绘见长的绵竹年画在中国西南地区流传已有数百年，早在2006年，绵竹木版年画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苏州市的援建下，投资3000万元打造的年画产业基地初现规模，震前零散的家庭作坊已渐被规模产业所取代。孝德镇还竖起了“中国年画村”的五彩牌坊，绘有100多幅年画作品的民居外墙也成为“绵竹一景”。
2011年5月中旬，中国最大的对外传播机构——中国外文局组织英、俄、法、日、西等多语种外国专家前往四川采访。采访团团长、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说：
“汶川地震发生至今三年，有关抗震救灾和灾区重建的故事已了解许多，行前也已看过大量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但亲临其境时，所见所闻所感非常震撼。原先脑子里无数想象灾区巨变的图片仍赶不上已经实现的变化。这里为中国人留下了一个可看可学的地方。从这里可以更深地理解‘5·12’大地震后，灾区人民在全国的支持下，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感天动地的故事，同时也可以从巨大的重建变化中，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丰富中国形象。如果只是静止、孤立地看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变化，一些人可能仍会不以为然，国际上的一些偏见也由此产生。但如果透过汶川今天的成就，看到面对着巨大自然灾害，一个民族所表现出的精神和意志，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理念所表现出的优势和价值取向，你就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结论。”
当下，在中国城镇化推进的瓶颈时期，真正实现一个“兼具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和城乡一体”的现代田园城市的规划，或许并非易事。但可以肯定的是，四川震区众多乡镇借重建之机正在进行的革新尝试，会为中国乡村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积累不少有益的经验。
5月15日—19日，中国外文局外宣媒体联合采访团前往四川采访报道汶川地震三周年重建情况。图为北川老城遗址，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前右）为西班牙专家何塞描述当时地震情况摄影/陈建
“那场灾难已经过去快三年了，一切历历在目，又似乎非常遥远。我曾经试着把它当做一场梦，一场虽然醒了、但仍然心有余悸的梦。我幻想着那些逝去的亲人只是去远行，他们在旅途中很愉快，甚至已经忘了还有我的思念……”
“震后的我们手足无措，没有了家园，我们去哪里安栖？没有了校园，我们去哪里学习？我们伤心，我们焦急，可是在现实面前，我们无可奈何。在这关键时候，国家给了我们希望，帮助我们重建家园，重修校园，让我们又一次重新来过……感恩的种子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结出累累硕果，最后将这份爱传递下去。”
“我懂得了在悲壮中成长，生命里最大的障碍并非来自环境，而是来自内心的恐惧、软弱与放弃。没有什么能再打倒我们那颗坚强的心……人生若白驹过隙，偶然而已。经历了这么多，我相信在离世的时候，我们能够平静地说：‘我来过，我不悔，我快乐，因为我坚强。’”
这些清新而真挚、甚至带有某种哲学意味的文字，来自北川中学高一（3）班的学生们。2008年地震发生后，温家宝总理先后七次来到北川中学，并在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四个字。三年过后，北川中学已经作为灾后重建重点工程在“永昌”新城全面复建。新校舍充满当地的羌族风格，建筑抗震设防烈度达到8度，教室、宿舍、图书馆等场所专门配备了残疾人便利设施，以保证因地震致残的学生完成学业。
导演李玉以汶川大地震为背景拍摄了电影《观音山》。张艾嘉扮演的常月琴在地震中失去家人，“以前我多快乐，我有孩子，我有先生，我什么都有。然后一下子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人不应该永远孤独的。”
岛影想知道的是，日本震后情形如此，中国汶川情况会怎样？无常的命运仿若雾中朝颜，怎样才能克服灾难所带来的藤蔓般蔓延的虚无感，怎样才能最快速地进行社会与心理重建？
在映秀漩口中学遗址，几乎每个导游都会遥指着远处因地震而裸露出块块石色的山峦，告诉前来这里凭吊的参观者，那是地震留下的印记，虽然还没有完全复原，但已有蒙蒙新绿。不过直到离开四川前，岛影也没有完全找到有关虚无感的答案。虽然从数据上看，这里三年来少有自杀事件，但他始终认为心理上的恢复是一辈子的事情，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面对大自然的力量，人类的无力感会越来越强烈，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话题。
专访北京前指总指挥刘永富
□本刊记者何流
“到什邡，你可以看到，我们没有搞一件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没有一点虚的东西。什邡的干部群众也这么讲。刘奇葆同志对北京援建的评价是：务实、科学、大气，让什邡人民真正得到了实惠。”
北京市对口支援地震灾区指挥部前线分指挥部，熟悉的人称它为“北京前指”。在全国19个省市对口支援四川灾区恢复重建中，这个指挥部直接负责了北京援建什邡的全部项目交接。去年9月26日，北京对口援建什邡的各项工作完成。“三年任务，两年完成”，说起来只是一个口号，做起来，却是千头万绪。
中国报道：今年“5·12”，您去了什邡，那儿的情况跟您之前预想的相比怎么样？
刘永富：现在去什邡，看到那儿的经济社会发展，看到人民的笑脸，我心里很踏实，我爱用“踏实”这两个字。从当时满目疮痍的状态到现在的现代化新城，这真是不可想象的。我讲给一些外国记者听，他们都不相信，他们说我们建一个几万平方米的医院也得几年甚至十几年。现在想想，我也觉得是个奇迹。
像“5·12”这么大的灾害，我亲身经历过2次。1976年那次，我刚参加工作。2008年这次，我全面参与了灾后重建。我以为，对口援建是一种凝聚全国人民力量的做法，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举，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出这种优势。
今年什邡的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了震前2007年的水平。看到他们的笑脸，我们的付出都值得了。
北京前指总指挥刘永富
中国报道：您说过，灾后援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光北京援建什邡就有100多个子项目，怎么统筹规划这些项目，有什么原则吗？
刘永富：我们一共投了70亿，这70亿建什么，怎么建，首先就遇到一个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布局问题，我以为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项目布局既要满足灾后恢复的需求，更要为什邡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基础。
我们搞基础建设的知道，虽然这个时候各种设施都破坏了，灾民住在临时安置房里，大家都很急，但是规划先行是很重要的。如果匆匆忙忙上马，日后很容易导致重复建设和顾此失彼。
在布局当中我们又突出了重点。灾后重建首先得让灾区人民有房住，有饭吃，出行方便。所以我们在项目布局当中坚持了民生优先、基础设施优先、公共服务设施优先、重灾镇优先，首先解决民居、供水供电、安全过冬等几个应急工程，然后就是基础设施。我们一共投了27亿元用于以路网为主的市政工程，修建了182公里的道路。换句话说，就是把钱全埋在了地下。有人说这些钱花了都看不到，你不心疼啊，我说不能这么看。现在什邡进入了“成都一小时经济圈”，3条主干道穿过860平方公里的辖区，市区道路一纵六横，镇与镇之间的道路等级非常高，山区人民出行也比以前方便多了。我们为什邡“十二五”乃至今后20年、30年的发展都打下了基础。
2008年9月，北京援建者在广青公路灵杰段摄影/廖文飞
中国报道：北京援建什邡，累计投入了70亿元，这钱从哪儿来的，又是怎么花的？
回访时我们发现，这些项目的运营效果好于预期。像人民医院，原来有人担心这么大的医院运营起来有困难，结果它现在运营得非常好，人满为患，利润颇丰。知名度非常高，周边地区的人都去那儿看病，它出的化验结果华西医院就认。
什邡84000户农民全部住上了新房，我们不仅让他们住上好房子，还要过上好日子。我们抓了11个新农村建设的试点，结合当地的生态环境、传统产品，搞一村一品，形成特色产业，跟市场接轨，进行合作化和股份化尝试。什邡的领导说，你们走了以后，我们还要把这种新农村建设搞下去。
援建不光要“输血”，还要“造血”，这是援建单位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什邡整个恢复重建需要200多亿，我们这70亿虽然不多，但在什邡的恢复重建中起了支撑引领的作用。一个地区的发展，光靠帮扶是不行的，还得靠自己。但要想加快发展，基础必须打好。我们就是既（给什邡）打好了基础，又创造了条件。
中国报道：新农村建设指哪方面，能举个例子吗？
刘永富：什邡有个红豆村，地震中受到了严重损害。这个村中心有个1200多年的红豆树，规划时，我们给它定位在以婚庆礼仪文化为特点的旅游村，建设时保留川西特色，再围绕这棵红豆树打造整体环境。去年四川省就在这儿搞过一个集体婚礼。红豆村按照这个路子走，现在形势很好，已经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旅游景点。再比如大泉坑村的烟叶、下院村的猕猴桃产业等等。现在这十几个村发挥了很好的引领示范作用。
中国报道：搞新农村建设有没有出现变相迫使农民上楼的情况？
刘永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处理得比较好。重建方式上，我们采取了以原址重建为主，凡是地质条件、居住安全能保证的，都原址重建，以便保持当地民风民俗。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异地重建。
重建时，我们是统一规划，以农民自建为主，我们给资金支持.技术指导。什邡在重建过程中也没有把受灾农民直接赶上楼。对于城镇的住房困难户，我们建的是廉租房；对于农民，没有让他们失去土地、宅基地，让他们上楼。
比如说渔江村，整个一个新村，全是二层楼，相当漂亮。但这是按照当地原有宅基地的面积，根据村民自身的意愿来建的。震后统一规划，每个村民拿出5平方米来，由我们集中建设了1万多平方米的公共设施，村民委员会组织经营，村民入股，可以开农家乐、酒店，这5平方米以前只能在房子后面开个小百货，当地反映非常好。
中国报道：北京在援建过程中，最重视的是什么？
刘永富：在整个建设当中，我们特别强调质量。北京的援建者都是选调参加过奥运工程建设的，我们也借鉴了奥运工程建设的经验。我们交给什邡人民的工程，全部是安全工程、放心工程、优质工程。其中很多项目获了四川省、德阳市和什邡市的奖项，还有一些项目要拿国优。这都是实实在在的。
去年援建还未结束，我们就想到了后援建时代，怎么能够将他们扶上马再送一程。所以北京和什邡订立了一个援建结束后3年的长效合作协议。这3年中，我们留了2.6亿的资金，用于一些新的项目上马以后的运营维护。同时在什邡设了一个留守处，对我们的援建项目进行质保。这都是为了让各个援建项目更好地发挥它的效益。
中国报道：19个对口援建省市之间有没有出现比进度、比规模、比投入的情况？会不会产生压力？
刘永富：比学赶帮超，这是正常的。当时我们就提出首都要有“首都意识，首善标准”，要走在全国援建的前列。这个目标，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我们实现了，什邡现在的发展是跨越式的。
在具体建设过程中，我们提出“工期服从质量”，必须保证质量，保证安全。安全、质量、工期、功能和成本，做到五个统一。对于一个建设项目，“五个统一”是一个科学的综合的指标，有很充足的内涵，是一个整体。这是我们在奥运工程中积累的经验，每一项都不能偏废啊。
到什邡，你可以看到，我们没有搞一件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没有一点虚的东西。什邡的干部群众也这么讲。刘奇葆同志（四川省委书记）对北京援建的评价是：务实、科学、大气，让什邡人民真正得到了实惠。
中国报道：去年玉树发生地震后，北京也是对口援建玉树的6个单位之一，援建玉树与援建什邡有什么不同？
2010年9月25日，四川什邡，北京市援建的108个项目已全部竣工
2008年6月18日，《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正式颁布创新提出“一省帮一重灾县，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明确要求19个省市以不低于1%的财力对口支援重灾县市3年。
1.山东省——四川省北川县
2.广东省——四川省汶川县
3.浙江省——四川省青川县
4.江苏省——四川省绵竹市
5.北京市——四川省什邡市
6.上海市——四川省都江堰市
7.河北省——四川省平武县
8.辽宁省——四川省安县
9.河南省——四川省江油市
10.福建省——四川省彭州市
11.山西省——四川省茂县
12.湖南省——四川省理县
13.吉林省——四川省黑水县
14.安徽省——四川省松潘县
15.江西省——四川省小金县
16.湖北省——四川省汉源县
17.重庆市——四川省崇州市
18.黑龙江省——四川省剑阁县
19.广东省（主要由深圳市）——甘肃省受灾严重地区
20.天津市——陕西省受灾严重地区
4月20日，“北川巴拿恰”商业街开街，新北川以崭新的面貌笑迎四海宾朋
□文·摄影/本刊记者乔振褀发自四川
虽然“灾区重建跨越了20年发展”，可崭新的家园并不能把曾经的伤痛擦拭得了无痕迹。
2008年5月12日，正值农历四月初八，这一天是佛教信众纪念释迦牟尼佛诞辰的日子。每年四月初八，位于绵竹市区小西门的祥符寺都会举行大型的佛事活动。
当天下午2点刚过，一位孔姓居士捧着经书前往大殿，为3点钟即将开始的诵经会进行准备。路过鱼池时，她奇怪地发现池中的鱼都张着嘴游到了水面上，她自语道：“鱼儿啊，你们怎么不吃食，却张着嘴在水面上呢？”地震过后，她才明白这些鱼的“怪异”行为正是那场灾难的前兆。由于祥符寺大殿的结构与一般建筑不同，所以在地震中受损程度较轻，在这里诵经的100多僧众也因此躲过一劫。
“5·12”汶川特大地震中，绵竹全市13.38万户农村居民的房屋倒塌或严重受损，倒塌和受损面积达1914.13万平方米，沿山地区、汉旺地区、山区房屋几乎被夷为平地；城镇有6.1万户、755万平方米的居民年房倒塌和严重受损。基本完好的房屋仅占8%左右，50万居民全部成为灾民。整个四川灾区的受灾面积近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整个西班牙国土；受灾人口3000多万，超过北欧5国总和……
“每当看到东汽的老厂房时，就像看到圆明园一样……”绵竹市市委宣传部部长罗应光谈到这里时，为了掩饰激动，他刻意回避我的目光。从他的眼里我看到了那种无法言表的哀伤。地震发生时的几分钟内汉旺镇镇政府办公大楼就倒塌了，曾经在汉旺镇担任过镇长的罗应光说，如果他没有离开汉旺，那么今天就是别人来这里凭吊他。
都说川人是乐观的，“打打小麻将，炒炒小股票”，闲适的生活能把烦恼忘掉。但对于经历过3年前地震生死的同胞来说，无论周围物质生活怎么样改变，那份无法释怀的痛始终深埋心底，而生活中新目标给了他们继续前行的勇气。
今年4月10日，家在四川广安农村的何纯涛度过了她人生的第25个生日。最近几个月她一直待在德阳市残联、德阳市红十字会与香港红十字会合作成立的“康复及假肢中心”里。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安上假肢后练习行走和起身等能满足日常生活基本需要的动作。3年前的那场地震让她失去了双腿。
映秀镇漩口中学地震时坍塌的校舍遗址。“5·12”地震中，漩口中学校舍倒塌，55位师生遇难
地震发生那天，何纯涛午睡后从宿舍里出来，锁上房门，钥匙还攥在手上，楼房就开始剧烈地晃动。“那天中午我睡过头了，刚走到3楼楼梯口，宿舍就垮（塌）了。”6层的宿舍楼完全垮塌，何纯涛被掩埋在废墟下一处长不足1.6米、高不到60厘米的狭小空间，一块水泥板压在她的双腿上，让她无法动弹……
2008年5月14日，被困在废墟里50多个小时的何纯涛被河南省郑州市公安消防支队的官兵救出。而当时不顾余震危险、一直在狭小空间救助何纯涛的特勤大队副大队长李隆也因在地震救灾中营救出多人，后来荣膺“2008年感动中国人物”称号。
4天后的5月1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蓥华镇用洪亮坚定的声音激励人们：“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总书记讲话的地方就是何纯涛曾被掩埋的地方。如今，那里已经建成了一个漂亮的广场。
2008年5月25日央视十套的《讲述》栏目播出了何纯涛被救的整个过程，何纯涛的姑父录下了节目并刻成光盘送给了她，让她永远记住那些曾经救过她的人。
“也许是我以前就喜欢笑吧，可能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何纯涛说。
为了让何纯涛能树立重新生活的信心，马丁经常去医院看望她。为了便于沟通，马丁时常会带着自己的学生给他们当翻译。后来何纯涛才得知，为了来陪她，马丁把自己要教授的课程都推到了下半年。这位来自伦敦的中年人，年轻时因腿部疾病行走不便，但他凭借着自己的毅力完成了学业，并逐渐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他的经历让何纯涛很感动，但这并不能解开她心里的结。
这是一个自我斗争的过程，何纯涛感到痛苦，难以坚持，但她仍反复地鼓励自己要忘记过去。
2009年，在马丁的帮助下，何纯涛联系到了德阳市残联、香港红十字会康复及假肢中心，这里能提供假肢安装、物理治疗、心理服务等“一站式多元化”康复服务。该机构是地震发生后香港同胞为支援灾区伤残人士而专门捐建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也都来自香港。
“刚来到康复中心时，她是很悲观的，认为什么都没有了。”何纯涛在康复中心的心理咨询师龚晓阳说。针对何纯涛的情况，康复中心心理服务部的专家认为她有“创伤后压力综合征”的症状：忧郁，焦虑，身体的改变让她看不到希望。龚晓阳首先从调整她的睡眠、饮食做起，帮助她放松下来，慢慢地让她接受截肢的现实。
龚晓阳说，他们就是要让何纯涛明白，她现在还有什么，未来可能得到什么，帮助她寻找到今后生活的目标。“经过一年多的康复和心理咨询，纯涛现在已经恢复到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了。”
在康复中心，何纯涛的心情也好些。“你残，我也残，看见周围都是残疾人心理平衡多了。”她笑着说。从出院后，她一直都没有回在广安农村的家，因为广安没有受灾，“我受不了周围人的目光和言语”。家里人考虑到她未来也不会回到农村生活，就凑钱支付了首付，给她在成都市温江区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楼房。
今年5月13日，何纯涛提出想回什邡市蓥华镇地震时她被掩埋的地方看看，她的这一提议让朋友非常吃惊，朋友担心她会触景生情，回忆起那段曾经最痛苦的经历。毕竟她曾经发过誓，再也不想回到那个令她伤心的地方。可这次她觉得，有些事情该面对的就要去面对。原来的同事知道她要回去都在厂区等着她。就这样，何纯涛在“5·12”地震发生3年后第一次回到了什邡。那天什邡下着小雨，同事们说是她感动了上天。中午吃饭时，大家对过去的事都讳莫如深。
“我知道大家是怕我心里难过。”她说，“其实只要不是刻意去谈地震的那些事，我觉得也没什么。”
去年4月1日，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正式施行，按照新规定，右下肢、双下肢缺失或者丧失运动功能但能够自主坐立的，手指末节残缺或者右手拇指缺失的，有听力障碍但佩戴助听设备能够达到合格标准等9类残疾人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从华西医院出院后，何纯涛在淘宝网上开了一家女装店，名为“日韩淘衣小铺”。由于自己没有货源，买家付款后，她再向上家付款，由上家给买家发货，自己只是从中赚取差价。她觉得在网上开店对残疾人来说是个很好的选择。
何纯涛说：“下一步我想自己进货、自己拍摄服装图片、自己发货，以后再开一家实体店，有了车之后，我就既可以开店，又可以每天在外面走走了。”这次来康复中心的几个月，由于上网不便，她的网店疏于打理，“以前积攒的人气恐怕都没了，等回家后要重新开始了”。
安装假肢后，何纯涛在康复中心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进行练习
“干啥！”
“没干啥！虽然不多但这是我的心意。”
几个从北京来的游客在刘小蓉的“农家乐”吃完饭结账时要多给她100多元饭钱。刘小蓉试图谢绝，她说自己现在是在做生意，这样“要不得”。
那位结账的中年游客说，刘小蓉的遭遇让他感动，“刚才喝酒时听到她的情况，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今年40岁的刘小蓉是四川省绵竹市金花镇玄郎村人，“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她在镇上小学当老师的丈夫不幸遇难。
农家乐“玄郎人家”老板娘刘小蓉（左一）的全家福
地震发生后，刘小蓉一直守在她丈夫所在小学的救援现场，等待着丈夫的消息。2008年5月15日，刘小蓉丈夫的遗体被找到，她感觉天像塌了一样。震后交通基本中断，无法将遗体运回村里安葬，所以在学校遇难的师生们都被埋葬在了学校旁边。由于当时无法和家属联系，除了刘小蓉的丈夫、另外一位老师和一位学生外，其他师生的遗体在被留取了DNA检验样本后都被埋葬在一座大坟中。三年过去了，每到祭奠的日子，刘小蓉都要到坟前和丈夫说说话。
地震中，整个玄郎村共有23人遇难，400余间房屋倒塌。由于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玄郎村农地都栽种上了树木，家中的主要劳力都在外打工谋生，所以遇难的23人多以老人为主。这也使刘小蓉家的情况显得特殊。
2008年，金花镇打造玄郎风景区，为响应“新农村”建设号召，刘小蓉与丈夫拿出多年的积蓄外加借来的4万多块钱，盖起来一座300多平方米的两层小楼，准备经营“农家乐”。“5·12”地震的几十秒钟，刚住了4个月的新房化为乌有。
“女婿走的时候，账也贷起来了，房子也不在了。”刘小蓉的母亲感慨道。
“在把他安葬好，静静地坐下来时，我觉得一切都完了，人也没了，房子也没了，一切都无所谓了。”刘小蓉的精神受到了巨大创伤，她每天呆坐在家里，“当时就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不做了，有没有饭吃都无所谓，人生一下就没了，没有意义了”。
当时她的儿子王宇正在读高二，她感觉自己无力撑起这个家。“我老公对我是非常疼爱的那种，他不愿意让我出门打工吃苦受罪，虽然每月只有1000多元的收入，但一家人的生活很幸福。”由于刘小蓉的爱人是公办教师，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所以从前的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妇女，每天在家里做做家务，农忙的时候也去给别人的苞谷地里帮忙，一天能挣30多块钱补贴家用。刘小蓉说，更多的时候，因为有丈夫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用她操心。
家里失去了顶梁柱，今后自己和儿子怎么办？陆陆续续的人来探望刘小蓉，有丈夫的朋友，还有素未谋面的志愿者。刘小蓉记得那时候，有四个留学生志愿者来看她时说的话：“阿姨，别难过，有我们在，我们会帮助你供儿子上完大学。”
后来，他们每个月都给刘小蓉寄来几百元的生活费。村里在山下安置点分配宅基地时，将村口处最好的位置留给她；修建房屋时，镇党委书记帮她联系施工队，镇上还给予了她1万元的特殊困难补助。为表达感恩之情，刘小蓉在修好的新房门楣上挂起了“党啊比母亲还伟大”的牌匾。
想到在上高中的儿子，刘小蓉必须重新开始。
“我一没文化，二没技术，也没什么特长，很难生活下去，所以，当时就想到去学车，不管再苦再累，我相信我能挣到钱供我儿子读书的。”刘小蓉说。
2009年初，刘小蓉到驾校报名学习驾驶技术，拿到驾照后，她筹了2万元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一边跑运输，一边忙着重建家园。第一天，她挣了58元。
儿子王宇考上西安的一所高校以后，刘小蓉告诉志愿者，不要再寄钱过来了。她说，她每月挣的钱已经够儿子上大学的生活费了。2010年春节，刘小蓉和儿子搬进了180多平方米的二层新房。
为了早日还清买车、建房的借款以及供儿子上大学，也考虑到自己房子在村口的“有利”位置，再加之政府给补贴，刘小蓉萌生了经营“农家乐”的想法。但是当她把想法和家里人商量时，除了一个弟媳支持夕卜，其他家人都反对。
刘小蓉说：“家人主要是觉得搞‘农家乐’赚钱不多，生意好累人，没得生意焦人。”这一次，刘小蓉“一意孤行”了，“成功就成功，不成功就罢了”。除了政府补助2000元外，刘小蓉自己又投入了2万多元，去年3月28日，她的“玄郎人家”开业了。
刘小蓉说，她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她的“玄郎人家”是一点点投入的，挣了钱就投入一点，扩大规模或增加设备。从屋内屋外的桌椅板凳到绿地里的树木花草，都是刘小蓉自己一个人去买的。一些用来装饰的石头则是她从河边一颗颗捡来，然后用面包车运回来的。下一步如果有了资金，刘小蓉还准备把空调装上。
刘小蓉每天一大早就起床打扫卫生、采购原料、接待客人。由于她家地处玄郎村牌坊人口，位置好，环境宜人，再加上服务热情周到，来吃饭的客人渐渐多了起来。许多客人对她家很有特色的山野菜、山腊肉、点杀鸡都赞不绝口。和她同时期开办农家乐的几户人家因为生意不好，如今都已不干了，但她却坚持了下来。刘小蓉的经历和创业故事让她在当地小有名气，前不久，在镇上的总结表彰会上她荣获了“农村致富带头人”的称号。
但正像家人担心的那样，“‘农家乐’赚钱不多，却很累人”。每个月除去人员开支、水电煤气、原材料等费用，刘小蓉差不多能挣2000多元，而这和她“跑车”时的收入差不多。
“‘跑车’还是单纯些，现在这个工作太累人。”刘小蓉对本刊记者说道，“每天一大早就要去买菜，客人多时，从早到晚都没得休息，真的很累。有时候开累了想关，可又不能关……没法。”
开办“农家乐”有一点让刘小蓉感觉欣慰，那就是能把家里人都聚在一起。她89岁的外婆、母亲还有弟媳妇，都帮着她操持着“玄郎人家”，“虽然挣钱不多，但家里人都在一起，能照顾家”。
有人看到刘小蓉一个人很辛苦，就说要给她介绍男朋友，但刘小蓉认为这是大家在和她开玩笑。“他们都爱和我开玩笑，他们觉得我很乐观也很开心，其实遇到挫折时我也很脆弱。”刘小蓉说，“如果有合适的，也会考虑重新建立家庭，但现在还没有合适的。”
刘小蓉的弟媳妇说，她姐姐的这种情况不好找男朋友，“贷着账，娃又正在念大学，一个月需要差不多1000块钱，负担重”。
如今，刘小蓉丈夫的照片依旧摆放在她的卧室中。她的母亲告诉记者，刘小蓉的心情今年才算好点，但“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喝酒的时候，她还是会哭”。
“眼睛、嘴巴都像我，鼻子、耳朵像他爸。”2009年7月29日下午，在什邡市妇幼保健院一间简陋的板房病房里，来自什邡市红白镇松林村5组的32岁妇女冯瑛，躺在床上仔细端详着身边刚刚出生的熟睡宝宝，她的孩子是“5·12”汶川特大地震重灾区什邡市震后再生育的第100个宝宝。
“5·12”地震不仅摧毁了冯瑛的家园，更带走了她9岁的女儿。2008年11月份一次常规孕检中，冯瑛发现自己怀孕了，这让一家人喜出望外。
在冯瑛怀孕期间，为了缓解她的紧张情绪，计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定期上门为她做常规孕期检查，并陪她聊天。2009年7月22日，根据冯瑛的预产期，什邡计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将她从红白镇接到当地条件较好的市妇幼保健院入院待产。
7月29日上午10点整，冯瑛顺利地剖腹产下一男婴。喜得贵子的小两口给孩子取名为周已皓。如今，小皓皓已经快两岁了，生长发育良好，长得虎头虎脑的小家伙成为了全家的开心果。
孩子的出生，给那些遭受地震破坏的家庭带来了笑声，带来了生命的传承，带来了希望和稳定。
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冯瑛不愿意再谈起，她说有些记者的采访总要勾起她对过去痛苦的回忆。虽然又有了孩子，可当冯瑛看到与自己女儿年龄相仿的孩子时，仍然会感到难过。
“他爸爸现在就在红白开火车，我每天就在家带孩子，孩子健康成长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冯瑛告诉记者。也许是年龄增大的缘故，冯瑛说她现在一个人带孩子很累。
对于未来，冯瑛感到更多的是经济压力。地震前，冯瑛在邻近的宏村发电厂工作，每个月能有70.0多元的收入，而现在“我男人每月能挣2000多块钱，我要带孩子不能去工作，家里攒的钱又都修房子了，现在孩子每月的奶粉钱要300多块，等以后孩子读书了就有负担了”。
专访德阳市残联·香港红十字会康复及假肢中心心理服务部主管唐敏怡
□本刊记者乔振褀发自四川
很大一部分残疾人不能很快建立自信的原因在于他们找工作会遇到很多困难。更多的残疾人身体受伤后只能呆在家里，没办法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今年9月，“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区3年重建工作将全面完成。3年前的汶川特大地震导致大量人员肢体受伤，有的留下了终生残疾。为了满足灾区众多伤员在医疗及康复方面的需要，2008年7月6日，香港红十字会与德阳市残联、德阳市红十字会签订项目协议，用来自香港的5000万元人民币捐款成立“德阳市残联·香港红十字会康复及假肢中心”（下称康复中心）。2009年4月开始，香港汇丰银行另增加捐款1800万元人民币，令康复中心的总经费增至6800万元。
这是四川首家为地震伤残人士成立的康复及假肢中心。中心引入了至今比较理想及完整的“一站式多元化”专业医疗及康复服务，为地震伤员提供5年的免费医疗、假肢安装、物理治疗、作业治疗、心理服务、社会康复、暂宿服务等康复服务。除了有长期在康复中心工作的香港工作人员外，一些来自香港的外科医生、临床心理学家等专业义工每月还会定期到康复中心工作。
地震灾难发生之后，许多人会经历亲人的伤亡，或是面对自己身体受到的伤害，随之而来的是产生一些身心反应。3年的家园重建几近完成，而人们的心理重建又是怎样？
经历过地震的人可能会体会到抑郁、焦虑，变得容易发怒，睡眠受到影响，对未来的生活或康复没有信心，自我价值感和效能感低落，因家人关系、经济等原因承受着压力，因长期伤痛出现消极的想法等。有些受地震影响的人士，抱有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的转变，也有一些在心理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创伤，这些创伤所带来的负面情绪和想法，有可能持续影响着他们今后的生活。
一般人比较容易认为是伤残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但是让他们改变的重要原因——对人和事的看法、与人交往的方法、对工作的期望、与家人的相处方式，却容易被他们忽略。因此，心理服务在地震康复工作中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心理服务专业人员可以协助康复者降低创伤带来的影响，提高他们的适应能力，从而让他们继续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中。
香港临床心理学家唐敏怡
中国报道：需要心理服务的康复者有多少？
唐敏怡：在康复中心筛选的个案里约有40%的人士需要心理服务。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人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只是有时候我们多加一把手，他们就可能会更快更好地把问题适应下来。这40%的群体中大部分都是比较轻微的情况，很严重的情况其实不多。
其实，一般情况下，经历地震灾难的人都会有一个自我恢复的功能，大部分人群是不需要特别的心理服务的。只有一部分因身体残疾而引起了一些心理的需要。
但有一部分比例很小，却不能忽略的人群，他们真的是因为地震的经历带来了心理的创伤。他们不敢谈起地震，常常会梦到地震的画面，对身边的潜在危险特别警觉，他们的日常生活因此受到影响。3年过去了，我们偶尔还是会在新来的康复人士中发现有这种情况存在。
中国报道：康复中心的心理服务部门主要从哪些方面来调适康复者的心理状态？
唐敏怡：对康复人士来说，有几个范畴我们比较多地参与并提供服务，比如压力管理、睡眠管理、痛征管理、情绪管理等方面。
以压力管理方面来说，地震过后，康复者经历着很多生活上的改变，不管是他们的活动功能、工作能力，还是跟家人相处的关系，都会因为他们的残疾、家庭的变化或经济上的损失，带来不一样的改变。这个过程中他们怎样面对种种的压力？需要我们帮助他们找到一个介入点。
痛征管理和身体的疼痛有很大的关系，很多的康复人士因为身体受伤，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身体疼痛，疼痛有时候是可以通过物理治疗、医疗的办法减轻或消除，但有些疼痛和心理有关系，实际上是不可以消除的，所以我们会和其他专业合作，解决他们因心理因素引起的一些痛征。比如说，教会他们怎样在未来的生活中跟疼痛一起生活，怎样有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去接受疼痛。
2008年7月13日，来自四川什邡地震灾区的34名学生在北京接受心理辅导
而情绪管理其实和压力管理有关系，我们会通过一些技巧去改善他们面对的问题，重点不是每个问题都帮他们解决，而是通过一起去分析问题找出一些比较开阔的解决办法，这样以后他们面对类似的情况就能独立地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报道：康复人士中哪个年龄层所占比例较多？
中国报道：面对地震伤残人士，周围人能做些什么？
唐敏怡：其实，不需要特别地对待他们。因为残疾人有身体上的缺陷，有些人可能会给他们特别多的怜爱，或表现出对他们特别地关心。有时候这个关心需要，但如果关心超过了一定程度，就会让地震伤残人士感觉你在歧视我、你在怜悯我，这不利于帮助他们正常地回归到生活中去。我们其实可以更多地去聆听地震伤残人士的倾诉，鼓励他们说出来，不管对不对，我们都愿意听，这个态度是很重要的。
中国报道：如何帮助残疾人建立信心？
唐敏怡：信心是一个很重要的范畴，我们把它放到自我形象中去。自我形象比较低落时，情绪就比较低落。同时，自我形象和身体康复也有很密切的关系，比如自信心不强时，对一些康复训练安排就不太配合或者进度比较慢。
很多时候伤残人士只注意到他们失去了什么，可他们得到了什么、本来已经拥有了什么却没有在意。心理服务在这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是通过跟伤残人士一起探讨他们现在的长处在哪里，跟他们一起发掘他们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希望通过干预能够和他们一起发掘他们自己的一些力量，调适他们的自我形象，达到自信心的重整。
中国报道：离开康复中心后心理调适效果会不会有反复？
唐敏怡：会有这种情况。不过这种情况表示“干预”做得不是太理想，效果不是太巩固。我们就是希望康复人士能学到一些东西，离开康复中心的时候，他们回到自己的正常生活也可以继续使用的。如果出现效果反复的情况，我们会继续提供服务，找到出现反复的原因。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非因为康复人士的软弱、没有能力才帮他们。我们注重的是怎样更积极地找出康复人士的力量所在，帮他们进一步地发挥这种力量。其实，这种力量他们已经具有，只是被他们忽略，我们只是帮他重新发掘出来。
生命财产损失严重的北川老县城，如今作为地震遗址被保存下来。唯一未毁的国旗台前方，人们搭建了献花祭坛。地震遗址成为遇难者和失踪者的集体墓地。我手握一枝菊花，向遇难者致哀。
[日]岛影均人民中国杂志社记者
阪神大地震后，由于受灾者长期在防震棚生活，如何减轻受灾者的心理负担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东日本大地震还伴随着核电站事故带来的不安。震后重建工作已走上正轨，如何应对因人而异的灾后心理创伤问题呢？要使饱受创伤的心灵得到康复，必须在政策上给予重视，跨地区的互助合作也不可或缺。
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灾区的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邻里间的人情关系发挥了很大作用。一位对中日情况都有所了解的中国心理医生告诉我：“四川灾后心理重建之所以比较顺利，与受灾区属于农村有很大关系。今后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也难免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所以对四川震后受灾者的心理重建跟踪调查很重要。”
衣食住条件的充足，尤其是住宅重建和就业机会的增加，对心理重建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对于不得不弃农的人们，需要给他们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因此，全球人居环境论坛理事会将“全球灾后重建最佳范例”奖颁发给汶川县水磨镇，很有意义。
绵阳市北川县是中国唯一一个羌族自治县，当年的地震造成了16000人遇难，约占当地人口10%。考虑到北川特殊的地质条件，政府决定重建北川。为此，山东省为北川支援了120亿元资金和3.5万人。
当我们参观这座新城时，大部分工程已经完工。在北川的重建中，政府不仅仅是复制原来的城市，而是把这次重建当作一次从零开始的机会，新城就是一个现代城市规划的样板。新的北川中学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教师来自全国各地，各种教育设施丝毫不亚于其他中国大解市里的学校。所有的建筑设施都依照最先进的抗震要求来建造的。
[法]霍安北京周报社记者
旅游业成为当地转变经济模式使其具有可持续性的一个出路。位于九寨沟和卧龙自然保护区附近的水磨镇，地震前曾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地震以后，成都市向水磨镇提供一块工业荒地重建工厂。这使得水磨镇可以继续依靠这60多家工厂创造的产值（根据当地政府的说法，约占当地GDP的80%），同时又能够开发当地的旅游潜力。4月份，水磨镇被全球人居论坛授予“全球灾后重建最佳范例”奖。汉、藏、羌族文化遗产都被精心保护，行走在这个美丽小城的人们对这一殊荣由衷认同。
绵竹年画镇也选择了开发当地旅游资源的道路，着重推广当地特产——年画。在当地政府和无锡市（绵竹重建的主要资助城市）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小型刻绘工厂。这个工厂已经为当地50多名群众提供了就业岗位，同时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西班牙]荷塞·哥尔多今日中国杂志社记者
新城旁边是一片令人不寒而栗的地震废墟，那是曾经的映秀，现在被保留下来纪念在地震中丧生的人们，也是提醒人们永远不要忘记四川人钢铁般坚定不移的精神。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加上全国人民的支持，当地党员干部的献身精神，以及国外的援助，映秀可以继续前进。
灾区里像映秀这样的全新建设的乡村城镇多得数不过来。北川，这个曾经受到地震影响最大的县城，现在已变成一个全新的城市，整个城市设计巧妙，有着当地建筑的独特风格。这里建起了一个工业园区，盖了一座新的中学，已经有超过5000名学生在里面上课。另外，还有一个地区完全用于传统文化建设，这个地区的规划让人惊讶于它的前瞻性眼光，不仅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融为一体而且也尊重传统和自然环境，达到了难得的平衡。
四川灾区的39个县的GDP增长速度高于四川省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而同时，在环境保护方面能够乐观面向未来。
三年来，汶川已经奠定了真正的、深刻的、持续的复兴基础。当年的精神还在，瓦砾还在，重建的愿望、希望更在。现在，需要的是不放下抬起的手臂，不忘记一个更好的未来是可能的，四川人民坚韧不拔的精神更是美好未来的保证。
[俄]柳德米拉·古巴列娃人民画报社记者
2008年5月，水磨镇在地震中被彻底摧毁。现在的镇子从一片废墟瓦砾中恢复。小学和中学的校园，专门的教育机构，配备了现代化设施的医院都已经重建。两、三层的建筑让这个新城散发出一种独特的美，令人产生错觉，仿佛置身于高档的别墅区或者一个豪宅区。
这里的建筑拥有华丽的外表，而且风格各异。在水磨镇生活着四个民族：羌、藏、回和汉。这里的民族建筑非常有趣，宗教信仰也各具特色。
北京大学帮助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设计了重建规划。根据规划，该区将来还要发展文化教育产业。水磨镇还建起了博物馆、旅游中心和会展中心。在长寿老街上，修建了四川西部少数民族风格的建筑。街中间还有一座白色的佛塔，代表着各族人民的和谐共处。
在这里的一面墙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口号：“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当你走在重生的水磨镇上，看到一张张快乐的面孔，你会想起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的话，“没有什么困难能压倒中国人民！”
[美]古博凯中国网记者
在绵竹市，有一个村子叫老德年画村。因为拥有历史达2000年之久的古老“年画”文化，该村被指定为官方旅游点并予以特殊重建。数百座新建或重建的房屋呈现着传统的中国建筑特色，每一处房子的门面墙上都绘制着色彩斑斓的年画图案。导游介绍说，江苏设计团队之前选了一位年画专家专门设计年画插图样式。虽然基于同类样式，但是每一幅图画都色彩鲜亮，缤纷夺目，自成一格。
在村子里，我们认识了一位93岁高龄的年画画家陈兴才。受益于当地年画文化区的创建，陈老和他的儿子得到了专门的工作室和住宅，继续开拓他们的年画事业。陈老的儿子说，他们每天能画几十幅年画，一幅简单的纸版画能卖25元，装裱起来的大幅年画可卖到上千元。
水磨古镇曾是当地旅游业重镇，重建时，规划者建立了三个独立建筑区域，分别展现阿坝自治州藏族、羌族和汉族的不同文化特点。水磨镇每天接待近2万名游客，零售业蓬勃发展，很多商店、茶馆、餐馆和宾馆迅速涌现。在古老的小镇上，可以看到饭馆高朋满座，茶屋里麻将声噼里啪啦作响。小镇人的精神气儿显然已经回来。
在汶川各地，人们都抱着对新生活的希望，不断调整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很多在地震中丧失子女的人们又孕育了新生命，建立了新家庭。有些地区则成功从工业经济转型到旅游经济。虽然不可能人人都更富有，但至少在整个国家的努力下，每个人都有机会活得更好。
“5·12”汶川大地震过去整整三年，这一国殇曾重击了国人心灵，也让我们感到了民族凝聚的力量。
地震后的那段日子，身在成都的建筑师刘家琨一趟趟往灾区跑，满眼都是发白的废墟。“那么大的废墟怎么处理？”作为建筑师，刘家琨不转弯就会想它本来就是房子，要把它重新做起来。
“再生砖”的想法本能地冒出来：用破碎的废墟材料作为骨料，掺和切断的麦秸做纤维，加入水泥、沙等，由灾区当地原有的制砖厂，做成轻质砌块，用做重建材料。但光有砖还建不成房子，刘家琨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建造体系：再生砖——小框架——再升屋。这种结构是对农村普遍推行的砖混结构进行改良：“采用砖混结构也可以造房子，但要达到抗震要求，就必须按照规范要求加强圈梁和构造柱。我们的方案是把圈梁和构造柱再加强一点，变成小框架。这样抗震性能和灵活性等就提升了一个等级，围护墙可以用再生砖，或其他材料如竹编泥抹墙、石片墙等。目前先做一层，以后有了钱可以加建二层，所以叫做再升屋。”
刘家琨用再生砖和小框架实现的第一件作品是一个小小的个人纪念馆。这是为在地震中死去的聚源中学初三（1）班学生胡慧珊修建的。以灾区最为常见的坡顶救灾帐篷作为原型，表面施以乡村最常见的抹灰，像灾区常见的一样，室内外均采用红砖铺地，只是门前种了一棵桂花树。在刘家琨朋友樊建川提供的地震博物馆旁的田间地块上，这个小房子单纯、朴素、普通，但足以勾起人们对地震的集体记忆。
刘家琨是5月28日在一次去聚源中学时遇到胡慧珊的父母的。现在回想起来，是刘莉珍藏的女儿的脐带、胡明的坚强骄傲紧紧抓住了他。“再生一个女儿，还是叫胡慧珊！”6月21日再去聚源，刘家琨吞吞吐吐说出这些天来萦绕于心的想法：为他们的女儿建一个小小的纪念馆。接下来的感激让他始料未及。“我一直有点怀疑我这个想法在目前的生存现实下也许太过诗情画意，也许对他们不是实际帮助，而胡明的话使我不再怀疑。那些实际的物质困难，都是身外之物，对心灵的安慰才是最深切的安慰。”
一束光从屋顶圆孔射进来，投下希望。刘家琨打算按胡慧珊的喜好把室内装饰成粉红色，里面陈列她短促一生中留下的少许纪念品：照片、书包、笔记本、乳牙、脐带……“她的一生没来得及给社会留下多少痕迹，她不是名人，她是个普通女孩，是父母的心肝。”
“这个纪念馆，是为胡慧珊，也是为所有的普通生命……对普通生命的珍视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前几天，刘家琨听到一个好消息，胡慧珊的妈妈又怀孕了。他觉得自己的设计有了超越建筑的意义。
贾冬婷《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写于汶川地震一周年
聚散分合构成了这个世界最小的社会组织——家庭。结婚、离婚、再婚、繁衍、死亡，是再平常不过的人生悲喜剧。然而地震，令这种平常成为了非常：它刹那间集中摧毁了同一地区的大多数家庭，挑战人的心理极限，让白发人送黑发人，让年轻的家庭支离破碎；将希望集中变作绝望，将幸福集中化作伤悲。
邓群华的工作手册上有条有理地记录着自3月5日开业以来整整一个月的业务：登记单身男84个，单身女109个，而其中由于地震丧偶希望重组家庭的男女共130人，占了一大半。最终同意结婚的共有46人，23对；谈了恋爱又中途分手的共10人，5对。邓群华得意地说，基本上每天都有一对准备结婚，“速度很快，好像想都不用想”。而她自己也重新收获了爱情，与北川县医院57岁的内科医生蹇洪培预备重组家庭。
蹇洪培显然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他提起地震和死去的妻子，两句话便泣不成声。邓群华给他递来两张纸巾，说：“她（指蹇的前妻）今后就是我的大姐，我跟你一起去扫墓。”邓停顿了一会儿，告诉我，震后重组家庭与正常的“二婚”不同的是，一方对另一方死去的丈夫或妻子都很尊重，家里可以放前夫前妻的照片，会陪着对方一起为前夫前妻祭扫，也能接受留下的孩子。“毕竟，这种灾难是大家共同经历的。”
蹇洪培出去洗了一把脸，回来告诉我，北川县医院原来有240多名职工，地震中死了127人。震后不到半年，就有30多对结婚、重组家庭。他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在西昌工作，尽管衣食无忧，但“悲伤和压力令人窒息”，“特别是夜晚，有一种等不到天明的感觉”。蹇洪培希望，自己能尽快与邓结为连理。
陈彦炜《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写于汶川地震一周年
汶川大地震后，一切都在废墟上艰难重建。重建的不仅有制度与建筑，还有人心与家庭。图为2009年4月30日，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擂鼓镇银锭村，31岁的刘文竹已经再次怀孕7个月。她的第一个女儿在地震中遇难
我没有想过出彩，我心往的是可以乘坐传说中的黑鹰直升机了。每一个爱战争片的男人心中，都会记住《黑鹰坠落》的经典画面！是的，黑鹰，我即将前来。
可坐上“黑鹰”的两分钟后，就开始怀疑和后悔。原来电影里的英雄要忍受比拖拉机还颠簸的过程，比拖拉机还恼人的噪音。安县上空雷电交加。透过机舱，能看见闪电就劈在近在咫尺的地方。第一次直升机的旅程被迫返航，飞行员后来对我说：我们命大。当时不曾仔细体会，到现在想来，总是会有微微的颤抖。
第二次升空，顺利飞行到唐家山堰塞湖上空，我扛着摄像机，在飞行员刻意的帮助下。顺利拍下整个堰塞湖的情景，传回台里。那时暴雨连绵，整个北川、安县、绵阳都生活在橙色警报下。北川大转移，安县大转移，绵阳大转移！5月23号，唐家山告急，一切能够转移的都在转移。堰塞湖以每天500万立方的速度增加蓄水量，6月3日，蓄水量超过2亿立方，一旦溃坝，奔流而下的洪水将卷起60～80米的巨浪，洪峰将直达绵阳市，130万群众将面临灭顶之灾。
各种方案随之而来，我接到的最夸张的命令是：即将800名武警战士组成的队伍，身背炸药徒步从北川前往唐家山堰塞湖，炸毁堰塞体，泄洪！而我，作为在绵阳驻站的最身强力壮的记者，有幸被指派随军前往！悲壮感在那一刻油然而生，街上，是不停迁徙的人群；建筑物上，在高达十米的距离刻画着的防洪警示，绵阳唯一出川的宝成铁路桥在日以继夜地加固……争分夺秒，洪峰时刻来袭，死神仿佛随时会降临。
最终，大自然给了英雄的中国人民机会，我们的直播车在长达7天的日夜候命中，没有收到决堤的最坏的消息。来自俄罗斯的超大型米-26直升机吊来一辆又一辆重型机械，在武警水电部队官兵的日夜努力下，唐家山堰塞湖的泄洪槽奇迹般修建而成。随之而来的是顺利泄洪，北川老城一半被淹没，安县、绵阳，安然无恙！在直播车前轮流换岗守候了几天几夜的我们，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回到绵阳，我一口气吃了一斤一两米粉，吓住了所有同事。
风平浪静后，唐家山回到了往昔温柔的面貌，高山、峡谷、绿水，在经过科学排险和泄洪之后，湖水像一个美丽的姑娘一样，静静流淌着。群山环抱，风景秀丽，历经伤痛的人们以大无畏的勇气回到了这里，重新开始生活。
2009年，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提出将唐家山堰塞湖打造成“中国最大玫瑰谷”。2011年5月，72岁的徐邦兰老人，天没亮就起床了，她在唐家山上种了3亩玫瑰，每天她都会在这个时候起床采摘已经怒放的玫瑰，她说：“玫瑰采摘得越早，所含的玫瑰精油就越高。”像她这样在唐家山周围村镇种植玫瑰的人家有很多，现在整个种植面积已经达到3000余亩。这曾经让人谈之色变的唐家山，如今已是鲜花盛开，芳香扑鼻，玫瑰种植已经成为当地老百姓增收的产业，大片大片的玫瑰园也开始成为唐家山堰塞湖又一旅游观光亮点。
谁能想到，3年前死神降临般的唐家山堰塞湖在3年后会变得如此柔顺美丽；谁能想到，北川人民在经历如此伤痛之后能后在一片废墟之上建立如此美好的家园！在大自然面前，我们是渺小的、卑微的，但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在不断的抗争之中，能够不停地创造奇迹。是的，这是一个奇迹，是北川人民的奇迹，是四川人民的奇迹，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奇迹，地狱和天堂往往不过是一线之间，在无所畏惧、不屈不挠的生命面前，地狱过后，就是天堂。
罗成果四川卫视记者，写于汶川地震三周年
“5·12”汶川地震两周年时，新北川县城重建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在地震两周年到来前，广州市援建工作组终于提前完成了全部77项援建项目，“没有一个项目超过概算”，工作组组长李俊夫颇为得意。但回想整个援建的过程，李俊夫却感慨，“想科学地花钱并不容易”。
来的五个人中，除了李俊夫搞过城建，其他四个人此前都只有社会管理经验。迎接李俊夫的，是当地政府拿出的一份高达160亿的重建项目清单。这和广州准备拿出的18个亿援建资金相去甚远。即使加上社会捐赠的10亿善款，也只有28亿。中央随后也出台了一些援建的专项规划，但李俊夫发现，这些规划的要求与援建资金的要求也存在不小差距，如果按中央规划，“广州再拿20个亿也不够”。
广州援建最初打算的方式是“交支票”。将钱交给受援方，让当地政府自己去重建。但李俊夫发现汶川县建设局，只有几个人，没有电脑，甚至连基本的测绘地图都没有。这些情况被反馈到后方，“交支票变成了交钥匙”。根据李俊夫的建议，广州派出人员首先对汶川县城的受灾情况、人口数量结构、社会经济等情况进行全面的调研。然后根据调查的情况，对对方提出的援建项目进行分析和删减。删减并不容易，李俊夫常常要和县领导谈无数次，专家的结论成为让对方诚服的关键依据。
“交支票”变成“交钥匙”后，广州派出包括由市政、公共卫生、经济等六个政府部门的局长挂帅的六个专职小组赶赴汶川对口展开全方位的调研和规划。但在做了六个月的“基础工作”之后，李俊夫发现，内部控制也存在问题。李俊夫根据整个援建需求重新设计了组织结构和岗位，然后提交广州市委组织部在后方招了18个人组成了新的援建团队。
来自广州市财政局的三位处长组成了新的财务部，在解决资金审批问题的同时，也管住了资金总盘子。整个援建资金根据援建项目分批划拨，财务部的账户上始终只保持3个亿的资金充裕。28亿的蛋糕究竟怎么切，从所有项目的规划、设计、招投标到概算，都由前期规划部部长徐明贵负责。工程部成了“单纯的加工厂”，只负责组织所有工程项目的实施。纪检部门也参与到前方全程监督。
这套“量身定做”的组织结构在汶川高效运作，所有人员的工作在分工的同时，还会根据不断出现的情况进行重新组合。团队成员由于来自不同的政府部门，彼此没有升迁竞争，没有层级观念，因此在一种共同的目标作用下，真正成为了一个团队。
在广州援建工作组驻地的墙上，挂着很多没能使用的设计方案。这些“淘汰”的方案代表着曾经的争论和最终的妥协。援建最大的困难和矛盾都集中在规划期间。
双方有时争论的只是外观细节，比如学校建不建屋顶。当地领导认为，典型的羌族建筑没有屋顶，坚决不能建，而李俊夫和援建人员则认为要把民族性和时代性结合，而且安全是前提，原来的建筑结构不安全。最终的解决方式，是汶川一小建了屋顶，汶川二小没建。结果建成后，看见像艺术馆一样漂亮的汶川一小，对方也接受了。前不久县城风貌改造中，全县的房屋外墙还被要求全部涂成了汶川一小的黄色。
广州整个援建资金的分配某种意义上也是“妥协”的结果。28亿资金，交钥匙的21亿多，另有6亿多元以交支票的形式交给了当地政府部门进行项目重建。而今的汶川县城，已经见到一个旅游城市的雏形。
冉金《南方周末》记者，写于汶川地震两周年
□毛晓刚
三年灾后重建，不仅是观察中国力量、中国智慧、中国精神的窗口，更是检验中国制度、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试金石。相较于唐山大地震十年重建的艰辛，今天的中国在应对风险和挑战方面已经更为成熟、更有力量。
谁也无法忘记，那场吞噬了近9万人鲜活生命的8.0级特大地震，不仅使中国十多万平方公里的腹地山河破碎易位，摧毁了当地的地理秩序，更在瞬间破坏了经济的运行秩序，打乱了社会的生活秩序，重创了公众的心理秩序。从那一刻起，全世界就在观察中国、审视中国、探问中国：元气大伤的灾区能否重新挺立？毕竟，汶川地震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涉及范围最广、损失最大的一次地震灾害，重建任务显然异常艰巨而繁重，可谓“世界级难题”。毕竟，就连救灾经验世界领先的日本，完成1995年阪神大地震重建都用了近十年，就连国家实力世界第一的美国，在2005年新奥尔良风灾过去了6年之后，还有大量灾民流离失所。如今，事实说明一切，汶川地震灾区已然重焕生机。中国，一个综合实力和重建经验都不算最厉害的发展中国家，却能够在短短3年内创造出举世赞誉的重建奇迹，这里头无疑有很多东西值得总结。
不过，经济实力本身并不能天然地发生作用，它需要融入一个国家的综合性能力之中，才可能释放出最大能量。我们可以用部分数据为“汶川奇迹”作些注解：震后10天完成1500多万人应急安置，震后100天完成1200多万人过渡性安置，震后1年内全面完成355万户震损住房修复加固，震后1年半全面完成150万户农房重建，震后2年基本完成26万户城市居民住房，震后3周年之时完成了41130个国家重建项目的95%。事实表明，灾难突发时强大的紧急动员能力、应急救援能力，灾后重建中全方位的战略规划、组织协调、综合保障等能力，不仅运转高效有序，而且已经形成制度化成果，这是今日中国所具有的突出优势。一个国家具备这种综合性能力，才能够有效应对重大挑战、特大灾难，才能够强有力地将人民的意志和目标转化为现实。
应当看到，我们在这种综合性、制度化的国家能力建设上，不仅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同时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不少有益经验。
比如，将恢复重建与跨越发展相结合。重建过程不只是“输血”，让灾区简单地重回原点，而是更注重增强“造血”能力，在考虑原有发展基础、资源禀赋的前提下，全面调整发展规划，使当地生产生活迈上新水平。随着重建任务即将全面完成，现在灾区不仅基础设施、人居条件、社会形态实现了巨大进步，而且在经济结构、产业布局等方面进行了升级优化，为当地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内生发展动力铺好基础。这种既着眼当前又指向长远的重建思路，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对于“危机”概念的理解，更是科学发展观这一指导方针的具体体现。通过科学统筹、努力奋斗，化危难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使我们在灾难中所失去的，从最终巨大的进步中得到补偿。
再比如，将行政手段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灾后全方位重建不可能由政府一家包办，必须善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配置资源，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用。3年来，在物质、文化、社会、精神各个方面，从资金、项目到人才、科技等各种资源，灾区成为各地建设理念、管理模式、发展经验、创新制度的荟萃之地和比拼赛场。高质量的重建成果反映着高效率的资源配置，这离不开国家行为、政府动员、行政引导，但更多的也更为突出的还有市场行为，离不开充分发挥日益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创新和探索远不只这些，尤其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中亮点很多，但最为关键的是，我们通过重建，巩固和拓展了制度化的国家能力，为中国特色制度优势增添了新的内涵。在这方面，执政党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以政党政治为典型特点的现代国家里，一个软弱无能的执政党，不可能激活一个国家的全民意志和社会资源，也不可能在灾难时将国家应有的综合能力发挥到极致。已经走过90年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坚守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注重发挥中国独特制度的内在优势，从而能够在危难之时汇聚起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国家能力建设有机融合起来，这是观察和解读今日中国所不能忽视的关键密码。而这一条“经”，其他的国家恐怕很难取走。
三年灾后重建，不仅是观察中国力量、中国智慧、中国精神的窗口，更是检验中国制度、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试金石。相较于唐山大地震十年重建的艰辛，今天的中国在应对风险和挑战方面已经更为成熟、更有力量。从应对各种严重自然灾害，到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大型活动，再到战胜国际金融危机，这种国家能力近年来已经多次得到印证。这一巨大进步，应当是我们穿越灾难所收获的极为宝贵的战略财富。
自然灾害频发，一直是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汶川灾后重建还将继续，难以预见的风险还有可能袭来，但我们有强大的综合实力和国家能力，有契合国情的独特制度，有理念先进、勇于担当的执政党，有万众一心、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创造出更多的发展奇迹。中国人应该有这个信心。
都江堰蒲虹公路，全长23.8公里，宽7米，全线181个弯，山高、谷深、坡陡，最高的卡子垭口海拔1450多米，全线相对高差达800余米，是都江堰灾后重建最难、最艰巨的工程之一，于汶川地震两周年全线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