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杰，男，广东省团校（广东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副研究员，人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人类学、青年工作。
马凯，男，广东省团校（广东青年政治学院）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学院（青年创新创业学院）副院长、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人口学、青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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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引言
一、当前的学术解释及问题：审视生育意愿降低的多重视角
维持中国人口规模，保持人口稳定成为当前今后一定时期中国人口政策主要着力点。在低生育率社会中，生育意愿是理解生育行为的关键变量[9]，在当前人口政策较为宽松的情况下，生育意愿基本上反映了育龄夫妇真实的生育诉求[10]。准确把握人们的生育意愿，是制定人口生育配套政策的前提和基础。我国学者也从不同方面就人们生育意愿降低的原因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生育成本论。成本的“压力山大”是影响年轻夫妇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这是当前学界的普遍看法。随着生育理性的觉醒和高涨，中国人的生育早已经进入成本约束型的阶段[11]。目前持续低迷生育率的关键因素是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太高，形成了“生不起”“养不起”的问题[12]。机会成本是生育过程中，生育个人和家庭不得不为生育行为而放弃的其他方面的收益，如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等。“二孩生育”影响着“80后”“90后”高知女性职业发展，包括初次就业、职业中断、职业晋升以及再次就业等。
二是生育政策抑制论。以独生子女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72快速下降到1979年的2.75，10年间下降幅度超过一半，无论是下降幅度还是速度都远超其他国家和地区[13]。1992年“38万人生育率调查”首次发现中国的生育率已经明显低于2.1的更替水平[14]。这种以服务和服从人均GDP增长的人口控制的配制行动，虽然快速地控制住了我国人口规模，降低了生育率，但是，按照人口发展的规律性，一旦人口长期经历低生育率水平，必然带来诸如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人口缩减、出生人口性别异常、家庭少子化、家庭结构简约化等人口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将成为影响现在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15]。
三是生育价值观转变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开始有了更高的价值追求，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正成为当代婚育主体的一种文化符号[16]，晚婚是理解生育率下降并达到极低水平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90后”个体化意识增强，生活得更加“自我”，并希望通过努力奋斗为孩子获取资源、树立榜样[17]。当整体社会心态处于过度追求生育质量和精英教育时，年轻父母无法逃离“鸡娃”与攀比的内卷教育大潮，自然就会降低对孩子数量的需求[18]。结合“第二次人口转型”特征，中国低生育是经济、社会和文化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呈现出生育自决、追求个人成就、核心家庭、个人自主性增强等特征[19]。
四是育龄妇女结构抑制论。育龄妇女作为生育的主体，其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生育率具有直接影响。王广州等通过数据分析认为，年龄别育龄妇女有配偶比例迅速下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未婚比例迅速提高、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迅速老化等因素导致低生育率的人口学和社会学机制的形成且保持稳定[12]。郭志刚等也通过数据分析证实在低生育水平时期中女性晚婚对降低生育水平有重大影响作用[20]。
4.商品化的养育和生育的焦虑
三、多种模型的测量：调查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
（一）分析框架和假设
（三）测量方法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被访者生育意愿，在问卷中对“如果政策允许，您打算生育几个孩子”这一问题进行测量，根据受访者选项，把打算生育孩子个数“0个”编码为无生育意愿，“1个”编码为低生育意愿，“2个及以上”编码为高生育意愿。
2.自变量
及义务”等7个指标。选择“很不认同”赋值为1，“不认同”赋值为2，“比较认同”赋值为3，“非常认同”赋值为4。
其他控制变量还包括性别、年龄、户籍、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等（表1）。其中将户籍所在地“本省之外”的样本定义为流动人口，当前所在城市“本市之外”的样本定义为异地就业人口。
（四）数据结果分析
教育焦虑会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教育焦虑增加一个单位时，生育意愿的减少幅度为0.756倍。经济压力会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经济压力增加一个单位时，生育意愿的减少幅度为0.622倍，假设5得到证实。社会支持会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社会支持增加一个单位时，生育意愿的增加幅度为1.133倍。假设6得到证实。
（一）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青年生育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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