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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24北京
作者简介
高海燕，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
王鹏，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
谭康荣，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急速的转型过程。转型不仅发生在经济体制、社会治理和社会结构等领域，也出现在文化观念、价值观领域，其中对价值观领域的社会变迁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价值观作为一种对抽象事物持续性、评价性的信念，是个体人格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社会态度而言，价值观是一种更为明确、系统和相对稳定的深层次社会观念，在个体内化的评价等级体系中占据更高的地位。社会的价值观变迁，反映了社会成员整体性的内在评价偏好及其关于社会关系是非对错的判断的变化。改革开放40年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但在精神生活、价值观领域却呈现多元复杂的局面，出现了许多有关价值危机、价值观多元化的讨论。因此，厘清中国人在现当代的价值观变迁轨迹，分析中国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价值观变迁的核心趋势，既是学术领域内对社会转型关键侧面的探讨，也对把握社会思想动态、推进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价值观变迁的现代化理论及其反思
价值观的现代化变迁理论描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价值观领域发生的一些典型变化，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它的“一元化”和西方中心主义把西方的现代化作为一个普世主义模式，忽视了不同民族、种族、文化国家和地区自身的传统与特殊主义的发展模式。其次，它将传统—现代作为对立的维度。很多学者认为这种二元对立的社会分析框架过于简化，它忽略了一项重要的社会现实：现代化社会也含有不少传统社会或文化的特征。此外，其理论还暗含着趋同假设，即随着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过程，人们的价值观会越来越趋于一致。这一趋同假设受到广泛质疑。事实上，英格尔哈特后来也修正了趋同假设，承认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性，认为其可能对现代化的方向、速度、模式和道路选择形成影响。与西方社会相比较，中国的社会变迁既有现代化过程普遍性的社会转变，又具有非常强的特殊性。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基于中国传统土壤形成的民族性特征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分析中国人的价值观变迁时不容忽视。民族性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经验总结基础上形成的特有文化系统，是民族精神、民族思想的统称，包括该民族形成的传统治国理政模式、传统思维方式以及传统价值观念等方面。例如强调和谐秩序，强调稳定重于自由，重视等级秩序，还包括强烈的家庭观念、中庸之道、辩证的思维模式，等等。这些价值理念和思维模式对中国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依然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价值偏好。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转型国家，无论是起始点还是现实都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其中，国家主导体制以及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模式对民众公共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内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人类学家阎云翔则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变化来阐释改革开放后的国家—社会关系，他称之为“国家管理下的个体化”。一方面，随着市场机制的进入以及国家的放权和松绑，人们的生活出现了从集体主义伦理到个体主义伦理的根本转型；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划定界限和规范来管理个体化的进程，个体也内化了国家设定的社会主义框架下的个体发展方向。总体而言，在改革开放时代，国家不断解除计划体制对个人生活领域的限制，激发社会成员活力，同时也极力倡导公众共同遵循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
（二）价值观的时期—世代—年龄效应
根据社会化理论和生命历程理论，每一代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事件都会塑造他们独特的集体记忆和惯习,尤其是在他们青少年及成年初期这一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学界对如何定义中国的世代看法不一，但基本上同意以中国近现代以来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分节点。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1978年国家的政策转向以及随后的改革措施对几代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分水岭，此前可以称为改革开放初期，其后可以称为社会转型期。此外，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往往是从10岁左右开始，因此本文按照价值观形成关键期所处的时代作为世代划分标准。本文对成长时代进行如下大致分割：以价值观形成关键期进行命名，其中处于1949年之前的为新中国成立前世代（出生于1939年之前），1949-1966年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世代（出生于1940-1954年），1966-1976年为“文革”世代（出生于1955-1969年），1978-1989年为改革开放世代（出生于1970-1979年），而1990年以后为社会转型世代（出生于1980年之后）。每一成长时代再按每五年一个世代进行划分。
1.对权威态度的时期—世代—年龄效应
对权威的态度被认为是衡量价值观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传统社会中，对权威的态度在宗教国家体现为对神、上帝的尊重和服从，在非宗教国家则体现在对父母、长辈权威的尊重和服从上。在现代化过程中，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人们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社会生活的世俗化，权威观念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人们所认可的权威由宗教权威、家庭权威转变为科层组织权威、专家权威、技术权威；二是人们更强调平等的地位，因此出现质疑权威、批判权威的倾向，而非一味地服从权威。尤其是在后现代的思潮中，解构权威、反权威是其主要特征之一。
中国社会对待权威态度的变化也有两个层面：一是权威主体的变化，二是对权威的态度变化。中国文化传统中有强烈的尊重权威的价值倾向，这与儒家尊卑有序的思想以及长期的中央集权历史有关。传统社会中的家长制和三纲五常体现了对父权、夫权、皇权的尊重。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制度被废除。这种变化在一般意义上也会影响人们对权威的态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步入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人们对权威的态度进入另外一个阶段。新的权威角色如专家权威、技术权威、组织权威成为人们尊重的对象；同时，传统文化中尊敬长者、父母、师长的精神被作为传统文化积极的方面在教育系统中加以强化；此外，在国家权威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政府绩效也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国家权威、政权权威的支持。可见，中国社会对权威的态度深受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制度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表现出相当的特殊性。
此外，从自利的观点来说，人们的年龄越大，越可能成为长者和权威，因而对尊重权威的态度通常更为积极。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2世代效应：新中国成立前及初期出生的世代对权威认可度较高；“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生的世代对“是否要给权威更大的尊重”的认同度最低，而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世代对权威态度趋于积极。
假设1.3年龄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权威的态度趋于积极。
2.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时期—世代—年龄效应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相对于物质主义价值观提出来的，描述了西欧国家及美国在经历了经济迅速发展之后在政治价值观方面发生的变化。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更加注重自主和自我表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主要有两个重要假设：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其中匮乏假设认为，人们会在社会不同条件下倾向于赋予最紧迫的需求最高的价值。当人们相对富裕时，会更加强调自由、自主等后物质主义目标。社会化假设则强调了这种价值观的转变是渐进的，随着较年轻的群体在成年人口中逐渐替代较年老的群体，整个社会发生改变。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依据现代化变迁理论，中国也应出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倾向，这种改变应当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学者对此还存在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类认为中国的经济在短短几十年得到急剧发展，社会和人们价值观的发展通常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目前中国仍处于物质主义阶段，对经济和安全的追求依然重于对自由、自主的重视、。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文化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不同于西方强调自由文化的传统，中国的文化更强调稳定、和谐，这种强调稳定重于自由的文化影响了人们的政治价值观的选择。第三种观点认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基础是经济安全感，而经济安全的感觉并非完全与绝对的物质水平有关，而是受相对的经济稳定性的影响。研究表明，近些年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经济下行，欧美民众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评分出现降低。而同样的经济压力和不安全也存在于当前中国社会。以上不同的观点视角说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中国的情况是复杂的，根据以上不同观点，我们提出两个竞争性假设。
假设2.1.1时期效应：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逐步提高。
假设2.1.2时期效应：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并未出现显著提升。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匮乏假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出生在物质富裕时期的世代，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要远远高于出生于匮乏年代的人们，这是由于青少年时期的物质富裕程度对人们的观念影响深远。美国学者对比了大萧条时期出生的人们与二战后美国经济繁荣时期出生的世代，发现他们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呈现较大的差异。反观中国不同的世代，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经济先后经历发展、三年自然灾害、重整以及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发展，出生成长于自然灾害时期的人们经历了较大的物质匮乏和经济不安全感；而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世代生活更为富足、经济安全感更高。因此提出假设2.2。
假设2.2世代效应：出生于建国前及初期的人们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较低，而出生于改革开放后的世代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升高。
对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年龄效应，按照生命周期理论的观点，人的年龄越大，越强调稳定、安全，而年轻人通常更为注重自由、自主性，因此提出假设2.3。
假设2.3年龄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呈现降低的趋势。
3.私人领域开放度的时期—世代—年龄效应
私人领域的态度主要是关于家庭、婚姻、生育、性的态度，传统社会重视家庭关系以及生育作用，同时宗教也对人们的私生活做出限制，婚姻、生育被高度制度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女性经济地位提升，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使得20世纪婚姻发生了两大转变——从制度型婚姻转向伴侣型婚姻，再从伴侣型婚姻向个体化婚姻转变，学者称之为“婚姻的去制度化”倾向。这意味着婚姻在两种意义上发生了变化：一是个人生活面临更多样化的选择，更多样的婚姻形式也被社会接受；二是人们通过婚姻获得的回报发生了变化，人们更加注重个人选择、情感体验和自我发展，而不是更加在意是否达到个人和家庭生活角色的社会规范要求。在此背景下，婚前性行为、同居、离婚、同性婚姻等行为也日益被接受。
婚恋和性观念在中国的变迁既有现代化意义上的普遍性，又有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其特殊性首先表现为中国并不存在基督教文化对人们生育、婚恋、性行为的约束。传统中国有妓女、男风、同性关系等历史文化现象，并且作为家庭制度之外的一种补充而长期存在。尽管这种私人领域的自由并没有成为一个公共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是被默许存在的。其次，国家在规范私人领域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范围内颁布实施的《婚姻法》，在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高度政治化，这一阶段体现出国家对性的公共性表达乃至私人生活的高度限制。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单位制解体，人口流动性增强，私人生活空间得以拓展，城市中陌生人社会开始形成。再加上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性革命”，短期内出现快速、普遍、多维的变化。这场“性革命”一方面源于现代化进程带来的个体性和自主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性的非禁忌态度以及国家退出私人领域等因素有关。综合考虑传统文化、社会个体化的发展以及重要历史事件对性规范的影响，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2世代效应：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们，在私人领域开放度较低，出生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人们，对个人领域的开放度最低，而出生于改革开放后的人们的私人领域开放度逐渐提高。
生命周期理论表明人们的价值观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保守，尤其是当人们成家立业之后，家庭生活会使人更为支持一些传统的观念，因此对性的态度会更趋于保守。
假设3.3年龄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在私人领域的开放度逐渐降低。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变量
（一）研究方法
（二）数据和变量
本研究使用的是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ValueSurvey）数据。世界价值观调查是一项研究社会变迁，尤其是关于价值观变迁的国际调查，覆盖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从1980年开始，平均每隔四年执行一次，至今已经有六轮的数据产生。本研究使用的是在中国五轮调查的数据（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2012年），横跨23年，总样本量为7764。由于每一时期的样本较为局限，本文使用了国家统计局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以及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年龄、性别、城乡的权重，对样本进行了加权分析。
在上述五轮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我们分别选择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几个有代表性的价值观条目，分别是：尊重权威、后物质主义、私人领域开放度。其中，关于尊重权威的调查题目是：“假设将来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一些变化，例如对权威更多的尊重，你会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或者无所谓。”有关后物质主义的问题是由四个条目的题目组成，被试被要求对将来十年国家应该优先考虑的问题进行排序，其中排序的条目包括“维持国家秩序的稳定”（物质主义）、“在政府决策中给人民更多的话语权”（后物质主义）、“降低物价水平”（物质主义）、“保护言论自由”（后物质主义）。如果被试的首要目标和次要目标都选择的是物质主义条目，则得分为1分，而如果首要目标或次要目标全是后物质主义条目，则得分是3分，其余情况为混合型，得分为2分。由于公共领域的两个条目“尊重权威”“后物质主义”在每一批次的问卷调研中α系数（内部一致性系数）都低于0.2，因此文本将两个条目单独进行分析。
私人领域价值观的题目包括对同性恋、卖淫行为接受度的测量。值得提及的是，在询问同性恋、卖淫合理性的问题时，历次调查的英文版表述是一致的，但1990年、1995年和2001-2012年中文版问卷措辞有所不同。1990年的文本是“下面所列举的一些问题，你是否认为它们总是正确的，或永远不正确，或介于正确与不正确之间，1-10进行评分”；1995年文本为“下列这些叙述是否永远可以找到能成立的理由，绝不可能找出理由，或者在两者之间，1为绝不合理，10为永远合理”。2001年、2007年、2012年的文本是“您在多大程度上能接受下列做法，1表示完全不接受，10表示完全接受”。其中1990年、1995年的问法更为严格，人们更不容易选最低分，从而更容易得较高分数，在解释结果时我们会对这一由问卷本身造成的差异加以考虑。在操作上，我们将私人领域的两个条目取均值，称之为“私人领域开放度”。
四、结果分析
（一）年龄—时期—世代效应
下文将通过使用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方法，将年龄、时期、世代效应进行分离，同时将性别、婚姻状态、务农非农身份、是否就业、主观社会地位作为控制变量，结果见表2。
1.时期效应
图1呈现的是价值观的时期效应。从图1可以看到，尊重权威、后物质主义、私人领域的价值观分别表现出不同的趋势。其中尊重权威在1990年时期最低，随后十年稳步上升并保持较高水平，但在2012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按照现代化理论的预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趋向于去权威化、重视自主性，而在中国的变化趋势却恰恰是相反的。然而有趣的是，这一趋势与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却恰好一致。通过比较1990-2012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率与尊重权威趋势图（见图2），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率的趋势与尊重权威的趋势基本吻合，前期对权威的尊重与经济发展速度同步增长。而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尊重权威的时期效应也出现一定的下滑。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仅不会降低人们对权威的尊重，反而会使民众将经济绩效与权威部门的合法性结合起来，从而强化人们对权威的认可。
在私人领域价值观方面，由于1990年和1995年的问法和2001年及以后的问法显著不同，所以时期效应以观察2001年及以后的趋势为主。可以看到，私人领域开放度在2001年到2012年间大幅上升，系数值也由负转正。这基本符合现代化理论的预测，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个体化、自由化的趋势。
2.世代效应
图3呈现的是价值观的世代效应。总体来讲，世代效应系数变化展现出两种趋势：一是随着世代更替，人们表现出更强的现代性特点，例如在私人领域对一系列越轨行为的态度更为宽容；而另一种则不符合现代化文化变迁理论，这主要体现在对权威的态度以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上。其中尊重权威这一价值观的得分1940-1970年出生的人群基本为负值，1980-1990年出生的人群得分又重回正值(β1980=0.093，p＜0.05；β1990=0.206，p＜0.05)。这说明人们对权威的态度并不像现代化假设所预测的那样随着世代的后延而降低。仔细分析得分高值和低值，可以发现：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及在“文革”结束初期出生的人群表现出对权威最消极的态度，而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时期成长或出生的人则表现出较为积极的态度，支持了假设1.2。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世代效应起伏不是很大，仅仅在1975世代出现一个小高点（β1975=0.055，p＜0.1），随后略微下降。总体来说，人们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并没有随着成长期物质的富裕程度而上升，相反，生活在相对富裕年代的“80后”“90后”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更低一点。很多研究也表明，改革开放前后的世代所面临的生存压力、经济安全感也影响了他们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态度。因此，在“80后”“90后”身上没有看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的显著上升。此外，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官僚政治崇尚精英治国，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中国的根基比较薄弱。国家对公共领域内意识形态的引导，也使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世代之间的变化不甚明显。
而私人领域价值观的变化基本符合现代化理论的预测，随着世代的后延，私人领域开放度逐渐升高。1980年之前都为负值或0左右，1980年之后分数显著升高(β1990=0.386，p＜0.05)，假设3.2基本得到支持，私人领域的价值观更明显地受到现代化进程中全球化以及个体化趋势的影响，出现明显的世代效应。
3.年龄效应
按照生命周期理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越来越趋于保守，追求安全感，重视家庭和传统。图4呈现的是价值观的年龄效应。从图4中可以看到，尊重权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私人领域开放度基本符合这一生命周期规律。首先，尊重权威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上升趋势，年龄越大的人，越认可“权威需要得到更多尊重”，这与他们自身作为长者的权威身份也有一定的关系。其次，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降低的趋势。30岁以前的年轻人展现出更高水平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β20=0.101，p＜0.05；β25=0.051，p＜0.1），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自由主义的态度趋向于保守谨慎。私人领域开放度，在中青年期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β40=0.07，p＜0.05；β45=0.088，p＜0.01；），而进入老年之后，则出现明显的下滑（β60=-0.103，p＜0.01；β65=-0.180，p＜0.001），这亦符合不同生命周期中人们对待私人领域中越轨行为（如同性恋、离婚等）的态度变化规律。
（二）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以上趋势的稳健性，本文借鉴前人研究采用HAPC方法进行检验，通过HAPC方法得到的时期效应、世代效应、年龄效应趋势与IE方法的结果基本一致因篇幅所限，此处未报告稳健性检验的详细结果，读者如有需要可联系本文第一作者获取。。具体而言，从时期效应来讲，尊重权威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都出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2001年以后的私人领域开放度则表现为稳步上升的态势；从世代效应来看，HAPC的结果虽然波动幅度非常小，但趋势基本与IE方法一致。通过对比时期和世代的方差估计值发现，时期效应要远远大于世代效应，这说明人们对权威的态度、对自由言论和经济稳定之间的选择以及对私生活的态度的变化是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市场经济改革、城镇化以及全球化过程发生的时期性的变化，不同世代的人群都经历了类似的变化。相较而言，世代之间的特异性则相对较为局限。因此，这些价值观的变迁是具有整体性的，更大程度地受到大背景下的现代化效应、国家与社会互动效应的综合影响。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方法对现当代中国人在尊重权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私人领域开放度等价值观念变迁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如表3所示。
现代化理论作为一个源自西方的理论体系，“二战”之后盛行于西方学术界。这种理论经历了被追随、被批评、被抛弃、被修正的复杂历程，原因在于其自诞生之日起就含有西方中心论、单因素决定论、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误读等。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民众价值观变迁趋势的讨论，在文化变迁领域对现代化理论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这一审视和反思不仅在于指出现代化理论本身的既存问题，还希望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从历史意识、主体意识出发，去深入分析现代化力量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国家政策发展之间的互动，探讨这些互动之于文化价值层面产生的结果及其变化模式，从而呈现中国现代化趋势的独特面相。本文的主要发现和反思如下。
首先，从尊重权威这一价值观结果上看，中国民众并未出现尊重权威态度消减的趋势，反而在时期和世代效应上都呈现较为稳定的增长。对这一价值观的解读不只要看到经济发展、工业化生产模式、教育水平提升对传统权威的削弱效应，也要看到组织权威、专业权威、国家权威在这一过程中的提升。此消彼长中，始终可以看到中国民众尊重权威的稳定倾向。这种稳定性与中国尊卑有序的传统思想以及长期中央集权历史有关。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现代化力量虽然改变了权威主体，但尊重权威的基本价值倾向不减反增，反映出传统与现代的延续而非断裂。另外，尊重权威的增长趋势也与中国民众对新型权威主体（组织权威、专业权威、国家权威）认同的增长有关。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与西方不同，不应不加辨析地将“权威”视为现代化进程的对立物，传统与现代并非一个连续体的两极，而有可能以不同方式融合产生新的价值形式。现代化理论以及后期修改的文化路径依赖假设既低估了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也忽视了它有可能与现代因素相结合，成为影响当代价值观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
在私人领域价值观方面，总体上展现出与现代化理论预测相一致的趋势，随时期和世代呈现越来越开放的趋势，但是我们也需要对其内涵进行具体分析。在西方社会，由于历史上长期存在基督教文化对人们生育、婚恋、性行为的约束，伴随工业化带来的世俗化出现了私人领域的开放度、包容度的增加。而在中国并不存在宗教方面的约束，并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性长期存在非公开、非禁忌的态度。在这样的历史文化基础上，诸如单位制解体、人口流动性上升、居住方式变化等社会变迁又进一步促进了私人领域观念的开放。中国民众私人领域开放度增强的趋势，展现的恰恰不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而是当传统与现代元素相一致时，会在社会变迁的促进下发生快速的变化。这样的例子还包括当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与当代绿色发展理念一致时，它也推动了中国正在进行的环境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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