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庭性教育是家庭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当前农村儿童家庭性教育的开展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可以为促进农村家庭性教育的开展提供现实依据。通过对4911名农村儿童的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家庭性教育开展整体情况不佳，内容也大多局限于“青春期教育”和“防性侵教育”等。获得过家庭性教育的儿童，在身体隐私部位了解程度、同伴师生交往情况、求助技能、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安全使用等方面均表现得更好，也倾向于持有更平等的性别意识。儿童的年龄、性别、流动情况、留守情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父母学历等因素都会影响儿童获得家庭性教育的质量。未来，应为农村家庭性教育提供更多支持和资源，推动农村儿童父母为孩子开展家庭全面性教育，促进农村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
关键词：农村儿童青春期全面性教育家庭性教育
作者简介：刘文利/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佳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
李依洋/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一）农村儿童性知识、态度和技能现状
（二）农村儿童家庭性教育开展情况
近年来，家庭性教育方面的调查显示，较多的农村儿童父母能够认识到性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为孩子开展性教育[15]，且性教育应从幼儿期就开始[16]。但由于自身性知识匮乏[17]、性知识结构不完整[18]、性教育观念保守、对与性有关的社会规范不重视[19]等情况，导致孩子家庭性教育的开展率较低[20]。具体到防性侵教育方面，存在父母或监护人对孩子的保护措施不到位[21]、性侵害强制报告制度被父母或监护人忽视[22]，对遭受性侵害的孩子进行心理疏导的情况几乎为零[23]。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调查研究从性知识、态度和技能3个维度聚焦农村儿童家庭性教育现状，并对农村儿童获得家庭性教育的预测因素进行探究，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发展建议。本研究使用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卡方检验、方差分析等方法进行主要变量的描述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农村儿童家庭性教育的影响因素，检验水平α=0.05。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联合主持“2022年中国乡村儿童发展调查”所收集的数据，纳入青春期儿童的核心样本进行分析，共收集贵州省、湖北省、江西省、云南省、安徽省、河南省、山西省、陕西省、河北省、四川省10省份的有效儿童数据4911份。儿童年龄介于10～18岁之间（Mage=13.28，SD=2.17），共包含2616名男童（53.27%）和2295名女童（46.73%）；3.48%的儿童属于流动儿童（随父母在流入地居住半年以上[33]），双留守儿童（父母双方外出打工）占比21.56%，单留守儿童（父母一方外出打工）占比21.85%，非留守儿童（父母双方都未外出打工）占比56.59%。根据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从未上过学的儿童5名（0.10%），幼儿园或学前班儿童10名（0.20%），小学生1813名（36.92%），初中生1986名（40.44%），高中生778名（15.84%），职高、中专、技校学生282名（5.74%），专科、高职学生25名（0.51%），本科及以上学生12名（0.25%）。
（二）测量工具
1.获得家庭性教育情况
使用一个单选题来测量儿童获得家庭性教育的情况，即“是否在家里接受过性教育”（“是”“否”或“不知道什么是性教育”）。将“否”和“不知道什么是性教育”统一编码为“未获得过家庭性教育”，“是”则编码为“获得过家庭性教育”。
2.性知识
考虑到农村儿童性教育现状，选取身体隐私部位保护和新生命诞生两部分基础内容来考察其性知识水平。在身体隐私部位保护方面，询问儿童是否知道男孩和女孩的身体隐私部位，并要求其在三个选项（胸部、阴部和臀部）中选出男孩和女孩的身体隐私部位的正确名称。在新生命诞生部分，则询问儿童是否知道自己的出生方式，并询问具体出生方式（即自然分娩或剖宫产）。
3.与性有关的态度
测查儿童的性别平等意识与婚姻观念（以下简称婚姻观）。自编性别平等意识量表共8题，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记分（1=非常同意，5=非常不同意），最终得分为平均分，介于1～5分之间，数值越高，其性别平等意识越强。自编婚姻自由观念量表共5题，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记分（1=非常同意，5=非常不同意），最终得分为平均分，介于1～5分之间，数值越高，其婚姻观越倾向于自由；数值越低，婚姻观越倾向于保守。
4.与性有关的生活技能
在全面性教育中，人际关系的处理是重要的生活技能。本研究从家庭关系、同伴关系和恋爱关系3个主要人际关系来考察儿童的人际交往技能。采用单选题、多选题等形式，请儿童回答“在家里，你和哪位家庭成员的关系比较好”“你在学校、村子里，有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你对自己被其他同学/朋友喜欢，获得一段亲密关系有多大信心”等。
求助技能也是全面性教育着重培养的重要生活技能。本研究使用自编量表来考察儿童的求助技能，共4题，如“当目睹有人暴力伤害身边的同学时，是否会及时报告老师”，儿童进行1～5分的评分，分数越高，求助意识越强。此外，还询问儿童是否了解未成年人保护热线和未成年人保护救助中心。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农村儿童家庭性教育基本情况
调查显示，报告未获得过家庭性教育的儿童占比57.30%，男孩（33.07%，AR=7.2）显著高于女孩（24.23%，AR=-7.2）；获得过家庭性教育的儿童占比32.47%，男孩（14.43%，AR=-8.6）显著低于女孩（18.04%，AR=8.6）；不知道什么是性教育的儿童占比10.22%，其中男孩占比5.76%，女孩占比4.46%，不存在显著差异（AR=±1.5）。
在获得过家庭性教育的儿童中，其所学到的性教育内容大多为身体隐私部位（71.01%）、青春期发育（67.63%）和自我保护技能（66.44%），主要属于“青春期教育”和“防性侵教育”的范畴，如图1所示。
（二）农村儿童性知识水平现状
询问10～18岁农村儿童是否知道男孩和女孩的身体隐私部位分别是哪里。知道男孩身体隐私部位的儿童占比82.43%，知道女孩身体隐私部位的儿童占比80.74%。回答“知道”的儿童需要在所给的选项（胸部、阴部和臀部）中分别选出男孩和女孩的身体隐私部位。对男孩身体隐私部位全部回答正确的儿童占比63.60%，对女孩身体隐私部位全部回答正确的儿童占比76.62%。从性别差异上看，女孩对男孩身体隐私部位全部回答正确的比例显著高于男孩（t=-3.16**，p<0.01），其他正误则无显著差异。儿童对身体隐私部位的回答正确率在是否获得过家庭性教育上存在显著差异（t=-2.36*，p<0.05），获得过家庭性教育的儿童，回答正确身体隐私的概率更高，无论是男孩的身体隐私部位（t=-2.81**，p<0.01），还是女孩的身体隐私部位（t=-2.82**，p<0.01），该差异均显著。
询问儿童是否知道自己的出生方式，有62.68%的儿童选择“知道”，其中78.78%的儿童称自己的出生方式为自然分娩，21.22%的儿童称自己的出生方式为剖宫产。儿童对自己的出生方式是否了解在是否获得过家庭性教育上存在显著差异（p<0.001），获得过家庭性教育的儿童更加了解自己的出生方式。
1.性别平等意识
通过调查儿童是否存在性别刻板印象，了解儿童的性别平等意识，如“男孩可以多读点书，但女孩不需要”“女孩应该温柔”“男孩应该坚强”“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男人能力天生比女人强”“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有些工作不适合男孩做，例如护士”“男孩与女孩都可以根据兴趣和特长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等。儿童的性别平等意识均值为3.51分，整体较为平等。女孩的性别平等意识显著高于男孩（t=-16.004***，p<0.001）。儿童的性别平等意识在是否获得过家庭性教育上（t=-2.903**，p<0.01）差异显著。获得过家庭性教育的儿童，具有更加平等的性别意识。
2.婚姻观
在婚姻观的调查中，问及儿童对婚姻的一些看法，包括“到了一定年龄就应该结婚”“结不结婚由我自己说了算”“一般来说，结婚比没结婚更幸福”“想要小孩的人就应该结婚”“婚姻出了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离婚是最好的选择”等与婚姻有关的态度。农村儿童在该量表上的总得分均值为2.89分，略低于3分的临界水平，即没有明显的保守与自由之分，较为中立。与男孩相比，女孩的婚姻观显著更为保守（t=10.90***，p<0.001）。儿童的婚姻观在是否获得过家庭性教育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t=1.253，p>0.05）。
1.农村儿童人际关系处理情况
询问儿童在家中与哪些家庭成员的关系较好。选择妈妈的儿童最多（77.54%），其次为爸爸（52.58%）、兄弟姐妹（33.86%）、奶奶（29.28%）、爷爷（14.64%）、姥姥（3.01%）和姥爷（1.41%）。从总体比例上看，在具有夫妻关系的家庭成员中，儿童通常与女性亲属更加亲近，即妈妈、奶奶和姥姥。从性别角度分析，不同性别的儿童选择的家庭成员存在差异。与爸爸关系较好的男孩占比（28.89%，AR=2.5）显著高于女孩（23.68%，AR=-2.5），与爷爷关系较好的男孩占比（9.12%，AR=5.3）显著高于女孩（5.52%，AR=-5.3），与姥姥关系较好的女孩占比（1.89%，AR=4.0）显著高于男孩（1.12%，AR=-4.0）。儿童对其余家庭成员的选择在不同性别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询问儿童在学校和村里有多少个要好的朋友。选择“有两三个”（41.19%）和“有很多”（40.54%）的儿童最多，总体而言，儿童的朋友交往情况较好。询问在校儿童（N=4656）与学校教师的关系情况，有54.83%的儿童认为自己与学校老师的关系比较好，另有27.99%的学生选择“非常好”，认为师生关系较差的儿童占比很少（见表1）。与未获得过家庭性教育的儿童相比，获得过家庭性教育的儿童有更多要好的朋友（t=-2.78**，p<0.01），与学校老师的关系也显著更好（t=11.18***，p<0.001），如表1所示。
对11岁以上儿童的恋爱关系调查情况显示，目前有10.62%的儿童报告自己正在喜欢某位同学或朋友，其中男孩占比57.24%，女孩占比42.76%；11～12岁、13～15岁和16～18岁儿童分别占比20.35%、47.24%和32.41%。正在喜欢某位同学或朋友的儿童中，有37.11%曾经向对方表达过自己的喜欢，其中79.63%的儿童表示对方接受了自己的喜欢。
在11岁以上的儿童中，58.73%的儿童表示自己一直都没有喜欢的同学或朋友，7.87%的儿童报告在自己初一时第一次喜欢了他人，也有7.43%的儿童报告自己在小学三年级及以前就喜欢过他人。其他占比较多的年级分别为小学六年级（5.93%）、小学五年级（4.83%）和初中二年级（4.61%）。
问及儿童对于自己被其他同学/朋友喜欢以及获得一段亲密关系有多大信心，58.92%的儿童认为自己的信心一般，其次为比较有信心（15.85%）和比较没有信心（13.11%），认为非常没有信心和非常有信心的儿童分别占比7.40%和4.72%。
2.求助技能
本调查对儿童求助意识主要从“如果看见同学被其他同学欺负，我应该告诉老师”“如果看见老师体罚同学，我应该告诉家长”“如果有人触碰了我身体的隐私部位，我应该告诉家长”等方面进行考察。儿童的求助意识均值为3.97分，总体较高。儿童的求助意识在是否获得过家庭性教育上（t=-4.98***，p<0.001）差异显著。获得过家庭性教育的儿童，求助意识更强，更倾向于在目睹暴力伤害事件时及时寻求可信赖的成年人帮助。
此外，询问儿童是否了解未成年人保护热线和未成年人保护救助中心，结果显示，知道未成年人保护热线的儿童占比28.57%，知道未成年人保护救助中心的儿童占比27.96%。儿童是否了解未成年人保护热线在是否获得过家庭性教育（WelchF=116.23***，p<0.001）上差异显著；儿童是否了解未成年人保护救助中心在是否获得过家庭性教育（WelchF=135.32***，p<0.001）上也有显著差异。获得过家庭性教育的儿童，在对于未成年人保护救助热线和保护中心的了解方面显著高于未获得过家庭性教育的儿童。
3.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安全使用
针对“未经同意，家长不应该看我手机和电脑里面的信息”（M±SD=2.29±1.24），34.34%的儿童选择“比较同意”，31.27%的儿童选择“非常同意”，选择“比较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儿童各占比8.59%和8.77%，17.03%的儿童选择“谈不上同意不同意”。该题的选择在是否获得过家庭性教育上差异不显著（t=-1.01，p>0.05）。
（五）儿童获得家庭性教育的影响因素分析
四、对促进农村儿童家庭性教育发展的启示
本调查研究显示，家庭性教育在儿童性知识、态度和技能方面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在更大范围上印证了丁莉早年的调查结论。[34]但可能由于受到家庭性教育内容的局限、父母及监护人性教育技能水平的不足等制约，目前农村儿童的性知识水平尚有待提升；与性有关的态度，如性别平等观念和婚姻自由意识仍有待加强；在自我保护和求助技能方面仍缺乏了解和训练。基于本调查研究内容的分析结果，为促进农村儿童家庭性教育的发展，提出以下几方面建议供参考。
（一）家庭性教育要基于性别平等
（二）家庭性教育要注重教育内容的全面性
本研究调查显示，在儿童所获得的家庭性教育中，针对身体隐私部位的教育效果不佳，且家庭性教育的内容大多为青春期教育和防性侵教育，生命诞生教育的内容有所欠缺，性教育全面性不足。但事实上，性发展从生命诞生起就伴随人的一生，并不只是青春期的儿童才需要性教育。例如，从孩子出生起就开始学习各种生活技能，包括感知觉、情绪情感表达等，这些都属于性教育的范畴；幼儿阶段的孩子开始接触更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对自我性别、性别平等进行认识等，这些都是性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
1.消除家庭中的性别刻板印象
2.帮助孩子建立积极的婚姻观
（四）家庭性教育要重视孩子的生活技能培养
在求助技能方面，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儿童的求助意识较强，但知道未成年人保护热线和未成年人保护救助中心的儿童却不到3成。同时调查亦显示，获得过家庭性教育的孩子在自我求助意识和求助技能方面显著高于未获得过家庭性教育的孩子。这可能是因为在家庭性教育中，父母正确的性教育理念、科学的性教育活动、和谐的家庭教养氛围（如安全氛围、平等氛围）既能带给孩子科学的知识、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还会给予孩子解决问题的力量和勇气。
（五）为农村家庭性教育提供更多支持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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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育倩）
*本文系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童伴妈妈”项目（ZFXJK202244）、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阶段性教育指导纲要研发”项目（2020SKZZ01）、北京师范大学“中小学生健康知识、行为及态度测评工具研究”项目（2019-01-113-BZK01）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