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关系国计民生，更事关千家万户。
5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提到“三孩”政策配套支持措施时强调，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
把家庭生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
今年已经43岁的万茜，有一个8岁的女儿。消息一出，万茜的内心又像几年前“全面两孩”政策出来时一样，忽地燃起了“给女儿添个伴”的小火苗，但很快熄灭了。对于万茜来说，她犹豫的原因不是年龄大、养育孩子费用高，主要是没人帮她带孩子。丈夫早出晚归，时不时出差，家务和育儿负担大多压在她身上。
“家庭相当于一个单位，所谓的单位其实是有分工的，而且是合理的分工。当‘甩手掌柜’或‘丧偶式育儿’的做法肯定是不对的，夫妻两个应该共同承担起家务和育儿责任。但有些年轻夫妻连‘谁刷碗次数多了’‘谁接孩子次数少了’都计较，不利于家庭和谐，也不利于孩子成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广州教授感慨，现在我们有很多种教育科目，却没有一门课教育怎么当家长，夫妻怎么相处，“按道理这是家庭教育的一部分”。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刘汶蓉副研究员认为，现在家庭生活对人生的意义被解构掉了。家庭在人生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教育。“让家庭成为一个更好的使人体验生命意义和幸福生活的单位，让它成为人生所必需的一部分，给它一个位置，家庭生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刘汶蓉觉得应该把家庭生活教育做起来。要让一个人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他要经历的所有人生阶段是什么？家庭的支持功能到底是怎么回事？家庭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作为一个人，对家庭的义务是什么？家庭生活会有哪些阶段、哪些问题？从小知道如何与别人交往、如何建立一段你愿意建立的关系，当你处于一段不满意的关系，该如何退出？
“我们要让家庭生活教育和婚姻教育进课堂，这是一种从小开始的生命教育和人的教育。因为人不光有物资上的追求，还有精神上情感上的需求。”刘汶蓉说，哈佛大学一项长达75年的“格兰特研究”显示，决定一个人幸福指数的就是他的高质量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不仅仅指你与配偶的关系，还有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如果这些亲密关系处理得好的话，你的健康状况、幸福感，甚至你的工作、收入都会更好。“很多东西不经历不了解，但教育会提高你的预见性，我们的教育不仅仅是考试的知识，还应该有生活的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
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婚育观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水平。
在王广州教授看来，我国当前的人口形势处于“超低生育阶段”。“我们的目标是把生育水平稳定在更替水平2.1附近，保持人口更替大体上的平衡，以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当前，在许多年轻人眼里，恋爱、结婚、生孩子已经不是他们人生的必选项。他们可能不谈恋爱，或者谈恋爱不结婚，结婚也不急着生孩子。
“90后”姑娘杨可今年28岁了，是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部门经理。眼看女儿即将迈入30行列，杨可父母从去年开始催促她把相处了两年多的男友带回家见见，杨可却一拖再拖。“我和男友感情很好，但我暂时不太想让爸妈与他见面，见了面，肯定催促我们结婚，结完婚又会催我们生小孩，我们不太想早早地生孩子。”
“生孩子已经不是青年人自我实现的一部分了。”刘汶蓉说，“养孩子如今变成了一个经济问题。年轻人觉得有足够的能力才能去养孩子，经济条件不够就不养。这种想法和做法在同辈的青年群体中不太会受到排斥。而生孩子的意义和好处，需要经历过才能理解和体会到，这也是为什么老年人会催生，但青年人感受不到，所以青年人在婚育选择中很可能错过了自己最好的择偶时期和生孩子时期。”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朱秀杰认为，为了引导适婚青年形成正确的婚恋观和家庭观，在制定和实施各类配套政策过程中，应该充分纳入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建立有效缓解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社会机制，规避政策设计的单一、碎片化和各自为政的局面。同时，创造生育友好环境，加大正确的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宣传力度，形成夫妻间平等主体、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和谐共成长的家庭环境氛围。
全社会形成婚育友好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宋健教授表示，在人口新发展阶段，重视结婚率不断降低现象，针对导致结婚推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和提升青年的结婚热情，扭转婚姻观念，建设“婚育友好型”社会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题中应有之义。
生育保险是通过国家立法，在职业妇女因生育子女而暂时中断劳动时，由国家和社会及时给予生活保障和物质帮助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
朱秀杰介绍，我国社会保险法规定，职工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这也意味着，只要丈夫买了生育保险，没有固定工作的妇女生孩子的医疗费可以给予报销，但是不能享受生育津贴。“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项政策在各地落实情况不容乐观。”朱秀杰建议逐步推行生育孩子全免费、产检也全部免费的生育政策。
“生育保险全部由企业来承担，女性就业歧视就一定会发生。”刘汶蓉认为，原因是企业不可能去招一个让其付出很多成本的女性，所以生育保险需要国家介入。而且生育保险只是覆盖有工作的女性，那些没有工作的女性是没有生育保险的，所以，她建议生育保险覆盖到每一个适孕女性。
刘汶蓉还建议推出男性育儿假，减少“母职惩罚”。“现在，宁夏推出夫妻共同育儿假，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的‘损害’就没有那么高，能够保证女性的生育意愿。”
在孩子出生后，感冒发烧咳嗽是常有的事，但有些孩子没有医疗保险，看病住院医疗费用很高，这也是一些普通家庭生孩子以后面临的问题。
少儿医疗保险方面，我国的医保政策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增加了覆盖范围，不少地区都将少儿纳入了基本医保范围，但社会医保“低保障、广覆盖”的原则决定了其保障限制多、用药种类覆盖少的特点。而一些新式诊疗手段、新型特效药物，属于自费范畴，价格昂贵，长期使用会让普通家庭难以承担。对此，朱秀杰建议提高少儿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提高家庭抵抗疾病风险的能力。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宁超乔表示，构建“婚恋友好型”社会，解决“不想婚”的问题，要充分认识当前年轻人婚恋价值观的差异性，注重和谐的婚恋环境的打造。引导青年形成包容、多元、理性的婚恋价值观，打造一批便于青年参与、服务实效显著、有较高诚信度的交友、婚恋公益服务平台；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解决“不想生”的问题。要从全社会角度，调整生育成本的分摊结构，特别注重对女性就业权利的制度性保障。探索将生育成本全面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探索社会专项基金补偿女性的生育价值，减轻用人单位对女职工生育成本的负担；构建“养育友好型”社会，解决“养不起”的问题。关键是要建立合理的全社会养育分担机制，推动家庭养育“降成本”。完善困境儿童福利制度，对单亲妈妈或离异家庭儿童建立关怀机制，创造无差异化的养育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