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的头脑、渊博的学识，以及灵魂共振式对话——智性恋，在当今中文互联网世界被许多人称为“金字塔顶端择偶标准”。
“智性恋”最早出现在1998年的互联网。在交友网站“LiveJournal”中，一位网友使用了Sapiosexual一词，它源自拉丁语词根sapiens（辨识、明智）与sexual，指的是一个人会因为别人非常聪明而感受到强烈的性吸引力。
20多年后，智性恋流行于中文互联网，几年前还风行的“颜值即正义”择偶标准，如今部分转变成了“颜值可以平平，思想必须性感。”
一些人对亲密伴侣的期望从美好的肉体，变成“想要有一个人，可以和我将讨论哲学作为前戏”，“最美的爱情，莫过于有人想要轻轻褪去你良知的青衫，和你的思想翻云覆雨。”
是智性恋还是“智识崇拜”
2020年，性与关系专家Casey曾对智性恋作出解释，指出智性恋的特征是一个人智力吸引力要远远高于TA的外表和性格。她还强调，智力本身，而非它带来的权力与地位，是真正催发化学反应的因素。
智性恋风潮，或多或少受到了影视工业的助推——从《生活大爆炸》的谢尔顿起始，电影电视中冒出了越来越多的高智商书呆子的形象，他们不谙世事、不通人情，却能津津乐道超弦定理与宇宙大爆炸理论，面对专业学术问题时游刃有余。
然而，“智力”真的如Casey所说仅仅只关乎智力本身吗？
细究智性恋喜爱的大多数形象，在拥有高智商特质的同时，无一例外兼具高学历文凭与社会地位，无论是《生活大爆炸》中的科学家们，还是大侦探福尔摩斯。被称为“智性恋天菜”的歌手刘恋，常伴有的标签是“北大学霸”、“4A就职”、入选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等。豆瓣的智性恋小组，大多数发帖人都会提及名校背景与高学历优势。
桑德尔认为，“优绩制”也催生出“精英的傲慢”，最令人难堪的特征之一就是对文凭主义的信奉——精英们可能会谴责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却对比自己受教育程度更低的人怀抱偏见。文凭与才能直接划上等号，成为获得有尊严的工作和赢得社会尊重的条件。
在中国，由于文凭在就业、收入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带来的功利价值，学历是婚姻市场中备受重视的个人筹码。只允许985学历拥有者成为会员的相亲平台“陌上花开”，常常强调高学历者在寻找伴侣时的“智性恋”需求——即配对者的学历程度需要满足标准。
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中指出了优绩制对公共福祉的危害：成功者深信其成功是自身努力的结果，忽视家庭背景赋予子女的教育优势。于是，精英沉迷自己的成功，也鄙薄那些比自己不幸、缺乏资格的人。
与之呼应的，是在智性恋的讨论中常常出现针对低学历者的歧视，比如在小红书的一篇智性恋帖文中频频写到不满本科学校的水平：“愚蠢的人让我感到恼火”、“宁可单身也不忍受蠢人”等。
除了文凭外，智性恋常提到的另一套筛选标准，是关于“品味”，一句十分流行的表述是：“智性恋的一见钟情看的不是脸，而是你手里拿的书。”
在知乎回答“智性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中，人们印象深刻的瞬间包括：伴侣夸夸其谈巴赫的优美之处、“和他一起讨论罗马历史的时候”，以及“看到他读乔叟的时候”。
智性恋喜好的金字塔顶端常出现的关键词是文学、哲学、科学定理、古典乐等，对这些领域的精通都要求长期教育与资金投入。
“智识”涵盖的范围极其广泛，“智力”更非单维的考核标准；然而在社会建构下，某一类审美偏好比另一类审美偏好优越，于是聊超弦定理和海德格尔会让人感叹大脑的性感，聊修车电工技术、稻谷收成却不那么容易迷人。
诚然，任何私人的感情偏好都无可厚非，但如果如果对“智性”的理解过于狭隘，就极有可能在亲密关系实践中复刻文凭主义的偏见、被优绩制掩盖的不公。
是智性恋人还是欲望对象？
自称为智性恋的人群中，女性比例明显高过男性。
与智性恋潮流中受到追捧的高学历男性恰恰相反，过高的学识与智力，却常是女性被爱的障碍——初高中女学霸总是被外貌羞辱，女博士被归类为第三种人。纵使在号称“智性恋”的相亲平台“陌上花开”上，学历与收入最顶尖的女性也往往难以得到青睐。
“智力”在感情中的吸引力对男女群体的差别如此之大，把“智性恋”看作大众心态，还不如说它更像是流行于女性群体中的择偶观。
杜克大学文学教授珍妮斯A.拉德威，曾研究浪漫小说中反映的女性爱情幻想，她指出，与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流行的浪漫小说经典叙事，并非“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灰姑娘模版，而是强调恋爱双方的平等关系。女主往往区别其他女性，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独立的个性，而男主则发现并欣赏她是“才智”与“聪明”特质的那个人。
于是，一批批看重思想交流的新女性，在阅读浪漫小说后内化了这一叙事模版——她们等待那个理想男性的出现，期待他发掘自己灵魂独到与深刻。婚姻、育儿与成为家庭主妇都不意味着禁锢，甚至相反，家庭生活让她们得以与灵魂伴侣终身相处。
在我们对智性恋的向往里，是否也隐隐包含着类似的渴望？
“灵魂”是一个在智性恋自白中频繁出现的词语，许多智性恋女性都追求感情中灵魂伴侣的出现。曼彻斯特大学性别研究教授安琪拉·韦丽，对这一常见的现象提出了有启发性的批判，她在《反思单配偶制》中指出，一些针对女性受众的言情电影会不断强调“爱人是我的另一半”或者“灵魂伴侣”的存在，大多数女性都被告知异性恋排他的性关系才是所有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比和她们女性朋友的关系更重要）。
实际上，将亲密关系中的伴侣视为精神交流的唯一对象，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般理所当然。
精神需求，或许不仅仅只能寄托在浪漫爱的对象上，或者说，这更像是一种传统惯性的思维陷阱——在书中，安琪拉·韦丽强调了这一陈见对女性联结的伤害：“当她们在这样一段单一的关系中投入过多的情感和劳动，她们可能也会因此贬低、忽视与女性朋友的联结。女人之间的情感与支持网络就被割裂了，哪怕受到了欺侮与不公，女人们仿佛也只能重新投靠男人，无处可逃。”
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无需借由“高智力男性”的中介与承认，就可以抵达智识的满足，成为完满的主体——豆瓣曾出现过围绕智性恋的争论，关于如何在笨蛋帅哥与聪明丑男之间作出选择，一条被点赞较多的发言称，选择前者是因为自己与朋友们已经足够聪明，不需要再找一个丑男进行精神交流。
此话虽糙，但细想之下，破除了Willey指出的“灵魂伴侣”陷阱——灵魂共振，可以发生在浪漫爱对象身上，更能存在于挚友、亲人、事业伙伴们之间；精神需求，除了以爱恋为实现中介，也能在自我实现、友谊关系与劳动实践中达成。
类似的，在豆瓣一则“智性恋的自白”帖子，也书写了自己被名校录取后祛魅了“智性恋”，再也不会对所谓的名校高智商男吸引。作者写道：“我们之所以渴望，是因为我们乐观地相信渴求之物可以使我们实现愿望、过上‘更好的人生’。”
她发现，一段好的关系不是为自我欲望的实现，而是令双方都能实现独立与完整。
“承认自己和自己渴望的他者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主体，而不是恋物的对象或是欲望的投射，只有这样才能够更接近‘真实的幸福’（不管它是什么）。”
主编｜萧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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