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地下”运行的私人侦探社，因为这起肖像权官司走到了台前。一审败诉后，长沙旁博私人侦探社负责人康雷主动约见《法制周报》记者，自曝私人侦探行业不为人知的灰幕。
不过，胡建林的说法与康雷并不一致。他承认曾经和康雷谈过形象代言一事，但自己当时并未答应，更没有拿过印有自己照片的包装袋给康雷，“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照片。”康雷说。
在解释为什么只索赔一元时，胡建林说：“我并不是为了钱，只是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给他(康雷)一个警醒。”胡建林称对这场官司的胜诉满有把握。
灰色行业的尴尬
让康雷尴尬的不只是这场官司。
1993年，公安部发布了《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有关部门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都未曾发生改变，这让康雷“没法向别人介绍自己的职业，只能说自己是待业青年。”康坦言，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并不合法，但“市场很大”。
即便如此，侦探所仍与公安、计生、工商等部门进行过有效的合作，有些部门甚至主动接触他们。“我从1999年涉足这个行业以后，这种合作就没有中断过。”康雷说，迄今为止，他创立的旁博侦探所已是全长沙私探行业规模最大的机构之一，拥有18名工作人员，年营业收入超过500万元。
由于没有合法身份，私人侦探的调查也很艰难，他们在蹲点取证时，常常会被小区的物业人员和保安误认为小偷抓起来。
2002年，侦探所配合警方前往云南和缅甸追捕一个贩毒集团，一位侦探神秘失踪一个多月后才被警方在缅甸某少数民族部落找到。原来，按照该部落风俗，有女儿待嫁的人家，会把一条凳子放在自家门口，如果有男子看上了这家的女儿就会坐到这条凳子上，然后到女方家成亲。该侦探不懂这个习俗，在休息时坐到了一处凳子上，结果被女方家人强逼成亲。
康雷告诉记者，私人侦探所的业务主要分成几大块，包括协助公职机关的调查，接受商业机构的商务调查以及民间调查等。其中，协助公职机关的调查业务占到总业务量的10%左右，一些政府机构如果觉得通过正常手段无法实现工作目的，就会将业务交私人侦探来做，如公安破案、海关缉私、计生部门查超生和计外妊娠等等。
此外，商务调查占到私人侦探总业务量的30%左右，一些大的公司调查竞争对手的情况，也会主动找私人侦探。康雷举例说，某德国品牌手机调查某韩国品牌手机在湖南的市场情况，就一直是他的稳定业务，每年有10多万元收入；而在一次配合技术监督部门查处假脑白金的行动中，康雷得到了所查获假货总标值100多万元的10%的报酬。
康雷透露，民间调查是私人侦探业务的主体部分，约占6成左右，而婚外情调查又占其中的85%，这些业务基本上都是律师事务所介绍过来的。他说，长沙市内一些著名律师事务所都与其有密切联系。“有时一天可接五六个单，但由于人手不够，一个月也就做十个单左右。”康雷说。
即便没有合法身份，巨大的市场还是吸引了不少人参与私人侦探，康雷告诉记者，长沙市私人侦探机构已有近30家，但它们都无法注册，除非使用咨询公司的名义。这些调查机构的业务范围“大抵差不多”，基本都是委托私人事务、追踪债务逃逸人、商业机密调查取证、应对第三者措施等。
康雷承认，私探行业利润相对较高。比如一张“室内照片”(指通过技术手段获取偷情者的室内活动照片，室内摄像的情况与此类似)收费5000元，“室内摄像”收费6000元，外地调查则在同类价格上翻倍，“至少10000元”，如果需要出省，如去新疆、内蒙古等地，收费就更高了，“一般都要3万到4万元”。在婚外情调查中，有些富婆要求提供加急服务，则会主动开价，“2万到5万都有”。
“粗略算下来，每名侦探的月收入基本上可以过万，”康雷说。自己这家侦探机构年收入不低于500万元，纯收入超过100万元，但因为没有合法身份，所以纳税无门。“我想纳税啊，可是，哪个敢收？”康雷说，“一旦收了税，不就承认了我的合法地位吗？”神秘的“地下工作”
在康雷的所有业务中，调查婚外情是最类似“地下工作”的一种活计。为了让记者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康雷从文件袋中将其“侦查工具”一一拿出来，摆在桌上。
“你看看，我们的数码相机，跟你们的比，小巧多了。”康雷看着记者手中的相机，调侃说。
在康雷日常用的“侦查工具”中，既有确定方位的指南针，手机定位仪，也有用来获取“证据”的微型照相机、无线摄像头及接收设备等。“这些仪器，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我们多数是通过特殊渠道得来的”，康雷说，有一些仪器还是花高价请厂家订做的。
以袖珍照相机为例，仅烟盒大小的机身就价值6000元，可以放置于掌心，隐蔽性较强，通常用于婚外情的调查取证。而价值10万多元的手机定位系统，主要通过卫星定位系统寻人，地点可以精确到50到100米以内。
他告诉记者，在一般情况下，那些要求离婚的当事人，在苦于没有对方出轨证据的情况下，求助于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再委托私人侦探所用非常手段去取证。
康雷从文件袋中取出一组男女热拥照片，那是他刚刚完成的一单婚外情调查，委托人因怀疑妻子有外遇而委托调查。接单后，工作人员从委托人口中了解到女方与曾经的大学同学有暧昧关系，于是马上对目标进行追踪。在跟踪过程中，发现委托人的妻子和一男子拐进了一家偏僻的宾馆，并在305房间开房。工作人员立刻在其隔壁307房间开房实施监控，并从307房通风管悄悄潜入305房，在管道中利用针孔摄像头拍下了委托人需要的证据，完成了工作。
虽然警方不承认私人侦探的合法身份，却会与后者展开密切合作，在一些特定情况下，私人侦探还会受托做“卧底”协助警方破案。在2002年的一次打黑除恶风暴行动中，为了获取某涉黑头目的犯罪证据，在警方的安排下，康雷派出了几名工作人员前往某看守所做“卧底”，最后圆满完成了任务，康雷也受到了警方的嘉奖。
“当然，这样的工作不是一般的私人侦探机构能承担的，这要有警方的充分信任，并要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康雷说。
合法化梦想
和孟广刚一样，39岁的康雷，自侦探所成立起，就一直在为争取侦探所的合法地位而不断奔走。早在2004年6月4号，康雷就在长沙组织过有关私人侦探所行业研讨会，并吸引了一些媒体到场。
但上述努力显然不够，甚至对他们的活动，社会亦有广泛质疑。“通过秘密手段获取的音像与图片资料，能作为证据使用吗？”“在没有经过当事人允许的情况下，偷拍婚外情不是侵犯别人的隐私吗？”诸如此类的质疑事实上从未间断过。有人研究发现，目前私人侦探行业容易触犯的刑事法律有8条之多，包括“非法获得或持有国家秘密”；“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国家公文、证件、印章等”；“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妨碍作证”；“非法拘禁”；“侵犯商业秘密”；“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对于私人侦探业的出路问题，学者张镇宇、李文武提出，从总体上讲，私人侦探若想生存，必须采取保守的态度，采取防御性姿态而不是进攻性的姿态。“所谓防御姿态，是说调查行为不能对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传统习惯、公民隐私等构成挑战”；“在法律还未对私人侦探业进行规范和调整的前提下，私人侦探业若想在夹缝中生存，那就只有在行为的方式上慎之又慎，否则，如果行为方式不合法，非但取不到相应的证据，甚至会把自身拖入违法甚至犯罪的泥淖中”。也有学者呼吁，政府应对私人侦探行业存在的现象进行调查研究，出台相应的管理措施，“从制度上约束和调控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