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情与爱的认知，当然是各有版本。而基于情爱之上或出于某种情态心态而发生的男女性事，也不必强求人人都去认可，更不可能去号召人人都同一模式。情爱与性爱，是必然中的偶然呢？还是偶然中的必然？
婚姻中的性爱，是否就是人类中惟一的认可模式？还有在情爱表述上，坦率直言者固然少，但是否就因而认定为另类？
对于这些，似乎这位千万富姐都已做出了自己的回答，而她的种种回答，除了表现了特定女界人士的个性外，是否也揭示了生活中的某些侧面？
可是，如果读过《绝对陷阱——烂尾楼背后的故事》一书，或连载的读者一定知道，书中任何章节并没有出现过庄彦明。
是的，书中是没有提到过她，但绝不是她有什么特别交代，也没有任何她觉得不方便之处，只是，庄彦明虽弄过很多房地产，而且几乎是每个环节都折腾过，所以每个环节她都稔熟得很。但是，在海南搞了那么多年的房地产的她，却没有给自己留下一幢烂尾楼，也没有留下一平米的空置楼。原先有朋友称坐落在海秀大道与疏港大道交汇附近的某幢极可能还有她的份，谁知她听后竟哈哈一笑说，我早就干净脱身了。唉，这幢烂尾楼的形成过程，其实最有写头，我当然知道一切底细，因为多少牵涉到我，甚至还牵涉到某位级别不低的领导，所以我即使说了你们也登不出来。就这样，因为始终与烂尾楼不发生关系，所以这个靠房产聚资近亿的庄彦明没被写进《绝对陷阱——烂尾楼背后的故事》中。当然，笔者仍然非常感谢她，因为笔者采写其他章节的情形，有几处不好把握或者不太熟悉的地方均得到了她的点明。为此，笔者请过她到新埠岛吃海鲜，而且绝不让她抢着买单。
此次采访庄彦明，她仍是那般热情，听清笔者此番的采写用意后，她当然清楚这次一定不会被漏掉了，但她依然那么爽脆，那么直言不讳。你们去年的“陷阱”我未能有幸“陷”进去，(她居然用“有幸”这两个字，这种随意的轻幽默使交谈的气氛轻松了不少。)而今天和你们谈“幸福”问题，看来我也就不用伪装了。谈吧，这年头反正也没有什么隐私可言了。(笔者说，隐私还是有的，而我们写这个题目旨在探究或检索所谓“成功女性”的情感历程与有关幸福观的问题，而绝非为了裸露某人的隐私。被采访者可以缄口不谈，也可以酌量而说，说到什么程度均悉听尊便。而对笔者写成稿子后，如何见报出书，也可提出要求，比如是否用真名实姓，比如某一件事的披露程度等可一一说明。)
嗨，要说就说个痛快，要写就写去见报去。我才不在乎呢，人这一辈子嘛，在很多地方和很多场合根本没法说真话，而对自己情爱方面的事，最应该说真话了。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原先的经历去年你已经略知一二了。我来海南的缘由早就向你说过了，那是原先的婚姻发生了危机。而我的婚姻危机并不像你们作家记者平时所写的那样，是男人包了二奶或者有了外遇，继而女人不堪忍受或者把事闹大，于是就离婚或者就出走。我的情况完全相反，并非男方有外遇，有外遇的反而是我。那时我在南京市中华门附近的那所中学当教师，我先生是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的副教授。
其实认真说起来也算不上什么外遇。我先生那时是学院新闻系的一个班主任，他和学生相处得不错，其中有几个男生经常到我们家玩。一来二往，便成了常客。其中有一位男生——姓什么我就别说了，他长得一头自然卷的头发，人不算高大魁伟，但壮硕均称，很有魅力。他到我们家次数并不太多，但在接触中，通过眼神那无声的语言我们肯定是互相喜欢上了。我那时候从师院毕业不久，我读书早，大学毕业时二十一岁未满，中学教师当了三年多后才结婚，结婚不久我就怀上了孕。我正是怀孕期间和这个男孩子发生关系的。我任何时候都承认责任全在我，是我煞有介事找他，并给他暗示，说是郑老师——我先生姓郑，约你今晚到我们家来。而实际上这天晚上我先生去陪从北京来的一位新华社的大腕记者。这位记者擅长写揭露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各种衙门作风的报告文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时，不时在《当代》等大型杂志上刊登。不用说，他所到之处所受到的欢迎程度必然是空前的。我知道我先生这种陪客一般都是马拉松式的，名为“考察”，其实还不是吃喝玩乐？而且那天晚上这位大腕名记是应邀到南京大学去做演讲的。我先生肯定全陪。
情况按我的设想进行，但结局却未落入预测的轨道——没想到我犯了一个致命而又非常不应该犯的错误。我先生的那个学院素与南大新闻系有门户之争。于是我先生在陪完新华社大腕记者吃完晚饭后就找了一个借口溜了回来。他开门开灯就在客厅看到了我和男生相当狼狈的一幕。恕我就不细说我们那一夜情——不，充其量只能算一刻情的尴尬情形了。反正那个男孩见到自己的老师，竟当场下跪，嚎啕大哭，以头抢地。
我承认我先生有非常好的修养，他并未因此大发雷霆，更没有做出种种令人难堪的事端来。他原先是铁青着脸，对跪在地上的学生，他一句话都不说，便穿过客厅，走进洗手间，连关门的声音都没有带发怒的甩响。我那时也是十分冷静，我拉起那男孩子，示意他趁机离开。而我自己呢，穿好衣服后便静静等待着一切发落。没想到的是我先生从洗手间出来后，脸色却平和了许多。他轻轻地拉起我的手，只问了这么一句：“一定是这位学生对你有非分之想，对吧？”
我知道，我先生的确是真心爱我，我毕业于普通的师院，并非重点师范院校，我之所能到南京当老师，说实话，全靠他的身份和影响。现在，事情都发展到了这地步，他还如此袒护我，你说，我要不给他悔过谢恩，我就不是人了。我更知道，只要我的口径和他说的一样，那么，把那学生开除掉即算为处理这个事件的最终结局。但我没有这么做，我这人感恩是一回事，而既然敢做我就敢承担，我不会昧着良心说话。
我说：“一切过错都是我引起的——说得难听一点儿是我勾引他的。你千万不要把这事报到校方去，如果因你而害那男孩被开除学籍的话，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至于我，你怎么处理都可以。我知道你仍爱着我，我也并不是已经不爱你了，不知道你听清楚了没有？我爱你但是并不影响我同时喜欢他——我和那男孩子只能用‘喜欢’来形容，远没有达到‘爱’的程度。这是我最老实的心态，也是最客观、但最不容易被人接受的一种存在。”如果往更具体的方面说，我当时的确还想也还可以说许多，比如我刚怀孕不到五个月，但就已经有四个月没有过性生活了。当然，我先生并不是阳痿，也并不是性冷淡，为了这个我就多次用其他方法给他临时解决。但他绝对相信婚育普教书上所说的一切，他怕怀孕期间过性生活会给肚子里的宝宝造成影响。而他的做人姿态，则是不把未来的孩子培养成像他一模一样就不会甘休的。我先生听我说上面的话后竟呜呜地哭了，他对我的坦率大惑不解，进而发展到痛苦不堪，继而怀疑我肚子里面的骨肉是不是他的了。当然他并不一味审问我，而是哭自己的命苦。
当我听出他的意思后，就对他说：“你命不苦，你肯定有娶第二位夫人的机会了。现在是怀孕期，按法律规定不能离婚，但你放心，我会把孩子生下来后便离婚。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说‘成全’你一类的话，但我不会拖累你。而且我还可以对你说实话，我和你是有一定感情的，这种感情我认为不应该随着以后婚姻的结束而结束，甚至在日后的某个时候双方都认为需要对方时还可以发生性关系——都怪我没有在婚前向你讲清楚我在性生活方面的观念。我认为爱与性生活固然有必然联系，但是性生活未必只与婚姻发生联系。好了，我的这个思想你看来是不会接受的，那么我就不再拖累你了。”我说了当然就做，于是我第一件事就得先把孩子生下来，也曾有朋友劝我把孩子打掉。我才不打呢，既然是生理上和缘分上造成的事实，我是不会去摧残它的——现在看起来我不打掉孩子是对的，否则时至今日，我真不知道我还有没有缘分再生孩子了。
为了提早生孩子，我在当医生的昔日同学的帮助下，多方采用催生手段，终于，我在怀孕七个月便生下了儿子。生下儿子还不能马上离婚，这又是我在实践中才知道有这条规定的，因为还有一个哺乳期，即等给婴儿的哺乳期满之后才能离婚。我一急，便又找昔日的同学在医院出证明，证明我缺奶，根本就没有奶水，于是也就不存在哺乳期了，虽然这种“理由”很勉强，但最终在几方面“夹击”之下，总算把婚离成了。婚姻关系一结束，我便辞去中学教师一职，只身来到海口，那是1991年我二十六岁未满。至于孩子呢，那时候DN的技术尚未公开，更未普及，尽管原先他怀疑这孩子的纯种，但生下来后，他的父母当即从苏北农村来到南京，他们两个老人见是个儿子，都拼命支持要这孩子。我无所谓，就成全了他们。
开始我感到很奇怪，作为股东之一，王先生怎么会反而给自己拆台呢？他怎么反而给投奔他的学校而去的人才泼冷水呢？你看他怎么向我泼冷水吧，他说，像你这样的人才要想当老师，在香港还差不多。而在海南，撑死了一个月都不会给你一千元钱，有什么干头？对了，那时候在海南应聘当教师，也不过五六百元左右。
后来我当然渐渐清楚了，原来王先生和他的三个合作者筹措学校前期即发生了矛盾。虽然已经到了招生的时候，但他自己已经预测到，无法合作下去了。当然，我也不是初出茅庐的少女，我当然看得出王先生对我是有点其他意思。但香港老板行事一般都有行规的，即在向你施舍之前，他不会赤裸裸向你表露什么的。这方面，闯海南的女孩子们不约而同地都应该有这个体会。
关于王先生我后来才了解，他其实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才从广东揭西偷渡去香港的，那时他是地主的儿子，在当时中国内地的处境可想而知，他偷渡时还在屁股边上挨过一枪，所以这屁股的肌肉以后一直都长得不匀称，左边瘪下去，右边胀鼓鼓，这当然可以用现代治疗技术来弥补，但他一直都没去做。所以你表面上看他文质彬彬，一表人材，可是从背后看屁股就容易使人感到有点滑稽。
王先生和我好可以说也是真的，他在香港自然有了太太，而且生了三个千金，而与我好上后，他就明言想跟我生一个儿子。并口头向我承诺，如果我真的答应他，那么我将拥有他在海南的全部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大约有六至七千万港币的样子。这使我猛然顿悟——难怪以我这么一个生过孩子的身子，他一点也不嫌弃。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承诺，而且我相信王先生是言而有信的，但任何事说到底我都相信缘分，我和你有这种关系是一种缘分，而是否能生下孩子又是另一层缘分。我明言说反正我是不避孕的，我也不怀疑你的性能力，但最后是否如愿以偿，还是得看缘分。
至于说到海南的楼市，在1992年至1993年那一段的情形，如今想起来都仍令人感到振奋。海南——尤其是海口简直就成了一个大工地，这种现象，你们在《绝对陷阱——烂尾楼背后的故事》中都有了各种角度的详尽描述了，这里不再赘言。
我为什么说男人卖楼花一般不行呢？我还是用K君做例子。K君曾是记者，也曾给许多房地产商写过许许多多的心照不宣的“报告文学”——他是以为有这些“关系户”做基础而才敢出来做楼花销售员的，谁知一到第一线，也就是相对来说属于市场性的场所，原先的“关系”就基本没有用了。这个时候你和房地产商的关系不过是一种雇佣关系，充满着利益纠葛，你要是销售业绩不理想，就只能眼睁睁看人家发财。还得垂头丧气听人家对你嘲讽。K君碰得焦头烂额，最后又想与我和好，并说如果我同意，他不惜以“黄花仔”(即未结过婚男子)的身份娶我这个属于有“拖斗”的女人，我一听就来气，便当即反唇相讥：这么说你不耻下娶就不怕别人笑你吃“软饭”？但话虽这么说，我这人心还是有点软，我后来也帮他谈成好几笔业务——毕竟我们在一个床上睡过，虽然无缘再好下去，但情分还是有的，后来他发了一百万后就乐颠颠地回河南老家办企业去了。
说起北海本来也是个好地方，此间有人说，在中国，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有所谓的“三海”——即广西北海、广东珠海和山东威海，北海的银滩过去叫白虎头海滩，其沙质甚至比海南亚龙湾更白净、漂亮，北海还有一个距离市区二十多海里的“涠州岛”，那是游人不断的地方，加上北海作为大西南的惟一通海道，它是没有道理沉寂的。但不知为什么，北海发展过程呈现出来的“泡沫经济”成分比海口更明显，所以当土地一炒完或者还在炒当中，就已经给人预见了它的前景其实只属于理论上的诱人。
至于一些官员嘛，倒也有一些真心追过我，海口有，三亚有，广西北海也有，但交往起来也总是感到不爽，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的官阶级别上死撑脸面，虚荣心、拿架子几乎已经深入骨髓，所以和他们在一起，好像他们天生就是领导，而我不过是一个财务部长而已。
(笔者忍不住问：同为老板阶层的男人呢？难道除了王先生之外，你再也没有其他交往了吗？而这种交往的程度和前景你又有何说法？)男女老板之间的交往当然是难免的，毕竟总有合作的可能，总有互相借力、互相担待、互相攻守同盟欺骗第三方、第四方乃至更多方面的时候。当然，男女老板之间也有一个互相防范、互相封锁消息互相守口如瓶的时候。男女老板之间一接触不是谈正事就是一起玩这里所谓谈正事，大多是心照不宣，也有投石问路，也有旁敲侧击或者干脆装孙子的。至于这个“玩”，指有时打牌豪赌，有时疯狂派对、咋咋呼呼逢场做戏。根本就缺乏一种与“情”有关联的气氛，更没有一种与“爱”有联系的氛围。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男女老板之间，除了有时候喝酒喝多忘乎所以外，正常情况是不会上床的，至于男老板带有女秘书，女老板带有男随从，基本上也是相见一笑，尽在不言中，当然也并不是说女老板都认定男老板必泡女秘书，男老板都认准女老板必泡男随从，反正一切都是心照不宣，一切都是莫须有或莫须没有。总之，这年头谁去为谁操心啊！
和你们说了半天，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在诉苦，更千万不要就此认定我——并通过我这个“个案”进而推断全部女老板都缺乏幸福或者是都在伪装幸福。说到“幸福”二字，自是每人的理解和体验不一样，正如同酸甜苦辣心中知一样，幸福也全凭自己的感觉。以我自己为例，我虽然目前还找不到白马王子或黑马王子，但我并不认为我为此就生活乏味，就毫无幸福可言。我敢率性而为，我敢坦荡地裸露包括情爱史、幸福观及形形式式人生在内的一切和一切。加之财产巨额，出有豪车，住有豪宅，办事呼风唤雨，连某些地方小官也是奉承相迎。想出国嘛，就像玩儿似的，说走就走。北京“三高”演唱会我置身其中，耳聆世界顶尖的歌唱水平，深圳高尔夫邀请赛我也到场，亲眼领略“老虎”伍兹的挥杆风姿。而盐湖城冬奥会，本来就与我毫无关系，但我心血来潮了就去看了它的开幕式……
所有这些，你们看看是否属于“幸福”的范畴？我当然也知道自己的年龄，是离你们男人常挂口头的“豆腐渣”不远了。但即使如此，我也绝对不将就人选，不压低价码，我的婚姻理念是：随缘；我与心上人相处的宗旨是：愉快、开心；我的做人姿态是：我行我素；我的交友原则是：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