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跨国婚姻移民潮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延续至今。穷则思嫁，嫁人，是越南乡下姑娘摆脱穷困的一条捷径。
摄影：袁浔杰
“来娶老婆的？”
“来旅游的。”
“不用担心，我介绍肯定比别人便宜，姑娘还很漂亮。你有没有老婆？没有正好带一个回去。要是有老婆，再娶个小老婆也没关系。”
仲夏夜，越南胡志明市华人聚居地第11郡的夜宵摊上，来采访的界面新闻记者被当地懂汉语的人追问。每当华裔男性的面孔出现时，上述问答也常常伴随出现。
来自中国江西北部某个小县城的小伙子张代，在胡志明市和22岁的高棉族姑娘阿塔相亲前，可能也被这么问过。
2017年1月，越南新娘阿塔和张代相亲成功。单身证明和签证办好后的3月18日，阿塔和张代返回江西准备结婚。那是22岁的她第一次到中国。
但，阿塔随即发现单身证明日期出错，意味着她不能用这份单身证明跟张代领结婚证，同时也无法拿到为期一年的中国居留签证。无奈之下，4月初，阿塔和婚介人吴丽一起返回胡志明市，重新办理单身证明。
经历两个多月的等待，2017年6月22日，阿塔和张代在县城里举行了婚礼。
吴丽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像阿塔这样希望嫁到中国去的越南姑娘不在少数，她们都有一个穷则思嫁的“结婚梦”。
阿塔的老家在新南邑乡下，距离胡志明市两百多公里，与柬埔寨交界。她是家里的老大，一家七口人靠妈妈一人种地养活。虽然阿塔爸爸身体很健康，但这么多年一直在家喝酒，被照顾着。
越南在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都与中国有很深的渊源。越南社会主要以父居制为主，强调男尊女卑；同时，越南也受东南亚社会母居制文化的影响，女性工作养家。两种影响力的交错作用下，出现了越南女性是家庭经济支柱，但地位很低的社会现象。
“她（阿塔）家里很穷，我去住了两天就急着赶回来。没有厕所，洗澡就在外面拉个帘子用水瓢浇。”吴丽告诉界面新闻记者，阿塔家的厕所，还是这次阿塔和张代相亲成功后，“养妈”花钱修的。
“养妈”在越南是一种很特殊的“职业”。有些越南姑娘在出嫁前会住在婚介家中，吃、住、行均由婚介承担，但是所有行动都要听婚介安排。女生在这期间可以不用工作，通常在婚介家里做家务。所以，当地人称这类婚介为“养妈”。
在越南，养妈常见，和阿塔家贫困程度相似的家庭也很常见。越南人均GDP约4860万盾（约合1.5万元人民币），是中国人均GDP的1/3。越南贫富差距大，乡下以种田为主，在胡志明市普通的工作月薪约四五百万越南盾（约合1500元人民币）。
一个越南乡下姑娘想凭借自身努力奋斗摆脱出身，非常难。嫁人，是她们摆脱穷困的一条捷径。
阿塔同村有好几个姑娘都嫁到了中国。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时不时从同村人口中传到阿塔妈妈耳中。
阿塔中学毕业后，到胡志明市当保姆，阿塔妈妈却希望她嫁到中国去。“他们说嫁到中国生活可以过的很好，你在胡志明打工，妈妈托人打听，看看你有没有机会嫁到中国去。”于是有了今年1月阿塔和张代的相亲。
张代性格内向，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丁，三十多岁了还单身，一家人都很着急。
张代的二姐无意中结识了2013年嫁到这个县城的越南新娘吴丽，“我弟弟一直找不到媳妇，听说越南找老婆很容易，能不能帮我弟介绍一个？”
吴丽祖籍广东佛山，爷爷一家在抗日战争时期迁到了胡志明市，住在胡志明市第11郡。吴丽和她丈夫也是通过介绍相亲结婚的。
吴丽的相亲故事和其他越南姑娘并没有很大差异。男女双方都不只见过一个人选，相亲中对彼此都挺满意，七八天后就在胡志明市办了一场婚礼，筵开15桌，主要是女方的亲朋好友，男方这边只有婚介和一起过来相亲的几个老乡。
吴丽的婚姻生活和其他越南新娘也大同小异。婚后一个月吴丽怀孕了，又回到男方老家办了一场婚礼。生了男孩之后，吴丽在家里越来越“受宠”。但丈夫为了娶她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婚后她不得不跟着丈夫去绍兴某家制衣厂打工。两个人的月薪合计8000元，孩子留在老家，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今年初。
为了回家照顾孩子，吴丽夫妻俩辞职回老家，吴丽带孩子，丈夫在附近的鞋厂打工，月收入3000元，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带着想挣点介绍费的念头，吴丽带着张代来到胡志明市。
阿塔并不是张代相亲的第一个越南姑娘。第一次当婚介的吴丽和第一次相亲的张代，在胡志明市摸索着，通过打听，相了第一个来见面的越南姑娘。张代回忆说：“那个姑娘挺好看的，见面第一次就说没问题。”
几次见面后，某晚姑娘破例没有回家。第二天，女孩子就说要拿一万多元回家办手续，拿到钱后却失踪了。
所谓破例，是因为在越南相亲有行业例行规则。男方委托的婚介一般不直接认识女方，需要联系当地的“养妈”。养妈家中住着三四个待相亲的女生是很正常的事，偶尔还会有来相亲但当天回家的姑娘。
张代第一次相亲，女方的“破例”并没有引起吴丽疑心。但女方拿钱走后就失踪了，吴丽和张代找养妈质问。养妈说法前后不一，最后干脆说手续出了问题办不下来。
“办不下来那你要退钱吧。”吴丽说。
“退钱？你把人家姑娘都给睡了，怎么退钱？没找你赔钱就不错了。”养妈强烈反对。
打听之后，吴丽知道他们被设局了。这几个越南姑娘经常出现在胡志明市，用相亲的套路挣钱。
出师不利，吴丽干脆找了自己当初的婚介——李明夫妻来参谋介绍。于是，2017年1月6日，在李明的家中，张代见到了阿塔。他一眼相中，双方同意后，阿塔就回老家准备办手续。
整个过程虽然男女双方都是相互选择，但由于经济地位的悬殊，女方可挑选的余地更少。所以最终，可能有嫁不出去的女方，几乎没有娶不到老婆的男方。
李明的夫人林月是越南人，曾经给台湾老板当过翻译，中文流畅。她是越南新娘业务较早的婚介之一，从业近20年。
2011年，李明到胡志明市考察碎布生意，就住在他现在的客户所住的旅馆。看到几个中国人坐在门口聊天，李明上前去搭讪。
“老板们来这里做什么生意呀？”
“过来娶老婆。”
“开玩笑吧，中国人怎么会来这里娶老婆？”
回国后，李明问老家娶不到老婆的男人是否愿意娶越南老婆时，居然得到肯定回复。随后李明把老乡介绍给林月，就这么入行了。
台湾中华企业研究院副研究员尹建国告诉界面新闻记者：“越南新娘嫁到台湾的数量最多，也是最早的。”
“台湾跟南越地区的关系一直很好，大量的台商在南越设有工厂。”尹建国说，台湾以前同样有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特别是台湾中南部，男多女少。
“台越通婚成为很正常的现象。”尹建国说，此外，特别是越共统一越南之后，大量越南人去台湾谋生，其中不乏女性。这跟当年越南经济差，台湾地区经济好都有关联。
尹建国说，台湾大男人主义比较盛行，男人里面流行的一句话是：“女人是用钱娶来的”。过去，台湾人跟日本人一样，经常组织“猎美团”赴越南。渐渐地，就形成了看到当地经济落后、婚姻关系几乎可以用买卖介绍来促成的现象。
林月看到彼时的市场需求，一边做翻译，一边给台商介绍相亲人选。据林月介绍，台商希望娶一个当地老婆，帮他们融入越南当地经商。如果这个女人能干，可以成为这个台商在越南的代表。
这类客户往往比较有钱，对人选要求比较高。李明回忆起旧日“盛况”说，当年台商就坐在酒店房间里，过来相亲的越南姑娘排成队，直排到楼下的马路上。
“过去台商一天看500个姑娘是很正常的。”林月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有些台商愿意多出钱，还要挑有学历家庭背景好的，或者是点名要处女。”
中国台湾的移民政策相对宽松，嫁到台湾的越南姑娘如放弃原有国籍，很快能取得台湾长期居留的身份。直到现在仍有很多越南姑娘希望嫁到台湾地区。
越南姑娘希望嫁到台湾摆脱原本贫困的生活，不少女性甚至愿意一分钱不要也要嫁到台湾。在台湾介绍越南姑娘的中介，被看作外劳中介或者婚姻中介，是合法的。
“现在在台湾的越南新娘人数在四五十万之间。由于双方缺少感情基础，加上台湾中南部打老婆的现象也很常见，越南新娘中约60%都离婚了。”尹建国说，当越南新娘离婚以后，若不回国，在异国他乡只能用原始本钱谋生。所以大量的越南姑娘流入地下风月场所或美甲等行业。
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正在取代中国台湾，成为越南新娘外嫁的首选地。
但到越南相亲的人，未必都那么光明正大。
与张代一样等待着结婚对象开具单身证明的，还有两名来自浙江的客户。他们俩都出生于1983年，体型对比明显，被称为瘦子和胖子。他们等着相中的越南姑娘，办好单身证明，返乡结婚。
界面新闻记者了解到，为了规避风险，男方通常被安排在附近的旅馆里。安全起见，相亲者的出行需听婚介安排，对外只能说来旅游。
“我都来了一个多月了，每天很无聊，吃完饭就在旅馆房间待着，电视说越南话看不懂，只好玩手机。”瘦子说，他吃完饭偶尔会去路口的超市和公园走走，市中心也就去过一两次。
婚介老手李明家住胡志明市第11郡，距离婚介新手吴丽家只有几百米，两家人认识多年。在李明家周围，最高峰时，二三十家旅馆都住满了来越南相亲的外国人。如今，李明家门前的巷子里，只剩下两家旅馆，里面住的人要么是来相亲的，要么是结婚后回来探亲的人，游客很少。
第11郡和第5郡都是华人社区，前者更是华人的核心社区，商铺招牌和楼外标牌随处可见中文，用中文和本地人交流几乎没有问题。第5郡建筑风格很有老香港的感觉，近几年不少TVB的电视剧都在此选景。
越南华人华侨数量庞大。《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报道的数据显示，越南已有华人华侨超过150万人，其中胡志明市的数量超过55万人。越南称当地的华人华侨为华族。
吴丽是华族人，对华人社区非常熟悉，几乎天天出现在李明家。阿塔办理单身证明所需提供的材料，一早就被李明托人送进领事馆。
李明每天都会打开领事馆官网，在公布的名单中寻找所经手的客户名字。
在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官网，“重要通知”栏目的第一项就是单身认证的通知。
界面新闻记者发现，该网站第一份单身证明公布名单从2015年6月16日开始，公布了14人名单，公布女方全名，出生年月日和身份证件号。每两三天公布一次，每次三四十人。
婚介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之前越南姑娘跟中国人结婚的手续办理很方便，由于数量太多，出现骗婚现象，后期规定女方必须有单身证明才会给签证，然后凭单身证明去中国领结婚证。”
近些年来，数万名越南姑娘嫁入中国，增速走高，如果没有单身证明和确定的结婚对象，年轻的越南姑娘几乎拿不到来中国的签证。
有关部门规定，单身证明公布之后三天，双方必须本人当场领证明。所以一般相亲确定关系后，男方会一直在越南等单身证明办好。
界面新闻记者在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门前所见的排队人群里，大部分等候的当地姑娘都是为了这份单身证明。很多越南姑娘认为，这张纸能改变她们的命运。
等待期间，阿塔几乎不出门，就住在李明家帮着做家务，即使口袋里有张代给的几百元零花钱。
“不出去玩吗？”界面新闻记者问。
“不想出去玩。”阿塔用磕巴的中文说，“我想回中国，想老公。”
李明尝试着分析这些怀有“结婚梦”的越南姑娘们的想法：“中国肯定比她们乡下好。去了中国不用种田，有空调吹，好吃好喝的养着。”
外嫁的越南姑娘主要来自南越。越南自由讲师段成禄，曾在中山大学留学，回国后在大学教学。段成禄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越南）北方是政治中心，思想不够开放；南方靠海，一直经商为主，情况相反。”
此外，南越曾被法国和美国殖民，留下了大量混血儿，最早嫁到国外的也是南越姑娘。
“政府对于这种事（越南姑娘外嫁）‘睁只眼闭只眼’，只要女方愿意就行。”段成禄说，“政府不愿意提这个问题，更不愿意提数量。”
正因为没有管理，像阿塔这样的越南姑娘想嫁到国外，只能依赖婚介。
等了近两个月后的5月23日，阿塔的单身证明公布了。这一次的日期是正确的。
“在吗？在吗？今天公布了，我马上就能回去了。”她激动地告诉张代。
6月22日，阿塔和张代在江西老家举行了婚礼，阿塔穿上了白色的婚纱，手捧玫瑰。张代穿着深色的西装，将阿塔迎进了婚车。
阿塔告诉来参加婚礼的界面新闻记者：“今天太开心了，可惜妈妈不在中国，如果妈妈也在就好了。我明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道理，但我会想念家人的。”
忙完阿塔和张代这一单，吴丽6月底又带新客户回胡志明市相亲。她彻底从一个越南新娘变成了一个越南新娘婚介人。
旧时的越南新娘婚介获利不菲。“当年我老公娶我的时候很便宜的，一共才花了5万元。”吴丽回忆说。5万元中，婚介拿走4万，剩余1万元作为彩礼给了吴丽家。
时移世易，现在去越南娶老婆，至少要准备8万到10万元，包含在越南相亲期间吃住行、彩礼婚礼的费用。彩礼多寡，女方能拿到多少，取决于前期跟婚介如何沟通。
李明给吴丽算了一笔帐，“张代娶阿塔，给吴丽8万元介绍费，其实5万元要返给林月，林月才是真正的介绍人。吴丽他们被人设局坑了1万多元。按照行规，婚介要负担客户在相亲期间的吃住行和新娘的彩礼婚礼钱，所以这单生意吴丽可能要亏本。就当入行交的学费吧。”
至于资深如李明自己，“老实说，这么多年我的利润几乎没变，每个客人差不多赚1万多元。”
除了经婚介介绍，有“结婚梦”的越南姑娘还有一条较为危险的路出走越南，通往中国——偷渡。
江西人秦俊5月4日深夜刚从柬埔寨金边赶到胡志明。5月5日，在相亲客常住的华人旅馆里，经李明介绍，界面新闻记者见到了秦俊。他戴着银色眼镜配着浅色的T恤和短裤，微胖的身体踩在东南亚风的拖鞋上，显得十分富态。
这次，他将安排两个二十岁柬埔寨姑娘偷渡去中国。一个月前从江西来的客户相中了她们，但她们并没有中国签证，选择从越南偷渡，因为“柬埔寨去越南的签证就很简单”。偷渡虽然有极大风险，有些穷则思嫁的越南姑娘还是愿意铤而走险。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姑娘也开始效仿。
当晚7点，秦俊将两位柬埔寨姑娘送到机场。她们话不多，神色略紧张，紧紧跟着翻译。从胡志明到海防市，相距一千多公里，她们乘坐的航班当晚9点起飞，晚上11点到达海防市。
一行人不做休整，直接打车到汽车站。虽然天色已黑，但是在汽车站内，仍有大量去中越边境芒街的大巴。
“坐大巴的人，大部分都要去中国，司机都会说中文。”李明说。
海防市到芒街市距离约230公里，靠海的山路坐大巴需要6个多小时才能抵达，这里的大巴几乎都是上下卧铺。
秦俊为客户保密，界面新闻记者并没有跟随一同前往芒街。
5月7日，界面新闻记者再次得到消息，当晚还会有人偷渡去中国。当天晚上7点多，界面新闻记者到达海防汽车站，四五辆大巴车等待客人发车，所有的大巴上在显著位置都有中文：海防-芒街。
晚上9点多，大巴准时出发，车上挤满乘客，沿路时有人下车。凌晨3点左右，大巴到达芒街市，此时车上约有10个人，都是本地。
“去中国？”界面新闻记者指了指手表问巴士司机。
司机摆出了睡觉的手势，示意此时尚早关口未开，大巴停靠在车站让大家睡觉休息。
翌日早上6点，天刚亮，车上的乘客陆续下车各自赶往关口。随后界面新闻记者独自通过关口进入广西东兴市。
芒街市与东兴市被北仑河隔开，北仑河两岸，高楼林立的中国东兴和越南芒街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条河全长109公里，窄的地方只有几十米宽，其中下游60公里构成中国和越南之间的边界线。有中间人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很多地方都能上人，用小船划几分钟就可以偷渡到彼岸。
东兴口岸的桥边一两百米的地方，界面新闻记者亲眼目睹有三四个人从芒街沿河的街边翻过围栏，迅速冲向河岸边停靠等待的一艘小木船，一登上小木船，船上的人大力划动双桨开船。几分钟后，船上的人就进入了中国境内。
东兴这边等待的出租车司机不以为奇地说，这里是老码头，是偷渡客经常上下的点。偷渡客下船后，立即有人接应送走。行李则会有人专门通关，从关口送进来。不带行李，还是为了行动方便迅速。如果想偷渡需要找熟悉的联络人，一般偷渡单程200元人民币/人，两边都会有人接应。
出租车司机还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司机们经常会被人雇去接偷渡客，然后从小路行驶，绕开边防武警的检查点，把人送上大巴。“一旦绕开检查点，出了东兴市，他们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
2017年6月初的某天，21岁的越南姑娘阿何离开了400万越南盾（约合1200元人民币）月薪的工作，离开了在第11郡的家，就这样偷渡到了中国。
和阿何一起过来的还有几个姑娘，她们想到中国来结婚，但都没有单身证明。
阿何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她来中国主要目的是打工挣钱给家里人还债。
嫁人，给家里挣彩礼钱，是大多数越南新娘的出路。“不嫁人，哪里有钱？”阿何说，她知道未来的夫家不一定有钱，但是结婚一定有彩礼，彩礼可以先拿回家还债。
几天后，阿何又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她在中国南方某市的灯厂找到了工作。虽然是黑工，拿最低月薪3000多元，但这是她在越南工资的三倍。
先在中国打工，有机会就嫁人，这是她目前的想法。
6月5日晚上21时23分，阿何更新了朋友圈：“命运由我不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