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种田文”是在女性向网络穿越小说由后宫叙事向家宅叙事发展的背景下兴起的,其核心特点是在家长里短的世情叙事中突出“勤劳致富”主线。种田文重启了劳动的尊严叙事,接续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爱劳动”的叙事主题,不过它更强调劳动的消费性。在其中,勤劳被看作个人致富的唯一手段。为达成这一“异托邦”想象,同时由于女性向设定所默认的主体行动力与所在生活空间的有限性,女性劳动被具体化为大众日常的消费品生产,且劳动过程的艰辛以及生产与消费间的障碍被完全取消。种田文的主要矛盾也被放置在消费与分配领域,围绕着劳动所产生的勤/惰、公/私、善/恶则是“不吃亏”的女主与“极品”亲戚进行“宅斗”的具体矛盾所在。这不仅赋予劳动强烈的伦理内涵以及对欲望性消费的有限抵抗色彩,而且女主只追求过小日子的底线伦理,既指向日益“个体化”的现实社会文化环境与女性的自我呈现,也由于其不扩张性而带有妥协性。
类型化是网络文学发展至今所显现的一大特征,在玄幻、历史、科幻、言情、现实等大类型之下,还包含着大量更为细分的亚类型,如凡人流、无限流、宫斗文、宅斗文、系统文、快穿文、年代文等,种类繁多,划分标准不一(依据设定、题材、风格等),其中多有交叉,有时又交汇融合,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网络文学的活力与繁荣。在众多的亚类型中,“种田文”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它长期受到读者青睐,有不少比较成熟的作品被划归在这一类型之下,且自身还在不断发展变化。这也使其具备较高的社会文化含量,因为“社会风气和情绪对小说类型成熟的进程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PP198-199)。
大约在2008年前后,在穿越文由后宫叙事向家宅叙事发展的背景下[3],女性向网文开始向种田文发力,由于之后的成绩特别显著,而且有意识地进行标签绑定,以至于今天一提到种田文,首先就会将其当作女性向网文的重要一支来看待,尽管仍有一些男性向历史穿越小说可被归为种田文,如《临高启明》等。在此转变下,种田几乎回归到它的本义,即“种地”,指“从事田间劳动”。具体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个人体力劳动(包括农业劳动技术等)构成推动情节的关键因素;二是女性的“勤劳致富”开始成为基本主题;三是主要以农村、市井生活为背景,以家长里短、人情世态为表现对象。更有意味的是,种田所引申的等待、生存、积累、内敛、保守、质朴、坚韧等含义在女性向种田文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一、从求“平凡”到去“种田”:女性向种田文的兴起
“女性向”来自日语,指的是以女性为受众群体和消费主体的文学和文艺作品分类。与之相对的是“男性向”,不过后者却有着明显的派生性。男性向作品尽管以男性受众为目标群体并主要满足他们的阅读趣味偏好,但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上并不排斥女性,而女性向则相对较难引起男性读者的兴趣,这为女性向作品的“圈地自萌”打下了基础。性向之分早就存在于中国的通俗文艺中,如评书“八类”中的“烟粉”与“传奇”就偏于女性向,曲艺中的评弹也以女性受众为主。金庸的武侠小说与琼瑶的言情小说,更是人们所熟悉的典型男、女性向作品。中国通俗文艺传统也直接影响了网络小说的性向之分,使得后者也保持了男性向重事功、女性向重言情的基本倾向。
当然,女性向不一定就包含了女性主义意识,有些女性向网络小说甚至完全依照男性的刻板性别想象塑造女性。不过,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向网络小说有意识地从女性自身出发展开创作。正如《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所指出的:“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中国女性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女性向开始与互联网舆论场中的女性主义文化相结合,是女性逃离男性目光后,以满足女性的欲望和意志为目的,用女性自身话语进行创作的一种写作趋势。”[2](P166)女性向种田文就是这一写作趋势的产物。
女性向种田文大致经历了早期、过渡期与成熟期三个阶段。早期种田文源自对穿越文早期套路的反其道而行之。2004-2007年是穿越文发展的黄金时期,2007年甚至曾被命名为“穿越文学年”。穿越作为网络文学的常用设定,与之后的种田文一样,在一开始并没有性向之分,只是因为女主穿越文带火了这一类型,才会把穿越与女性向联系起来。这类穿越文主要讲述一个现代社会在爱情或事业上不如意的女性穿越到古代(主要是清朝)、利用现代人优势(“金手指”)收获王爷乃至皇帝的爱情并掌握权势地位的故事,这样的女主往往被称为“大女主”或“玛丽苏”。一些后宫文(如《后宫·甄嬛传》等)除了没有穿越元素,在故事架构与人物塑造上与穿越文基本等同。不过,尽管是“大女主”,但与男性向穿越文相比会恪守一个根本的区别,即她们不改变历史,而是在顺应历史走向的前提下经营自己在深宫大宅内的小天地。她们的步步为营所追求的无外乎个人的安乐与情感的满足。早期种田文的萌生,既是在女性向维度上对穿越文的“接着写”,又是针对后者人物塑造与叙事套路泛滥的“对着写”。在早期种田文看来,“玛丽苏”是不真实的,现代人的“金手指”是不可靠的,“玛丽苏”的飞扬跳脱是不顾后果和不讨人喜欢的。
可能由于种田文是从这样的平凡生活文、家长里短文里走出来的,因此一些论者会将二者完全等同,如李昊就认为种田文的基本内容和典型特征是“打造快乐田园生活,乡野间的柴米油盐,鸡毛蒜皮,家长里短和鸡飞狗跳”,并从“世情小说”的角度来理解种田文[4]。鲁迅曾把世情小说的特点概括为“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泰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5](P114)。照此来看,种田文归入网络时代的新世情小说问题不大,但并非所有的新世情小说都可以被当作种田文,而只有那些把着墨的重心放在“发迹变泰”上的才更符合种田文的本义。种田文是将发迹变泰/“勤劳致富”之事放在世态人情、家庭日常背景中加以表现的,主人公往往经历了从低状态到高状态的转变,从物质匮乏最终走向富足。这大致符合网络文学通用的“升级”叙事,从而达成一种以“占有感、畅快感、优越感与成就感”[6]为具体内涵的“爽感”体验。起点中文网将种田与经商合在一起作为一类小说的标签,正是看到了种田的这一典型特征:劳动致富的主要途径正是经商。也即,生产领域要与消费领域无缝对接,才能把“勤劳”快速变现。
而且,还要看到,成熟体的种田文又往往把小说环境放在乡村,从而在多重意义上趋近了“种田”/“田间劳作”的本义,并赋予了劳动以浪漫田园色彩。劳动通向致富被设定成“爽感”制造装置以及对人尊严的保障,是这类小说的最大张力所在。不过,在想象劳动美好的同时,劳动主体所在的大家庭却矛盾丛生,而围绕着劳动所产生的勤/惰、公/私、善/恶则是矛盾产生的主要根源,这也赋予了劳动以强烈的伦理内涵。在此情况下,宅斗就成为种田文的标配:总会有道德恶劣的“极品”亲戚或邻居不断地跳出来给女主的勤劳致富道路设置障碍,等到他们彻底被斗败之时,小说也就进入了尾声。
总之,种田文是从偏重表现家长里短、休闲生活与世态炎凉的网络小说中发展而来的,这是一种从生活叙事到生存叙事的转变。成熟体的种田文一定包含劳动致富的要素,主人公有着明确的改变个人命运的目标和行动,并且将此作为主线贯穿始终。不过与男性向种田文不同,女性向种田文仅限改变自己以及部分亲朋好友的命运,对社会、历史的走向无甚兴趣,或者说她们只是想顺应社会、历史的走向以经营自己的小日子,且多以表现乡村生活为主,同时叠加宅斗。符合这些特征的小说,大约出现在2010年前后,到2012年最终定型,以弱颜的《重生小地主》(2012年5月连载于起点中文网)为代表。同类型的作品还包括燕小陌的《重生之翻身贫家女》(2013年9月连载于起点中文网)、千年书一桐的《王妃反穿记》(2015年7月连载于起点中文网)、宝妆成的《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2018年2月上架于书旗小说)。随着此一类型的成熟,在类型的自我更新机制下,近年来,它又与系统文、逃荒文、末世文等类型融合,有了新的发展,产生了《农家小福女》(2019年3月连载于起点中文网)、《我全家都是穿来的》(2019年4月连载于起点中文网)、《第九农学基地》(2022年8月连载于晋江文学城)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品。
二、劳动的尊严叙事:从生产性到消费性
更有意味的是,无论是《千万不要忘记》还是《年青的一代》,女性总被处理成与“物”的距离更近的角色,而年长的男性角色则是“物”的审判者与生产性劳动的维护者[10](PP147-149)。这种性别投射在劳动上的分野一定程度上也回响在网络文学中:种田文女主的劳动,基本上都圈定在“物”的范畴,充分释放着“物”的消费与日常生活属性。作为对比,男性向网文即使也依赖劳动改变命运,却更偏向生产性,例如齐橙的几部带有“工业党”色彩的小说[11]。
说种田文比较特别,是因为这种赋予劳动以价值与尊严的叙事,在“十七年”之后就变得不常见。它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曾有短暂回响:对于孙少平而言,劳动是自足的,劳动与人的自我实现具有同一性,它不需要外求如通过与金钱、地位的交换来达成自我解放。在劳动中,个人与世界发生着有机联系。不过,如黄平所指出的,这部作品也预示着劳动主体在改革大潮中的悲剧命运,一个不得不面临的未来是“‘劳动’被改写成工作,‘劳动者’被改写成‘劳动力’,‘世界’的问题成为‘个人’的问题,社会结构的问题成为精神世界的问题”[12]。正因为如此,此后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打工文学与底层写作,更热衷书写的是劳动的异化。在很多作者笔下,劳动是对劳动者体力与精神的压迫与压榨,甚至以一种靡菲斯特式的否定力量塑造着主体。纵观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纸面/严肃文学,如果说在莫言等少数男性作家那里,劳动还能偶尔呈现一种传奇与诗意从而沟通某种超越性的生命体验的话,那么女作家则更多地表现异化劳动所带来的疼痛感或创伤体验。如在郑小琼等人的作品中,女性打工者的境遇触目惊心,已经毫无劳动尊严可言。
直到种田文的出现和发展,才重新接通了劳动与尊严的通道,它以通俗化的补偿叙事,再次赋予劳动以正向性。在一个经穿越/重生才能进入的幻想世界中,女性凭借着前生/身习得的经验与五花八门的劳动技能重获新生,在一步步审时度势的理性规划下,不断积累财富与提升地位,在改变了自己的同时,也改造了外在环境。当然,对自己的改变集中在追求幸福美满人生上,而改造外在环境的目标则限定在确保幸福美满人生的小环境上,主要指小家庭(核心家庭)环境。如连蔓儿(《重生小地主》)对幸福美满的理解就是小家庭不受欺负、小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爱以及过富足的小日子。第一条指向独立,这是前提与保障;第二条指向幸福,这种幸福可以是“很简单的”,可以容忍“劳动的辛苦和物质的贫乏”;不过要想“美满”还是得富足才行,“如果可以富足一点,再富足一点,就更加美满了。要为此而努力啊,连蔓儿”。
为了凸显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种田文往往又会设定一个生产力低下且物资匮乏的“异世界”(“过去”或异时空),以使女主在原本世界稀松平常的劳动技能绽放光华。于是劳动就几乎与财富画上了等号,而爱劳动与诚实劳动经过如此煞费苦心的安排,才终于重获正当性,再次回到伦理的范畴。
这种所谓的“异托邦”世界自然是保守与想象力不足的,因为它只能回望过去而无法放眼未来,且承认从过去到现在的整体性发展逻辑。因此,它一方面通过想象“异托邦”的方式显示异质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当下的整体合理性。几乎所有种田文的劳动致富手段都来自当下的馈赠,当下与过去的信息差、技能差、认知差等构成了这一馈赠的核心内涵。即便如《王妃反穿记》这样让古代王妃穿越到现代留守儿童身上,也是利用能力差、技能差(会刺绣、会做点心以及作为将军之女的见识与胆识等)改善生存环境,这实际上依然遵循着当下的经济社会逻辑。
在上述意义上,种田文与之前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式书写并不构成截然对立关系,而只是在同一前提下不同维度与态度的表达。这自然是一种保守,所以它的劳动叙事会顺应当下的消费社会逻辑,而为了让这个逻辑顺滑并沿着这个逻辑制造“爽点”,种田文不仅会如前文所述取消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距离与障碍,也会有意忽视劳动过程的艰辛,穿越女主在类似“上帝之眼”的加持下,总是劳动技能拉满,她们会酿酒、会做菜、会养殖、会种地,乃至种豆得瓜。随着种田文的发展,还进一步给女主配上了随身空间、随身灵泉、随身系统等“金手指”,让她们更能在劳动中游刃有余。这无疑是对劳动的极端浪漫化想象,反映了远离乡村的城市青年在现实的重重压力下对乡村田园的美好期待而非现实图景。
但这种书写也并非只能从通俗文艺的“白日梦”机制中去解释,而是依然有其积极意义。退回到乡村田园并构建一种劳动的“异托邦”,虽然尚不能再造一个“美丽新世界”,但对劳动价值的肯定以及在劳动中生成的是非爱憎,也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反讽与微调。通过这种肯定与爱憎分明的表达,作为劳动主体的女性呈现出一种新的形象或者人设。
三、“极品”亲戚与“不吃亏”的女主:新人设的生成
种田文所热衷塑造的女性形象,首先是勤劳、务实与能干的,她们都有着相当明确的目标:过上好日子,最终当一个“地主”。这一点从几部小说的标题就可以看到,如《重生小地主》《重生地主婆》等。这既是好日子,也是小日子,只想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无暇、无心也无法改变更大的世界。同样,在奋斗“翻身”的过程中,她们也不想外求,而是相信凭自己就能达成所愿,因此显示出相当的独立性。如连蔓儿在面临是靠裹小脚嫁入富贵之家还是保持大脚时就曾如此想:“不靠婚姻、不靠男人,她难道不能自己赚钱”多数种田文无法准确归类到言情范畴,与此设定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其主要的篇幅、核心的情节是如何“自己赚钱”,男性在多数情况下被处理成“自己赚钱”过程中的锦上添花或者“奖赏”,是对自己所选择道路正当性的一种见证。
对“自己赚钱”的肯定也就同时肯定了为“自己赚钱”所付出的劳动,如此,是否愿意劳动就自然有了伦理属性。种田文中的“极品”亲戚几乎个个懒惰并嫌恶劳动,他们只想占有劳动果实,却尽可能避免自己劳动。很明显,他们都共享着“劳动无法改变处境”“劳力者治于人”的认知前提。这种认识原本在道德态度上就是暧昧的,种田文将之植入在实际上并没有能力摆脱劳动者身份的“极品”亲戚脑中,就更加凸显了他们道德上的缺失,从而反向衬托了主角靠自己劳动与赚钱的道德合法性。也因此,围绕着爱劳动与否就构成了种田文的一对主要矛盾。
这类不愿吃亏的女主,在女性向网文中相当普遍,也反映了当代大众文艺中女主人设的一个演变。借用王玉玊的观察,这一演变就是从刘慧芳(电视剧《渴望》的女主)式的“白莲花”人设到互联网时代的“反白莲花”人设,后者甚至形成了一股网上“浪潮”[17]。这种新人设由于不符合传统/男性对女性的期待,招来了不少反感与批评,不过却可以反过来证明此人设的某种新颖性与冲击力。
在种田文中,类似于田敏颜(《重生之翻身贫家女》)的“斗争哲学”——“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必十倍还之”——基本为种田女主所共享。她们的共识是“包子”性格是不能成事的,但也不是不能伏低做小,这要看是否对自身有利,同时也要把握尺度。如田敏颜教育两个弟弟时所说:“我们不必像条狗似的摇着尾巴献媚,骨气虽不能当饭吃,但我们不能说丢就丢了。而必要时的恭维用得恰到好处会为我们带来好处,可过了,就惹人恼厌了。”“把脾气拿出来,那叫本能,把脾气压下去,那才叫本事。”穿越者既在局中又在局外的游戏视角,赋予了女主独立而理性的自我意识,因理性而自在,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现实中女性对自我解放的想象。实际上,这种行事的逻辑在男性向网络小说里也很常见,只不过都安置在男主身上,极少以此塑造正面、可爱的女性形象。这一点也可以与女性向小说做一些对照。
由此也可以看出,种田文一方面相信勤劳致富及其伦理价值,另一方面也明白打通勤劳和富裕之间的通道还需要不少条件和保障。这其中至少包括如下两个:一是“不吃亏”的个性保障劳动成果归个人所有,二是劳动技术(不是劳动强度)真正实现了劳动的价值最大化。在此意义上,女主与“异托邦”世界“原住民”在对劳动的认识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技术与个性(或者技术加理性)实际上发挥着“金手指”的魔法效果,它抹平了认知与实践上的差异。
几重合力的结果就是对他人、世界掌控力的加强,也就是个人愈益强大。在这方面,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是,在发表于2010年的《古代地主婆》中,我们能看到大量的女主流泪与痛苦的描写,以及见到古代名人或权势人物(如沈括、宋神宗等)不知所措或遭亲娘殴打而默默忍受的画面,但到了《重生小地主》以及此后的典型种田文里,女主面对任何困难阻力或者大人物都能进退有度应付自如,再也没有意外感与痛苦感。女主所拥有的行动力已经使其距弗莱所说的“神祇”型更进一步。但是,这也与其越发自觉的“退守”有关。
所谓“退守”,具体表现为将女主强大的行动力框定在小日子这一清晰的边界内而换取的:除了“宅斗”,尽可能地与世无争。无论是“不吃亏”还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都是从消极面出发的。蔡翔在分析《芙蓉镇》里的“小日子”时指出:“安居乐业,意味着个人生活的自我规划并不具备扩张性,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善。”[18]借用这个看法,也可以认为,这种从消极面出发的行为,因为不具备扩张性,所以维护住了个人的“善”与诚实劳动的道德性。这同样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个体化时代的“无痛伦理”在网络文学叙事中的投射。吉尔·利波维茨基(GillesLipovetsky)认为,“后道德社会”的“无痛伦理”与强调“无限强制性责任”、主张“自我牺牲与奉献”的传统的“有痛伦理”相对,核心要义是“不要求作出较大的奉献,但也不能接受自己受损,人们无须费心去做英雄的壮举,而只须在灵魂与狂欢、美德与利益、迫切的未来与安乐的现时之间做好调整”[19](PP4-6)。“无痛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前提下的消极伦理与底线伦理,它对21世纪的中国青年一代的伦理状况亦有一定的解释力。从新时期的“小生产者”伦理理想到种田文的消极争斗,也可以看到当代文学四十年的一条绵延的线索。
这种鲜明的个体意识在种田文中的另一种典型表现是对集体、大家庭本能的不信任与抵触,于是分家也就成为勤劳致富的必经阶段。如果说“不吃亏”的个性起到的是莫让“极品”亲戚染指劳动成果的震慑作用,那么分家、建立自己的小家庭才是最终的制度保障。同时,只有真正摆脱“极品”亲戚的纠缠,才能愉悦且高效地劳动。因此,连蔓儿才会认为“能分家出来另过,真是太幸福了”。分家虽不能终结“宅斗”,却是保持“宅斗”心态的余裕和巩固“宅斗”成果的重要一步,因此才会具有“幸福”意义。
尽管在“宅斗”叙事中,“极品”亲戚的设置看起来很不真实,似乎是为了“宅斗”而硬生生召唤出来的,但从这种个人视角尤其是网文的主要受众青年人的个人视角来看,一方面亲戚越来越成为一种负担,亲戚的形象越来越负面,青年人不愿意与亲戚接触已成常态,甚至出现了“断亲”现象[21]。这不仅是社会转型与代际冲突造成的,现实生活中在赡养老人、分配家产、合伙做生意等方面的利益冲突也都一再冲淡了亲情。另一方面,随着消费社会与社会个体化的深化与加剧,人们对他人、集体与集体生活的忍受力与认同感越发减弱,例如“宅文化”本质上就是免受一切外界干扰的文化,追求一种在个人空间内的“自在”。在此情况下,“极品”亲戚无妨被理解成对个人“自在”构成“惘惘威胁”的他者与集体力量的化身。综言之,“极品”亲戚所反映的是心理真实与某种社会真实的混合,是经济的产物,也是社会文化/青年亚文化的产物,而不仅仅具备叙事意义。
不过也应注意到,种田文中不只有“极品”亲戚的亲情冷漠,还有着对亲情的珍视。这首先表现在女主身上,守护亲情、带领最亲之人一起过上幸福生活是其勤劳奋斗的主要动力。田敏颜穿越后第一次立誓“要扭转这穷困悲惨的命运”并“当个人人羡慕的有田有地有房子的大地主”,正是缘自双亲的“关切又慈爱”。连蔓儿对幸福美满的理解也是建立在体验亲情之上。此外,珍视亲情甚至同样表现在那些“极品”亲戚身上,其一般特点是,“恶婆婆”总有一个或几个无条件疼爱的小姑子,其程度远远大于对儿子的爱,其中几乎没有任何利益计较,非常纯粹。与之对照,女主的外公外婆一方也总是良善的,女主的母亲也是其最要爱护和团结的人(也是在“极品”亲戚设置中受伤害最大的人),而女主的父亲在一些小说里是团结的对象,在另外一些小说里却可能是“极品”亲戚中的一员(如《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这里明显也有性别视角的设定,良善的总是出自母亲一方,似乎她们才是自己真正的“家里人”。这样有意无意之间透露出来的感觉结构,可以从沈奕斐有关女性“个体家庭”认知的研究里得到部分验证:“个体家庭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强调定位家庭与自己的原生家庭,而不把配偶的父母包含进来,这既和父系体系下的男性家庭认同不同,也和子宫家庭的概念不同(包含自己的父亲)。其次,男性的家庭概念,无论是小家庭还是大家庭都比女性大。”[22](P130)
四、结论
网络小说种田文重启了劳动的尊严叙事,同时也重新赋予了“爱劳动”以可欲的伦理意义。在种田文中,那个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中充满着压抑与异化的劳动等来了某种“拯救”。不过,这种“拯救”是通过“穿越”这一幻想装置来完成的。穿越构筑了一个“异托邦”的世界,在这里,原本只能让人感觉倦怠的劳动由于被安置到一个还未被深度卷动的语境而重新焕发活力,并且这种活力被特别强调和绑定在它的交换价值与变现能力上。这其中的女性向特征主要体现在:第一,突出劳动的消费性,并将消费性劳动的改造能力尽可能地限制在家庭与日常的空间与范畴,经营好小日子、在其中感受幸福与美满是女性主人公的主要人生追求;第二,在劳动叙事中交织言情与世情,但与以往的言情与世情小说不同,劳动被放置在前景中,成为女性自我角色塑造的首要与主要场域,这里的劳动虽然有浓厚的私人劳动性质,但由于“异托邦”赋予了劳动以活性与整体性而具有了与公共性劳动的连带性,因此其对女性角色的塑造并非狭隘的家庭妇女;第三,在这种劳动的尊严与伦理叙事中,女性有意逃离男性目光,在个体化语境下重新建构自身的人设,将这种“不吃亏”的人设与劳动价值的实现挂钩,并从中想象一种新的家庭构造与亲情关系。
种田文是当代文学中“小生产者”意识与梦想的延续,同时又显现出了比较强的消费主义与发展主义的逻辑,从这点看,它的保守性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也反映了“不以反抗为目的”的“异托邦”特点。但在“启蒙绝境”或者说深度内卷的当下语境中,也不完全是消极的。
近些年种田文对空间、灵泉、系统等奇幻因素的吸纳,以及与逃荒文、末世文的合流,既是类型创新的需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借此分散劳动—消费循环对人的控制。一方面获得劳动的余裕,另一方面限制劳动向欲望性消费无限的滑动,同时它也逐渐与现实的家庭伦理环境相妥协:“极品”亲戚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逃荒、末世所带来的外部阻力。而作为“异托邦”,它却始终隐喻着现实的不完美,从而保持了自身的异质性。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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