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比赛，每个班通过“海选”遴选出两名参赛选手，对于“中国·世界热点焦点问题”发表自己的演讲。演讲完毕，则进入观众提问环节。提问答辩环节结束后，则由评委对每个参赛选手的表现进行打分，并决出比赛的一、二、三等奖。本次比赛由高二2班王晨宇、胡笑恬主持。
第一个演讲的是高二3班汤柳青同学的《代孕》。近年来体外受精技术和受精卵移植技术的成熟使代孕的成本大大降低，“花一些钱，买一个自己的孩子”一时成了许多人的选择，商业代孕的支持者们称之为“生育障碍夫妇的福音”，“一件双赢的事”。反对者们则说这是“潘多拉的魔盒”。在这极端的冲突与争执中，人们该做何选择？商业代孕到底昭示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还是倒退？汤柳青同学旗帜鲜明地反对商业代孕，认为那是物化女性、损害女性长远利益的行为。
高二6班的马佳禾同学发表了《中国社会的群体分裂问题》的演讲。2020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回忆，“后浪”、“打工人”等网络热词更是被载入了史册。在人们对其侃侃而谈的过程中，差异和分裂也渐渐被放大了。中国社会在群体的分裂下，应该何去何从？如何建立橄榄形社会，任重道远。
高二2班王宇轩带来了《从御宅到二次元到泛二次元——浅谈中国当下的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争》的独特演讲。在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今天，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看到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对撞。这每一次对撞，都有可能迸出更为明亮灿烂的火花。主流价值场域对亚文化的收编和运用，成为最值得分析的文化现象。
高二4班邱天润同学带来的演讲是《本土时代》。改革春风吹起，中国也开始了它与世界接轨的道路。如今的中国，无疑是高度全球化的。然而，随着风云变幻，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全球化与内循环的关系，这既带来了挑战，又带来了新的机遇。这是一个新的时代。
高二1班寿成杰带来了有关“草根股民大战华尔街权贵”的演讲。90年代以发售线下电子游戏而风靡于美国年轻人之间的游戏驿站今年凭借股票市场的表现又在全球火了一把，一些经营不善，接近地板价的股票股价在短短四周内涨幅高达23倍，在媒体的渲染下，“散户血洗华尔街”等标题可谓十分夺人眼球，而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呢？在这次演讲中，寿成杰对这次事件的真相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在当今这个新媒体时代，新型媒介的发展方兴未艾。一方面，我们的确享受着信息爆炸带来的便捷；但另一方面，却有人恶意制造“社会性死亡”事件，使受害者深受网暴之害。“社会性死亡”究竟是什么？又因何而起？我们又该如何应对？高二2朱晏同学带来的《社会性死亡》的演讲，对于流于网络之中的暴力进行了深刻的解读。
这一年，有变好吗？数字经济这一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的新型经济形态在遭受了疫情的影响后，有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是好是坏？在疫情的打击之下，一些本该发生的问题被提前了，我们与互联网的接触也向多方向延展开去。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必将彻底颠覆个人与社会的交互方式。高二5班陈桐聿同学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将数字经济的概念讲得幽默风趣。
1976年，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福柯针对西方工业社会第一次提出生命政治的概念。人文的生命和理性的政治碰撞，这个崭新的概念在当下社会环境中，又给我们带来怎样独特的视角？高二5班王小可带来的演讲正是基于福柯的《必须保卫社会》延伸的对于生命政治的思考。
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哲学家马尔库塞说：“我们是受到抬举的奴隶。”马尔库塞针对西方高度发达工业社会体制下人性的异化，尽心了深入的剖析，在一个高扬freedom和democracy的世界，自己的行动和思想是真正自由的吗？在高度发达的工业极权社会，我们是否已经失去了反抗与否定的声音？高二3班朱紫涵同学在演讲《单向度的社会》中，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
1792年，英国作家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为女权辩护》，第一次表达出了关于女权运动的观点，而今天，人们提到女权，则多半会想到微博上的针锋相对。当我们谈论女权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高一1班胡莺韵的演讲，理性地“为女权辩护”。
最后，高二6班郭凯越同学带来演讲《自媒体经济》。现代多媒体和网络技术发展得越来越快，流量带来的巨大效益催生了一种新的经济形势——自媒体经济。自媒体经济带来了什么？它又改变了什么？它会带我们走向何方？郭凯越激情洋溢，纵横捭阖，气场逼人。
每位演讲者还要面对现场同学的提问并答辩，本场比赛提问尖锐，演讲者见招拆招，将思考带到新的高度。本次比赛还设置了一个观众互动环节，在演讲者结束答辩及评委提交评分后，将随机选出对刚刚的答辩题目有见解的观众们发表自己的想法，台下听众的“回答”，甚至不逊于精心准备的选手们。
正所谓华山论剑，各有千秋，朱晏的理性，王宇轩的沉稳，陈桐聿的幽默，朱紫涵的犀利以及郭凯越的“曲艺相声”风格等，为现场听众带来了演讲盛宴。最终，朱晏和郭凯越同学获得了本次比赛的一等奖。
附获奖名单：
一等奖：高二2朱晏、高二6郭凯越
二等奖：高二3朱紫涵、高二4蒋方琳、高二5陈桐聿、高二5王小可
三等奖：高二1寿成杰、高一1胡莺韵、高二2王宇轩、高二3汤柳青、高二6马佳禾、高二4邱天润
“中国·世界热点焦点问题”演讲稿汇总：
女权是“权利”还是“权力”——当我们谈论田园女权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高二1班胡莺韵
我想请在场的男生去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假如你现在有一个去做上门女婿的机会，“嫁妆”是一辆车两套房和每月20000元的生活费，你会去吗？如果做赘婿的要求甚至达到研究生、工程师或医生，而且排队已经排到300多位，你又会作何感想呢？
以上是最近发生在杭州萧山的真实事件，而这家婚介所也已经长盛不衰地营业了21年。但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社会舆论的时候，看到的评价却是“社会变了，男人都想软饭硬吃了”！
这个社会是在变，但是它真的是这样变的吗？
具体来看，除性别双标和恶意曲解新闻含义外，“田园女权”的主要表现还可概括为一味追求单边利己的权利，甚至将为自己付出和承担所有责任视为男性的天然义务，这显然与女权主义的初衷背道而驰。部分“田园女权”的所谓诉求，实际是凭借性别筹码换取利益，不但不符合性别平等原则，反而有物化女性之嫌疑。但因为“田园女权”的存在而给女权贴上污名化标签，显然是不正确的。无论极端与否，正视诉求都应当是一切行动的前提，也是解决问题的开始。
从较为简单的逻辑来看，“女权”这一概念为什么出现？——是因为过去女性不具有话语权。她们为什么没有掌握话语权？——是因为她们不能够创造足够多的社会价值。她们为什么不能够创造足够多的社会价值？——是因为她们天生不如男性吗？
英国作家佩雷兹曾经提出过“性别缺失”的概念，认为话语权的缺失与社会价值创造的弱势本质上存在相互的因果关系。“‘以男人为标准值’的角度去记录，使得女人在大量的资料记载中是沉默的。男人在塑造世界时忽视女性视角的诉求，往往造成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诸多不便，甚至带来危险。事实上，在心脏病发作时，女性可能不会出现任何医疗圈所谓的“好莱坞式心脏病”，也就是左手捂胸口的胸痛症状，反而出现肚子痛、呼吸急促、恶心和疲劳。而这些症状往往被归类为“非典型”。长久以来的性别缺失让包括女性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正常的——这确实是平常的，但绝对不是正常的。就像女性不可能将自己的心脏病症状变成好莱坞式一样，她们也绝无义务去“适应”男性社会。
于是有人说，我们不去适应了，我们有没有兼顾女性利益的规定呢？真有，而且还不少。在广东，女职工除享有98天产假待遇外，另享有80天的奖励假。但是假如你心安理得地休了不到一个星期的奖励假之后，就收到了被公司以旷工为由开除的消息，你又会怎么想呢？
你也许会说，现在我们需要女权，是因为当下女性确实受到歧视。但当我们把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等等条件作为了衡量一个人是否是一名合格的伴侣的标准，我们是否取缔了真心相爱、彼此帮扶的基本的“爱”的要素？当我们谈论女权的时候，我们反抗的究竟是男权的压迫还是消费主义和资本的剥削呢？就如波伏娃所说：“女权主义本身从来不是一个自主的运动，它部分是政治家手中的一个工具，部分是反映更深刻的社会悲剧的附加现象。”性别歧视存不存在？存在。是不是只存在性别歧视？不是。女权主义的斗争是社会历史中必经的阶段，但就像任何“他者”群体的斗争一样，只有女性自身才能给予这种斗争可能性。她们不是他者，而是永恒的自我。
散户血洗华尔街？阶层与经济价值观的冲突
高二1班寿成杰
社会性死亡
高二2朱晏
提起“社会性死亡”，我相信在座的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它的意思。我也相信，如果接下来的演讲我讲得十分糟糕，那么在事后，它肯定会成为我本人最经典的“社死”事件之一。
“社会性死亡”这个词本身并不难解读。因为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携带着社会性，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是将这层社会性剔除出去。人离不开社会性，但社会性却可以脱离个体，这就构成了一对经典的矛盾。祥林嫂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中经历了精神死亡的悲剧，格里高尔在成为甲虫后遭受着被亲人唾弃的折磨……似乎已经有太多的文学作品对“社死”作过了深入的探讨。
但今天，挂在我们嘴边的“社死”绝不是鲁迅和卡夫卡笔下的那个“社死”。大家都说，生命只有一次，但人可以“社死”千万次。没有人会忘记上网课的时候，你不小心点了连麦按钮，然后老师接通你的尴尬。也没有人会忘记，你把自己的吐槽发错了群，却将撤回按钮点成了删除按钮的懊恼。很多事情，你自己不会忘记，但别人可能已经忘了。这种情境下的“社死”说到底只是你的主观感受。但在别人眼中，你依然活着。我们没必要让自己时刻都围观自己，因而也没必要在记忆中循环播放自己的“社死”瞬间。筹划自己的社会性复活，给自己的心理一个全新的开始，似乎才是更有价值的事情。
但如果“社死”从你觉得变成了所有人都觉得，事情便会变得复杂得多。今天我想和大家重点讨论的社会性死亡就是更深一层的社会性死亡。它可以是个体遭遇网络暴力后，陷入社交往来被阻断、社会声誉被倾轧困境的一种代名词。
2020年11月17日，一位清华女生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她说一个小学弟在食堂走道经过时借背包掩护摸她的屁股，并强行查看了学弟的学生卡，在后面详细地附上了学弟的信息。最后，她写道：“我确实不能暴打你一顿，但我先让你在我朋友圈社死吧。”
2020年11月18日，清华大学调取监控后发现，小学弟是无辜的。但一夜之间，这位学姐也从假设的性骚扰“受害者”变成了真实的网络暴力受害者。更糟糕的是，她所有的隐私信息都被人肉出来，未打码的照片至今仍挂在新闻媒体报道上面。在网络暴力的攻击之下，她情绪不佳，意志消沉，身边24小时都有辅导员贴身守护。可以说，这位学姐以身试法，向我们展示了两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性死亡”。第一场让学弟在学校社死，第二场让自己在公众前社死。
我们很容易会想问：如果没有监控的介入，难道这桩冤案就这样误判了吗？
的确，“社会性死亡”事件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它们总会发生巨大的反转。“社会性死亡”说到底只是一个完美的舆论发酵模板。它总是以爆料者主动挑起话题为开始，继而在“人肉搜索”的狂潮中达到巅峰；此后，由于外界力量的介入，事件必然发生反转，爆料者遭遇舆论反噬，新一轮的网暴随之开始。
参与舆论的制造并不是绝对错误的。在评有所据，疑有所理的前提之下，参与舆论的制造实则是在守护社会的正义和捍卫我们心中的公平。只要善用这把双刃剑，舆论将在监督机制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受外界言论的影响本身就是人类的本质之一。隐藏在不同的ID名之下，我们的责任感和边界感都在不断弱化。很悲哀的是，造谣没有本钱，但谣言可以澄清；爆料不需要底线，但“社死”造成的伤害却是不可逆、不可防御和不可预测的。你看到的未必是真相，甚至真相也未必就是真相。
那么，让我们现在想象一下，倘若乌合之众已经变成了理智之众，“社会性死亡”就可以避免了吗？我觉得并不会。因为如果你足够理智，你当然会想要谴责那些造谣的爆料者。
当然，在理想情况下，“社死”确实不会发生了。但极度理智是什么？我觉得是冷漠。阿伦森在《社会性动物》中写道，“人类的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人们会依赖于直觉偏见，做出一个说得过去的决策”。现在，你想违背你的直觉偏见，你完全抑制住了你对弱者应有的同情心。当你看到一条爆料时，你反而会下意识地觉得爆料者说的都是假的，他只是想以此炒作牟利等等。这恰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害怕的是，这时候，倘若有一个真正的受害者站出来，试着为自己发声，大众的共情已经被消费殆尽，他们只会面无表情地摁下他的话筒。
在我看来，完善的制度保护和社会的温度是同等重要的。因为制度总是一种事后的补救。而一个有温度的社会却像一束光，时刻都带来温暖和希望。幸运的是，今天，我们已经有包括《民法典》在内的法律保护，有国家理性上网，理性对话的积极倡导，而我们自己也在为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贡献着自己小小的努力。可以预见的是，“社会性死亡”将势必成为未来我们避不开的一个话题。在这里，希望大家都能理智地思考，冷静地共情，搞最大的瓜，冲最猛的浪！
谢谢大家！
从御宅到二次元到泛二次元——浅谈中国当下的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争
高二2王宇轩
这是一个风格的时代。在这庞杂的文化世界中，每时每刻都有新的风格诞生，碰撞，融合，消亡。在这之间，又以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碰撞最为激烈。所以今天，我就以泛二次元亚文化的浮沉来谈谈中国当下的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刀光剑影。
因此，围绕ACGN等特定媒介的阅听消费行为，及其衍生的青少年亚文化，其影响已经超越商业或娱乐层面，触及个体精神与社会价值。御宅文化究竟是怎么形成二次元文化的？二次元文化又是如何转变为泛二次元文化的？主流文化圈又对这一庞大的亚文化圈做了什么？这都是值得探讨一番的问题。
二十世纪80年代，日本的动漫和游戏舶来中国，深刻影响了中国新一代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和审美趣味。中国的动漫游戏爱好者们也逐渐形成了亚文化身份认同。这一快速扩张的亚文化圈很快就吸引了主流文化圈的注意。来自主流文化的否定和重新界定是主流文化收编御宅亚文化圈的第一轮尝试。御宅一词在主流文化中曾一度被界定为“一种心理失调，可能引发个人和社会问题的人”。这种界定多见于社会媒体和学术圈，如博日吉汗卓娜采用人类学方法考察了御宅的生活方式，表明御宅的身份特征有动漫文化的“资本拥有者”“发烧解读者”“永不餍足”的“消费者”及“社会实践者”，也是“游离于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特殊人群”。《广州日报》十年动漫新闻报道中，动漫迷被再现为四种典型形象，分别是“幼稚无知的受众”“热情的追随者”“积极的生产者”和“忠实的消费者”。
我国御宅文化的形成人群主要包括：日本动漫游戏爱好者、相对“后知后觉”的媒体和学界、秉持传统理念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界。语言和文化隔阂引发了概念变形甚至误解。随着“宅”的负面形象在社会舆论中逐渐成型，最终它被部分教育和心理的专业人士认定为青少年的“问题”。主流文化对御宅亚文化圈的第一轮收编尝试并未成功，但也并未失败。
随着二次元亚文化圈在资本的运作下的进一步扩张和与主流文化圈的逐渐融合，自2017年以来，由于代际更替，政经合力，意识形态的改变，二次元亚文化圈开始了向泛二次元亚文化圈的转变。代际更替，初代御宅族70代，80代成为社会中坚，从小接触泛二次元文化的90代，00代走上舞台。政经合力，党政部门越来越多的征用二次元文化资源，改造传统的宣传话语和宣传方式，实现了二次元亚文化圈与主流政治话语的对接，论证了泛二次元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成果”，应“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是“核心价值观的入心入脑之途”。进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都可以从“二次元”中觅得具体路径。同时，社会舆论对亚文化的态度相对宽容。三者合力，二次元亚文化圈逐渐向主流文化靠拢，被主流文化包容的部分形成了泛二次元文化圈。
二次元爱好者建构了想象性的“次元壁”，营造了封闭自足的亚文化圈子，获得集体归属感并共同抵御来自“三次元”的压力。随着二次元文化日趋主流化，与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话语有效对接；官方宣传也尝试借重年轻人喜爱的文艺形态，次元壁遭到双向破解。于是二次元亚文化超越了娱乐和狂欢的范畴，融合了政治表达和主流意识形态，其行动准则足以“规引现实社会的行动方略”。自此，泛二次元文化圈破壁与主流文化同流，主流文化圈完成对泛二次元亚文化圈的收编。
中国当下的文化世界正百花齐放，亚文化圈与主流文化圈的碰撞例子也屡见不鲜。如优酷平台打造的《这就是街舞》，Bilibili平台打造的《说唱新世代》等，原本都是风格鲜明的街头亚文化，体现了青少年的叛逆性和自我意识，这些节目扩大了该文化圈的影响力和社会接受度，也因此丧失了一定的叛逆性，向着商业收编的意识形态靠拢。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因其亚文化的低俗性遭到主流文化圈嘲讽。爱奇艺平台打造的《偶像练习生》也因特殊亚文化元素而与主流文化圈产生碰撞。为了应对这个意义日趋重大的领域内的复杂现实议题，我们要跳出资本框定的界限，为每一支文化寻找最合适的出路。
代孕
高二3柳青
大家好，我是高二（3）班的汤柳青，今天我想与大家聊聊有关“代孕”的事情。
代孕这项技术一开始被发明是为了满足不孕不育夫妇繁衍后代的需求，我们可以说它的初衷是积极的。但是理论与现实层面总是存在着较大差距的。当这项医学技术真正投入到社会时，会无法避免地产生一系列问题——代孕婴儿的母亲究竟是谁？是他的血缘母亲，还是妊娠母亲？婴儿若被遗弃责任由谁承担？若是一些自身具有生育能力却仅仅因为害怕生育的人选择代孕我们又该如何做？母亲为女儿代孕所生出的孩子应该叫她妈妈还是外婆呢？
而在这一系列问题中，最饱受争议的一个就是代孕母亲是否可以自愿选择进行代孕。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人们认可一个独立的个体具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但是一般我们认为这个权利是在一定限度之内的。这个限度是什么？是生命伦理学的三大原则，即行善，自主和不伤害。是否违反这三大原则，我认为需要分情况讨论。
代孕按照其商业性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商业性代孕和志愿性代孕。
对于志愿性代孕行为，我们大抵可以认为它是符合社会伦理的。不管从客观还是主观上来讲，志愿性代孕的受孕者大多出于对于不孕不育夫妇的同情而自愿选择代孕，因此她的行为具有某种崇高性，是行善的。她在决定代孕的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外界的压迫，完全是自愿行为。代孕母亲的行为没有伤害到谁，符合不伤害原则。
但是商业性代孕则与之完全不同。商业性代孕的代孕母亲则多数是为了获得金钱报酬。有一位印度的代孕妈妈提到，她的丈夫每个月赚40美元——也就是说，如果她顺利生下孩子，一次到手的钱大约是一万美元，这将超过丈夫16年的工资。一年与十六年之间的巨大差距，正是许多人选择商业代孕的原因。我们可以说，商业性代孕母亲的代孕行为是否真正自愿是存疑的。表面上她虽然是自愿签署的协议，但是往往她是受到家庭，如丈夫，父母等人的压迫才来到代孕中介进行代孕的。进一步说，即使她是自愿进行代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无法被定义为自愿行为，因为她对于金钱的渴求往往是由于她处于贫困的处境而产生的。而由于商业代孕的代孕母亲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无法很好地理解代孕过程中存在的风险，我们不能因此认为这是自愿行为。
其实仔细想想，我们对代孕的认知是符合人类的普遍认识的。正如我们认为一个人捐献器官是高尚的行为，却抵制器官贩卖一样，人们大多对于志愿性代孕行为没有很大的抵触，却坚决反对商业代孕。
而商业代孕的恶果远远不止这些，我们在思考商业代孕时，会不免想到一个问题：商业代孕是对女性和孩子的物化吗？我想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康德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然而代孕母亲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代孕夫妇们孕育孩子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她也因此沦为了生育的工具。换而言之，代孕这一职业的出现预示着人类对于自己同胞的异化过程。印度一家代孕诊所的负责人帕塔尔妈妈这样说：“你要把孩子当成一个在你子宫里住了九个月的客人”，这与《使女的故事》中那句经典的话何其相似！“我们充其量只是长着两条腿的子宫，圣洁的容器，行走的圣餐杯”。人类显然并不想也不应该看见自己的同胞沦为生育机器，然而似乎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屡见不鲜。
讲到器官贩卖时有一句话被反复提起，“如果大便可以卖钱，那么穷人们将会失去他们的肛门。”这句话对于代孕同样适用。我们必须问这两个问题：谁是商业代孕的最大得利者？谁又是商业代孕的最大拥趸？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一致的：资本家。据统计，商业性代孕所得报酬中代孕中介大约占了其中的70%。中介诊所已经是这场代孕狂潮的最大的得利者，我们可想而知的是假如更多国家放开商业代孕，资本将迎来一场狂欢。“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的逐利性将使商业代孕的漩涡越卷越大，最终吞噬所有人。
对新生命的渴望最终却必将导致对生命的践踏与物化，这实在是一件矛盾至极的事情，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不管如何我们都必须绝对禁止代孕的商业化行为，因为“把生育看作一种劳动，把生命看成一种商品，是人类的耻辱”——至于志愿性代孕行为，这也许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但是我想在做出最终的决定之前，我们仍然需要停下脚步，仔细地想一想，多思量一番，抱着审慎又神圣的态度面对代孕，我们所做出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社会现有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改变，对社会现有秩序的冲击，对一系列与代孕有关问题的回答。当代孕技术诞生在世界上的这一刻起，世界就已经因为它而改变了，而当我们真正做出选择前，我们并不知道未来会因为我们的决定变成什么样。
对单向度社会的思考
高二3朱紫涵
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意识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太过单一和无趣。
我们正在念书的学生，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寒假刚开始的时候，我更是把人的欲望拓展到极致，看韩剧美剧国产剧，夜夜笙歌。快乐的日子持续了几天后，越来越觉得，自己好快乐，却又好不快乐，心智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慢慢控制起来。
美国哲学家马尔库塞在上世纪60年代，就针些这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提出一个概念：单向度。即在现代工业社会，人们的批判意识和反思意识逐渐被消解，越来越多的人被一种虚假意识和虚假的幸福感所支配控制。
大家想想为什么如今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各类电商APP好像每天都有购物节活动，琳琅满目的商品，都在和你说：购买了我，你才拥有了美好的生活。
然而，真相并非如此。我们的消费需求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在不断受着资本和商家的影响。
我们把社会的需求为自己的真实需求，我们获得的幸福是满足于丰富的物质产品的幸福，是没有否定的，完全服从于社会整体的幸福。如今，好像不是产品为满足人的需要而生产，而是人为了使产品能够被消费而存在
不仅是商品，我们的文化、思想也在受单向度的戕害。
这样，在这个高度工业化的单向度社会，商品可以流水线生产，文化可以流水线生产，甚至人的思想也可以流水线生产。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如果是日常谈话，至此，我就会发表一句总结陈词：“反正按着趋势走下去，我们是没救了。”但是，站在这个有200多双眼睛聚焦的讲台上，我还是作了一番认真的思考，归纳出了一点我们可以跳脱出单向度的途径，就是要从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从被动地被消费，到自己主动地去创造价值。
资本下的劳动力
高二4蒋方琳
首先问大家几个问题，你是不是每天都在闹铃中惊醒，然后在早上8点的课堂中昏昏欲睡？是不是曾经在晚自习最后十分钟里因为做不完作业而焦虑万分最后挑灯夜战？是不是经历过在凌晨的床上揉揉眼睛告诉奋斗的自己我终于补完作业了，然后在新的一天里又开始了重复、颓废、焦虑的学习生活？如果以上几条你都没有的话，可以举起你的小拳头，然后张开，放个烟花庆祝一下，暂时还没有过上超越996的绝妙生活。
不过已经中招了的呢也不用担心，毕竟于我们而言，学习生活终归还是望得到尽头的，我们迟早有资格与现在的朝七晚九saygoodbye，然后踏上一条长达四十余年甚至根本走不到尽头的打工人之路，天天感受企业内卷，享受996福报，努力工作给老板买兰博基尼，而卑微如你我，大概只能每月收获一张兰博基尼五元优惠券，预计工作个两万年就能买辆老板同款座驾了。
看起来大家已经对这样的打工人现状耳熟能详了呀，但其实在这样一种看似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的生产关系下，就暗含着资本主义在这个时代最醒目的创造——对劳动力的无限剥削。而最高等级的剥削者，毫无疑问，是高贵的资本家。他们使用足够的钱去购买生产资料，然后购买并役使劳动力对生产资料进行加工，最后将增殖后的生产资料卖出，从而获取剩余价值。而其中购买并役使劳动力的行为，就是剥削中最核心的一部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陈述说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包括“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因一无所有”，即劳动者虽然在法律意义上是自由人，但是由于经济压力或其他原因，他们完全自愿地将劳动能力作为商品贩卖，也即意味着，从劳动力成为商品开始，就已经暗含着一定程度的剥削了。每个劳动者都只能收获一份匹配不了工作付出的工资，而将增值的生产资料上交给资本家，使他们一步步成为越来越强大的资本及生产资料所有者，在物质地位上实现真真正正的霸凌。
本土时代的挑战与机遇
高二4邱天润
而且，这一本土化的大趋势，并非你我所能左右，而是大概率要成为下个时代的底色，我们只能客观看待。这也是为什么我欣赏“本土时代”这个词，因为它既希冀于对外开放，又充分着眼于内部自循环的发展；它并不排斥全球化，却又冷静看待去全球化带来的得与失。它不含有主动的意味，却也不是逆来顺受的；它是主动顺应和被动接受相结合的。
正如巴菲特所言，我们要“在别人贪婪时恐惧，在别人恐惧时贪婪”，全球化退潮的确是不幸，却也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转型机会和做大可能。本土时代将成为一个全新的时代，有挑战，但更有机遇。
因为我们具有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顶尖的运输系统，活跃的人才市场和巨大的消费市场。这些如今看似只是寻常的东西，其实都是在时空维度上难以遇见的。事实上，也只是因为中国在四十年发展的机缘巧合下恰好拥有这些要素，才能成为少数几个可以从全球化退潮中寻得大机会，可以把全球化反思阶段看作正面、积极的一个“本土时代”，一个新的增长点的市场之一。
原因有很多，而其中一个其实就在你我身边，快递。如今，在网上网购，快递费大概是8块钱，而且不少商品都可以实现次日达。这样的成果，正是源自长期凯恩斯主义实践下新基建和物流行业的发展。而这2倍于美国的速度和仅相当于美国二分之一的物流成本，也使得无论是原材料还是成品，都可以以很低的价格在全中国范围内传递，事实上极大地活跃了生产和消费。在这一方面上，中国和美国的物流能力的比拼，就好比是精瘦的中国小哥和大腹便便的山姆大叔赛跑，高下立判。
不过，转型期也必然面对不曾遇到过的新麻烦。当我们在如交通运输、互联网技术等领域达到世界前列时，如抄袭、模仿和优化等旧思路就不管用了，以前中国就好像是有老师带，学习西方就能收获后发红利，可如今中国跃居世界第二，这条路已然走到了头。这也意味着中国必须做好自己，自己发展。要想享受本土时代红利，又不能拘泥于全球化时代的开放至上和效率至上，必须有一套本土闭环方案，才能对冲风险。但好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而广阔的本土市场就是广阔的天地，极强的内部消化能力和巨大的市场增长潜力给了国产技术更多机会，全球化退潮更是加速了这一转化；如做屏幕的京东方、做处理器的中芯国际、做网络射频芯片的卓胜微这样的本土企业，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走向了前场。
由此推而广之，其实本土时代也许正是构建全国范围内的完善内部经济网络，也就是所谓“内循环”“的时代。而如重庆前市长，黄奇帆所言，内循环显然既不是“闭关锁国”之类的误读，也非启动内需如此小格局，更不是在自力更生中内卷耗散，而是在疫情常态化下对冲外部不稳定，对经济侧重进行的战略性调整。这是大势所趋。
当然，说本土时代将至，并不是说国际市场无足轻重了，而是说全球化本身已经到了转型的拐点。中国既不会从国际产业链中离开，也不会被离开；只不过我们将会慢下来去反思全球化的战略与布局。趁着这个时机，我们将有机会为上一轮增长复盘，有机会做到更好兼顾内外，有机会为公平加码。尤其是加强社会公平该如何做这件事，值得所有人思考，毕竟随着技术进步，世界会自然更好更公平的幻想已然破灭。
当然，也不是说未来全球化的再繁荣就没有机会了。事实上，这大概更多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像人类文明在18世纪到20世纪不断经历的那样，全球化不是一次大功告成的，也不是只有一次的，而是本土时代和全球化时代交替出现。本轮的全球化本质上是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而混乱产生也正是由于在世事变迁中，主导国已然意不在此。随着美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新整合、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下一步发展，全球化终究会重整旗鼓再出发。而当我们把目光放得长远，中国能做的事还非常多。以史为鉴，不妨让我们思考，当西班牙它们离开世界中央时，英国人做了什么；当英国人离开世界中央时，美国人做了什么。众妙之门也许就藏在其中。
当然，看过了未来，再着眼于当下，我们亦会有这样的信心：当今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注定了，中国会战胜那些旧挑战和本土时代带来的新挑战。而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大概也会从稚嫩走向成熟，多一些理性和自信。
未来依旧有无限可能性。
疫情下的互联网经济
高二5班陈桐聿
疫情把我国的互联网公司推上了前所未有的红利阶段：亚洲受新兴经济体带动数字经济增长最快，数字经济占GDP比例有望超过60%。
从互联网金融巨头的角度来看，疫情将流量集中简单化了：我国有十四亿人口，是一个庞大的市场，我们每个人在我国互联网巨头的眼中都是流量，都是要被收割的韭菜。它们算盘打得很响，从我们每人身上一年赚一元，一年就赚十四亿，从我们每人身上一年赚五百元，一年就赚七千亿。于是我国互联网巨头们整天想的事情就是将流量变现，他们每天只做三件事：一是收获流量，二是收获最多流量，三是快速收获最多流量。
淘宝，滴滴，美团都做干了，社区团购被我国互联网巨头视为风口，正在做同样的事。5G通讯，量子计算机，移民火星这些高科技的事情，耗时长久，投资巨大，见效慢，虽然只要做成，也能赚大钱，但是喜欢赚快钱的我国互联网巨头们习惯了通过收割流量，割韭菜赚快钱，才不愿做高科技。
我国互联网企业在未来该如何发展？其实已经有了可能的答案——作为对比，美国的互联网巨头们也想收割流量，割韭菜赚快钱，但微软差点被拆分，谷歌被欧盟罚了上百亿美元，所以美国的互联网巨头们需要走高科技路线，靠引领技术潮流来赚全世界人民的钱，而不是只赚本国国民的钱。想要我国的互联网巨头们在完成了资本积累之后，去与外国互联网巨头，科技巨头争雄，赚世界人民的钱，而不是盯着百姓的菜篮子，说教是没有用的，只能靠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以及出台更加适应互联网经济，平台经济的法律，来引导。
诚然，疫情期间实体经济受到了极大冲击，不需要数据：家楼下一堆店面的倒闭足以说明问题。疫情让我国的互联网经济获得了发展契机，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但在整个市场水涨船高的时候，你得想清楚自己究竟是在船上还是在裸泳。疫情对整个市场实际上造成了深远影响，而互联网经济就是恢复经济活力的主要推动力。
不难发现：世界经济从拼增长的增量时代，逐渐进入拼运营的存量时代。南方周末发布的数据说明，杭州成为了去年一年互联网人才流入最多的城市，我们正处在数字治理一线城市的中央。
想要预测中国互联网经济的未来是很难的，在一个转型的时代，我们能怎么做：
生命政治下的个体存在
高二5王小可
你们有没有忘记过早上寝室登记体温？看很多同学都笑了啊。如果我们要给疫情前后找不同，那能找出很多例子。去年的今天我们还在居家隔离，现在我们每天还要体温上报，上公交要戴口罩，进学校要亮绿码。大家可能觉得这都是些琐碎的生活小事。但我们仔细想想，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是谁在背后设立这些规定？寝室老师？学校？还是我们的政府呢？
1976年，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讲座中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也叫生命权利。他把历史分成两个阶段。在古代社会中，权力是一把“使人死、让人活”的剑。19世纪之后，生命政治站稳脚跟。它是要“使人活、让人死”。
简单地说，封建君主时期，政权关心的是消灭威胁。它觉得你有威胁，你就得死。至于剩下不用死的人能不能活，活得好不好，它不管。到第二个阶段，国家开始注重保障自己内部的生命，用自身的完善抵御威胁。法律和制度不再为了惩戒和杀人，而为了让人更好地活。生命政治的本质就是通过一定的权力机制，确保社会和个人的安全。
我更愿意把生命政治看成一种方式。它和内卷不一样。可以说“内卷”是一种现象，种田的人多了，田里的庄稼多了，但每个人分到的粮食变少了，这是个事实。但“生命政治”是政府手里的一样工具，它们规定多少人要种田，每个人能分到多少粮食。它是一辆没有轨道的火车，怎么走全靠司机说了算。
生命政治的优点显而易见，它可以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也让整个社会的秩序井井有条。但它面临的困境也不容忽视。
从国家层面看，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比如说操控生命政治的政府有明显的种族主义教唆倾向，那很有可能加剧种族间的矛盾。比如西欧国家中常见的难民问题。
阿甘本提出了一个词，叫赤裸生命。这是指活着的生命，也叫动物生命。与之相对的是政治生命，也就是有意义的、人的生命。他认为生命政治把人的政治生命还原成动物生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奥斯维辛，犹太人在集中营除了“活着”一无所有。在当今社会模式下，法律保护我们作为政治生命。但当国家进入“例外状态”，这种保护就会消失。比如9·11之后，美国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但没有给出结束期限，并极不合理地加强自己的权力。当时，阿甘本就被美国拒之门外，因为他是意大利人，并不在美国政府的友好名单中。一些国家借安全的名义，把人变成永恒的赤裸生命。
政治由生命主体产生，但反过来会成为压制生命主体的力量。这就是生命的异化。疫情期间，很多欧洲国家在资源挤兑过于激烈的情况下，把本国感染的居民分成60岁以上和60岁以下。其实，这些国家是把人民分成“对经济有用的生命”和“对经济无用的生命”。无用的个体被抛弃，成为赤裸生命。美国德州副州长甚至宣称“国家经济比老年人重要”。日本长野县有座“姨舍山”，日文意思是“弃母山”。老人到六十岁就要被送进山林供奉神明，也就是等死。个体被政治和经济量化，成为冰冷的数字。这时，“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又在哪里呢？
余秋雨说“生命是一树花开”，这是个多美的词。但政治不是。政治是园丁手里铁锈的剪刀，只负责把花园修建得漂漂亮亮。把它们放在一起，好像政治占了上风。这是生命政治带给我困扰最深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在冰冷理智的政治底下，找到一点真正属于我们自己，属于“生命”的东西。奈格里给意大利工人运动提出的纲领是这样，你们要从工作中逃离出来，占领工厂，但不要毁坏那些机器。要小心地擦拭他们，用你们带来的琴奏响音乐，享受每一天。听起来无比天马行空，但这的确富有生命的意蕴。
我们要做的也是“出走”。当下的生命政治给我们构建了一个无比理性的社会关系，我们要从这里走出来。现代学者提出了一个词，difference-in-itself。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改变的可能性。我们要承认自己仍然可以改变。我们不需要在物理意义上出走，也可以让意识走的远一点。我们可以再社会构建的庞大复杂理智的天网底下，在充分唤醒自我意识的同时，找到思想的自留地。
归根结底，觉醒给人以武器，就像六角怪送给人类的文字一样，不用来反抗与斗争。国家用生命政治自我完善抵御威胁，我们用自我觉醒来寻找自由之地。这时候，“我是谁？”“我在哪里？”才能得到更加清晰答案。
我看“中国社会的群体分裂问题”
高二6马佳禾
在去年的5月3日，也就是五四青年节前夕，bilibili网站推出了一条名为《后浪》的演讲视频。这个4分钟的视频影响颇大。同年11月“后浪”一词被《青年文摘》评选为“2020十大网络热词”，12月4日被《咬文嚼字》评选为2020年度十大流行语。然而，《后浪》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存在。这也便引出了我们今日的话题：中国社会的群体分裂问题。
将全社会的人划分为不同群体可以有许多标准。比如按年龄，种族，性别等等简单粗暴的划分。而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要话题。自打中国步入2020年的步伐以后，有一类社会冲突愈发变得严重，我再此将其概括为“多数群众”和“个别人”之间的冲突。
而且后浪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回观2020年，我们可能对另一个词更加熟悉：“打工人”。放在几年前，这并不是一个友好的词，往往是用来比喻在社会上处于低地位的人，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打工人。可近些日子，我们几乎走到哪儿都能听见几句“早安，打工人”，“你好，打工人”。它为何在今天的时代会如此受欢迎？
面对高压的工作环境，人们喜欢用自嘲的方式来释放情绪，缓解压力。的确，打工人，是一种自嘲，是一种调侃，然而自嘲与调侃过后，又是什么呢？另一个可悲的事实是，最基础的普通劳动者只有通过每月100个小时以上的加班，才能获得2000元左右的薪水。这在一个平均房价超过两万元的都市里，意味着勉强生存。这种带着戏谑、调侃语气的表达背后隐藏的或许是广泛的职场压力共识，也是无奈的叹息。这又何不是一种怨愤，一种不满，一种无能为力？
就富士康员工跳楼的悲剧来讲，这体现的就是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断裂。企业过度追求利润，基层员工劳动强度极大，被训练成了一台台机器。加班也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国家法律规定每月上限36小时的加班成了一纸空文。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打工人群被迫处于食物链的底层，而在经济利益面前，我们对待劳动者的包容、尊重是否还能够存活？劳动无贵贱的观念还能持续多久？
后浪也好，打工人也罢，都是“多数群众”和“个别人群”之间隔阂的体现。它在2020年加剧，可能，也只是一个开端。
从以上所阐释的分裂中，我们能够看出些许问题的本质所在。本质在于什么呢？在于差异。若从思想层面出发，思想受文化影响，因此一定程度上，思想变迁能够反映出文化的变化。近几年来，中国的文化格局正处于显著的变化之中，许多亚文化也在这个时候崛起，文化的变迁节奏逐渐加快着它的脚步，人们的思想比以往更加活跃。在物质层面看待也是类似，高速发展难免会造成各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正是这些差异，诱发了隔阂与冲突，久而久之便酿成分裂。因此归根结底，造成分裂的本质因素是过大的差异，差异加剧到一定程度，分裂就难以避免。这也是为什么群体分裂是一个全国乃至全球的课题。
有人说，这是可悲的，因为我们很难找到一种方式将它彻底根除。不过，或许我们也并不需要将它彻底根除。相反，它更像是对一个群体的考验。小至一个家庭，大至一个国家，如何正确地对待差异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这个群体的稳定性和凝聚力。我想，比起奋力建设理想中的大同社会，最大化地减小差异所造成的损害抑或是一种更现实的方式，也是任何一个群体，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任务和使命。希望在未来的有一天，求同存异能够真正被实现，一个更加微观的和平时代会取代今日的苦痛和哀伤。
我看自媒体经济
高二6郭凯越
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没有社交媒体账号，自然也没有什么人没有看过别人创作的东西了。新媒体的出现让更多人能更加方便地进行创作，这样的创作者多了，自然也带动了相应平台的发展。
自媒体经济是指利用自媒体的形式进行商业活动，从而产生经济效益。在这个网络时代，自媒体经济最为鲜明的表现形式就是网红。网红是社交网络众多营销手段的一种，也是近几年随着自媒体经济的发展衍生出的营销模式。这个营销模式的核心是利用自己的内容在特定平台上获得流量以及曝光度，然后利用各种手段来将流量变现。大家肯定都知道这种看似自由散漫的表演模式收入却是相当惊人的，因为但凡某个网红成功得到了流量，流量就会转变成财富。
根据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发布的《2016中国电商红人大数据报告》中显示，2016年我国“网红”经济产业产值估计约为580亿元，国内直播平台数量达到500家左右。据Analysis易观分析预测，在2018年预计“网红”经济产业的市场规模将超过1000亿元，从2015至2018年的复合增长率为59.4％。由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网红”经济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具有比较大的投资商业价值。
这样看来，自媒体经济盛况空前的背后，其实是我们这样的一棵又一棵韭菜被不知不觉地割了的事实。不过自媒体的门槛正在逐年降低，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韭菜也为了某些原因开始经营自媒体。现在随着制作视频等媒体的门槛逐渐下降，自媒体平台日渐增多，创作者的素质总体提高，自媒体也不可避免地开始内卷。现在，几乎每个公司都会有自己的自媒体，大部分大学生甚至高中生会选择在学生时代学习一定的自媒体技能，如视频制作等。新媒体目前已成为每一个企业的标配。对于个人而言，只要有两把刷子，就可以步入自媒体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