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开了十多年婚介所的王燕玲再也支撑不下去了，为了生存，她不得不每天一大早赶到南小巷的一家餐馆，帮人家洗碗挣钱。
“每天忙一早上，能挣40块钱。”11月3日下午，刚从外面胡乱塞了口饭回到家的王燕玲说，要不是今年婚介所生意特别淡，自己才不愿去下那个苦。
王燕玲的无奈多少能从某个侧面反映出时下进城务工人员遇到的“婚恋难”，作为西安市莲湖区第一家为进城务工人员“操心”的民间婚介所，她所面临的“寒冬”，已经不是来登记的人有多少，而是成功率有多低。
“女性外来务工人员就不说了，男性外来务工人员太难找对象了，尤其近些年大量增多的、有婚恋需求的中老年进城务工人员，要结婚更是难上加难。”王燕玲指着桌上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登记表，重重地叹了口气。
从29岁到45岁7次相亲都没成功
十多年前，王燕玲也是一名进城务工人员，在城里找对象、找工作屡屡碰壁后，她选择了自认为非常适合自己的工作——开婚介所。如今，一晃很多年过去了，经她撮合而建立婚恋关系的男女进城务工人员，已经多得让她记不清了。
然而，近年来的变化让她始料不及，先是女性务工人员登记的越来越少，随即便是男性务工人员的婚恋愈来愈难，“来登记的男女比例是7比3，而男性务工人员的婚恋成功率还不到10%。”
谈了多次对象却至今还是单身的刘德和对此深有感触。这个45岁的中年人，虽然鬓边已有白发，但笑起来依然像个年轻人。形容到西安这些年，他感觉“像做梦一样”。
1999年，29岁的刘德和从老家河南商丘来到西安，他是因为之前做生意失败，才跟着一位朋友到了陕西的，想着换个地方会有个新开始，可谁知事情并不是他所想的那样。
“最早我在华清路批发市场拉货，不知不觉就待了这么多年”，坐在位于东关南街的出租屋里，刘德和猛吸了一口烟，“当初想着能在这边娶个媳妇回家也挺好，可根本没那么容易”。
刘德和很麻利也很勤快，尽管拉货不会挣很多钱，但倒也不用为生存发愁。在西安房价还不高的时候，由于总抱有“哪天挣了钱回老家”的想法，因此一直没买房，等到后来想买，已经买不起了。
没有房，给他找对象带来了很大困难。他找的第一个女朋友是个长相还算不错的四川女孩，年龄二十出头比他小很多，当时他很高兴，也乐意为对方花钱，可相处后发现，女孩神经有点问题，动不动会出走，后来与对方家里人确认之后，便不得不放弃了，“总不能娶个脑子有点问题的女娃回去吧……”
谈的第二个女孩是西安的，人很直率，答应结婚的前提是要买个不小于60平方米的商品房。刘德和说按揭，但对方不同意，结果就不欢而散。第三个女孩见面后，得知他没房，收入也不太稳定，也没成；第四个女人家在长安杜曲，因要照顾住院的父亲，便在城里打钟点工，得知他白天拉货，无法帮其减轻负担，处了两天便分开了；见第五个对象时，刘德和36岁了，在老家，这个年龄已经没有太多的选择，于是他就降低了标准。
他在北郊见了第五个对象，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离异妇女，由于对方要婚前公证其房产所属权才跟他，当即掰了。随后，他又相继见了第六个、第七个，前一个是个大龄姑娘，虽然有房但要求他出保证金才能在一起，于是作罢；后一个快五十岁了，尽管性格合得来，却由于对方子宫切除，也就算了……
登记了四五年找不到对象的比比皆是
如今，二三十平方米的出租屋内，一张床、一台21寸的旧彩电，便构成了刘德和生活的基本元素，“出门一台电视，进门一台电视，有时真的很孤独。”
和刘师傅在一个市场拉货的山阳小伙邱胜眼下也面临着难以找到合适对象的困境。来西安五年，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哪怕一次与陌生女孩相识的机会，可是见过了不少，却没有一次成功。
“人家一听拉货的，又在西安没有房，就不想搭理你了”，邱胜说，他见的女孩也大多是来西安打工的外县女孩，按道理跟自己一样没房没钱，可人家就是看不起没房的，宁可跟不太喜欢、比自己大很多却有房的，也不愿找个没房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邱胜在屡屡碰壁之后，决定不再在城里找了。可是，自己已习惯了在城里打工，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回去，何况即便回去，乡下的女孩也大多出来打工了，所以婚事就搁下了。
“整天看电视也没意思，闲了就是找人凑在一起挖个坑、喝个酒、去打打游戏什么的。”邱胜说，现在自己快26岁了，要再这样下去，不知啥时能成家。
因年岁渐长，无奈之下何天才托人从老家介绍了一个，差不多就是“先结婚后恋爱”的状态，但如今日子倒也过得和美。
然而，这种幸运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如绥德小伙儿胡刚来西安打工不久，在周围没有合适的女孩后，通过网聊认识了西安鱼化寨一带的姑娘小刘，并很快“闪婚”，但婚后因性格不合，又很快“闪离”，这前前后后花光了他打工的6万多元积蓄。如今即便再谈女友，他“最多买一瓶矿泉水”，这样一来，他几乎更没有找到对象的可能了。
“相比于女性务工人员，男务工人员找不到对象的情况比较普遍，而中老年单身务工人员找不到合适婚恋对象的更普遍”，碑林区一家不愿透露姓名的婚介所负责人说，女的来登记，一般就两个要求，一是要有房子，二是有工作，“即便年龄大个一二十岁的也能接受”。
从该所的登记表看，二十多岁到五六十岁的外来女性务工人员，基本都介绍成功了，而剩下的“老大难”，均为大量男性进城务工人员，其中，登记了四五年找不到对象的比比皆是。
中老年单身瞄向“合同婚姻”
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华商报记者在郭杜、半坡十字、西门外以及土门一带，随机采访了50位进城男性单身务工人员，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餐饮服务、保安保洁以及建筑等行业，其共同特征为三无：即城里无房产、无积蓄、无稳定工作。
李存后师傅今年56岁，家在周至，性格开朗，诙谐，因为膝下只有一女，妻子在前些年因食道癌去世后，自己便一直独居，由于身体还好，每年农忙过后就会到西安打工。“一年中有八九个月都在城里，所以就在城中村租了房子住下了”，李师傅告诉华商报记者，他曾花钱在好几家婚姻介绍所登记，希望能在城里找一个女人结婚，但见了几个，谈到婚事就没戏了，后来想想，觉得自己真要在城里结婚，买房压力大，“尤其女方也有儿女的，以后财产咋分？”
有了这种想法，李存后就一心寻找能“搭伴过日子”的女人，后来果真在徐家庄的一家婚介所，找到了跟自己有同样想法的一位户县女人，女方比他大一岁，丈夫不在了，眼下一对儿女已成家，因在家闷得慌，就来城里做了家政活儿。见面后双方都觉得是实诚人，就住在了一起，平时，只要不是面对家人，对外均以夫妻相称。
可惜，这样的日子没多久就结束了，因女方有了孙女要回去带，李师傅又成了单身，眼下，他正试图通过婚介，寻找同居的女人。
“现在这种事比较多，大家也都比较现实，合适了就过，不合适了就分开”，幸福路附近的一家婚介所老板告诉华商报记者，“合同婚姻”实际上就是不领证同居在一起，对外以夫妻相称，“其中有些有协议，有些则是口头的。”
据了解，由于中老年男性务工人员的精神和生理需求无法通过正式结婚来得到满足，基于“互换”性质的“合同婚姻”日益增多，而所谓“合同”或“协议”，主要内容就是约束两人的同居方式和男方该每月付给女方多少钱。
“陪床保姆”隐藏着多种隐患
“一般每月给1500元到2000多元的比较多，给的钱越多，通常男方年岁越大。”一位做了多年婚介工作的周女士告诉华商报记者，她以前就接触过一个姓李的安徽人，已经57岁了，是个木工，带老婆来西安做活儿已有多年，2011年时妻子车祸去世，他就成了一个人，“由于跟儿子关系不好，不愿回老家，他就打算在城里找，可哪有那么容易”。
起初，两人没有说到结婚，白天女的出去找工作，晚上就回来陪他。一天，李师傅的女儿从安徽专程来看他，因小事与女的发生了争吵。原本李师傅是想跟女方结婚的，经过这一吵，女方不愿意了，但由于他还要人照顾，而且女方又没更好的去处，于是说好，女人只在晚上回来陪他，每晚100元，生活花费则是AA制。
“这基本上就成了陪床保姆。”周女士说，在目前，女性进城务工人员，除了年轻有姿色的婚恋容易成功外，不少进城务工中老年单身女性，不是选择做“合同夫妻”，便是成了某种意义上的“陪床保姆”。这是因为结婚既麻烦，又要处理家庭关系，而且还要面对未来的财产分割。
同样，中老年男性进城务工人员也会遭遇类似情形，只是通常会处在被动的状态。如有的男的与女性同居，即便女方有房产，也会另租房子同住，而且，通常男的要定期给女方交钱作为生活费用。
当然，在缺乏法律保护的合法婚姻之外，种种不正常同居关系，总是隐藏着多种隐患。
如来自长安区的张师傅今年69岁，前两年认识了从女监刚出来的一个49岁女子，见面后，两人谈得很好，尤其带回家里后，看到对方给自己93岁的老母亲做饭倒水，很是热心，令他非常感动，于是就生活在了一起。去年，对方忽然说远在东北的儿子结婚需要钱，他便把多年积攒下的8万元给了她，让她给儿子办婚事。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婚事过后，女方借着回老家看看，竟一去不返了。这件事至今让张师傅很是伤心，有种被骗的感觉。
（因涉及隐私，文中出现姓名均为化名）
专家分析
不仅是个体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务工人员自身要充分重视婚姻，不能将单纯生理需要和满足物质需要作为结合的追求目的。”一岩说，婚姻需要精神的契合，完全没有这个基础，就很容易破碎和扭曲。故此，社会应对这一群体给予一定的重视，提供和组织不定期的相亲会，甚至是婚恋的心理辅导，这些都会为解决该群体婚恋困境起到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