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安徽小岗村，一群农民出于吃饱肚子的创新，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十几个农民结“同盟”的红手印见证了那段历史。包产到户官方术语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的“包干到户”则被概括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1981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后，中央印发了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此前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
家庭联产承包制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最终上升为中国农村的基本制度。30年后，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改革事业由农村再出发。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最早是1978年9月20日，邓小平在天津视察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三个月后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会议期间，邓小平再次提出了“先富”的思想，当时的提法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包括“企业、地区、社员”，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会后，邓小平关于“先富”的标准说法被表述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摸着石头过河
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讲话称:“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陈云文选》第3卷第279页)。邓小平对陈云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说”完全赞同。邓小平说提出的“要坚决地试，大胆地闯”、“杀出一条血路来”，都体现了这种思想。
“摸着石头过河”，是在勇敢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的一种形象性的说法，是改革开放3条经验——“猫论”、“摸论”、“不争论”中的其中一条。“摸着石头过河”，对于大胆解放思想、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成了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经典话语。
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这一构想最早是为解决台湾问题量身订制，却率先运用到了香港问题的解决上。1981年9月，叶剑英提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建议:祖国统一后，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等。1982年1月，邓小平在接见来访的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指出，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一国两制”概念的第一次明确提出。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1987年秋，胡耀邦获辞中共中央总书记。继之，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此次会议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此时，改革开放已近十年，国内思潮涌动，基本路线之提出实欲为中国未来之发展建规立矩。1992年，邓公南巡至深圳，言曰:“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
发展是硬道理
邓小平1992年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南巡”期间，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谈到“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至此，“发展是硬道理”传播开来。这句话加上他说的另一个“三个有利于”的论断，后来就成了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这些论断有力地打碎了“姓社姓资”问题的精神枷锁，再次推动了全国的思想大解放，迎来了又一轮的经济大发展。
“入世”
1986年7月10日，中国正式提出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即“复关”)，从此，在经历了从“复关”到“入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松谈判。1999年3月15日，总理朱镕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进行复关和入世谈判已经13年，黑头发都谈成了白头发，该结束这个谈判了”。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第143个成员。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必然，也是进一步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契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了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也由此经历了新一轮的繁荣增长。
三个代表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同年11月14日，十六大一致同意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首次完整提出，是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将其正式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2006年10月11日，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大国崛起
五岳散人编
手术刀不如杀猪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
在80年代，类似的话语充斥着街道。似乎在那个时代里，知识已经贬值到不如上街卖红薯的地步，到处都是随便做些什么就发家致富的人。只是贬值如此的时候，有人发出世风日下、国将不国的哀叹。
此言流行过十年，逐渐被人遗忘。知识依然还是知识，杀猪刀与茶叶蛋里，没有站出几个能够上位的人物。倒是操手术刀的，靠“红包”致富者不计其数。不过，没有那些拿杀猪刀的与卖茶叶蛋的，也就冲不破计划经济时代观念的藩篱，手术刀还是不值钱，与杀猪刀相似。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此语流行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风格上看，颇有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风范。资本的精神说到底是一种冒险的精神，改革刚开始，谁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就连“投机倒把”这种完全不靠谱的罪名还堂而皇之的有一席之地的时候，从事商业活动需要的就远不是面对投资失败这么简单了，甚或还应该有坐牢的勇气。然而，突破体制禁区往往也能获得超出想象的回报。这是重涉商业社会的中国人最普遍的精神写照。
这句本来是表明民间勇气的话，几年之后变形为描述官商勾结的意思。“双轨制”的机制就需要足够的胆量把紧俏物资用批条的形式弄到手。权钱交易赤裸裸的表现让很多人吃的很饱，撑死的都是一小撮。
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
完整版大致是这样:吃饭基本靠请、抽烟基本靠送，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起于8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江南北传诵一时。当然，普通人是没有这个待遇的，这说的是当时掌握权力的官员。权力不但能满足人的统治欲，还是饭票、提款机、春药以及其他。
小姐、同志
语言的变迁如同阿米巴虫一样，本来是好意思的词，渐渐就有了新的代指。“小姐”一直到1949年以前都算是个好意思的词，然后，就在大陆成了“植物人”。上世纪80年代，随着街上流行红裙子以后“小姐”才猛然苏醒，醒了10年后就变成从事特种无烟行业从业人员的代称。此时，良家堕落，与发展同行。
“同志”一词80年代开始不甚流行死而不僵，在正式场合还是使用的。在世纪交替之际，庙堂上固然应用如故，民间话语就直指男性同性恋了。
今天你离婚了没有
此口头禅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风行于一时，进入新世纪以后渐渐无人如此问候了。社会流动性基本没有的时候，婚姻算是一种无奈的稳固。当流动性增强的时候，婚姻的变数也就加大。在社会观念还滞后的时候，总是听见婚变之类的信息，而惶惑中有些不安的情绪需要发泄出来，于是变成了这样的问候语。
幽默总是一种无奈。现在，见面基本上是说:“今天这位是上次我见的那个吗”。
中国可以说不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引爆了一种语言模式，什么都“说不”，还有“何以说不”、“怎么说不”、“要不要说不”，其根源是日本人写的一本书，叫做《日本可以说不》。
此书虽畅销一时，如今说到脑子进水的热血青年，总是拉出来批斗一下。当年攒写此书的几位作者，现在是否还在继续“说不”已不得而知。至少是有人开上宝马、有人潜心学问后到了被“说不”的国家。
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
“学雷锋”活动虽在改革开放之后保持了下来，却已江河日下。每年三月，残存的居委会或者其他什么就会出面组织大家来义务工作，从事的多是免费剃头以及打扫卫生。一般来说，到了四月就没人干这个了。每年一次的节目，把日子都过成了必须的桥段。现在，更流行的此类词语是“志愿者”。
新世纪之后，学雷锋也开始有风险。2007年，南京有个叫彭宇的小伙子做好事，搀扶了一位摔倒的老太太，结果被告上法庭，索赔数万元。学雷锋学到如此地步，情何以堪。当年冬天，江南大雪，南京多位老太摔倒街头，无人敢扶。
做人要厚道
这句话用普通话说出来没有喜剧效果，一定要用“川普”、也就是四川普通话作为念白。中国的老百姓其实一直都是挺厚道，未必需要总是强调这件事。
但此语风行，除了川普带来的喜剧效果外，乃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急于出位的人太多，而且往往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也就是借着别人的痛苦找到自己的幸福那种。比如说满嘴跑舌头的宋祖德大师，以及看到别人捐款少了就怒发冲冠的爱国人士，都应该每天对着镜子念上几遍这句话。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典出2004年电影《无间道》。黑帮电影有这么一句话就值得不朽。《小兵张嘎》有句台词说的是一个意思:别看你现在跳的欢，当心秋后拉清单。简洁直接虽不如此句，但意思肯定是一样。
这话的意思一旦进入民间的语序，自然也就被引申之。加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之类的古训，自然是深入人心。当然，细思量起来，要还的东西还真是不少。环境、人口，以及老百姓的血汗钱，最后总是要还的。
我是出来打酱油的
2008年初，“艳照门”事件出台，电视台出面进行采访，当问及某青年对此是怎么看时，他诧异曰:“关我什么事？我是出来打酱油的。”于是一语风行。
冷幽默之所以流行，是因为黑色幽默还有点悲剧色彩，正经幽默未免夸张太甚。足够冷的环境里，自然就有足够冷的幽默存在。围绕各种事件，总有不可言说的无力感，打酱油是一种现实主义——说不出来我就不说，然后用貌似不搭界的说法表明态度。此语被广泛应用在一些场合，有些人士在表态打酱油的同时，还顺便做几个俯卧撑。
孤云编
10亿人民9亿商，还有1亿待开张
改革初期，下海、经商风起云涌，几成全民皆商之势。这一口号尚有若干版本及衍生版本，比如“10亿人民9亿倒，还有1亿在寻找”，等等。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头，随便在路边摆个摊都有望成为“万元户”；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三令五申都阻止不了官员下海；那也是一个迷乱不已的时期，仅一“倒”字足以道破个中奥秘。财富那么让人陶醉，“投机倒把”的大盖帽却又如此冰冷。许多年后，“投机倒把罪”才从刑法中废除，而民众早就用脚投了反对票。“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一切就是这么简单。
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老大(工人)靠了边，老二(农民)分了田，老九(知识分子)上了天，不三不四赚了钱
改革自农村起步，农民和个体户乃市场化最早受益者。一时之间，“脑体倒挂”怨气冲天。“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亦出自此阶段。就此而言，标语成了改革初期一本“变天帐”，反映彼时社会阶层之变动。
然则彼一时此一时，如今该靠边的还靠边，分了田的(一部分)还被征了去，“不三不四”(个体户、民营企业)依然穿着小鞋蹒跚前行。
政府托市，企业圈钱
贯穿中国特色股市之始终也。中国股市肇始，便定位于为国企融资服务，其“政策市”特点异常鲜明。2000年，经济学家吴敬琏痛批股市黑幕，一语点醒梦中人。股市“赌场论”，顿时甚嚣尘上。时至今日，中国股市几轮牛熊，仍然难以摆脱先天基因，企业前赴后继圈钱，股民前赴后继入局。不无吊诡的是，只要股票大跌，便有企业、股民、学者异口同声吁请“救市”，莫非中国股市不是个“市场”，“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只是说说而已？
烂光不如卖光，卖光不如送光
国企改革之惨烈，于此可见一斑。整个国有企业改革史，从厂长负责制、承包制到卖光、送光，一言以蔽之，解套而已。时在90年代初，山东诸城市市委书记陈光一举卖掉全市272家国有(集体)企业，人称“陈卖光”。1996年，朱镕基赴诸城考察，直至离开，均无表态。随后，诸城经验得到肯定，“一卖就灵”流行神州。不同之处，就在于“卖给谁”而已——卖给经营者，美其名曰“MBO”；卖给民营资本，则曰“国退民进”。其最终结果，便是造就今日一批叱诧风云、风光无限的国有垄断企业。
要先把自己变成狼
入世后，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国际竞争？这就是2001年海尔张瑞敏给出的答案。“狼论”逻辑为，入世以后就是与狼共舞的时代，而我们不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因此要使自己先变成狼。果然，国内大大小小企业争先恐后扮演“狼外婆”，只是冲出国门厮杀者少，在国内市场上横冲直闯者多。于是乎，在一些有狼性而无人性的企业眼里，消费者成了可怜的羔羊。“狼与羔羊”的故事，前有“大头娃娃”今有“结石婴儿”，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
与国际接轨
8亿件衬衫换不回一架飞机
迄今为止对“中国制造”最为形象的概括。2005年5月，时任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曰:“中国只有卖出八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客。”意在平息欧盟贸易代表对中国出口纺织品的怨气。孰料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内引发激辩。“衬衫换飞机”式的经济发展路径，由此进入深层次反思阶段。低成本、低价格、低工资的“中国制造”还能走多远？这是当前中国必须面对的难题。
开发商只为富人造房
在赚钱赚到手软的房地产界，任志强是个异数。别人忙着闷声发大财，就他时不时煽风点火，巴不得老百姓群起而攻之。冷静对之，却也有几分道理。此言还有后半句，即“为穷人造房是政府的责任”。在一个市场化社会，此论言之有理:在开发商眼里，房子乃贵重商品，有钱者得之；不为富人造房而为穷人造房者，那是慈善家。问题是，国内房价畸高并非有钱人竞相购买(市场因素)所致，而是官商合谋的一个恶果。正因如此，房价高，百姓苦；跌，百姓亦苦。
莫之许编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文革结束同时伴随着意识形态的破灭，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彷徨，如潘晓的焦虑:“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
但在顾城这样的悲观主义者看来，黑夜并未过去，过往时代的阴影依旧笼罩在人们追寻光明的心灵之上。那些自以为可以站立起来宣称“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的人”，其实也不过在运用习惯黑暗的眼睛。当他们试图用个人英雄主义宣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时候，现实的世界里卑鄙依旧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高尚却是卑鄙者的通行者。
与顾城相比，北岛的激越显得苍白，也预示了文革后一代青年的虎头蛇尾。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高考改变的不仅是部分人的命运，而在于建立了垂直流动的可能，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知识改变命运”。高考的相对公平性，还为改革之初的社会变革的合法性提供了佐证。
但很快就有了“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知识受到了商业的挑战，到了今天，则是“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知识又受到了权力的凌辱。于此可见知识及其分子在中国的命运坎坷，也难怪中国一直高居海外留学生不回归排行榜的第一名，在海龟日渐成为海带的今天，这个第一名想必还将继续拿很多年吧。
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教条主义越猖狂，“摸着石头过河”之类的经验主义就越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样的论断，只有在反对极端教条主义如“两个凡是”的时候才能振振有词。“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样的实用主义也是一样，从好处来说，它帮助我们克服了教条主义，启动了社会发展，但从消极的意义上讲，它也隐藏着实用主义乃至功利主义的种子，指向一种根据结果事后衡量的成王败寇哲学。今日中国的种种社会现象和心理，其实也可从中看出一丝端倪。
打破大锅饭
大锅饭其实分两种，农村大锅饭对农民只有束缚，没有好处，所以一分就富，一包就灵。城里的大锅饭却给了不少人心理和现实的保障(尽管很低)，在农村打破大锅饭一呼百应，在城里却是阻力重重，很难打破。
到了1990年代，打破大锅饭往往是为了方便掌勺人私分大锅饭，这个时候，曾经让人欢欣鼓舞的改变，就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说成败，人生豪迈，谁也不愿意重头再来。
不过，也有没有打破的大锅饭，这些年还越发丰盛起来，那就是公务员和资源、能源、交通、通讯、文教等大型垄断国企和事业单位之类，难怪南开大学教授李炜光要说:“辛苦30年，一夜回到改革前。”
孔雀东南飞
上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自东南启动，四个特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分别对应港澳台和潮汕华侨，自此，东南犹如磁石，吸引各路资源，而人才更首当其冲。
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有人因此欢呼对外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全球化的普惠效应；持续的资源净流出，也拉大了地区差距，无论如何招商引资，无论怎样优惠政策，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于是有人哀叹“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是非暂且不论，人事已然隔膜，我本西部人，最大的感受就是昔日的同伴分居东西，不消数年，已难寻共同的经验和话语，这种隔膜，其实比可以用数据衡量的差距，更让人惊心。
过把瘾就死
个性的释放往往开始于最基本的欲望，1980年代知识分子倡导的个性解放，到1990年代经济浪潮中的享乐主义，有着起承转合的自然顺序。尤其在一个曾经张扬过禁欲主义，又刚踏上现代化起飞期的社会里，自然欲望的膨胀成为某种图腾，并不足为奇。
跟着感觉走、潇洒走一回、过把瘾就死次第流行，反映出以自然欲望为主要动力的时代特征，知识分子哀叹人文精神的衰落，未几也加入到了这场全民的狂欢中来，“活得就是心跳”，不知道在股市高台跳水，房价面临下调的今天，人们是否还有这样的豪情。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
改革就是用权力改变既得利益格局，以实现有利于某种目标的变迁。但权力的运用，也可以产生新的利益格局。进入1990年代后期，新的利益格局日渐形成，“看的见的脚”，一把踩住了“看不见的手”。
在网络那端，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互联网时代到来后，温柔的匿名可以造就浪漫的网恋，凶猛的匿名则能够制造刻骨的伤害，回顾互联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更多的是温情脉脉，是一个个聊天室和BBS上准熟人社会式的交往，后来，才有了芙蓉姐姐的超级S，才有了木子美的遗情书……再后来，才有了网络游戏，有了同城约会，有了雷词，有了视频……而在这个动物凶猛的人肉搜索年代，王石会被匿名减二，大师会从此含泪……
究竟是互联网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互联网，其实是一个很难立刻找到答案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几乎所有人都曾经匿名发言，正如几乎所有游戏玩家都有小号一样。
谁动了我的奶酪
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给了正在茁壮成长的新兴白领阶层第一次教训，也催红了《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本小书。流动性颇大的都市白领等新兴社会阶层，是近年来突出的社会现象，尤其在文化消费领域，这个群体起着主导的作用，但是，新兴阶层也就意味着尚没有确定的位置，和明确的意识，一切都有待塑造。
世界是平的
不过，2008年的一系列事件则显示，许多中国人认同的或许仅仅是做生意的自由，而不是更深入地交流融入的自由。这一微妙区别的显现，使得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数，无论是外部世界对中国未来的疑虑，还是中国队外部干预的敏感，都隐含着相当的不信任。
当然，目前对平坦世界的最大挑战，还是因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陶短房编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
到了今天，智商在常人以上的，均不可能否认这样的一个论点，何止社会主义，任何主义若想有说服力，都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力，吃不饱，穿不暖，何来说服力？但在1980年4、5月间，敢于理直气壮大谈首先发展生产，需要莫大的勇气。因为“白专道路”、“惟生产力论”的大帽子余威犹在。此前历次政治运动谈“抓革命”风险小，讲“促生产”风险大，更让人们三缄其。邓小平在此时登高一呼，大谈“社会主义应该发展得更快”，让“红”和“专”、“革命”与“生产”的交锋无疾而终，人们终于可以跳出“革命与否”的框框，认真思考一个原本再简单不过的问题:经济长期停滞，究竟叫不叫社会主义？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始于1986年底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争论，最终由争论演变成群体事件，并直接影响到上层领导班子的结构和安排。自此次事件以后，“旗帜鲜明”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成为亿万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两个固定词组，并在几年后得到强化，在1986年后的5、6年里，这一概念被不同的人多次使用，以反驳某些要求加快改革步伐的声音。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这一概念逐渐进入尘封状态，80后、90后的青年恐怕都不知这句话的个中含义了。
姓资还是姓社
这个问题历史悠久，几乎贯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历次大小政治风波，但在1980年，不解决这个问题，经济改革便裹足不前，因为大到卖工厂，小到卖鸡蛋，都可能被“姓资姓社”堵得动弹不得。对此邓小平一句“不争论”，一对“白猫黑猫”让问题不解而解。80、90年代之交，“姓资姓社”又被一些人捧出来质疑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路，一度甚至令人畏言改革二字。由此，引发30年来第二次改革大论争。直到邓小平南巡，以“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将经济改革从“姓资姓社”争论中解脱出来，这个问题才很快被边缘化，但直到今日，仍有人不时将这个问题精心包装之后，以各种名目抛售出来，考验各方各面的智商。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始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并以“十七大”写入党章盖棺定论。长期以来，“宁左勿右”成为上上下下趋利避祸的共识和经验之谈，仿佛只要“左”，哪怕出了天大的问题也是能力问题，倘若“右”，即使芝麻绿豆的事情也可能被上纲上线为原则问题、敌我矛盾。30年改革开放，和“左”的思想的斗争始终是最艰巨的思想交锋。在最初的10年里，宁左勿右的惯性仍广有市场，直到“南巡”定调，党章拍板，改革基调，方才成局。然而极左思潮同样与时俱进，并和“民族主义”、“左愤”联姻，以更时尚的面目出现，在年轻人中仍有相当影响力，“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句话，至今仍无过时之虞。
该不该让民营企业家入党
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纲领和路线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它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从而为民营企业家入党作出理论上肯定的解答。然而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否应该允许“资本家”入党，自那时至今，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在社会较为安定、经济势头良好时，这一争论通常会显得波澜不兴。
对日新思维
日资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靖国神社事件”、“教科书事件”、“钓鱼岛事件”和“春晓事件”等一系列历史争论的加剧，中日关系陷入长期“政冷经热”，并一直僵持不下。近年来一些人士提出“对日新思维”，主张“向前看”，将发展两国未来关系当作讨论的主线，而不必执着于争论历史问题。目前的态势是，在两国关系近期发展进程中，“新思维”所主张的一些事似乎正在实现，但在言语交锋中，反对“新思维”的声调却在气势上占据了明显的上风。
民营企业家有没有原罪
汪洋任重庆市委书记时提出“胎记说”，主张最大限度谅解民营企业家的“原罪”，但反对的声音同样强烈。由于近年来国资企业的再度坐大，以及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中出现的、相对更引入瞩目的问题，“民营企业家原罪”的争论虽未平息，但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似大不如前几年。
经济学家为谁代言
国企改革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
2004年国企股份制改革全面推开，当年8月9日，经济学家郎咸平提出“国企改革盛宴说”，对国企改革方向提出质疑，而这一质疑最终演变为对“要不要改革”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由于改革进程中出现诸多社会问题，引起不少意见和不满，“盛宴说”的不少论据得到诸多共鸣，但更多人则尖锐反对借“盛宴说”否定改革总体路线，并针锋相对地提出“改革不进则退”的口号。
这一争论以2006年3月6日胡锦涛“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而告一段落，但改革过程中必将伴随各种副作用，类似“盛宴说”的质疑声音，就仍能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得到社会部分阶层、成员的共鸣。
潘采夫编
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
——语出1980年电影剧本《苦恋》，拍成电影后改名《太阳和人》。电影中女儿对归侨爸爸发出如上质问。《苦恋》引发了一场批判，令人误以为文革风又来，尤其这句话，成为攻击的靶子，因为它喻示着，屡遭劫难的脑袋开始开始思考了。时至今日，此言不再专属于知识分子，它成为一切受伤者的内心追问，和被抛弃者的“自怨自艾”。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语出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北岛名作《回答》，说出了一代青年的迷惘与愤怒，并以形式美成为流传不衰的“格言”。同一首诗里，有流行度稍小但更有力量的一句，“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还只是老一辈的“国家怨妇”之语，“卑鄙”一出，代表文革后一代青年闪亮登场，并大声说出自己的独立判断与怀疑。在“不再相信”的咒语中，一个旧世界的轰然倒塌。
今日，此语已成为对一切不堪的世道的赠言，并成为所有悲壮者的精神武器，但同时也开始走向庸俗。通行证越来越多，墓志铭日渐稀少。地震中的范跑跑领取了通行证，但同时又被书写了墓志铭，这个世界有点乱。
如今，曾经的愤怒诗人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赔率中沉浮，那一代人，正一边念着咒语，一边走向坟墓或者通途。
跟着感觉走
——语出台湾歌手苏芮专辑《台北东京》，1989年春节联欢晚会传至内地，随即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言。“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象风一样自由。”准确命中了那一年的社会情绪脉搏，道出了遍地迷惘、浮躁与不安。
“跟着感觉走”，它的虚无与玩世不恭，使它既成为八十年代末的末世情绪的代言，同时成为九十年代初无所皈依的写照。
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纷纷回到书斋，不将军也不再拱卒，李泽厚预言了“思想家淡出”，老百姓看《渴望》听“好人一生平安”，年轻人要“投入地爱一次忘了自己”，都在跟着感觉走。只有熊猫盼盼，投入地招呼着人们捐款买国库券。
丑陋的中国人
——语出台湾作家柏杨著作书名，柏杨1968年因大力水手事件入国民党黑牢，《丑陋的中国人》1985年进入内地。“丑陋的中国人”中提出了中国文化“酱缸说”，立即与鲁迅的“吃人说”、李宗吾的“厚黑学”一起，成为最为流行的文化语录。
令人唏嘘的是，柏杨提出的是一个魔咒。这句从“丑陋的日本人”抄来的语词，终于在东土大唐找到了的土壤。在黑砖窑、凉山童工、瓮安、三鹿奶粉等诸多惨剧、悲剧、丑剧中，“丑陋的中国人”被一次次抬出来，立此存照。难道，我们永远逃不脱柏杨？
但这句话的短板在于，它把问题主要归结于文化与国民性，对任何问题，都是一句顶一万句，国民性是一切之根源，反而掩盖了问题。
柏杨还有句语录，“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我是流氓我怕谁
——来自作家王朔。王朔说过很多语录，如“我是你爸爸”“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但都可归入“我是流氓我怕谁之列”。王朔也因这句话成为痞子文学首席代表，也有人称之大师。
王朔的人民性在于，对知识分子拼命嘲弄，对大众文化拼命迎合。王朔的姿态激怒了知识分子，这也成为“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大背景之一。
但人民真的喜欢王朔，不因他痞子姿态，而是他对旧意识形态、对伪知识分子、对假真善美的调侃与嘲弄。北岛带着愤怒，而王朔是笑嘻嘻地说出了那句“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只不过加了一句“我他妈的”。
但王朔的悲剧在于，他的精神内核是批判，但当他走入九十年代大众文化的人群，人们却只吃了“流氓”的糖衣，而把炮弹抛还给他。所以王朔开始愤怒，成了一个知识分子。
好人一生平安
——来自电视剧《渴望》。那个年代，人民刚刚受了委屈。那个年代最流行的，一个是《红太阳》歌曲，一个就是《渴望》。司机在汽车内挂两种平安符，一个是戴着八角帽的毛主席，一个是“好人一生平安”。
这句话表达了九十年代初的人们的某种愿望。当一个好人，不招谁也不惹谁，但也不管谁，就能够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好人好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千年来最大的谎言，所以人们对此深信不疑。
其实，关汉卿早已让窦娥唱出答案，“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只是人们从来讨厌真相。所以何勇在《钟鼓楼》里唱，“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语出学者陈寅恪。上世纪初王国维沉湖，陈寅恪在墓志铭中写下此语，从此成为知识分子的“第一宇宙定律”。
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成为流行，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们争论胡适，争论鲁迅，怀念陈寅恪，愧对顾准，痛惜王小波，都是为了这短短十个字。在过去十几年里，顾准以拆下肋骨当火把、王小波以“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陈寅恪以坚守独立人格，而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偶像。
人们怀念什么，恰好说明了它们缺少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这个世道实行越发艰辛，但在众声喧哗里，有这样一句话的位置，火把就永远不会熄灭，就永远会有对独立思想，对有趣人生的顽强追求。
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
——来自2005年超级女声主题歌。那一年的8月，一个女孩子由上百万张选票，成为中国第一个超级流行偶像。
超级女声是十年来最重要的娱乐事件。专制总是制造英雄，一次盛大但普通的娱乐选秀，因为权力的介入与压制，而被知识分子称为一次娱乐革命，一次民主实践。一次次投票淘汰，也被升华为民意表达的大规模演习。年轻人展示了它们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家乐福、火炬、地震中被反复展示，它们是中国的新势力。
“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当老歌唱家为支持遭禁的超级女声，而颤抖着哼起这首歌，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作《马赛曲》。
孔子是条丧家狗。
——来自学者李零《丧家狗》。近年来传统文化复兴成了大工程，公祭孔子、祭炎黄二帝，儒学奔着国教而去，电视明星登坛讲孔子，孔子学院泽四海。千年之后，孔子又从老二成了帝师，这样的遭遇，几百年总要遇到一次。
一个叫李零的学者路见不平，指出孔子是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顿时引发恶仗，各路人物粉墨登场，将孔子推到高潮。
孔子热的背后，是传统文化复兴，是软实力，是大国崛起。孔子所代言的君君臣臣、孝治天下等品牌，经过装修粉刷，被寄以厚望，期待焕发出新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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